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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遇袭的丹羽其实是日本政坛少有的“知华派”。
刚刚离任的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中国受足了“夹板气”。
“如果东京都要购买钓鱼岛，可能日中关系面临着重大危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丹羽这样说，结果引发了包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内的日本右翼人士的不满，他们评价说“丹羽没有资格担任驻华大使”、“他是哪国人的大使”，日本《产经新闻》也在社论中批评丹羽的发言，并要求替换大使。
另一方面，8月27日，丹羽乘坐的车辆在北京市内遇袭，两名中国男子逼停车辆后，抢走了车上的日本国旗。
日本国内右翼和中国一些民粹主义者显然都不喜欢丹羽宇一郎。但对于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日本人来说，丹羽的发言并没有什么错，因为中日关系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2012年6月18日，北京一本针对在华日本人发行的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经过调查，在华日企员工间并没有批判丹羽的声音。由于中日两国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两国关系的发展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经济界人士都支持丹羽的发言。
商人出身的外交官
丹羽宇一郎可以说是一个另类的外交官，他原来是伊藤忠公司的总经理，比职业外交官更理解经济界人士的心情。
但在日本国内，近期丹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批评来自各方面。日本外务省也公开批评他，说：“丹羽的发言不是日本政府的看法，而是丹羽个人的看法。”确实，作为一个大使，在公共场合，特别是受到媒体采访时不应发表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但是，民主党政府任命商人丹羽出任大使的初衷，就是为了给日本政坛带来同以往不一样的东西。
任用丹羽是民主党要推进的“政治主导”路线的象征，民主党希望在外交领域也竭力排除官僚的影响力。所谓官僚，就是指日本的高级公务员。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丰厚的报酬，负责处理政府中一切需要“技术”的工作，而民选的政治家，包括首相，实际上只能从方针政策上来指引这些官僚。官僚们旱涝保收，而政治家一旦在选举中下台，立刻回归普通人。
自民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与官僚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利用官僚的知识和经验来制定政策。但是，由于二者之间长期保持着密切关系，渐渐形成了利益集团，它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就不免背离了国民的利益。因此，当民主党还是在野党时，就一直批判自民党依靠官僚的政治，高举“政治主导”的旗帜。
所以在民主党上台之后，在外交这样需要专业素养的领域，也探索着任用非外交官出身的人才。其实，让非外交系统的官僚担任大使并非民主党首创，自民党执政时期也实行过。但是，当时任用非外交官出任大使的目的地都是非洲的小国，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大使还都是从职业外交官中选拔。向这些重要国家派遣“业余大使”，可以说是民主党的大胆尝试，有官员透露，民主党也曾考虑过从非外交宫中选拔驻美大使，但最后还是任命了藤崎一郎。
民主党任用非外交官的最大目的，无非是希望能用民间人士的想法处理对外关系。官僚一般重视长期坚持的惯例，不敢破坏规则提出新政策。因此，民主党在“政治主导”的理念下，希望改革这些弊端。任用丹羽，就是这个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丹羽曾肩负着中日友好的希望
2009年。民主党在日本实现政权替换时，实行的是重视亚洲的政策，鸠山由纪夫和其他民主党人士认为，需要一个了解中国的人担任大使。在鸠山任首相的不足9个月时间里，担任外务大臣的冈田克也对中国也有一定的了解，早在担任党代表时期，他就提出过重视中国的政策。由于之前自民党长期执政，日本外务省的主流派系是欧美问题的专家，相对来说缺乏具有担任中国大使能力的专家。民主党亟需了解中国的人才，于是鸠山和冈田就开始讨论是否让丹羽出任驻华大使。
伊藤忠公司早在1980年就在北京开设了事务所，旗下的伊藤洋华堂商场遍布中国各地。丹羽宇一郎同中国政府一直有很深的联系，比较了解中国，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是“中国威胁论”的支持者，而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作机遇。因此，民主党政府决定任用他时，外务大臣冈田说过，“驻日美国大使罗斯原来是律师，没有外交经验，但是他能出色地完成工作，这表明派往重要国家的外交官不一定非要是官僚，”他对丹羽的工作能力充满了期待。
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经常可以听到“政冷经热”一词。民主党上台初期，中日关系有所改善，但是，政治上还处于脆弱阶段，很难说两国之间存在着相互信任。但中日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为了发展日本经济，需要比较廉价的中国产品，而中国在快速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需要对日贸易。
