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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死中，去看生”，这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生前留下的一句名言。战国时代的列子与当代的史铁生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倘若来一番“穿越时空”，那么，两者的生死观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先说说列子的生死观。列子是与老庄并列归入道家流派的。有学者认为，“《列子》除了第一篇《天瑞》的前半部分着眼于对本体论的阐发之外，从第一篇后半部分直到全书末尾，都是对生死理论的表述”，可见生死观在列子思想中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实，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生死观，见智见仁，众说纷纭。
列子是以一套“元气化生”的理论来诠释人的生死。他认为：“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人的生命由阴阳二气和合而成，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死乃是这种变化的终极——气之聚散而归于寂灭。列子还明确地将人的“元气化生”即生命分为四个阶段：“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死亡也，则（气）之于息焉”，向至虚本体回归，获得另一意义的永恒的“生命”，这可说是“物质不灭”的另类说法。
列子从多个角度阐述了“身即是幻，而生者必终”的生死观，旨在打消世人对生的过度眷恋和对死的极度恐惧。一部《列子》的基本思路，我认为就是：从“群有以至虚为宗”的本体论命题出发，经由对认识手段的反思达到对“生实暂来，死实暂往”和“死则返其极矣”的服膺，从而祛除困惑和惧慌，坦然地接受死亡。设若一个人没有恋生怕死的奢望，那他就能从容地做到“达生乐死”，有生之年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史铁生堪称列子“达生乐死”理念的当代传承者和实践者。史铁生短暂的一生，命途多舛：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21岁生日当天住进医院，从此再也没有能站起来。1981年患了严重的肾病，手术后只留下一个受损的右肾。躯体的千疮百孔给史铁生的内心带来极大痛苦，写作成为他精神苦闷的唯一宣泄——以一种文学的诗化手法和自我宽慰的心态去面对苦难和困境。在长达近40年与疾病相搏的时间里，史铁生似乎承担了整整一代人的苦难，但他没有抱怨，没有消沉，更没有绝望；相反，他正确地认清了生与死的本质，用一种“神性”的眼光打量着外界“赐予”他的沉重苦难。他甚至极而言之：“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
似乎没有资料说明史铁生生前对列子及其思想有何评说，但人们还是可以清晰地体悟到在他的思绪潜流中不时激起“达生乐死”的浪花。史鐵生虽说病魔缠身，常受生活的重轭，但他明言：“我不想用活着的压抑来换取身后的余名。”他温情脉脉地将目光投向人类永恒的美好——爱，并把它视为“站在死中，去看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他爱含辛茹苦的母亲，爱和睦相处的邻里，爱昔日共同求知的同窗，爱在战天斗地中结下情谊的战友，爱给他莞尔一笑的路人，爱有志向的年轻人，甚至对小生灵也充满爱怜之情。一个饱受残疾之苦、随时会与“死神”相遇的人却如此渴求爱、祝福爱，并且以非凡的视角阐释爱，这需要何等的情怀，何等的哲思！史铁生清醒地意识到死的必然和生的痛苦，但在“爱”的支撑下，把这一切都诗化并赋予其生命的神性涵义——将生命寓于过程的哲理性思考，同时还有着对精神世界彼岸的殷切期待，委实是其心灵的一种诉求。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以生克死，向死而生”是近代以来现代科学赋予现代人的生存理念，其实这是“井蛙之论”，至少他们罔顾中国传统文化，没能涉猎和认同列子。毋庸讳言，我国长期“乐感”文化的积淀使得人们的哲学视野难以顾及“死”这样具有一定深度的话题，即便偶尔言之，也多为诸如“不知生，焉知死”之类的遁词，但列子则不然。而当代的史铁生更是以其作品粘附着他对生死问题的无限追问和诘疑，其成名作《我与地坛》中云：“我常会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想的结论是什么呢？且听：“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我与地坛》）；“我有时候倒是怕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可我为什么还想活呢？因为你还想得到点什么，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得到点什么”（《秋天的怀念》）；“无论生死，都是一条无始无终地追求完美的路”（《昼信基督夜信佛》）；至于那部长篇未竟稿《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读者不仅能够感受史铁生面对生存与死亡，尤其是死亡时的坦然，更会为其“用生命写作”的热情而动容。——这些充满良知和睿智的论述几乎可以解读为列子“生实暂来，死实暂往”的现代版。
