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夏天，我刚结束高考，找出校文学社杂志《西溪水》的某一期，翻到《升成》那几页，撕下来，折一折，装进信封。有没有写封信呢？隐约记得，应当是写了一封半页短信，交代了这几页油印稿的来处，还为自己设计了“赵钗”的笔名，取的是“赵×”，赵某人的意思。然后，我把信投进街头的邮筒，寄给了《科幻世界》。
　　知道这本杂志也是高中时的事。同寝室的女生周颖爱读一本叫《科幻世界》的杂志。她曾激动地向我推荐某期杂志上的《斯芬克斯之谜》，夸它如何拓宽了她的思维和眼界。很久之后，我才读到这篇精彩的故事，王晋康老师“思想者”的特质在故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高中是我的创作高峰期，和好友合作的长篇武侠小说就是在17岁生日时写完的，之后又写过几篇奇幻、科幻、校园故事和历史小说。这些故事文字稚嫩，距发表水准颇有差距，但间或有思想的闪光。其中的校园故事作为素材，成为我日后第一部长篇《水晶天》的内容来源，而科幻故事中的《升成》曾在文学社油印刊中使用。我本人就是那期刊物的编辑，当期约好的一篇稿件跳票，只得临时用自己的故事补空窗。但也正因为这个巧合，才会有后来我第一次的科幻投稿。
　　我从初一开始写抽屉文学，高三时已经写了六年。我一边怀着终身写作、以写作为志业的理想，一边在各种写作类别中全线出击，写出的作品以自娱自乐和班级同学传看为主要输出途径，偶尔有合适的故事发发文学社刊物，但尚未找到正确的输出途径——直到高考结束……
　　其实，我事先和家长有过约定，在高考前搁置写作，专心学习，但依然失信了。因此所有超常规的写作，都在地下状态进行。高考结束意味着我能让自己的写作见光，也可以试着去投稿了。选择《升成》是因为它不用抄写，撕下来、寄出去就好了，心里想，为这次投稿行为付出越少，落选的失望也就越小。而投出稿件后，我全心投入了大学的新生活，学习之余，开启了第一学期疯狂地和各地同学通信的书信狂人模式;也写小说，为中学的武侠故事续写了两万字。那次无声无息的投稿已经被我忘掉了。
　　直到过了大半年，中学同学问我，《科幻世界》1996年第2期的《升成》是你写的吧？我一个激灵，像打了鸡血。因为原始来源是我高一时的刊物，而且投稿时我尚未正式毕业，杂志社还是把稿子放进了“校园科幻”栏目，后获当年度“光亚杯”校园科幻大赛一等奖。
　　对我来说，这件事最大的启示在于：原来投稿真的是可以发表的，原来杂志发稿是不用靠关系的。我和《科幻世界》漫长的缘分就此开始，纵贯了我的整个青年时代。从大一到研究生毕业，我进入开挂模式，兴致勃勃地创作、发表了十几篇科幻小说，连获六次银河奖。1999年我大学毕业之前，《科幻世界》杂志社还为六位新人出了一套书，我人生的第一部个人小说集《桦树的眼睛》忝列其中。那一时期，我是一个常见的自以为深藏绝学的新手，自我怀疑反而是到成熟期才有的表现。
　　1997年夏，我已在杂志上发表了三篇小说，作为新人作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幻大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杨潇、谭楷老师和杂志社的其他编辑。也认识了正当盛年的王晋康老师、翻译了许多国外科幻小说的前辈孙维梓老师、为大家分发油印的《星云》杂志的“中国头号科幻迷”姚海军、特别有存在感的北京科幻作家群——星河、凌晨、杨平和严鹏等人。我被介绍给科幻作家张静老师时，她望着我说：“这么年轻，真好……”我一直记得那个画面，因为现在，每当我看到新人的时候，都特别理解她当时的感受。
　　新人没有台上发言的资格，但因此有更多时间进行台下交流。来自美国的冈恩教授、赫尔女士，“世界第一科幻迷”阿克曼……都是我在那次会上结识的“大咖”。作为英语专业的大二学生，更兴奋的大约是见到两位美国宇航员——罗斯和露西德，在会场时，除了正式上台，他们身边未见固定的随身翻译，我也就借机跟在他们身边，经常替上前交流的中国与会者做点儿基础口译。因此，关于那次大会的印象，基本是和他俩联系在一起的。
　　1998年春，“1997年科幻银河奖”在上海复旦大学颁奖，陈思和老师和叶永烈老師都到会发言。绿杨老师获特等奖，我荣幸地和王晋康老师同获一等奖。也许是由于这份履历，十多年后，我为中国科普所“百年科幻精品赏析”课题撰写了王晋康老师的综论。其实，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深入理解了王老师的作品，论文稿《中国科幻的思想者》也得到了他的认可。第一次认识阿来老师也是在复旦，谭楷老师特别激动地向大家介绍阿来的作品《尘埃落定》。颁奖会下午，由阿来为获奖作者们做了一个文学讲座，现场交流创作中的问题。记得之后我给他写过信，寻求文学创作的指引，他很耐心地为我写了一个书单，罗列了他认为值得阅读的现代派小说和诗歌。