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尽管没有明确地提出东亚共同体的具体内容，但是鸠山在2009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在亚洲实现统一货币的构想。发展中日之间的经济外交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丹羽出任驻华大使的时候指出：“今后的日本应该搞好对中国关系，中日自由贸易协定一定要缔结。”
丹羽一直反对“中国的发展是日本的威胁”的看法，他在2010年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文章指出，如果中日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加快人才、货物和资金的流动，具有高技术水平的日本企业容易进入中国市场，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
此时，丹羽被视为发展中日两国经济外交的人才，得到了全民主党的支持。
出师不利，时不予人
但在丹羽担任驻华大使之前，中日两国之间已经面临着历史问题以及领土问题等敏感的政治问题，处理这些问题需要专业知识以及外交经验，因此，日本外务省对这样人事调动感到不安。
2010年6月8目，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社论指出，目前维护日本的主权以及安全保障才是最重要的课题：“大使应说明，中国海军实力的扩张会损害中日关系，并增加日本对中国的不信任。”社论怀疑丹羽在处理中日之间敏感问题时的能力，指出经济界人士往往优先处理经济问题：“我们怀疑，这种人是否适合担任驻华大使。”
作为回应，丹羽在2010年7月6日的演讲中说，中日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但是他本人一向认为，该说的事情就说，也强调一直在坚持日本政府的政策方针。 回顾丹羽在中国两年多的任期，他取得了哪些收获吗?答案可能让人沮丧。这两年，领土争端成为中日关系的主线，丹羽忙于处理这些问题，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上任之前曾提出，要到中国各地去演讲，努力改变中国人的对日本的印象，让人们了解一个真正的日本。但是，他刚赴任，就发生了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此时，民主党缺乏执政经验的一面充分显露出来，在“政治主导”的理念下，民主党试图排除官僚的力量，却无法处理国际关系这样需要专业知识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难以恢复。缺乏外交经验的丹羽不过是代人受过。受到这些来自外部的影响，丹羽的外交陷入了困境。
除了这些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也束缚住了他的手脚。丹羽在赴任之前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指出，日本的官僚能力是一流的，应好好利用他们，表示会充分利用外交系统的公务员，让他们来为自己服务。
但是，后来丹羽却同这些官僚陷入僵局。
2012年8月8日，日本《周刊现代》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丹羽来到中国后，启动了驻华日本大使馆的改革，竭力减少多余的会议以及经费。此前，日本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豪华生活在外交圈子中很有名，其实这是日本方面收集情报与资料的有效手段。习惯于从前惯例的外交官僚当然会反对他所提出的改革。国家机关与私人企业对费用的概念不同，私人企业追求商业利益，为了获得利益，希望减少经费，而国家机关则不太考虑这一点，认为经费多多益善，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钱。
因此，商人丹羽与外交官僚之间发生了分歧。这种现象也是鸠山时期民主党政府的“政治主导”在全国各地遇到麻烦的典型事例。鸠山内阁竭力减少行政经费，但是各地各部门官僚强烈反对，政策执行频频遇到挫折。可以说，丹羽在驻华使馆的问题，是民主党路线不成熟的体现。
另外，丹羽还受到了民主党执政路线转变的影响。鸠山下台后，菅直人、前原诚司以及野田佳彦等反对小泽一郎的政治家成为主流，外务大臣从任用丹羽的冈田换成了对中国态度强硬的前原诚司，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从重视亚洲转变为重视日美关系。在这样情况下，作为亲中派的丹羽更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甚至可能感到孤独。因此，根据《周刊现代》报道，民主党议员访问中国的时候，丹羽甚至在议员面前公开批判民主党的外交政策。
被孤立的大使
丹羽担任大使的两年，工作上不断遇到麻烦。民主党提出任用社会人士担任大使，本来想法是推进外交官之间的竞争，提高日本的外交力量。但是，民主党自己没有充分准备好国内外政策，很多政策都不完善，就像当初的“政治主导”口号一样。
2012年8月22日的《朝日新闻》社论指出，人们对非外交官大使有着很高的期待，希望他们发挥与职业外交官不同的作用。遗憾的是，民主党政府没有充分地支持丹羽的工作。正如社论说，这两年丹羽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受到民主党政府路线转变的影响，陷入了难以发挥作用的局面。
目前，在日本国内，民主党政府已经回到以前的路线，充分利用官僚的力量处理一些政策问题，不再提“政治主导”。民主党政府决定在今年9月让西宫伸一替换丹羽任驻华大使，西宫此前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外务审议官，为职业外交官。
在中日关系面临问题，需要建立对话渠道的当下，充分利用外交部门的官僚没有错。但是，民主党当年正是凭借着重视亚洲以及政治主导这两项政策主张才击败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而上台的，之后，民主党政府并没有提出相应的改革内容，也没有长期发展战略，反倒走回了老路，让人看不出同自民党有什么区别。在这样的背景下，丹羽成为“被孤立的大使”，悲情的命运已经注定。
