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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那些掌握了穿越时间长河、与历史对话的古董鉴赏家,为我们在人与物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那么马明欣必定是最高大稳固的一座。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生长于50年代的北京、名成于80年代的香港、成为90年代的加拿大移民,马明欣所搭建起的桥梁又远不止此。当文物成为新的财富象征之一活跃于世界各大拍卖场,站在文化跨界点的马明欣,又担当起文化交流的使者。
文物之于那些只是热衷于将其炒翻天的专业经纪人及收藏新贵们,或许只是一串长长的让人两眼发光的数字,然而之于马明欣,却是一场来之不易的千年之旅。马先生年逾五十,身板却直得让一众小辈都嫉妒。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在中国文物收藏界堪称泰斗的人物,正伏案读书,鼻梁上架一副眼镜,那种由内而外的学者范儿跟古色古香的店铺风格无比相衬。
食古充饥
李零曾在《丧家狗》中写到,“80年代骂祖宗,90年代爱祖宗,现在的时髦是卖祖宗”。中国文物收藏从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开始算起,短短30年,文物的命运几经改写。
“文物的30年收藏过程是我经历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是拿自己的文化换饭吃,才能换取西方的先进设备与技术,西方人所求的是什么?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艺术与文化。进入80年代中期,国家看出来了,这是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加以保护,就开始大量限制,数量上、质量上限制特别严格;80年代末,虽然是短短的七八年,但老百姓自己手里也有点钱了,成立内柜店,也算不上是国内流通,就是文物部门拿出来卖给国内的收藏家。如果自己私自买卖也是犯法的。”
也许是当时的年代使得马明欣有机会叩开石库之门,但这一切也并非偶然。父亲让马明欣学习玉石雕刻,原本只是希望儿女们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能够掌握一技之长用以立命,却没想这一段学习玉石雕刻的过程为马明欣后来的古董鉴定生涯奠定了常人所不能比的扎实基础。
“我的启蒙是1973年暑假,教我玉石雕刻的老师叫杨子晨,是民国时代非常著名的玉石雕刻大家。我一天到晚都住在师傅家,他会不时拿出一些民国的小茶壶、翡翠的小戒指、小鼻烟壶等小玩意儿给我看。临走的时候,我把打工的钱全给了师傅,把那些小玩意儿一共二三十件全拿走了。回家我父亲问起来,我把书包一倒,我父亲当时就乐了。从那时候开始父亲才开始引导我,带我拜访他的那些老朋友,傅大佑、程长新、王鲁,听他们给我讲故事、聊东西,有时候就拿一块瓷片,深深地吸引了我。里面的学问太多太多了。”
在那个一贫如洗的年代,仿佛人人都只能指着那点老古董来换回一些先进的西洋物品,16岁的马明欣却跟着师傅走遍全中国,转废品收购站,把那些被当废铜卖的青铜器,以两块钱一公斤的价格收走。80年代初,国家的文物保护工作开始初步建设。1981年,首都博物馆开展了一个“废品堆里救国宝”的活动,马明欣就跟随师傅程长新在4年的时间里买下约10吨青铜器,不少都是马明欣亲自扛回来的。现如今这10吨青铜器全在首都博物馆收藏。
