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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鼠疫》的叙述者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叙述者，小说的大部分内容为第三人称叙述，但这一叙述者又不是全知全能的。小说在临近结尾时交代了故事的叙述者其实是小说的主人公里厄自己。将第三人称叙述和第一人称叙述混合于一部小说之中，叙事者与主人公的平等地位，构成了《鼠疫》独特的叙述视角，本文试图探索作品的叙述者在小说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作者采取这种叙述方式的原因加以探讨。
关键词：里厄;平等;叙述者;真实身份;突破
主人公和叙述者的平等地位
《鼠疫》大部分故事为第三人称叙述，初读似乎和传统小说的全知全能视野没有不同，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小说总的第三人称的叙述者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他也要不断地搜集材料来完成自己的叙述，小说中经常提到的“笔者”似乎和小说中的人物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他并不能洞察一切，他只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进行客观的叙述。这样，第三人称叙述者就和书中的人物形成了强烈的互文，小说的人物和第三人称叙述者虽然没有直接的对话，但小说的叙述却仿佛使读者看到了第三人称叙述者和小说中人物的对话，这种对话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复调。小说中并没有绝对的话语霸权，以相对的平等，冷静、客观来叙述情节，分析故事。这样，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也参与进了小说之中，这样就形成了“读者”、“第三人称叙述者”和“小说人物”的良性互动，话语的平等权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
这种叙述上的平等，打破了传统小说的话语霸权，读者需要分析文本中的材料，而作者本人也是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整理而成这部作品。这种叙述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作品《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的叙述者也是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整部作品，给人一种真实地感觉。但不同于《堂吉诃德》的是，《鼠疫》的叙述者就是小说的主人公本人，这一点只有读到尾声时才会发现，而《堂吉诃德》的叙述者和主人公堂吉诃德并非一人。而且在对待主人公的态度上，《堂吉诃德》的叙述者往往以讽刺性的手法来描写堂吉诃德，而《鼠疫》的叙述者虽然没有明确交代叙述者对待主人公的态度，但读者可以通过里厄与“鼠疫”的不断抗争，在绝望中存留着希望，将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这一清晰的态度得出叙述者本人对待主人公的态度，作者不明确交代本人对待叙述者的态度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尾声交待叙述者的真实身份
《鼠疫》在临近结尾处告诉读者其实这部小说的读者正是小说的主人公里厄医生本人，这样这部小说就实现了从第三人称叙述者到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转变，这也就解释了全书中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为什么不是全知全能的。作品就在真实与虚构间来回跳跃，看似真实，实则虚构，用象征性的叙述，深入浅出的寓意，展现深刻的道理。作者和读者玩起了叙事圈套，不禁令读者产生联想，何不在小说一开始就做出这样的交代，这样的叙述安排，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隔绝传统小说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创作与接受默契。读者是以一个读小说的心态来阅读作品，可以说一开始就明确的把《鼠疫》当作一个虚构的事件，抱着或者消遣，或是学习的态度来看待这部文学作品，读者已经习惯了小说的套路，也明白小说的虚构性，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就行，阅读小说只是一种虚构性的消费行为，这种行为从来就不是以阅读真实故事为目的的。然而，在小说最后，第三人称叙述者又指出里厄本人才是小说的叙述者这一事实，习惯于传统小说叙事套路的部分读者或许会与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强烈共鸣，使自己的感情融入作品中去，难免会把这部虚构的文学文本当成是真实地作品。但回过头来又想，不管这部小说读起来如何的真实，叙述者就是里厄医生本人，它终究还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以虚构的故事来尽力还原真实地读者体验。这样，作者就打乱了作家和读者长久以来形成的默契，实现了对传统小说叙事手段的超越，以标新立异的方式打破传统叙事的枷锁，恰恰也印证了评介理性和常规并不能帮助自己认识世界。
