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94，甲午年。这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向对方宣战，八月十八（阳历9月17日），鸭绿江口的炮声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史称“甲午中日战争”。2014，甲午年。这一年离那场战场已距120年之遥，黄昏已尽，曙光未明。这一个甲午，我们沿着这段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历史轨继续前行，在探索的步伐中追思120年前那个大时代的拐点——甲午1894。
甲午战争是一场决定中日两国历史进程的命运之战。在甲午烽火熄灭了大约半个世纪后，肆虐的太阳旗再度侵略，席卷中华半壁河山，中日之间烽烟再起，又一次生死大决战展开了。在此危机存亡之秋，历史学者蒋廷黻先生反思甲午，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写下此言：“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中华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抗日战争）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
甲午年是大时代的拐点，此后的中国从“千年未变”走向了“十年一变”。正因如此，才有了“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之说。然而，甲午之后的中国真的醒了吗？可以确定，只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觉醒，而他们的救国之路也注定坎坷崎岖。甲午年的孙中山还未言革命，那一年，身在上海的他怀着自己的济世之道，以笔言志，投上一封《上李鸿章万言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遗憾的是这封万言书石沉大海，这个叫孙文的年轻人被阻拦在体制的大门之外，意味着无法在现行体制内实现其改革理想。他“感慨风云，悲怆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体制内改革的大门已关闭，孙文从此走上了另一条救国之道——革命！甲午年冬，“兴中会”成立于美国檀香山；次年，广州起义；十年后，“中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确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再后来，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中华民国。
早在青年孙文投递《上李鸿章万言书》之前，另一位叫严复的青年已经历了四次科举落榜的打击。这位精研西学，在英国海军学院多次考状元的优等生曾怀着一腔报国热忱，回到福建参加乡试，结果却因写不好八股而名落孙山，空怀才学与大志，却无法参与到其时的政治体制中。后来，没有功名的严复服役于北洋水师，始终不被重用，到了甲午年，他亲眼目睹了这支海军的毁灭……
一个又一个的治国精英被体制阻挡于门外，反观大清帝国的机关系统中却充斥着大量“为考而考，占个编制”的尸位素餐之徒，这些庸碌之辈很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但在其时，他们窃据高位。他们缺乏远见，苟安现状，貌似对朝廷忠心耿耿，实则多为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之辈，最终将政权腐蚀。其时的大多“肉食者”不但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引导者，反而会在关键时大多变为改革的绊脚石，在此大环境之下，即使有少数体制内的精英试图力挽狂澜，但终究无力回天，只余“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之哀叹。诸贤散于野，小人居庙堂，举枉错诸直，相信这正是清王朝乃至整个帝制走向终结的远因之一。
甲午之后，究竟还有多少像孙文、严复这样的志士仁人被这腐朽的体制拒之于门外，后人无法得知。但在那之后，清王朝体制内发生的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清楚记载于史册中。战争的次年，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千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几年，变法之声此起彼伏。东渡留学，师从日本之举日渐兴起，贵州举人傅燮甚至提出封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伊藤博文为相的主张。遗憾的是，真正的变法仅仅维持了103天就以康梁逃亡日本，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的惨痛失败而告终。变法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就义前曾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笔者猜想，谭君出此言时，或许也想到了发生在远东那场让战胜我们的那个岛国崛起“明治维新”运动。那是在距甲午战争三十多年前的日本。那年，1858，幕末血风，安政大狱，一个叫吉田松阴的日本人带着他未尽的心愿血洒刑场。吉田松阴的生命终结了，但他的思想还在门人中迅速传播。后来，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一代代维新豪杰脱颖而出，日本政局天翻地覆，最终“卒倾幕府，成维新”。可以说，吉田松阴是以自己的流血奠定了日本明治一代的根基。
可是，决心为变法流血，只求死得其所的谭嗣同岂又知道，他的牺牲并没有换来中国的“明治维新”，他的鲜血也无法触动国人那早已麻木的神经。和很多历史上的定律一样，改革变法失败后，顽固派当权，“老大帝国”必然要向着历史的反方向飞驰而去。两年后，本已腐朽不堪的王朝竟然与宣扬“喝符水，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一唱一和，演出了一场同时向十一国宣战的闹剧，并直接导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此次庚子国难，更致使四万万同胞受“每个赔款一两”之羞辱。越是荒唐，越是顽固，就越加速了政权的崩溃。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引起了全国连锁反应，终于将这个延续了两百多年的腐朽王朝送进阴曹地府，与它一同终结的还有延续了千年的帝制。
旧时代的黄昏已没，新时代的曙光未现。民国新成，但真正的和平与复兴依旧遥遥无期。此后的中国走向了更为崎岖坎坷的道路：建立共和、复辟帝制、南北分治、联省自治、以美为师、以俄为师、阶级斗争……每一个政治理想与主张的背后或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或是文攻武斗、礼义沦丧。两个甲子的时间，我们这个民族为探索这条现代化之路费尽了心力，也付出了太多惨重的代价，可悲剧却一次次循环，正如龙应台所叹：“为什么我们每一代人都要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不好吃？一百年来，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百年前，梁启超所著《少年中国说》曾言：“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如今再读任公之言，感其当时无限之希望，唯有痛心而已。2014，又一个甲午，我们的少年是否智？是否强？是否独立？是否自由？我们国家是否已经能明白“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之要义？我们的考试是否还在用“八股”将孙文、严复们阻挡于体制之外？我们的政治是否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平稳前行？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根又该从何处寻觅？这一个甲午，我们要追思的、反思的太多、太多……
