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得这个名字，是父亲请一位老先生取的。先生说《论语》里写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思得二字由此而来。
　　时至今日再想，我觉得能与物理结缘，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大学毕业分配，我和其他5个同学一同被分配到二机部，当时我们连二机部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干部科的人带我们三个毕业生去邓稼先先生办公室报到，刚开始邓先生只让我们读《超声速流和冲击波》，什么都不让干，有些同学开始闹情绪了。后来邓先生把我们几个找来谈话，说是我们国家要搞原子弹事业，但让我们一定要保密，谁都不能说。当时听了后，心里特别高兴，也感到骄傲。
　　原子弹事业最初起步的那段日子，条件确实艰苦，但大家精神头十足。因为大家知道原子弹事业对国家的意义。
　　对我而言，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二机部，在九院能有机会与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于敏、周光召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科技精英一起工作，接受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与这些大家在一起工作，我最能感受到的氛围便是学术民主。
　　对我们来讲，研制原子弹的事业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苏联专家曾给部、局领导进行科普，讲解什么是原子弹，讲过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我们要设计自己的原子弹不能照抄，但为了掌握设计技术，最开始只能从研究这一教学模型入手，然后自己建立物理方程，寻找合适的物理参数和计算方法动手计算。我记得原子弹内爆过程一共算了9次。刚开始，我们总是怀疑自己算错了，不知有什么重要因素没有认识到。但算了9次后结果基本一致，才确认计算过程并没有错。那时候计算机是手摇式的，整个内爆过程算完一次需要2～4周。当时我们24小时3班倒，9次算下来共用了半年多时间。到后来，周光召从国外回来参加我所工作，他很厉害，对手摇式计算机也熟悉，他亲自演算一遍，发现我们计算的结果没有错，那就要怀疑苏联专家的那个结果是错的。周光召从热力学最大功原理出发，证明确实是苏联的数据不对。困扰我们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这件事情树立了大家的信心，开始觉得我们是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原子弹搞出来的。
　　1962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已接近完成，所里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联系实验，我被任命为组长，由邓稼先和周光召亲自指导。为了让我们理论上有充分的武装，老邓和光召分别给我们组吃“小灶”，每星期给我们讲两、三次课。周光召讲课从不用讲稿，信手写来，由近及远，一气呵成，令我赞叹不已。
　　1963年开始，小组要去青海的实验基地，临别前周光召叮嘱我：“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不仅要重视理论，而且一定要重视实验；理论和实验结果一致当然值得高兴；但有作为的科学家特别要抓住理论与实验结果不一致的地方，因为从这种地方会发现理论或实验的不足，有可能产生新的突破。”周光召的话，我牢记在心，也使我受益匪浅。
　　从1963年起，将近4年多的时间我们都在实验基地工作，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实验和生产现场，了解到许多第一手资料，接触到很多实验科学家、工艺专家和生产人员，听到他们对理论方案的各种意见。我们在一起还常常共同设计实验，有时我们还有机会亲自动手安装和计量实验装置。这些经历对于大家丰富和完善原子弹的公差设计和聚焦理论方面有很大帮助，也对后来克服由于武器小型化带来某一关键技术上出现的困难破解起了重要作用。
　　在此后工作中，每当实验结果出现与理论不一致的地方，我既不沮丧也绝不轻易放过，既思考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毛病，也仔细推敲实验数据的真伪和精度，努力寻找产生问题的原因。不仅要求这些原因能解释当前的问题，而且还要与以前的结果相统一。每当我们揭开一个又一个的疑团，越来越多的现象为我们所探明和理解，心中那特别的兴奋和喜悦难以言表。
　　毛主席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没有那么一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在今天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那个东西。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的国际地位。我觉得我们国家核武器的研制成功，不仅捍卫了国家的安全，确立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强国地位，还带动和确立了许多学科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学科骨干。现在我们一方面要继续维护我国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同时还需要不断地科学发展核电，推动核技术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应用。
　　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觉得自己能为我国国防事业做一点事情，尽一份力，这一生不仅无怨无悔，而且是非常值得和引以为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