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何申长期生活工作在塞北山乡，因此他的小说创作多以塞北山乡为题材。他以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叙写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故事，热切关注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农民的生活和命运。对农民深厚的爱是他作品最基本的思想倾向。
　　关键词：何申； 乡镇干部；农民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小说创作，有人划分为这样两个派别：一是以苏童、莫言等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其特点是走向往事和语言，逃避现实生活；一是以池莉、方方等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他们直接切入现实生活，直白其事，直言其人。“这样的小说除了破碎的体验和零乱的感受，除了对神圣的东西的调侃与不恭，除了一种似乎是看破红尘、看破人心的洒脱而无所谓的心态之外，看不到思想、看不到理想，更看不到信仰。”（《小说评论》95年1期《潮湿的有锈蚀性的夜气》）与之相比，何申小说创作倾向却别走一路。他传统质朴的艺术形式，正视现实的冷静态度，以及对奋挣在贫瘠的乡土上的农民的无限热爱，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使我们明晰地感受到了类似“为工农兵而创作”年代的小说的亲切和淳厚。
　　何申小说最基本的思想感情倾向，是对老百姓拟或说对农民的深厚的爱和对他们生活、命运的关注。从这个基点出发，进而上升到对党和国家的爱，并且把三者统一起来。因此，他很怀念五六十年代党和群众的那种亲密的鱼水关系，和团結奋进的良好社会风气，并以此作为他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理想。
　　何申没有采取“高于现实”的创作方法，相反，他以冷静的态度正视现实，不回避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阴暗的和积极的东西，深刻地剖析着笔下人物内心世界里的污垢和良知。在描写品性纷呈、面目各异的人物的时候，始终浸透着一个判断是非的尺度，那就是他是否心系百姓，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根据这一尺度，他肯定了县长付桂英、付县长郑德海不顾身体、耐着压力去陪着上面来人吃喝，县委书记赵君夫在开完反腐败的会议后，躲避记者耳目，上京下省去送礼，乡长李德林为上小河流域项目去请客等现象，因为，他们在社会的怪圈中不得不以这种形式为老百姓谋些利益。何申正是在这样一面承认、正视污浊的现实风气，一面秉持为人民的尺度的情况下，找到了描写生活的切入点，抒写出一曲曲基层干部生活的悲歌。这可以说是何申高于先锋派和新写实主义小之处，是他的一个创造。我们认为，这一切入点是高明的，他保持了生活的真实，也给人以信心；既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背叛良心。
　　何申小说的题材有人称之为乡镇干部系列，因其主要笔墨用在写从村民组长、乡长到县委书记的基层干部身上。从本源上讲，作者最早从城市沿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路子来到农村，和农民一起摸爬滚打，生活了许多年。他熟悉他们，热爱他们，从他们的艰辛和淳厚中，滋养出自己一生的责任感。但他本质上不是农民，他始终是从干部的角度来看农民的。他最熟悉的人还是站在农民之上，又紧靠着农民的这一层面上的各级干部们。从这一层面上，观照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从而观照整个民族的经历和命运。
　　他所写的这一层面上的干部们的最大思想矛盾冲突，就是为老百姓服务，还是为一己之私利，而侵害老百姓的利益。何申笔下既有完全走向农民利益的反面的人物。如《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中的黄玉水，《县委书记赵君夫》中的李占生。对此，作家给予了鞭挞和嘲讽；但更多的是写他们的这种矛盾的心态：为升位子、保私利而侵害国家、人民利益的内在痛苦和愧疚，或完全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影响自己前程时的迟疑和徘徊，以及初衷为人民谋利益而终走向反效果的内心悔恨。
　　何申对农民思想性格中的优点和弱点，有着清醒的认识，既写了农民受自身条件的限制，而形成的自私、狭隘、萎缩、封闭的性格，如《治保主任》中的范老五，《村民组长》中的驴老五等，也写了开始觉悟、进取，带领大家走新路的新形象，如《村民组长》中的黄禄等。他对农民的弱点抱有深厚的同情，能够宽容的接受。他明白那是农民特有的境遇中的必然产物。他对农民的优点抱有崇敬的心情，认为只有在老百姓那里才能净化自己的灵魂，为老百姓办事才能显现自己的价值，《年前年后》中的李德林形象的塑造，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
　　何申小说题材的一个特点是写“穷”。无论是题目中有“穷”字的（《穷乡》、《穷县》），还是无“穷”字的，都紧紧抓住“穷”来写。在中国这个从“人均”上衡量属于“发展中”的穷国里，最穷的还是农民。尽管中国有大邱庄、南街村、华西村等超级富村，已赶上或超过了城市，但从面上看，绝不能代表中国广大农村的实际。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最慢的还是农村，尤其是目前农业在“单干”后曾经大大释放了生产力而一度红火，但这种落后的生产力的潜力是太小了，“穷”从新的层面上又回归到农民生活中来。认识到“穷”，正视“穷”，挖掘“穷”根何在，摸索摆脱“穷”的出路，是（下转第112页）（上接第107页）真正了解基层，了解农民生活的表现，是对农民负责的态度，拟或是对农民的真正的爱。
　　何申笔下乡镇干部主要是在“穷”中熬煎，与“穷”进行斗争的历程。他们一方面向上级求援，一方面搞企业，一方面为发不起工资而焦虑。搞企业交学费，求援又涉及到腐败，向老百姓收敛又要挨骂，真正是在种种矛盾中苦苦挣扎。何申正是从写这种挣扎中，表现了乡镇干部的可敬和可悲。抓住“穷”写农村、写基层，也是他创作倾向的反映。
　　何申顾念老百姓的思想倾向，也决定了其艺术审美倾向。他的叙述方式完全按照故事本身的时空发展，没有大幅度的跳跃、插转和交错，追求连贯完整，平实顺通。塑造人物多采用细节和白描等传统手法，从人物言行中展示人物的心态和性格，从不搬弄西方泊来的方法、技巧。他的语言很质朴，很土气，多采用口语，朴实无华，亲切自然。我们有理由认为，他采用传统艺术形式是自觉用老百姓所能接受并乐意接受的方式，以便于他们读。
　　在没有人去深入农村，农民自身又很难产生作家的今天，把持文坛的才子们渐渐和这个阶层无缘。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人们竞逐繁华，文艺越来越远离“贫穷”，即便偶尔从哪个角落里打扮出一两个“老乡”的角色，也是在城里人的视角里，变得卑微之极，已远没有了“为工农兵而创作”的时代的可亲可敬了。何申没有象许多知识青年作家那样，在回城之后去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仍然满腔热情地顾念着那片热土上的百姓的生活和命运，仍然带着五六十年代“为工农兵而创作”的情结，以正视的视角，抒写着基层生活的悲歌，这无疑是非常可贵以至令人钦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