再次，出人意料的读者体验。当读者阅读到尾声，知道叙述者本人就是里厄医生，一定会有一种意外之感。这种意外，不同于传统小说中对事件发展的意外安排，而是在叙述者上的意外安排。可以说，《鼠疫》并不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作品，它并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出人意料的结局。习惯于阅读通俗小说的读者甚至会产生滞涩之感。叙述者的意外，无疑调和了作品表面的单调，让小说的故事也蒙上了一层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深化了故事情节，以新奇的手法丰富了读者体验。
对《局外人》的突破
《局外人》是一部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說，面对荒诞的现实世界，作者通过第一人称的方式，以自己的感受描写一个“局外人”的辛酸与无奈。面对非理性的世界，以回避面对反抗，从不正视自己与社会。既然作品是以自我为指射，描写与己相关的人和事件，况且作者本人对世界就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那么，第一人称叙述无疑是一种最适合的方式。
《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的同样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不同于默尔索，里厄医生以清醒的意识反抗世界的绝望与荒诞。在与“鼠疫”的抗争中，里厄以防抗绝望的意志，舍生忘死的情怀一直与死亡，以病痛，与消极避世的人进行着斡旋。这一系列行为，无疑对“局外人”默尔索是一种巨大的突破。但人终究是无法评介理性和反抗来认识世界的，作者本人更不能是全知全能的，鼠疫的消失也看似和里厄医生的奴隶毫无关系，他所做到的最大贡献也只是为患者减轻那微乎其微的病痛。所以，《鼠疫》中的第三人称叙事者仍然无法认识世界，这也正应了上文所提到的主人公和叙述者的平等地位，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和以自我为指射的第一人称间的变化，表现了反抗者的生存困境，但又不失生活的信念，因为从叙事者这一层面看，认识世界与自我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1]柳鸣九.《论加缪的思想与创作》[J].《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2]洪子诚.《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鼠疫>》[J].《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
[3]刘雪芹.《反抗的人生—论加缪的<鼠疫>》[J].《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
[4]黄晞耘.《加缪叙事的另一种阅读》[J].《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5]魏善浩.《存在主义文学家在荒诞世界的自由选择——《鼠疫》对加缪“反抗哲学”的文化阐释》[J].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
关键词：里厄;平等;叙述者;真实身份;突破
主人公和叙述者的平等地位
《鼠疫》大部分故事为第三人称叙述，初读似乎和传统小说的全知全能视野没有不同，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小说总的第三人称的叙述者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他也要不断地搜集材料来完成自己的叙述，小说中经常提到的“笔者”似乎和小说中的人物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他并不能洞察一切，他只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进行客观的叙述。这样，第三人称叙述者就和书中的人物形成了强烈的互文，小说的人物和第三人称叙述者虽然没有直接的对话，但小说的叙述却仿佛使读者看到了第三人称叙述者和小说中人物的对话，这种对话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复调。小说中并没有绝对的话语霸权，以相对的平等，冷静、客观来叙述情节，分析故事。这样，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也参与进了小说之中，这样就形成了“读者”、“第三人称叙述者”和“小说人物”的良性互动，话语的平等权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
这种叙述上的平等，打破了传统小说的话语霸权，读者需要分析文本中的材料，而作者本人也是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整理而成这部作品。这种叙述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作品《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的叙述者也是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整部作品，给人一种真实地感觉。但不同于《堂吉诃德》的是，《鼠疫》的叙述者就是小说的主人公本人，这一点只有读到尾声时才会发现，而《堂吉诃德》的叙述者和主人公堂吉诃德并非一人。而且在对待主人公的态度上，《堂吉诃德》的叙述者往往以讽刺性的手法来描写堂吉诃德，而《鼠疫》的叙述者虽然没有明确交代叙述者对待主人公的态度，但读者可以通过里厄与“鼠疫”的不断抗争，在绝望中存留着希望，将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这一清晰的态度得出叙述者本人对待主人公的态度，作者不明确交代本人对待叙述者的态度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尾声交待叙述者的真实身份