刚刚离任的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中国受足了“夹板气”。
“如果东京都要购买钓鱼岛，可能日中关系面临着重大危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丹羽这样说，结果引发了包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内的日本右翼人士的不满，他们评价说“丹羽没有资格担任驻华大使”、“他是哪国人的大使”，日本《产经新闻》也在社论中批评丹羽的发言，并要求替换大使。
另一方面，8月27日，丹羽乘坐的车辆在北京市内遇袭，两名中国男子逼停车辆后，抢走了车上的日本国旗。
日本国内右翼和中国一些民粹主义者显然都不喜欢丹羽宇一郎。但对于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日本人来说，丹羽的发言并没有什么错，因为中日关系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2012年6月18日，北京一本针对在华日本人发行的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经过调查，在华日企员工间并没有批判丹羽的声音。由于中日两国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两国关系的发展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经济界人士都支持丹羽的发言。
商人出身的外交官
丹羽宇一郎可以说是一个另类的外交官，他原来是伊藤忠公司的总经理，比职业外交官更理解经济界人士的心情。
但在日本国内，近期丹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批评来自各方面。日本外务省也公开批评他，说：“丹羽的发言不是日本政府的看法，而是丹羽个人的看法。”确实，作为一个大使，在公共场合，特别是受到媒体采访时不应发表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但是，民主党政府任命商人丹羽出任大使的初衷，就是为了给日本政坛带来同以往不一样的东西。
任用丹羽是民主党要推进的“政治主导”路线的象征，民主党希望在外交领域也竭力排除官僚的影响力。所谓官僚，就是指日本的高级公务员。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丰厚的报酬，负责处理政府中一切需要“技术”的工作，而民选的政治家，包括首相，实际上只能从方针政策上来指引这些官僚。官僚们旱涝保收，而政治家一旦在选举中下台，立刻回归普通人。
自民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与官僚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利用官僚的知识和经验来制定政策。但是，由于二者之间长期保持着密切关系，渐渐形成了利益集团，它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就不免背离了国民的利益。因此，当民主党还是在野党时，就一直批判自民党依靠官僚的政治，高举“政治主导”的旗帜。
所以在民主党上台之后，在外交这样需要专业素养的领域，也探索着任用非外交官出身的人才。其实，让非外交系统的官僚担任大使并非民主党首创，自民党执政时期也实行过。但是，当时任用非外交官出任大使的目的地都是非洲的小国，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大使还都是从职业外交官中选拔。向这些重要国家派遣“业余大使”，可以说是民主党的大胆尝试，有官员透露，民主党也曾考虑过从非外交宫中选拔驻美大使，但最后还是任命了藤崎一郎。
民主党任用非外交官的最大目的，无非是希望能用民间人士的想法处理对外关系。官僚一般重视长期坚持的惯例，不敢破坏规则提出新政策。因此，民主党在“政治主导”的理念下，希望改革这些弊端。任用丹羽，就是这个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丹羽曾肩负着中日友好的希望
2009年。民主党在日本实现政权替换时，实行的是重视亚洲的政策，鸠山由纪夫和其他民主党人士认为，需要一个了解中国的人担任大使。在鸠山任首相的不足9个月时间里，担任外务大臣的冈田克也对中国也有一定的了解，早在担任党代表时期，他就提出过重视中国的政策。由于之前自民党长期执政，日本外务省的主流派系是欧美问题的专家，相对来说缺乏具有担任中国大使能力的专家。民主党亟需了解中国的人才，于是鸠山和冈田就开始讨论是否让丹羽出任驻华大使。
伊藤忠公司早在1980年就在北京开设了事务所，旗下的伊藤洋华堂商场遍布中国各地。丹羽宇一郎同中国政府一直有很深的联系，比较了解中国，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是“中国威胁论”的支持者，而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作机遇。因此，民主党政府决定任用他时，外务大臣冈田说过，“驻日美国大使罗斯原来是律师，没有外交经验，但是他能出色地完成工作，这表明派往重要国家的外交官不一定非要是官僚，”他对丹羽的工作能力充满了期待。
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经常可以听到“政冷经热”一词。民主党上台初期，中日关系有所改善，但是，政治上还处于脆弱阶段，很难说两国之间存在着相互信任。但中日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为了发展日本经济，需要比较廉价的中国产品，而中国在快速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需要对日贸易。
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尽管没有明确地提出东亚共同体的具体内容，但是鸠山在2009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在亚洲实现统一货币的构想。发展中日之间的经济外交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丹羽出任驻华大使的时候指出：“今后的日本应该搞好对中国关系，中日自由贸易协定一定要缔结。”