也许正是诸多和马明欣一样真正懂文物、爱文物之人,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和过人的魄力勇气,推动了中国文物保护踏上征程。祖宗开始不再成为人们无处发泄身世愤懑时的出气筒,文物也逐渐摆脱了被拿来换外汇的命运。
奉古为宝
在家族的艺术熏陶和一众经验丰富的师傅带领下,加上天生的好悟性,马明欣年纪轻轻就已经在京津一带小有名气。他跟父亲立下军令状,要在一年内挣够12万,又谢绝了师傅们的贵重礼物,便只身前往香港。彼时的香港,早已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港口,地位的特殊让它避过了大部分的战乱和政治运动,并吸纳了由内地移居或寓居的大批文化界人士,也聚集了大批文物艺术品,艺术市场一片欣欣向荣之势。
马明欣能够凭借的只有自己的眼光。3个月以后,马明欣打电话给父亲,说12万够了。然而,这12万不过是一个小序曲。不久后,在一次博览会上,马明欣看上一个望远镜法兰表,“4个法兰片,打开后,上面一只表,底下又一法兰片,转一下,一个开窗出来的孩童划船,鸭子戏水,潺潺流水的声音都听得到。有个专家得知我花了8万港币,就丢了一句话,‘小子,为难去吧’。”买这个钟表花掉了马明欣的全部财产,连他自己也笑称,当时真的是手里有10万就敢买10万的东西。结果不到一年,世界上最大的钟表研究大师就用15万美元将其买走。8万港币到15万美元,马明欣的第一桶金比别人的着实溢出了许多。
“后来有一家店我常去,老板买了战国的一个纯金的剑柄,上面雕了80条镂空的龙,每条龙的眼睛上嵌了两颗小松石。当时香港很有名气的古玩商、鉴赏家全在场,动辄就是几千万身价,我在那会儿就是个没什么钱的孩子。可当时就是胆子大,我说,‘多的我也不说了,一条龙给你1万块钱。’顿时,在场的那些老先生都愣了。其实我手里一共也就那么点钱,但我就是爱上那件东西了。最后写价钱的纸条谁也没打开,东西归我了。”自此,那个眼光卓越、出口不凡的青年人在香港一炮而红,扬名国际。
与此同时,中国文物保护之路也迈出了关键的几步:1982年,颁布《文物保护法》;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逐步与世界接轨。老祖宗不仅彻底摆脱了骂名,还首次被冠以“文化与遗产”之名,供人仰望与唏嘘。
而祖宗的价值其实又远不止此,上世纪80年代,香港四大船王之一赵从衍的华光集团遭遇财务危机,他忍痛割爱拍卖数百件古董,两年卖出3亿港元名瓷玉器,最终拯救了家族大业。而此刻的文物变现,与早前把青铜器当铜件卖掉的变现已经截然不同。对这种变化有着切肤体验的马明欣所关注的,早已不只是一件物品、一串数字,更多的是背后曲折蜿蜒的文化命运。
识古者富
1993年,马明欣移民加拿大,这个在国际上享誉盛名的古董鉴赏家此时却转身回国,在这块刚刚起步不久的土地上发展。也许是意识到大陆收藏领域亟须一个健康、成熟的引导方向,也许是企图在这块孕育了几千年的土地上寻回一些文化认同,这一点,可能连马明欣自己也说不清楚。
1995年,在巴黎,马明欣以折合人民币400万的价格购得一对铜胎珐琅彩葫芦瓶,列入自己收藏。葫芦身上嵌有99个玉葫芦,底足带有“大清乾隆年制”官造款。“2006年我在法国尼斯看到一个图章,应该是八国联军时候流失海外的,上面有一首题诗,下面是八卦图,印文是‘太上皇帝’。我就立刻往北京打电话,让人马上去故宫查有没有这枚印章,如果有,在尼斯这种小地方价位肯定不会高。可我怎么等也等不来,最后只买了‘宝亲王印’一件御玺。”半年后那枚“太上皇帝”御玺在香港拍了4000多万,我们纷纷表示遗憾,马明欣却比谁都看得明白,“君子不恋物,做我们这行的,谁的古董生涯不是由这一件件得意之作与遗憾之物交织而成的呢?”
