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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朱自清先生的《春》,我们眼前就会浮现阳光明媚、春风荡漾、绿满天下的美丽景色。同时,文中“雨是最寻常的”“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等极具江南特征的意象会给读者留下作者的描写对象是“江南之春”的印象,以至于有的语文教材“课前提示”以及课后练习都明确标示:《春》描写的对象是“江南的春色”。笔者认为,将《春》的描写对象局限为江南之春,既非作者的本意也不利于课堂教学:对北方学生而言,由于地理上的陌生感,“江南之春”的描述更容易使他们把课文当成“描写性散文”(即作者对江南之春的客观描写),而不是“抒情性散文”(即融入了作者更多的情感体验),不利于学生通过此文去感受身边“春”的气息,从而培养自己观察自然、感悟自然的能力。
笔者认为,《春》的描写对象融入了更多的作者的主观搭配和个人情感,应是春景的集合而非仅限于某地,以下便从文本和创作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文本分析
首先,从题名来看,作者选择“春”而不是“江南之春”或“江南的春天”之类,这是符合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的。作为文学大师,朱自清先生极其重视语言的规范性,查阅朱先生的写景文集,其命名都是明确、恰当并且力求与文章内容一致的,诸如《温州的踪迹》《扬州的夏日》《外东消夏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若是作者从文字精练、简洁的角度上考虑命题,也会在文中明确指出。如作者在描写《绿》时,就在文中明确指出文章描写的对象是在“浙江仙岩”,在写《冬天》一文时,更是一一介绍“冬景”的明确地点。在《春》一文中没有具体交代“江南”,作者一定是考虑了描写对象具有宽泛性,不是具体描写某一地的春色,才以“春”为题的。
其次,从文章的内容上看,不能明确文章描写的对象一定是江南之春。文章总共描写了五幅春景,其中的春草图、春花图、春风图、迎春图在全国大江南北均可见到,并非江南专有。唯一能够带有明显江南特色的就是“春雨图”了,作者着重描写了春雨“多”“细”的特征,这很容易给全文定下江南的气氛,给人以整篇文章都是在描写江南的印象。但即使“春雨图”是描写江南的,我们也不能断言整篇文章就是在描写江南之春。我们在文中还可以发现“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等意象,可以说,这些意象更多地具有了北方之春的特征。
另外,从文章的主题上看,作者突出的是对春的喜爱和春带来的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淡化了文章描写的“地域特征”。文章开篇便写道:“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可见作者对春天到来的急切和喜悦之情,文章最后部分的“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春天像健壮的青年”“像小姑娘”“一年之计在于春”等句可以看出,作者更着重突出春天本身和春带来的希望,而不是春的“诞生地”。
二、创作角度分析
首先,从创作背景上看,文章是为中学教科书的编写而专门创作的。根据徐杰的考证,作品创作于1933年,是应朱文叔所编教材《初中国文读本》之约专门创作,以供中学生欣赏、临摹的。(《关于(春)的出处》,《临沂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可以想象,作者在接受为中学生写“描写”范文的任务后更多的会去思考如何给学生做写作模范,如文章结构的设置和语言的打磨等。通过课文,我们看到作品更多的特色是结构的精美和语言的新巧,在文章描写的景色中更是饱蘸着作者积极进取的情感。同时,我们发现,文章写作的地点也并非江南。这篇文章写作的时期正是作者的事业上升期。1932年8月,朱自清先生漫游欧洲后不久,便与陈竹隐女士结婚,并于同年9月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3年又喜得贵子,可以说,作者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一直生活在北京。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春》中有作者对江南春景的回忆,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并非“触”“江南之景生情”,更不是来到江南后的感触。
其次,可以联系当时作者的心境来看。1927年之后的朱自清面对祖国河山的满目疮痍,始终在寻觅着、营造着一个灵魂深处的理想世界——梦的世界,用以安放他“颇不宁静”的拳拳之心,抵御外面世界的纷扰,使他在幽闭的书斋中“独善其身”并成就他的治学。《荷塘月色》无疑是经过了凄苦的灵魂挣扎之后,找到的一方幽深静谧的自然之境,曲折地体现了他“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操守:而《春》则使他的梦的世界走向了一个开阔、蓬勃的境地,突出地展示了他要在春天的引领下“上前去”的人生信念。后者自然是前者的延续、转化、提升。但不管这两个世界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源于朱自清的一种理想追求甚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春》确实描写、讴歌了一个蓬勃的春天,但它更是朱自清心灵世界的一种逼真写照。从这一层面来看,《春》并非单纯地描写地域景色,而是在借“春”来表达作者的精神状态和人格理想。
最后,可以从作家的创作手法来看。朱自清先生是擅长“以文字作画”的,正如他在《论逼真与如画》中说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叶绍钧在《朱佩弦先生》中也称朱自清早期散文真挚、深厚、清幽,可视为“文体的完美”。作者为寻求文本的完美、画意的醇厚,难免将那些美好的、动人的景象通过观察或回忆拿来,运用到作品的“画”中,以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春》中的美好图景,是经过了朱先生艺术剪辑的图景。正是经过了朱先生的大师之手,《春》中的景色才跨越了时空,至今仍令人为之陶醉。这一图景更是跨越了“地域性”的限制,而具有了广泛性、象征性特征。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更多地介绍作者的写作背景,让学生意识到作者的写作动机,感悟作者是如何观察自然、如何寓情于景、如何艺术地剪辑组合自然景色的;同时,引导学生走出文章的“地域瓶颈”,认识到《春》中的景色是作者从多彩自然中妙手采撷而来的,是作者高超的艺术手笔与丰富情感的完美结合: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对身边之“春”的观察来体悟作者文章的结构美、语言美,避免学生因地理上的陌生感而忽略文中所萌动的“春天的情感”。