丹羽一直反对“中国的发展是日本的威胁”的看法，他在2010年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文章指出，如果中日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加快人才、货物和资金的流动，具有高技术水平的日本企业容易进入中国市场，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
此时，丹羽被视为发展中日两国经济外交的人才，得到了全民主党的支持。
出师不利，时不予人
但在丹羽担任驻华大使之前，中日两国之间已经面临着历史问题以及领土问题等敏感的政治问题，处理这些问题需要专业知识以及外交经验，因此，日本外务省对这样人事调动感到不安。
2010年6月8目，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社论指出，目前维护日本的主权以及安全保障才是最重要的课题：“大使应说明，中国海军实力的扩张会损害中日关系，并增加日本对中国的不信任。”社论怀疑丹羽在处理中日之间敏感问题时的能力，指出经济界人士往往优先处理经济问题：“我们怀疑，这种人是否适合担任驻华大使。”
作为回应，丹羽在2010年7月6日的演讲中说，中日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但是他本人一向认为，该说的事情就说，也强调一直在坚持日本政府的政策方针。 回顾丹羽在中国两年多的任期，他取得了哪些收获吗?答案可能让人沮丧。这两年，领土争端成为中日关系的主线，丹羽忙于处理这些问题，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上任之前曾提出，要到中国各地去演讲，努力改变中国人的对日本的印象，让人们了解一个真正的日本。但是，他刚赴任，就发生了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此时，民主党缺乏执政经验的一面充分显露出来，在“政治主导”的理念下，民主党试图排除官僚的力量，却无法处理国际关系这样需要专业知识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难以恢复。缺乏外交经验的丹羽不过是代人受过。受到这些来自外部的影响，丹羽的外交陷入了困境。
除了这些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也束缚住了他的手脚。丹羽在赴任之前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指出，日本的官僚能力是一流的，应好好利用他们，表示会充分利用外交系统的公务员，让他们来为自己服务。
但是，后来丹羽却同这些官僚陷入僵局。
2012年8月8日，日本《周刊现代》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丹羽来到中国后，启动了驻华日本大使馆的改革，竭力减少多余的会议以及经费。此前，日本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豪华生活在外交圈子中很有名，其实这是日本方面收集情报与资料的有效手段。习惯于从前惯例的外交官僚当然会反对他所提出的改革。国家机关与私人企业对费用的概念不同，私人企业追求商业利益，为了获得利益，希望减少经费，而国家机关则不太考虑这一点，认为经费多多益善，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钱。
因此，商人丹羽与外交官僚之间发生了分歧。这种现象也是鸠山时期民主党政府的“政治主导”在全国各地遇到麻烦的典型事例。鸠山内阁竭力减少行政经费，但是各地各部门官僚强烈反对，政策执行频频遇到挫折。可以说，丹羽在驻华使馆的问题，是民主党路线不成熟的体现。
另外，丹羽还受到了民主党执政路线转变的影响。鸠山下台后，菅直人、前原诚司以及野田佳彦等反对小泽一郎的政治家成为主流，外务大臣从任用丹羽的冈田换成了对中国态度强硬的前原诚司，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从重视亚洲转变为重视日美关系。在这样情况下，作为亲中派的丹羽更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甚至可能感到孤独。因此，根据《周刊现代》报道，民主党议员访问中国的时候，丹羽甚至在议员面前公开批判民主党的外交政策。
被孤立的大使
丹羽担任大使的两年，工作上不断遇到麻烦。民主党提出任用社会人士担任大使，本来想法是推进外交官之间的竞争，提高日本的外交力量。但是，民主党自己没有充分准备好国内外政策，很多政策都不完善，就像当初的“政治主导”口号一样。
2012年8月22日的《朝日新闻》社论指出，人们对非外交官大使有着很高的期待，希望他们发挥与职业外交官不同的作用。遗憾的是，民主党政府没有充分地支持丹羽的工作。正如社论说，这两年丹羽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受到民主党政府路线转变的影响，陷入了难以发挥作用的局面。
目前，在日本国内，民主党政府已经回到以前的路线，充分利用官僚的力量处理一些政策问题，不再提“政治主导”。民主党政府决定在今年9月让西宫伸一替换丹羽任驻华大使，西宫此前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外务审议官，为职业外交官。
在中日关系面临问题，需要建立对话渠道的当下，充分利用外交部门的官僚没有错。但是，民主党当年正是凭借着重视亚洲以及政治主导这两项政策主张才击败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而上台的，之后，民主党政府并没有提出相应的改革内容，也没有长期发展战略，反倒走回了老路，让人看不出同自民党有什么区别。在这样的背景下，丹羽成为“被孤立的大使”，悲情的命运已经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