1993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成立,国内的收藏界再一次踏上新的里程。但很多买家仍然比较盲目。“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香港的关善明、莫少华、李锦记,他们收藏几十年了,知道自己该收藏什么档次的东西,对中国历史文化也有一定的研究了,而中国一些收藏界的新贵对此是很盲目的。国内收藏家好几千万人,真正收藏高端艺术、顶尖艺术的人并不多。”
回想起两年前被炒翻了的金铜造像,从争相较量的天价到金融危机时的骤冷,我们不难看出国内收藏群体的不成熟。“把它当作一种投资项目,今天买了明天就想卖了赚钱。我觉得挺可悲的,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把收藏家和整个市场都害了。收藏必须有一个很好的鉴定家做你的顾问。真正的古玩商就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拿出一个东西,就能把它的历史、典故讲出来。盖一栋大楼还要设计师呢,收藏东西还是要请专业人士为你把关,才能少走弯路、少花或不花冤枉钱。正所谓‘识古者富,好古者贫’。”而从“好古”到“识古”,那将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路程。
2000年,保利一举买下3个圆明园流失到国外的兽首,名震海内外。马明欣也在超负荷的工作之下病倒。“拍卖那几个兽首的时候我可能太紧张了,拍卖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饭,一杯啤酒喝下去我就没知觉了,等我醒了已经在伊丽莎白医院,医生说脑出血,把我吓坏了。跟朋友在电话里我眼泪就下来了,因为拍这几个东西差点人就没了。当时挺伤感的,想干吗这么去搏啊,但骨子里对艺术品的酷爱确实挡也挡不住。”一心钻到古董事业里的马明欣,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身体都给忽略了。
慨叹马先生的良苦用心之时,谈起中国文物收藏的未来,他仍然显得神采奕奕,“也许很多好东西,凭我个人的实力,我买不动。一个人力量不行,那就5个人、10个人。只要大家的认识到了,总会有那么一天的。就像现在,上海的刘先生也好,北京的赵涛先生都是很好的例子。”
当我们的现代化之路愈行愈远,历史文化或许也会被加速遗忘,仅仅将其作为稀有遗产圈出百般娇宠或许并不奏效。也许只有当我们都成为识古者,人类才算是真正富有。希望正如马先生所说,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文物之所以被奉为国宝,是因其本身被赋予了还原历史、展示传统审美观念的使命。有过文化断层的我们又怎能否认,那些将文物价值呈现之人,他们本身就是不可复制的国宝。
马明欣
华裔加拿大人;享誉国际的文物鉴赏家、收藏家,著名文物鉴赏家马更生之子;精通古董艺术,国内不可多得的国宝级人物。
也许正是诸多和马明欣一样真正懂文物、爱文物之人,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和过人的魄力勇气,推动了中国文物保护踏上征程。
文物之于那些只是热衷于将其炒翻天的专业经纪人及收藏新贵们,或许只是一串长长的让人两眼发光的数字,然而之于马明欣,却是一场来之不易的千年之旅。马先生年逾五十,身板却直得让一众小辈都嫉妒。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在中国文物收藏界堪称泰斗的人物,正伏案读书,鼻梁上架一副眼镜,那种由内而外的学者范儿跟古色古香的店铺风格无比相衬。
食古充饥
李零曾在《丧家狗》中写到,“80年代骂祖宗,90年代爱祖宗,现在的时髦是卖祖宗”。中国文物收藏从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开始算起,短短30年,文物的命运几经改写。