美国耶鲁大学哲学教授Simon Critchley曾花了半年时间，结集古往今来190位哲人的死亡故事，编成《哲人其萎》一书，他们在死亡之际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淡定与从容。遗憾的是，此书没能将我国的列子和史铁生编入。“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就能无视一切束缚和强制。”（蒙田语）在我看来，列子和史铁生无疑已然臻于这一令人歆慕的人生佳境。
【童 玲/图】
先说说列子的生死观。列子是与老庄并列归入道家流派的。有学者认为，“《列子》除了第一篇《天瑞》的前半部分着眼于对本体论的阐发之外，从第一篇后半部分直到全书末尾，都是对生死理论的表述”，可见生死观在列子思想中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实，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生死观，见智见仁，众说纷纭。
列子是以一套“元气化生”的理论来诠释人的生死。他认为：“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人的生命由阴阳二气和合而成，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死乃是这种变化的终极——气之聚散而归于寂灭。列子还明确地将人的“元气化生”即生命分为四个阶段：“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死亡也，则（气）之于息焉”，向至虚本体回归，获得另一意义的永恒的“生命”，这可说是“物质不灭”的另类说法。
列子从多个角度阐述了“身即是幻，而生者必终”的生死观，旨在打消世人对生的过度眷恋和对死的极度恐惧。一部《列子》的基本思路，我认为就是：从“群有以至虚为宗”的本体论命题出发，经由对认识手段的反思达到对“生实暂来，死实暂往”和“死则返其极矣”的服膺，从而祛除困惑和惧慌，坦然地接受死亡。设若一个人没有恋生怕死的奢望，那他就能从容地做到“达生乐死”，有生之年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史铁生堪称列子“达生乐死”理念的当代传承者和实践者。史铁生短暂的一生，命途多舛：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21岁生日当天住进医院，从此再也没有能站起来。1981年患了严重的肾病，手术后只留下一个受损的右肾。躯体的千疮百孔给史铁生的内心带来极大痛苦，写作成为他精神苦闷的唯一宣泄——以一种文学的诗化手法和自我宽慰的心态去面对苦难和困境。在长达近40年与疾病相搏的时间里，史铁生似乎承担了整整一代人的苦难，但他没有抱怨，没有消沉，更没有绝望；相反，他正确地认清了生与死的本质，用一种“神性”的眼光打量着外界“赐予”他的沉重苦难。他甚至极而言之：“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
似乎没有资料说明史铁生生前对列子及其思想有何评说，但人们还是可以清晰地体悟到在他的思绪潜流中不时激起“达生乐死”的浪花。史鐵生虽说病魔缠身，常受生活的重轭，但他明言：“我不想用活着的压抑来换取身后的余名。”他温情脉脉地将目光投向人类永恒的美好——爱，并把它视为“站在死中，去看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他爱含辛茹苦的母亲，爱和睦相处的邻里，爱昔日共同求知的同窗，爱在战天斗地中结下情谊的战友，爱给他莞尔一笑的路人，爱有志向的年轻人，甚至对小生灵也充满爱怜之情。一个饱受残疾之苦、随时会与“死神”相遇的人却如此渴求爱、祝福爱，并且以非凡的视角阐释爱，这需要何等的情怀，何等的哲思！史铁生清醒地意识到死的必然和生的痛苦，但在“爱”的支撑下，把这一切都诗化并赋予其生命的神性涵义——将生命寓于过程的哲理性思考，同时还有着对精神世界彼岸的殷切期待，委实是其心灵的一种诉求。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以生克死，向死而生”是近代以来现代科学赋予现代人的生存理念，其实这是“井蛙之论”，至少他们罔顾中国传统文化，没能涉猎和认同列子。毋庸讳言，我国长期“乐感”文化的积淀使得人们的哲学视野难以顾及“死”这样具有一定深度的话题，即便偶尔言之，也多为诸如“不知生，焉知死”之类的遁词，但列子则不然。而当代的史铁生更是以其作品粘附着他对生死问题的无限追问和诘疑，其成名作《我与地坛》中云：“我常会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想的结论是什么呢？且听：“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我与地坛》）；“我有时候倒是怕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可我为什么还想活呢？因为你还想得到点什么，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得到点什么”（《秋天的怀念》）；“无论生死，都是一条无始无终地追求完美的路”（《昼信基督夜信佛》）；至于那部长篇未竟稿《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读者不仅能够感受史铁生面对生存与死亡，尤其是死亡时的坦然，更会为其“用生命写作”的热情而动容。——这些充满良知和睿智的论述几乎可以解读为列子“生实暂来，死实暂往”的现代版。
美国耶鲁大学哲学教授Simon Critchley曾花了半年时间，结集古往今来190位哲人的死亡故事，编成《哲人其萎》一书，他们在死亡之际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淡定与从容。遗憾的是，此书没能将我国的列子和史铁生编入。“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就能无视一切束缚和强制。”（蒙田语）在我看来，列子和史铁生无疑已然臻于这一令人歆慕的人生佳境。
【童 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