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心难救不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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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古代轶事,少不了玉环的长恨往事。
  令六宫粉黛失色的杨玉环,自从被汉皇选入宫中为妃,整个杨家也跟着风光无限,连同杨玉环的姐妹兄弟,都列土封侯,地位显赫。正如白居易《长恨歌》中言:“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然而千年前,同样的背景,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际遇。
  故事的主人公,是左思。
  晋武帝时,左思的妹妹左棻文章写得出名,被选入宫,纳为贵嫔。于是左思一家因为这个契机,举家迁居洛阳。按照常理,妹妹成为皇妃,左思自然也成了皇亲国戚,但左思在京都并没有被优待,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魏晋是一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时代。左思作为寒门子弟,只能沦为下僚,尽管一生济济奔走,也没有做成显赫的大官。
  那么,左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长什么样?性格又如何呢?《晋书·左思传》上这样记载——“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


  “貌寝”是说左思长了一张大众脸,甚至还有些其貌不扬。“口讷”是说他说话不利索,语言表达能力不行。因此,左思自然也不太愿意与人交往。从这短短的两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左思是一个长相普通,性格比较内向的人。但他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特长——“辞藻壮丽”。左思的文章辞藻优美,很有气势。
  再说魏晋,这个时代不仅仅是一个看出身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看颜值和口才的时代。当时的名士教科书《世说新语》专门设置了《容止》《言语》两个类目,里面讲了很多小故事,告诉大家怎样的言谈举止才有名士风范。从这就能看出,当时的人普遍追求风姿之美、谈吐之美。
  所以,“貌寝”“口讷”给原本出身就不好的左思平添了许多先天不利的因素。左思的名字也曾出现在《世说新语·容止》中,却是以反面教材出现的。
  故事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个小鲜肉潘岳,被称作“玉面潘郎”。这位潘岳,字仁安,也就是我们家喻户晓的曾被“掷果盈车”的美男子“潘安”。史书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
  意思是潘岳俊美,年少时在洛阳的大街上走,妇人女子遇见他,都喜欢不已,手拉着手将他围在中间,希望能多留他一会,多欣赏一会。那个情境放在现在,就像追星一样。
  这个时候,左思登场了。左思心想,我的文采不比潘岳差,我也要享受被追捧、推崇的感觉。于是他也效仿潘岳,在洛阳城的大道上走了一遭。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这个时候比的不是文采,而是颜值。果然,左思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对于这件事,史书这样记载:“左太沖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左思不但没有受到追捧,反而被唾弃了一番,只好神情委顿地回去了。
  虽然《世说新语》是小说家言,所讲的故事不免有些夸张,但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在那个看脸的年代,左思是备受打击的。
  不过我们别忘了,左思虽然其貌不扬,但才华横溢。左思一生最引以为豪、最扬眉吐气的事,就是他凭借卓越的才华写出了《三都赋》,并因此在当时的文坛中一炮走红。
  《晋书·左思传》记载了《三都赋》的成书过程。
  “欲赋三都……遂构思十年,门庭籓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自是之后,盛重于时,文多不载。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左思凭《三都赋》成名并不是偶然。首先,这是他呕心沥血、精心打造的一篇佳作。他在家中放满纸笔,哪怕是厕中也不例外,一旦有了词句,便赶紧记下来,这样构思创作十年才完成了《三都赋》。然而《三都赋》面世之初并没有引起重视,左思自认为这篇赋写得很好,唯恐自己卑微的身份使它湮没,于是心想,一定要给《三都赋》做好宣传包装。
  怎么打广告才有效呢?左思独具巧心,他意识到当时的社会普遍注重名人效应,但凡名人说好,文章就能得到认可。左思心里一盘算,当时文坛最有名的是皇甫谧和张华,于是左思请皇甫谧为《三都赋》写了序,这就相当于字画上有了名人题跋。他又请张华夸了夸《三都赋》,这就相当于有了权威认证了。这么一折腾,《三都赋》想不火都难,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一时间“洛阳纸贵”。
  所以,《三都赋》的成名经过了创作、炒作、传播三个阶段,是左思苦心经营的结果。既靠实力,也靠运作。由此可见左思虽然内向,但是非常精明。他功名心重而且心思机巧,是一个深谙社会潜规则,懂得如何借势包装自己的人。
  左思功名心重,一心想要扬名立万,但他出身卑微,常常受到打压,心态很难做到平和淡泊。他急切地想要寻求攀登的路径,于是他攀附上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外戚贾谧,成为“金谷二十四友”之一。这些人多是“贵游豪戚浮竞”之徒,他们攀附贾谧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追求政治上的发达。
  贾谧在魏晋历史上是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为了讨贾谧的欢心,二十四友集体“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如此卑躬屈膝以求政治上的发达,严重折损了“金谷二十四友”的人格魅力。所以,进入这个朋友圈的文人,被后世视为身上有了污点,即便是文章写得再好,也成不了一流的文学大家。
  可这时,正是左思仕途初见明朗的时候,欣喜的左思在《咏史》(其一)中写道:“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他将自己与寒门出身的贾谊、司马相如、田穰苴相比,为自己绘制了一幅理想的人生蓝图。
  但现实的晦暗并没有就此远离左思,身在京都的左思,依然没有得到重用与尊重,门阀制度的寒贵悬殊依然存在。钻营一生的左思在晚年终于认清了残酷的现实。
  他在《咏史》(其二)中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他将那些寒门学子比作青松,虽然苍翠挺拔,却因生在了涧底,无法得到重用。而那些世家子弟就好比是小草,即便是庸庸碌碌,却因长在了山上,生而占据高位。这一寸小草便可以荫蔽青松,哪怕你如何挣扎也无法改变,因为“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在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左思的情感、口吻很平靜,有种冷眼观世事、看尽人间沧桑的感觉。他走过一生,奋斗过,经历过,抗争过,但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跳脱生来就注定的阶层桎梏。
  纵观左思的一生,他的文人巧心,究竟是蝇营狗苟,还是怀才不遇?
  从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已然窥见定论。
  生为涧底松,便是原罪。与他不能选择的样貌一样,是上天的玩笑。


  人定胜天不过是年少时的自我宽慰。人就像一滴滴的水,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人奔流向前,无论是谁,都脱离不了,能做的只有一往无悔。
  左思的晚年,是否后悔加入“金谷二十四友”,违背本心地歌功颂德?是否后悔汲汲功名,不曾好好欣赏人生之路上的大美之景?
  答案我们不得而知。
  但唯一可确信的是,纵然巧心难救不遇之才,左思依然在洪荒历史中留下了痕迹。
  上苍不走心的玩笑,被他用人生的痛与泪雕琢成了深沉的文心。
  《咏史》八首,不仅仅是他个人迷茫的呓语,同样铸造了文学的新鲜骨血。
  “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
  这新鲜的骨血,融入后世历代文人的心中。他们前赴后继,效法左思,开始用个人悲喜书写时代的沉浮。
  他是郁郁涧底松,却也是文史长青之树。
  积石如玉,列松如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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