“文物的30年收藏过程是我经历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是拿自己的文化换饭吃,才能换取西方的先进设备与技术,西方人所求的是什么?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艺术与文化。进入80年代中期,国家看出来了,这是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加以保护,就开始大量限制,数量上、质量上限制特别严格;80年代末,虽然是短短的七八年,但老百姓自己手里也有点钱了,成立内柜店,也算不上是国内流通,就是文物部门拿出来卖给国内的收藏家。如果自己私自买卖也是犯法的。”
也许是当时的年代使得马明欣有机会叩开石库之门,但这一切也并非偶然。父亲让马明欣学习玉石雕刻,原本只是希望儿女们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能够掌握一技之长用以立命,却没想这一段学习玉石雕刻的过程为马明欣后来的古董鉴定生涯奠定了常人所不能比的扎实基础。
“我的启蒙是1973年暑假,教我玉石雕刻的老师叫杨子晨,是民国时代非常著名的玉石雕刻大家。我一天到晚都住在师傅家,他会不时拿出一些民国的小茶壶、翡翠的小戒指、小鼻烟壶等小玩意儿给我看。临走的时候,我把打工的钱全给了师傅,把那些小玩意儿一共二三十件全拿走了。回家我父亲问起来,我把书包一倒,我父亲当时就乐了。从那时候开始父亲才开始引导我,带我拜访他的那些老朋友,傅大佑、程长新、王鲁,听他们给我讲故事、聊东西,有时候就拿一块瓷片,深深地吸引了我。里面的学问太多太多了。”
在那个一贫如洗的年代,仿佛人人都只能指着那点老古董来换回一些先进的西洋物品,16岁的马明欣却跟着师傅走遍全中国,转废品收购站,把那些被当废铜卖的青铜器,以两块钱一公斤的价格收走。80年代初,国家的文物保护工作开始初步建设。1981年,首都博物馆开展了一个“废品堆里救国宝”的活动,马明欣就跟随师傅程长新在4年的时间里买下约10吨青铜器,不少都是马明欣亲自扛回来的。现如今这10吨青铜器全在首都博物馆收藏。
也许正是诸多和马明欣一样真正懂文物、爱文物之人,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和过人的魄力勇气,推动了中国文物保护踏上征程。祖宗开始不再成为人们无处发泄身世愤懑时的出气筒,文物也逐渐摆脱了被拿来换外汇的命运。
奉古为宝
在家族的艺术熏陶和一众经验丰富的师傅带领下,加上天生的好悟性,马明欣年纪轻轻就已经在京津一带小有名气。他跟父亲立下军令状,要在一年内挣够12万,又谢绝了师傅们的贵重礼物,便只身前往香港。彼时的香港,早已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港口,地位的特殊让它避过了大部分的战乱和政治运动,并吸纳了由内地移居或寓居的大批文化界人士,也聚集了大批文物艺术品,艺术市场一片欣欣向荣之势。
马明欣能够凭借的只有自己的眼光。3个月以后,马明欣打电话给父亲,说12万够了。然而,这12万不过是一个小序曲。不久后,在一次博览会上,马明欣看上一个望远镜法兰表,“4个法兰片,打开后,上面一只表,底下又一法兰片,转一下,一个开窗出来的孩童划船,鸭子戏水,潺潺流水的声音都听得到。有个专家得知我花了8万港币,就丢了一句话,‘小子,为难去吧’。”买这个钟表花掉了马明欣的全部财产,连他自己也笑称,当时真的是手里有10万就敢买10万的东西。结果不到一年,世界上最大的钟表研究大师就用15万美元将其买走。8万港币到15万美元,马明欣的第一桶金比别人的着实溢出了许多。
“后来有一家店我常去,老板买了战国的一个纯金的剑柄,上面雕了80条镂空的龙,每条龙的眼睛上嵌了两颗小松石。当时香港很有名气的古玩商、鉴赏家全在场,动辄就是几千万身价,我在那会儿就是个没什么钱的孩子。可当时就是胆子大,我说,‘多的我也不说了,一条龙给你1万块钱。’顿时,在场的那些老先生都愣了。其实我手里一共也就那么点钱,但我就是爱上那件东西了。最后写价钱的纸条谁也没打开,东西归我了。”自此,那个眼光卓越、出口不凡的青年人在香港一炮而红,扬名国际。
与此同时,中国文物保护之路也迈出了关键的几步:1982年,颁布《文物保护法》;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逐步与世界接轨。老祖宗不仅彻底摆脱了骂名,还首次被冠以“文化与遗产”之名,供人仰望与唏嘘。
而祖宗的价值其实又远不止此,上世纪80年代,香港四大船王之一赵从衍的华光集团遭遇财务危机,他忍痛割爱拍卖数百件古董,两年卖出3亿港元名瓷玉器,最终拯救了家族大业。而此刻的文物变现,与早前把青铜器当铜件卖掉的变现已经截然不同。对这种变化有着切肤体验的马明欣所关注的,早已不只是一件物品、一串数字,更多的是背后曲折蜿蜒的文化命运。