笔者认为,《春》的描写对象融入了更多的作者的主观搭配和个人情感,应是春景的集合而非仅限于某地,以下便从文本和创作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文本分析
首先,从题名来看,作者选择“春”而不是“江南之春”或“江南的春天”之类,这是符合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的。作为文学大师,朱自清先生极其重视语言的规范性,查阅朱先生的写景文集,其命名都是明确、恰当并且力求与文章内容一致的,诸如《温州的踪迹》《扬州的夏日》《外东消夏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若是作者从文字精练、简洁的角度上考虑命题,也会在文中明确指出。如作者在描写《绿》时,就在文中明确指出文章描写的对象是在“浙江仙岩”,在写《冬天》一文时,更是一一介绍“冬景”的明确地点。在《春》一文中没有具体交代“江南”,作者一定是考虑了描写对象具有宽泛性,不是具体描写某一地的春色,才以“春”为题的。
其次,从文章的内容上看,不能明确文章描写的对象一定是江南之春。文章总共描写了五幅春景,其中的春草图、春花图、春风图、迎春图在全国大江南北均可见到,并非江南专有。唯一能够带有明显江南特色的就是“春雨图”了,作者着重描写了春雨“多”“细”的特征,这很容易给全文定下江南的气氛,给人以整篇文章都是在描写江南的印象。但即使“春雨图”是描写江南的,我们也不能断言整篇文章就是在描写江南之春。我们在文中还可以发现“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等意象,可以说,这些意象更多地具有了北方之春的特征。
另外,从文章的主题上看,作者突出的是对春的喜爱和春带来的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淡化了文章描写的“地域特征”。文章开篇便写道:“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可见作者对春天到来的急切和喜悦之情,文章最后部分的“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春天像健壮的青年”“像小姑娘”“一年之计在于春”等句可以看出,作者更着重突出春天本身和春带来的希望,而不是春的“诞生地”。
二、创作角度分析
首先,从创作背景上看,文章是为中学教科书的编写而专门创作的。根据徐杰的考证,作品创作于1933年,是应朱文叔所编教材《初中国文读本》之约专门创作,以供中学生欣赏、临摹的。(《关于(春)的出处》,《临沂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可以想象,作者在接受为中学生写“描写”范文的任务后更多的会去思考如何给学生做写作模范,如文章结构的设置和语言的打磨等。通过课文,我们看到作品更多的特色是结构的精美和语言的新巧,在文章描写的景色中更是饱蘸着作者积极进取的情感。同时,我们发现,文章写作的地点也并非江南。这篇文章写作的时期正是作者的事业上升期。1932年8月,朱自清先生漫游欧洲后不久,便与陈竹隐女士结婚,并于同年9月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3年又喜得贵子,可以说,作者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一直生活在北京。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春》中有作者对江南春景的回忆,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并非“触”“江南之景生情”,更不是来到江南后的感触。
其次,可以联系当时作者的心境来看。1927年之后的朱自清面对祖国河山的满目疮痍,始终在寻觅着、营造着一个灵魂深处的理想世界——梦的世界,用以安放他“颇不宁静”的拳拳之心,抵御外面世界的纷扰,使他在幽闭的书斋中“独善其身”并成就他的治学。《荷塘月色》无疑是经过了凄苦的灵魂挣扎之后,找到的一方幽深静谧的自然之境,曲折地体现了他“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操守:而《春》则使他的梦的世界走向了一个开阔、蓬勃的境地,突出地展示了他要在春天的引领下“上前去”的人生信念。后者自然是前者的延续、转化、提升。但不管这两个世界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源于朱自清的一种理想追求甚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春》确实描写、讴歌了一个蓬勃的春天,但它更是朱自清心灵世界的一种逼真写照。从这一层面来看,《春》并非单纯地描写地域景色,而是在借“春”来表达作者的精神状态和人格理想。
最后,可以从作家的创作手法来看。朱自清先生是擅长“以文字作画”的,正如他在《论逼真与如画》中说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叶绍钧在《朱佩弦先生》中也称朱自清早期散文真挚、深厚、清幽,可视为“文体的完美”。作者为寻求文本的完美、画意的醇厚,难免将那些美好的、动人的景象通过观察或回忆拿来,运用到作品的“画”中,以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春》中的美好图景,是经过了朱先生艺术剪辑的图景。正是经过了朱先生的大师之手,《春》中的景色才跨越了时空,至今仍令人为之陶醉。这一图景更是跨越了“地域性”的限制,而具有了广泛性、象征性特征。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更多地介绍作者的写作背景,让学生意识到作者的写作动机,感悟作者是如何观察自然、如何寓情于景、如何艺术地剪辑组合自然景色的;同时,引导学生走出文章的“地域瓶颈”,认识到《春》中的景色是作者从多彩自然中妙手采撷而来的,是作者高超的艺术手笔与丰富情感的完美结合: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对身边之“春”的观察来体悟作者文章的结构美、语言美,避免学生因地理上的陌生感而忽略文中所萌动的“春天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