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人大经济学博士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出版有《法治化变迁的经验与逻辑》《劳权与发展：权利论与功能论的多维度分析》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
　　说到中国的劳工问题、社会分配问题，一定要重视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和角色。仅仅关注企业工会的相对独立是不够的，更要关注地方总工会如何摆脱作为经营主体的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地方总工会、市县级总工会受地方政府支配。政府的这种经营主体性角色，必然亲商护商，会直接妨碍地方工会履行义务。地方总工会难以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是地方党群的一个部门、一个抓手，要服从地方利益的需要。
　　我建议由省级工会实行直管，让地方工会摆脱市、县级政府的控制。如果做不到这点，就不能做到工会的相对独立。工商局是省级垂直领导，已经搞十多年了，工会为什么不可以？工会又不是党政机关，而是社团法人，如果摆脱了政府的支配，效果会好些。现在我们的改革方案，仅仅是在企业层面收到县市级工会，这样效果不会很好，可能会掩盖很多问题。
　　省级直管，县市级地方政府可能不干，这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省级直管会提高企业工会独立性，企业用工成本也会增加。大老板会给地方施压，地方政府会给中央施压。中国是靠制度性红利吸引投资，就是劳动力价格被人为扭曲压低，让资方获得制度性红利。就中国不存在规范意义的劳动三权及相关机制、不存在健全的劳动力价格机制和劳资分配机制而言，中国不存在规范意义的劳动力市场。很多地方政府把劳动力批发给了资方，和资方共同决定劳动力价格，这也是这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条件。中国全面搞市场经济到现在，劳动力市场机制没有建起来，中国只有劳动力价格被决定的机制。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该终结了。
　　工人工资低，中央想提高工资却提不上去。现有的官方路径和方法是低效的，这说明工资集体谈判是重要路径。但现在工会主导甚至垄断的集体协商，不是规范意义的集体协商，劳工们不信任、基本不参与，因而很可能变性为“第二劳动行政”，是个低效率的机制，它需要做出改进。
　　制度健全的工会首先应该和官方机构切断关系，它就是社会团体，扎根于劳动者群体、集体之中，工人委托你和资方谈判，委托你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委托你维权，要靠工人的信任，工人要给你会费，你才能生存。代表性、代表权不仅需要法定，更需要劳动者意定。在实践中，仅有法定代表性是不够的，只是空中楼阁，重要的是扎根于劳动者群体。
　　要在劳动三权这个问题上有实质性突破，地方政府利益、各级工会利益、老板利益会受触动。很多大企业、地方政府会叫苦，给中央施压。这时就需要中央政府下决心，有政治智慧，还要有政治勇气。中央政府还要反思和改革“政资劳大分配格局”，减轻税负，少抽取租值，给劳资分配的空间尽可能大一些。同时，打破国企垄断、放手激励民资，可增加大量就业机会，可改变劳动力供求关系，以矫治资强劳弱的格局。劳动三权是纲，纲举目张，劳动三权一抓就灵，没有它们，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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