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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一边是英明神武的周武王，加上一位半神级的姜子牙，另一边是堪称中国历代昏君模范的商纣王，用孟子的话来说，这是一场“以至仁伐至恶”的战争。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周武王趁着商纣王的大军征讨东夷、朝中空虚的大好时机，在牧野代替老天爷宣读了商纣王的种种罪状，决定替天行道，率领4.5万大军准备攻打朝歌。
商纣王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当下便召集70万大军（以奴隶为主），兵发牧野，让周武王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王”。一边是4.5万，一边是70万，商纣王仿佛已经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一幕：15个人围殴1个人！这时，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出现了：还没等双方交战，70万商军便集体倒戈，杀向朝歌！
延续500多年的商朝就这样灭亡了，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大决战，却出现了一幕极其吊诡的临阵倒戈！
几千年来，这次事件被无数次地传扬，周武王就此成为明君的代表，商纣王也就此成为昏君的典范，而70万商军的临阵倒戈也被定论为反抗暴君的弃暗投明。以有道伐无道，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然而，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顺理成章”的背后往往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70万商军的临阵倒戈，看似自然，却充满了说不清的诡异。
在奴隶社会，奴隶从属于奴隶主，没有自主权，也没有人会想到反抗，所谓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奴隶们还没有这个觉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底层人民反抗暴政还是在800年后的秦朝末年，如果非要在历史上找一个奴隶造反的例子，只能去找古罗马的斯巴达了，斯巴达起义其实比陈胜吴广起义还要晚130多年。
所以，在奴隶社会的巅峰时期——商朝末年，发生奴隶大军临阵倒戈，实在是很可疑的。
其实翻开那时的史料，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身影，这个人叫胶鬲。
说起胶鬲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一时想不起来，其实在中学课本中我们就知道他了。在孟子那篇著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中，有这样的记载：“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在江苏扬州、泰州祭祀“盐宗”的庙里，供奉着三位“盐宗”，一位是人工盐生产的创始人夙沙氏，一位是食盐专营的创始人管仲，第三位就是胶鬲，是贩运食盐的祖宗。
自古盐商都是身家巨富，作为盐商祖宗的胶鬲更是不在话下，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战争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商纣王讨伐东夷，耗资无数，眼看国库日渐空虚，这时周文王向商纣王举荐了胶鬲。对商纣王来说，胶鬲无疑就是救命稻草，其巨额财富让商纣王摆脱了困境。为了报答，商纣王封胶鬲为少师。但是别忘了，胶鬲终究是周文王的人。周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开始了灭亡商朝的倒计时。
一次，商纣王派自己的哥哥微子和胶鬲率领使团访问周国。就是在这次访问中，周武王成功地跟胶鬲对上了暗号，又成功地策反了微子，并许诺事成之后微子世为长侯，胶鬲加富三等，封地运城盐湖地区，全权发展当地盐业。
回到朝歌后，胶鬲开始行动了，成功地将几位能征善战的大将都派到了东夷前线，等到周武王讨伐朝歌时，70万商军正是由胶鬲率领的，“临阵倒戈”也就顺理成章了。
前后两个“顺理成章”，一个是儒家的“仁”，另一个是兵家的“卧底”，哪一个更接近事实呢？
几千年来，儒家的观点始终占据着上风，认为只要拥有了“仁”，就“仁者无敌”，拥有了“正”，就“邪不胜正”，却从来不讲究跟“不仁”和“邪恶”的斗争方法。可现实却往往是，在“不仁”和“邪恶”面前，“仁”和“正”伤痕累累。
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去新加坡为革命筹款，当地有人问他：“孙先生手底下一个兵都没有，如何妄谈革命？”
孙中山微笑着说：“我们的军队多着呢。”
有人问：“在哪儿？我怎么没听说过？”
孙中山信心满满地说：“满清的军队就是我们的军队。满清的士兵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子弟，等他们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后，就会掉转枪口去推翻满清皇朝！”
听起来让人振奋不已，仿佛只要孙中山的革命真理一讲，几百万满清军队就会立刻“临阵倒戈”，上演一幕近代版的“武王伐纣”。
可惜的是，现实很不给孙先生面子，那套革命真理除了能鼓动几个热血青年去刺杀满清官员之外，对满清的统治没有任何影响，最后还得靠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出面，才把溥仪一大家子请出了紫禁城。
这就是现实，现实得让人如梦初醒。
正是因为这个现实，才让孙中山下定决心筹建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党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谁听你的？
伟大如孙中山者，都未能逃出这个魔咒，可想而知还有多少人沉迷于其中而不自知。
只讲立场，不讲方法，好像是我们一直都在宣扬的东西，更别说歪门邪道了，于是，一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就会出现无数激昂的口号、青春的热血、盲目的冲动，却唯独不见有效的行动。
承不承认胶鬲的存在，竟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方向。