编辑/徐展
甲午战争是一场决定中日两国历史进程的命运之战。在甲午烽火熄灭了大约半个世纪后，肆虐的太阳旗再度侵略，席卷中华半壁河山，中日之间烽烟再起，又一次生死大决战展开了。在此危机存亡之秋，历史学者蒋廷黻先生反思甲午，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写下此言：“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中华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抗日战争）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
甲午年是大时代的拐点，此后的中国从“千年未变”走向了“十年一变”。正因如此，才有了“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之说。然而，甲午之后的中国真的醒了吗？可以确定，只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觉醒，而他们的救国之路也注定坎坷崎岖。甲午年的孙中山还未言革命，那一年，身在上海的他怀着自己的济世之道，以笔言志，投上一封《上李鸿章万言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遗憾的是这封万言书石沉大海，这个叫孙文的年轻人被阻拦在体制的大门之外，意味着无法在现行体制内实现其改革理想。他“感慨风云，悲怆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体制内改革的大门已关闭，孙文从此走上了另一条救国之道——革命！甲午年冬，“兴中会”成立于美国檀香山；次年，广州起义；十年后，“中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确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再后来，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中华民国。
早在青年孙文投递《上李鸿章万言书》之前，另一位叫严复的青年已经历了四次科举落榜的打击。这位精研西学，在英国海军学院多次考状元的优等生曾怀着一腔报国热忱，回到福建参加乡试，结果却因写不好八股而名落孙山，空怀才学与大志，却无法参与到其时的政治体制中。后来，没有功名的严复服役于北洋水师，始终不被重用，到了甲午年，他亲眼目睹了这支海军的毁灭……
一个又一个的治国精英被体制阻挡于门外，反观大清帝国的机关系统中却充斥着大量“为考而考，占个编制”的尸位素餐之徒，这些庸碌之辈很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但在其时，他们窃据高位。他们缺乏远见，苟安现状，貌似对朝廷忠心耿耿，实则多为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之辈，最终将政权腐蚀。其时的大多“肉食者”不但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引导者，反而会在关键时大多变为改革的绊脚石，在此大环境之下，即使有少数体制内的精英试图力挽狂澜，但终究无力回天，只余“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之哀叹。诸贤散于野，小人居庙堂，举枉错诸直，相信这正是清王朝乃至整个帝制走向终结的远因之一。
甲午之后，究竟还有多少像孙文、严复这样的志士仁人被这腐朽的体制拒之于门外，后人无法得知。但在那之后，清王朝体制内发生的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清楚记载于史册中。战争的次年，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千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几年，变法之声此起彼伏。东渡留学，师从日本之举日渐兴起，贵州举人傅燮甚至提出封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伊藤博文为相的主张。遗憾的是，真正的变法仅仅维持了103天就以康梁逃亡日本，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的惨痛失败而告终。变法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就义前曾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笔者猜想，谭君出此言时，或许也想到了发生在远东那场让战胜我们的那个岛国崛起“明治维新”运动。那是在距甲午战争三十多年前的日本。那年，1858，幕末血风，安政大狱，一个叫吉田松阴的日本人带着他未尽的心愿血洒刑场。吉田松阴的生命终结了，但他的思想还在门人中迅速传播。后来，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一代代维新豪杰脱颖而出，日本政局天翻地覆，最终“卒倾幕府，成维新”。可以说，吉田松阴是以自己的流血奠定了日本明治一代的根基。
可是，决心为变法流血，只求死得其所的谭嗣同岂又知道，他的牺牲并没有换来中国的“明治维新”，他的鲜血也无法触动国人那早已麻木的神经。和很多历史上的定律一样，改革变法失败后，顽固派当权，“老大帝国”必然要向着历史的反方向飞驰而去。两年后，本已腐朽不堪的王朝竟然与宣扬“喝符水，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一唱一和，演出了一场同时向十一国宣战的闹剧，并直接导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此次庚子国难，更致使四万万同胞受“每个赔款一两”之羞辱。越是荒唐，越是顽固，就越加速了政权的崩溃。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引起了全国连锁反应，终于将这个延续了两百多年的腐朽王朝送进阴曹地府，与它一同终结的还有延续了千年的帝制。
旧时代的黄昏已没，新时代的曙光未现。民国新成，但真正的和平与复兴依旧遥遥无期。此后的中国走向了更为崎岖坎坷的道路：建立共和、复辟帝制、南北分治、联省自治、以美为师、以俄为师、阶级斗争……每一个政治理想与主张的背后或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或是文攻武斗、礼义沦丧。两个甲子的时间，我们这个民族为探索这条现代化之路费尽了心力，也付出了太多惨重的代价，可悲剧却一次次循环，正如龙应台所叹：“为什么我们每一代人都要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不好吃？一百年来，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百年前，梁启超所著《少年中国说》曾言：“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如今再读任公之言，感其当时无限之希望，唯有痛心而已。2014，又一个甲午，我们的少年是否智？是否强？是否独立？是否自由？我们国家是否已经能明白“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之要义？我们的考试是否还在用“八股”将孙文、严复们阻挡于体制之外？我们的政治是否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平稳前行？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根又该从何处寻觅？这一个甲午，我们要追思的、反思的太多、太多……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