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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50年代,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正面临着一次千百年来未有的大浩劫,危机正广泛地存在于民族和社会中,不同阶级都曾先后尝试对国家新出路地探索,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场气势雄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但却应了黄炎培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从其社会风习方面选择婚丧利益这一具有代表性的角度去分析其失败原因。
关键词:婚丧利益;社会风习;败亡
太平天国运动从爆发开始到结束仅仅持续了13年便黯然离场,虽然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强力地打击了资本主义侵略者,为后来探索新中国的出路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然而其失败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近年来,许多人都从不同方面去分析其原因,无论表象还是根本,却从未有人从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天国统治区内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视角去分析,笔者却认为:像社会风习这类细微琐碎的事物去分析失败的原因,也不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体会,也能看出其影射出的根本原因。
一、婚丧礼仪改革贯彻不彻底,百般之下只能妥协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千百年来由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礼仪被统治阶级认为是维持其政治伦理关系的一大重要手段。[1]《鳅闻日记》中写道太平军“亦有庆吊之礼,与常人全异。上下主从,不分贵贱;共劳而食,亦无坐位;男女淆乱,不忌内外;自相称呼,俱是兄弟。”太平军的这些行为强烈地对封建地主阶级所坚持的封建礼教进行了部分否定和批判,同时也反映出在受到不断增强的剥削压迫下劳动群众中的民主倾向。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然而,随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受到封建主义的侵染日益加重,在礼仪方面的改革的贯彻反而起到了倒退的效果,婚礼和葬礼这一群众性较为明显的方面便可将这一点体现的淋漓尽致。
首先谈到婚礼,在一些史料中,我们可发现在太平天国的统治下,民间嫁娶中存在着很多的“草草成礼”,不需要聘礼,不需要办酒席、宴请宾客,不需要锣鼓乐声,就只是简简单单地举行一个“合卺”之礼,即咱们现代地结婚夫妻双方喝交杯酒,就完成了婚礼。[2]“凡彩舆、鼓吹、执事之类皆无之,惟短烛一对交拜而已。”然而这些事实,却大多数出现于局势动乱,军事行动刚刚停止或该地区刚被占领统治之时,但只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渐渐稳定之后,千百年的封建礼教思想便再次出现,各种行为方式也恢复了旧观。《自怡日记》记载的其作者在1861年参加他侄子的婚礼时,其场景便是“时同堂各房喜宴三日,坐客亦盛于往时,斗彩弄牌,借消永夕。”太平军不仅没有以身作则,作为《天朝田亩制度》的忠实奉行者,反而亲自参加观看民间的婚礼,他们自己本身的婚礼更是如此。《虎窟纪略》记载的太平军头目娶妻的场面“鼓乐彩旗,略似民间”都已经略斯民间了,还谈何去摒弃这些习俗。”
再谈及葬礼,太平天国起初的改革较之于婚礼更为切实具体,也更为严格。其中最为严格,当然也是后期群众反抗最为激烈的便是严禁棺葬。李滨的《中兴别记》中“贼以人死用棺为犯天条,禁之严”确实,洪秀全死后便没有用棺材而是用绸缎包裹着尸体,赖汉英也是如此裹着大红毯子就下葬了,对于统治区的一般居民,太平军则采取了暴力强制的手段去将所有的棺材毁坏甚至把里面的尸体还要弄出来,这一做法实属残忍,虽在一定时间内让人们多年来形成的下葬习俗暂时改变,却并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根据当时的情况,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的过程中,打了一系列的战役,死伤的人数更是数不胜数,1据不完全统计,在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直接死亡和间接死亡人数应在7000万-1亿之间,而當时的整个中国的人口也不过才4.3亿多一点点,将近四、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战争,若是把那些死伤的将士都按照传统习俗进行棺葬,不论是时间成本还是金钱成本都不太允许这样做。所以不提倡棺葬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做法。但是人民不可能一直生活在战争的环境下,时间久了以后,情况稳定了以后,自然死伤的人数会变少。人们的棺葬习俗也会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逐渐归为常态。《庚申避难日记》中作者为自己的儿子举办葬礼:“余买官成殓,晚夜回丧,棺停小石桥新阡。”而对于太平天国的政权本身而言,在后期太平天国对棺葬的禁止的严厉程度逐渐放宽,允许有人进行公开出售棺木的行动,还有一些当地的地方政权对于一些遭受疾病或饥饿而死的难民们还主动去购买棺木为他们下葬。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政权的禁令往往与广大群众处于对立的局面,如果想要避免这种局面,就只能妥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进而导致了各种禁令贯彻的不彻底最后导致了整个太平天国的灭亡。
二、总结
婚丧礼俗改革的实施的不彻底,只是太平天国诸多禁令中的零星碎片,当一个政权想要改变早已存在于人民心中且已经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时,没有上面的坚决执行,没有政策的贯彻到底,结果就只能以失败告终。社会风习虽然不重要,但是也重要,它是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人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通过社会风习来分析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失败——无非就是理想的太过丰满与现实的太过骨感,理想是改变旧时的社会风习,而现实则是人民无声的抗议及太平军对习俗的自相矛盾。我们应当于历史事实之中汲取教训,获取可贵的理论和经验,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参考文献