其实，承认胶鬲，丝毫都不影响周武王的英明，相反，避讳胶鬲，只会让周武王变得假大空。“仁者无敌”“邪不胜正”，固然有它的力量，但这不说是蓄意陷害，至少也是误人子弟。
编辑/书含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周武王趁着商纣王的大军征讨东夷、朝中空虚的大好时机，在牧野代替老天爷宣读了商纣王的种种罪状，决定替天行道，率领4.5万大军准备攻打朝歌。
商纣王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当下便召集70万大军（以奴隶为主），兵发牧野，让周武王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王”。一边是4.5万，一边是70万，商纣王仿佛已经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一幕：15个人围殴1个人！这时，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出现了：还没等双方交战，70万商军便集体倒戈，杀向朝歌！
延续500多年的商朝就这样灭亡了，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大决战，却出现了一幕极其吊诡的临阵倒戈！
几千年来，这次事件被无数次地传扬，周武王就此成为明君的代表，商纣王也就此成为昏君的典范，而70万商军的临阵倒戈也被定论为反抗暴君的弃暗投明。以有道伐无道，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然而，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顺理成章”的背后往往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70万商军的临阵倒戈，看似自然，却充满了说不清的诡异。
在奴隶社会，奴隶从属于奴隶主，没有自主权，也没有人会想到反抗，所谓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奴隶们还没有这个觉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底层人民反抗暴政还是在800年后的秦朝末年，如果非要在历史上找一个奴隶造反的例子，只能去找古罗马的斯巴达了，斯巴达起义其实比陈胜吴广起义还要晚130多年。
所以，在奴隶社会的巅峰时期——商朝末年，发生奴隶大军临阵倒戈，实在是很可疑的。
其实翻开那时的史料，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身影，这个人叫胶鬲。
说起胶鬲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一时想不起来，其实在中学课本中我们就知道他了。在孟子那篇著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中，有这样的记载：“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在江苏扬州、泰州祭祀“盐宗”的庙里，供奉着三位“盐宗”，一位是人工盐生产的创始人夙沙氏，一位是食盐专营的创始人管仲，第三位就是胶鬲，是贩运食盐的祖宗。
自古盐商都是身家巨富，作为盐商祖宗的胶鬲更是不在话下，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战争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商纣王讨伐东夷，耗资无数，眼看国库日渐空虚，这时周文王向商纣王举荐了胶鬲。对商纣王来说，胶鬲无疑就是救命稻草，其巨额财富让商纣王摆脱了困境。为了报答，商纣王封胶鬲为少师。但是别忘了，胶鬲终究是周文王的人。周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开始了灭亡商朝的倒计时。
一次，商纣王派自己的哥哥微子和胶鬲率领使团访问周国。就是在这次访问中，周武王成功地跟胶鬲对上了暗号，又成功地策反了微子，并许诺事成之后微子世为长侯，胶鬲加富三等，封地运城盐湖地区，全权发展当地盐业。
回到朝歌后，胶鬲开始行动了，成功地将几位能征善战的大将都派到了东夷前线，等到周武王讨伐朝歌时，70万商军正是由胶鬲率领的，“临阵倒戈”也就顺理成章了。
前后两个“顺理成章”，一个是儒家的“仁”，另一个是兵家的“卧底”，哪一个更接近事实呢？
几千年来，儒家的观点始终占据着上风，认为只要拥有了“仁”，就“仁者无敌”，拥有了“正”，就“邪不胜正”，却从来不讲究跟“不仁”和“邪恶”的斗争方法。可现实却往往是，在“不仁”和“邪恶”面前，“仁”和“正”伤痕累累。
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去新加坡为革命筹款，当地有人问他：“孙先生手底下一个兵都没有，如何妄谈革命？”
孙中山微笑着说：“我们的军队多着呢。”
有人问：“在哪儿？我怎么没听说过？”
孙中山信心满满地说：“满清的军队就是我们的军队。满清的士兵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子弟，等他们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后，就会掉转枪口去推翻满清皇朝！”
听起来让人振奋不已，仿佛只要孙中山的革命真理一讲，几百万满清军队就会立刻“临阵倒戈”，上演一幕近代版的“武王伐纣”。
可惜的是，现实很不给孙先生面子，那套革命真理除了能鼓动几个热血青年去刺杀满清官员之外，对满清的统治没有任何影响，最后还得靠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出面，才把溥仪一大家子请出了紫禁城。
这就是现实，现实得让人如梦初醒。
正是因为这个现实，才让孙中山下定决心筹建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党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谁听你的？
伟大如孙中山者，都未能逃出这个魔咒，可想而知还有多少人沉迷于其中而不自知。
只讲立场，不讲方法，好像是我们一直都在宣扬的东西，更别说歪门邪道了，于是，一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就会出现无数激昂的口号、青春的热血、盲目的冲动，却唯独不见有效的行动。
承不承认胶鬲的存在，竟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方向。
其实，承认胶鬲，丝毫都不影响周武王的英明，相反，避讳胶鬲，只会让周武王变得假大空。“仁者无敌”“邪不胜正”，固然有它的力量，但这不说是蓄意陷害，至少也是误人子弟。
编辑/书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