识古者富
1993年,马明欣移民加拿大,这个在国际上享誉盛名的古董鉴赏家此时却转身回国,在这块刚刚起步不久的土地上发展。也许是意识到大陆收藏领域亟须一个健康、成熟的引导方向,也许是企图在这块孕育了几千年的土地上寻回一些文化认同,这一点,可能连马明欣自己也说不清楚。
1995年,在巴黎,马明欣以折合人民币400万的价格购得一对铜胎珐琅彩葫芦瓶,列入自己收藏。葫芦身上嵌有99个玉葫芦,底足带有“大清乾隆年制”官造款。“2006年我在法国尼斯看到一个图章,应该是八国联军时候流失海外的,上面有一首题诗,下面是八卦图,印文是‘太上皇帝’。我就立刻往北京打电话,让人马上去故宫查有没有这枚印章,如果有,在尼斯这种小地方价位肯定不会高。可我怎么等也等不来,最后只买了‘宝亲王印’一件御玺。”半年后那枚“太上皇帝”御玺在香港拍了4000多万,我们纷纷表示遗憾,马明欣却比谁都看得明白,“君子不恋物,做我们这行的,谁的古董生涯不是由这一件件得意之作与遗憾之物交织而成的呢?”
1993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成立,国内的收藏界再一次踏上新的里程。但很多买家仍然比较盲目。“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香港的关善明、莫少华、李锦记,他们收藏几十年了,知道自己该收藏什么档次的东西,对中国历史文化也有一定的研究了,而中国一些收藏界的新贵对此是很盲目的。国内收藏家好几千万人,真正收藏高端艺术、顶尖艺术的人并不多。”
回想起两年前被炒翻了的金铜造像,从争相较量的天价到金融危机时的骤冷,我们不难看出国内收藏群体的不成熟。“把它当作一种投资项目,今天买了明天就想卖了赚钱。我觉得挺可悲的,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把收藏家和整个市场都害了。收藏必须有一个很好的鉴定家做你的顾问。真正的古玩商就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拿出一个东西,就能把它的历史、典故讲出来。盖一栋大楼还要设计师呢,收藏东西还是要请专业人士为你把关,才能少走弯路、少花或不花冤枉钱。正所谓‘识古者富,好古者贫’。”而从“好古”到“识古”,那将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路程。
2000年,保利一举买下3个圆明园流失到国外的兽首,名震海内外。马明欣也在超负荷的工作之下病倒。“拍卖那几个兽首的时候我可能太紧张了,拍卖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饭,一杯啤酒喝下去我就没知觉了,等我醒了已经在伊丽莎白医院,医生说脑出血,把我吓坏了。跟朋友在电话里我眼泪就下来了,因为拍这几个东西差点人就没了。当时挺伤感的,想干吗这么去搏啊,但骨子里对艺术品的酷爱确实挡也挡不住。”一心钻到古董事业里的马明欣,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身体都给忽略了。
慨叹马先生的良苦用心之时,谈起中国文物收藏的未来,他仍然显得神采奕奕,“也许很多好东西,凭我个人的实力,我买不动。一个人力量不行,那就5个人、10个人。只要大家的认识到了,总会有那么一天的。就像现在,上海的刘先生也好,北京的赵涛先生都是很好的例子。”
当我们的现代化之路愈行愈远,历史文化或许也会被加速遗忘,仅仅将其作为稀有遗产圈出百般娇宠或许并不奏效。也许只有当我们都成为识古者,人类才算是真正富有。希望正如马先生所说,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文物之所以被奉为国宝,是因其本身被赋予了还原历史、展示传统审美观念的使命。有过文化断层的我们又怎能否认,那些将文物价值呈现之人,他们本身就是不可复制的国宝。
马明欣
华裔加拿大人;享誉国际的文物鉴赏家、收藏家,著名文物鉴赏家马更生之子;精通古董艺术,国内不可多得的国宝级人物。
也许正是诸多和马明欣一样真正懂文物、爱文物之人,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和过人的魄力勇气,推动了中国文物保护踏上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