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府来说，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虽然统筹垃圾分类工作，但它擅长的是建立收集、运输、处置的分类体系。它能够安排垃圾车的采购计划，增加湿垃圾处置的产能，但它和居民不熟。
　　事实上，在一份名为《静安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投放收运管理白皮书》的文件中，明确写着：“垃圾分类的具体执行过程，遵照‘一小区一方案’的原则。”是否一定要定时定点，是否一定要撤走高层住宅里每个楼层的垃圾桶，都沒有强制标准。
　　这里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政府管不到这么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阳二社区能够召集这么多志愿者，靠的正是居委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居委会都是中国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它管理一个新村、里弄、胡同的大小事务，虽然是个居民自治组织，但常被视为政府机构的延伸。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通常是小区的权威人士或领导者。
　　阳二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刘继栋却算不上这个小区的权威人士，他只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阳二居委会的成员也未必都是小区居民，他们更像是一个职业化的社工组织，只不过经费仍然依靠街道级别的政府机构支持。
　　刘继栋和同事们招募这400名志愿者的方式很简单：扫楼。他们花了约一个月的时间，向每户居民传播垃圾分类知识，同时询问他们愿不愿意在3个月里共计花6个小时做志愿者。
　　这是阳二居委会第一次为了垃圾分类这样的具体任务敲开所有1339户居民的房门。
　　他们解释这种积极性的理由很直接：领导重视。的确，当一个居委会发现街道每周有四五次关于垃圾分类的会，你不难意识到工作重点是什么。
　　阳二社区所在的洋泾街道也确实把垃圾分类作为头等大事。它为这件事设立的机构包括四个推进组和两个督查小组，还聘请了第三方机构为每个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打分。5月开始，所有的中层管理者都被要求担任“路长”，确保每条马路的沿街店铺都实施垃圾分类。 　　扫楼的另一个目的是尽可能了解每个居民的态度。刘继栋在接受了垃圾分类这个任务之后，为工作设定了一个首要目标：维稳。他不希望因为垃圾分类而增加小区的矛盾冲突。
　　扫楼听上去简单，但也是件颇需要“战术”的事。最先被拉拢的是棋牌室的经营者，那里可能是阳二小区单位面积产生垃圾最多的地方—通宵打麻将的人总会叫很多外卖。而且，根据过去推广禁烟工作的经验，他们也是对居委会最不感冒的人之一。
　　说服的办法没什么特殊，居委会上门7次，对方的态度才从“你烦不烦，我们到时候会分的”变成了“好好好我们做志愿者”。
　　退休的老年人无疑是志愿者的主力。阳二居委会的办公室里擺着3块黑板大小的排班表。蓝色表示时间灵活的志愿者，红色表示只有规定时间能来参加的志愿者。蓝色占了2/3，其中大多数是老人。
　　志愿者人数多的好处是，每个人投入的时间变少了。在有的小区，志愿者往往要承担定期职责，街道则需提供经费和补贴，保证积极性。但3次共计6个小时的志愿活动，也就谈不上金钱补助了。“只能靠精神奖励，老阿姨老爷叔要多夸夸他们，给足面子。”刘继栋说。

　　居委会的动员能力，很多时候并非来自政府的权威，而是来自居委会成员本身在社区中的声望，这种声望则源自他们日常给居民提供的帮助。
　　“平时你不给居民解决问题，在他们那里完全陌生，现在要敲开他们的门，让他支持你的工作，凭什么？”郝利琼对《第一财经》杂志说。某种程度上，像阳二这样在居民群体中有影响力的居委会，更像是可遇不可求的稀缺资源。很多志愿者会看在他们的面子上出来帮忙，比如和刘继栋父亲一起遛鸟的邻居，不需要什么宣传就答应参与。
　　另一些时候，居民的选择很现实。志愿者招募的最后一天，刘继栋和同事敲开一户三口之家的门，刚说明来意，就被“没空没空”地拒绝。他赶紧补了一句，如果小朋友来做志愿者，可以给学校写感谢信、发证书。家长马上同意了。因为在学校的各类评奖中，垃圾分类也已经被纳入其中。阳二社区的志愿者里，总计有53名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学 生。
　　老小区的居委会力量相对强大，而在更多新式小区，年轻的居委会主任们会受困于难以同时推动物业和居民两方力量。
　　爱芬曾试图在一个名叫大宁城上海滩的小区推广垃圾分类。居委会的书记热情很高，但物业根本不理会她提出的撤掉每个楼层的垃圾桶、改为集中投放的要求。每日的工作任务又让她无暇去和居民一对一沟通。最终爱芬只能尝试在一幢楼底下放置湿垃圾桶，并用赠送礼品的方式鼓励大家把干湿垃圾分类。
　　当然，新小区也有成功的案例。在那里，业委会通常已经逐渐取代居委会的社区自治功能。它们有能力以业主代表的身份，设置议题，与物业谈判，并且承担一定程度上的传播工作。郝利琼碰到的一个成功案例中，居委会主任同时也是小区的居民和业委会成员，退休之前，这名老人管理着一家医院，他对如何平衡多方利益这件事再熟悉不过。