《鼠疫》在临近结尾处告诉读者其实这部小说的读者正是小说的主人公里厄医生本人，这样这部小说就实现了从第三人称叙述者到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转变，这也就解释了全书中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为什么不是全知全能的。作品就在真实与虚构间来回跳跃，看似真实，实则虚构，用象征性的叙述，深入浅出的寓意，展现深刻的道理。作者和读者玩起了叙事圈套，不禁令读者产生联想，何不在小说一开始就做出这样的交代，这样的叙述安排，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隔绝传统小说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创作与接受默契。读者是以一个读小说的心态来阅读作品，可以说一开始就明确的把《鼠疫》当作一个虚构的事件，抱着或者消遣，或是学习的态度来看待这部文学作品，读者已经习惯了小说的套路，也明白小说的虚构性，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就行，阅读小说只是一种虚构性的消费行为，这种行为从来就不是以阅读真实故事为目的的。然而，在小说最后，第三人称叙述者又指出里厄本人才是小说的叙述者这一事实，习惯于传统小说叙事套路的部分读者或许会与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强烈共鸣，使自己的感情融入作品中去，难免会把这部虚构的文学文本当成是真实地作品。但回过头来又想，不管这部小说读起来如何的真实，叙述者就是里厄医生本人，它终究还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以虚构的故事来尽力还原真实地读者体验。这样，作者就打乱了作家和读者长久以来形成的默契，实现了对传统小说叙事手段的超越，以标新立异的方式打破传统叙事的枷锁，恰恰也印证了评介理性和常规并不能帮助自己认识世界。
再次，出人意料的读者体验。当读者阅读到尾声，知道叙述者本人就是里厄医生，一定会有一种意外之感。这种意外，不同于传统小说中对事件发展的意外安排，而是在叙述者上的意外安排。可以说，《鼠疫》并不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作品，它并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出人意料的结局。习惯于阅读通俗小说的读者甚至会产生滞涩之感。叙述者的意外，无疑调和了作品表面的单调，让小说的故事也蒙上了一层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深化了故事情节，以新奇的手法丰富了读者体验。
对《局外人》的突破
《局外人》是一部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說，面对荒诞的现实世界，作者通过第一人称的方式，以自己的感受描写一个“局外人”的辛酸与无奈。面对非理性的世界，以回避面对反抗，从不正视自己与社会。既然作品是以自我为指射，描写与己相关的人和事件，况且作者本人对世界就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那么，第一人称叙述无疑是一种最适合的方式。
《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的同样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不同于默尔索，里厄医生以清醒的意识反抗世界的绝望与荒诞。在与“鼠疫”的抗争中，里厄以防抗绝望的意志，舍生忘死的情怀一直与死亡，以病痛，与消极避世的人进行着斡旋。这一系列行为，无疑对“局外人”默尔索是一种巨大的突破。但人终究是无法评介理性和反抗来认识世界的，作者本人更不能是全知全能的，鼠疫的消失也看似和里厄医生的奴隶毫无关系，他所做到的最大贡献也只是为患者减轻那微乎其微的病痛。所以，《鼠疫》中的第三人称叙事者仍然无法认识世界，这也正应了上文所提到的主人公和叙述者的平等地位，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和以自我为指射的第一人称间的变化，表现了反抗者的生存困境，但又不失生活的信念，因为从叙事者这一层面看，认识世界与自我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1]柳鸣九.《论加缪的思想与创作》[J].《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2]洪子诚.《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鼠疫>》[J].《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
[3]刘雪芹.《反抗的人生—论加缪的<鼠疫>》[J].《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
[4]黄晞耘.《加缪叙事的另一种阅读》[J].《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5]魏善浩.《存在主义文学家在荒诞世界的自由选择——《鼠疫》对加缪“反抗哲学”的文化阐释》[J].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