　　上海领奖后，我写下思考了大半年的小说《伊俄卡斯达》。这篇故事在叙述风格上明显受到我大学时嗜读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和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响，但小说之所以能在读者中激起强烈反响，并以最高票获得当年银河奖的特等奖，其实是拜小说科幻点所赐。克隆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末最轰动的技术，以此为基础，构思一位被克隆的史前亚特兰蒂斯人与其代孕母体的情感关系，设定本身在伦理问题上的复杂性造就了小说的成功。但在核心构架之外，由于我本人生活经验的匮乏，只能用“爱情”来解决伦理危机，对情感的把握流于简单化。而它作为“爱情故事”的成功恰恰说明小说核心表达的失效，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甚至羞于重读《伊》。直到前几年，我重新修订了故事，调整了三分之一的情节，才找到了它正确的打开方式。
　　从1997年开始，我定期参加科幻世界杂志社举办的各种会议与笔会，也常在笔会期间顺带游历四川，九寨、黄龙、四姑娘山、马尔康、红原……杂志社也组织去过青城、峨眉、康定等地。丰富的自然景观成为我不少小说中的真实背景，也催生了诸如《康定的河——2004笔会纪事》这样的小说，把大刘、姚海军、小罗（罗隆翔）、张卓和自己都写进了故事里。大刘回信说，这是他第一次成为小说中的人物。

　　1999年，第一次出现在笔会上的刘慈欣带了他的大量未发表新作，笔会的正式议程中专门探讨了他的小说。看过那么多大刘的稿，与会者们已经看出他巨大的潜力，只是等着他未来一步步被广大读者发现。2007年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大刘站在四川省科技馆检阅科幻迷为他排演的人形计算机队列，那一刻当是大刘在科幻圈内的封神，虽然离他享誉全球还有很多年。
　　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大学任教英语专业课程，创作量遽减，更多从事翻译，修炼专业素养。我从本科就开始尝试翻译，发表的译文如《野性之口》《站立的女人》《潘的笛子》《回声》《纸飞船》，都是自己在外文阅读中喜爱的篇目，主动试译投稿。之后接杂志社的任务，译了大师系列的两个贝斯特长篇：《群星，我的归宿》与《被毁灭的人》。这一时期我并未放弃创作，《1923年科幻故事》《云使》《世界》是我在不同创作方向上的努力。尤其以《世界》开始的“灵波世界”系列小说的构架，是我建构个人科幻王国的第一次尝试，但因为技术问题，受水平所限，探索艰难，至今才完成四篇。2006年，我完成个人长篇《水晶天》，2011年它才以《水晶的天空》之名出版，几年的悬置状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创作积极性，加上个人生活的变动，造成了我创作的空窗期。
　　2011年夏，女儿八个月时，我读到了大刘寄来的《三体3》。掩卷无语，心潮澎湃。回想多年的创作，偶然与必然之间，我看到了科幻对我独特的意义。2012年我在职攻读博士，時间精力都欠奉，只能一点点恢复写作，每年发表一两篇新作，并继续小说自译的尝试，比如《南岛的星空》（原载《科幻世界》2018年5月号，英文版2019年3月登陆美国《阿西莫夫科幻杂志》）。
　　今天的科幻界早已不是二十年前的模样。随着越来越多有才华的人发现了科幻、进入科幻领域，新人辈出，优秀长篇迭出。虽然《三体》这样的不世之作暂时难以超越，但整体发展水平已开始迈入新时代。面对越来越优秀的科幻作者们，我愿以“老一辈”的身份，为他们摇旗。时至今日，我年轻时的盛气不再，却有更深切的自知，科幻写作会是我持续终身的爱好。也希望《科幻世界》长长久久，让我们这段二十三年的缘分一直延续下去。
　　【责任编辑：姚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