　　相比于考验耐力和前期积累的志愿者招募工作，整个社区制定垃圾分类具体办法的过程同样值得玩味。
　　阳二小区的办法是开听证会，整套流程来自街道提供的名叫“参与式会议”的正规培训。你可以把它看作一次社区的“立法进程”。
　　在垃圾分类的听证会上，首先发出抱怨的是物业和保洁员。分类投放，意味着每个垃圾厢房的垃圾桶要翻倍，他们需要花更多时间清洗垃圾桶、与志愿者一起监督居民垃圾分类。保洁员不愿意增加工作量，物业也不愿多花钱。“我们这里的物业费是每月每平方米0.8元，不可能做到高档小区那样。”刘继栋 说。
　　最终，居委会试着帮保洁员在小区内找到了更合适的租房，他们也愿意承担新增的工作量。此外，虽然法规要求可回收物要在官方体系内流转，但阳二小区仍然默许保洁员收走居民的塑料瓶、快递纸板箱和其他能卖的垃圾。在中国的多数小区，这是保洁员的默认权利。他们拿着整个城市最低的工资，如果这部分利益被剥夺，物业或许每月要为每位保洁员多支付几千元的工资。
　　“做垃圾分类这件事，就是‘算计’。你必须尽量减少大家的新增成本，才能降低阻力。”郝利琼对《第一财经》杂志 说。
　　定时投放的时间也参考了阳二社区内退休居民和上班族的意见，最终定在了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
　　听证会的会议室里贴着“围绕主题，轮流发言，发言有效，没有对错”十六个字，这是整个讨论的流程。对居民来说，“轮流发言”“没有对错”有时需要训练。他们得学会不打断别人的发言，并且提炼有效信息。有的时候，这有点像玩“狼人杀”游戏。听证会的会议室里摆着公司会议室里通常备有的白板，上面按照“投放时间段”“改善设备”“管理措施”等条目，贴上了居民的意见，比如增加中午投放时间、玻璃瓶应单独投放等。居委会也听取了意见，给垃圾厢房接了电线装了灯，以方便晚上倒垃圾。
　　最后，听证会的结果被纳入《居民公约》，在社区公示，然后通过。
　　即便是经过如此议事流程确定的垃圾投放规则，仍然会遭到反对。一些下班晚的年轻人对于晚上6点到8点的投放时间不满意，他们到居委会争执。
　　“听证会的时候也请了上夜班的年轻人，你们也不发言。”
　　“听证会之前也没跟我们沟通，我们说什么。” 　　“《居民公约》贴出来的时候你们也没说什么。”
　　“我们没看到。”
　　刘继栋只能在7月7日再开一次微信群里的听证会，听取他们的需求，并最终允许他们在规定时间外倒垃圾，但必须做好分类。

　　郝利琼曾经拜访过一家万科物业管理的小区，希望能合作。该小区的物业经理刚刚参观过其他小区垃圾分类的成功案例，还是拒绝了爱芬，原因是被推广垃圾分类要新增的工作量吓到。平时每天为各种小事“救火”，已经让他们的工作量饱和了。要知道万科物业已经是这个行业中收费和服务水平很高的公司，更何况万科热衷于垃圾分类—2010年万科就在上海世博会专门设置展馆来宣传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
　　即使是在服从关系明确的办公室里，要推行垃圾分类同样需要柔性手段。通用汽车中国是一家总部在上海、员工数超过500人的外资公司。和居民区类似，办公室垃圾分类也要给员工添一些麻烦。办公桌旁的小垃圾桶被撤走，每个楼层里只有一个垃圾桶—通过简单的指令，公司就可以让员工照做。但这家美国公司的可持续部门和传播部门，仍然花时间组织了全员讲座，并且在垃圾桶上贴上特制的分类指南，把废纸、奶茶之类办公室常见的垃圾标记出来。
　　尽管具体的动员效果取决于社工组织的表现，社区动员的基础仍要仰仗基层组织的影响力。
　　阳二小区的3个垃圾厢房都有垃圾分类宣传板，上面印着正大集团的logo；发给志愿者的帽子上则印着江苏银行；居委会为担任志愿者的学生提供了一枚奖牌，合作方是“秦汉胡同”。
　　这些赞助覆盖了阳二小区垃圾分类运动硬件投入的大部分成本，而这些公司都是阳二小区的“社区党组织共建单位”。这是如今在上海流行的社区合作模式。阳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谭颖梅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公司赞助确保了居委会日常有能力解决一些居民的难题，支持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和日常运行。
　　在中国城市的社区里，要推动任何变化，执政党组织、居民、物业和居委会四方，必须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达成妥协。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戴元灿研究了爱芬在上海社区的垃圾分类实践。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在此等规模的公共政策推进中（上百万人、3个月以上），极少见到两种策略之间的效果对比如此明显—信息告知几乎没有效果，而直接与个人互动的成功率极 高。”
　　对中国城市的基层治理组织而言，垃圾分类给了他们重新与居民建立联系的机会。而這种联系最后可以导向简单的命令与服从，也可以导向更可持续的协商和社区自治。
　　“如果垃圾分类最后只是完成了垃圾的那几个数据指标，社区的潜力没有激发出来，那就太可惜了。”郝利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