[1]《近代史资料》,[J]1963年第1期,第103页
[2]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M].中华书局.1963,第395页
注释:
[1]数据源于百度知道
作者简介:
孔祥宇,男,2000.04.02,广东省惠州市,本科。
关键词:婚丧利益;社会风习;败亡
太平天国运动从爆发开始到结束仅仅持续了13年便黯然离场,虽然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强力地打击了资本主义侵略者,为后来探索新中国的出路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然而其失败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近年来,许多人都从不同方面去分析其原因,无论表象还是根本,却从未有人从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天国统治区内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视角去分析,笔者却认为:像社会风习这类细微琐碎的事物去分析失败的原因,也不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体会,也能看出其影射出的根本原因。
一、婚丧礼仪改革贯彻不彻底,百般之下只能妥协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千百年来由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礼仪被统治阶级认为是维持其政治伦理关系的一大重要手段。[1]《鳅闻日记》中写道太平军“亦有庆吊之礼,与常人全异。上下主从,不分贵贱;共劳而食,亦无坐位;男女淆乱,不忌内外;自相称呼,俱是兄弟。”太平军的这些行为强烈地对封建地主阶级所坚持的封建礼教进行了部分否定和批判,同时也反映出在受到不断增强的剥削压迫下劳动群众中的民主倾向。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然而,随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受到封建主义的侵染日益加重,在礼仪方面的改革的贯彻反而起到了倒退的效果,婚礼和葬礼这一群众性较为明显的方面便可将这一点体现的淋漓尽致。
首先谈到婚礼,在一些史料中,我们可发现在太平天国的统治下,民间嫁娶中存在着很多的“草草成礼”,不需要聘礼,不需要办酒席、宴请宾客,不需要锣鼓乐声,就只是简简单单地举行一个“合卺”之礼,即咱们现代地结婚夫妻双方喝交杯酒,就完成了婚礼。[2]“凡彩舆、鼓吹、执事之类皆无之,惟短烛一对交拜而已。”然而这些事实,却大多数出现于局势动乱,军事行动刚刚停止或该地区刚被占领统治之时,但只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渐渐稳定之后,千百年的封建礼教思想便再次出现,各种行为方式也恢复了旧观。《自怡日记》记载的其作者在1861年参加他侄子的婚礼时,其场景便是“时同堂各房喜宴三日,坐客亦盛于往时,斗彩弄牌,借消永夕。”太平军不仅没有以身作则,作为《天朝田亩制度》的忠实奉行者,反而亲自参加观看民间的婚礼,他们自己本身的婚礼更是如此。《虎窟纪略》记载的太平军头目娶妻的场面“鼓乐彩旗,略似民间”都已经略斯民间了,还谈何去摒弃这些习俗。”
再谈及葬礼,太平天国起初的改革较之于婚礼更为切实具体,也更为严格。其中最为严格,当然也是后期群众反抗最为激烈的便是严禁棺葬。李滨的《中兴别记》中“贼以人死用棺为犯天条,禁之严”确实,洪秀全死后便没有用棺材而是用绸缎包裹着尸体,赖汉英也是如此裹着大红毯子就下葬了,对于统治区的一般居民,太平军则采取了暴力强制的手段去将所有的棺材毁坏甚至把里面的尸体还要弄出来,这一做法实属残忍,虽在一定时间内让人们多年来形成的下葬习俗暂时改变,却并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根据当时的情况,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的过程中,打了一系列的战役,死伤的人数更是数不胜数,1据不完全统计,在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直接死亡和间接死亡人数应在7000万-1亿之间,而當时的整个中国的人口也不过才4.3亿多一点点,将近四、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战争,若是把那些死伤的将士都按照传统习俗进行棺葬,不论是时间成本还是金钱成本都不太允许这样做。所以不提倡棺葬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做法。但是人民不可能一直生活在战争的环境下,时间久了以后,情况稳定了以后,自然死伤的人数会变少。人们的棺葬习俗也会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逐渐归为常态。《庚申避难日记》中作者为自己的儿子举办葬礼:“余买官成殓,晚夜回丧,棺停小石桥新阡。”而对于太平天国的政权本身而言,在后期太平天国对棺葬的禁止的严厉程度逐渐放宽,允许有人进行公开出售棺木的行动,还有一些当地的地方政权对于一些遭受疾病或饥饿而死的难民们还主动去购买棺木为他们下葬。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政权的禁令往往与广大群众处于对立的局面,如果想要避免这种局面,就只能妥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进而导致了各种禁令贯彻的不彻底最后导致了整个太平天国的灭亡。
二、总结
婚丧礼俗改革的实施的不彻底,只是太平天国诸多禁令中的零星碎片,当一个政权想要改变早已存在于人民心中且已经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时,没有上面的坚决执行,没有政策的贯彻到底,结果就只能以失败告终。社会风习虽然不重要,但是也重要,它是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人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通过社会风习来分析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失败——无非就是理想的太过丰满与现实的太过骨感,理想是改变旧时的社会风习,而现实则是人民无声的抗议及太平军对习俗的自相矛盾。我们应当于历史事实之中汲取教训,获取可贵的理论和经验,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参考文献
[1]《近代史资料》,[J]1963年第1期,第103页
[2]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M].中华书局.1963,第395页
注释:
[1]数据源于百度知道
作者简介:
孔祥宇,男,2000.04.02,广东省惠州市,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