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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上海商会几经嬗变，合组成为上海总商会，并一直保持着上海商界的领导地位，不光在上海，乃至全国，都被誉为“第一商会”。上海总商会存在28年（1902-1929年），穆藕初在它的后10年里，以自己独特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影响着上海总商会，发挥着一位有留学背景的实业家积极参与商会事务、商会革新的作用。本文选择其入会、当选会董、执委以及部分有价值事件予以叙述，以餐读者。
加入上海总商会，成为会员
穆藕初1876年6月20日出生于上海。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时，穆藕初是江海关的一名办事员，开始渐渐地了解商界的商会组织。1904年他参加沪学会，参与沪学会声援由上海商务总会议董曾铸发起的反美爱国运动。对于商界的组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09年他赴美国，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学习农科、纺织和企业管理等。直到1914年回国。
穆藕初回国以后加入上海总商会，资料显示：1918年2月23日在上海总商会第四期常会批准他以厚生纱厂代表名义入会，按照《上海总商会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凡正当营业，无论合帮不合帮，各行号及个人愿入会者，须有会员二人介绍，并具入会信约及会员介绍书送会，经常会通过，予以入会证书。” 介绍穆藕初加入上海总商会的一位是孙衡甫。孙衡甫（遵法）浙江慈溪人，是上海总商会会董、四明银行总经理。另一位是郁屏翰（怀智）江苏上海人，郁屏翰也是上海总商会会董，执业敦裕洋布号。郁屏翰与穆藕初相识，主要是共同发起组织中华植棉改良社，开辟棉种试验场，自购美国棉籽试种，促进棉业改良。介绍穆藕初入会，郁屏翰的因素稍多，作用稍大。
穆藕初1918年加入上海总商会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 1925年4月25日，他再度以上海纱布交易所代表名义加入上海总商会，成为会员。穆藕初前一次入会为他担任上海总商会会董，进入核心层作了铺垫，后一次入会为他担任上海总商会执行委员，进入领导层作了准备。
当选会董，进入上海总商会核心层
上海总商会常会审议通过穆藕初入会后不久，1918年10月13日的上海总商会会员选举大会，他当选为新一届会董。此任为第四任，任期为1918年11月～1920年8月。该次选举，符合章程规定。
当选会董，意味着进入上海总商会的核心层。接踵而来的便是一连串的兼职。同年10月27日经全体会员公举，穆藕初以64票当选上海总商会商事公断处职员。12月14日在上海总商会第二十五期常会上穆藕初被推补为商务公断处职员。同年11月4日，经会员大会通过，穆藕初担任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会董。其他兼职也有，不一一列举。
除了兼任上海总商会所属机构的职务以外，他还需拨出时间参加上海总商会各种活动，如：1919年7月11日，会董常会推举穆藕初等7位会董筹办八月的会员大会。又如：1919年8月4日下午三时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但这次会议因不足法定人数，有会董认为开会无效，故应散会。穆藕初表示：“今日开大会，诸君（到会者）热心而来，颇非易事，且有紧要建议须通过，建议（将开会时间）延至四时。”与会者拍手赞同。在出席大会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提议将公决事项改为与会者讨论之事，谓“提议之事不必付表决，不妨讨论作研究之资料，以观本会会员之程度。”在穆藕初的建议下，部分与会会员集中在会客室自由交谈。再如：1919年8月23日会董常会，推举穆藕初及聂云台两会董代表上海总商会参加美国海外商业协会周年大会。但穆藕初毕竟是有自己实业的人物，因营业原因而函辞。
1920年上海总商会第五次会董选举大会，穆藕初仍然当选。此番选举，被认为是上海总商会新旧交替的一次大轮班。大陆报云：“（上海总商会）选举为历史上之要事，因其表明旧派之失败也，新派选之董事中，有耶稣教徒、大实业家聂云台与留学美国办理棉厂数家之穆藕初等人”。此任为第五任，任期是1920年9月-1922年6月。也就是说，穆藕初担任上海总商会会董是第四任、第五任连续2任，任期合为4年。
当选执行委员，进入上海总商会领导层
1924年初，上海总商会爆出傅筱庵贿选的丑闻。时任会长的宋汉章对于频繁的会务有所倦意，为了避免任期届满，连选连任，特事先隐退。傅筱庵伺机拉票贿选。结果，不少会董不满，表示反对，傅没能当选，而介于宋、傅两者之间的虞洽卿当了这一届的会长。吸取失败教训的傅筱庵继续在总商会布局，在1926年的换任选举中，他所安插的亲信占35名会董的三分之二，傅筱庵当上了会长。可是好景不长。 1927年3月，北伐军东路军攻入上海，仅当了一年不到会长的傅筱庵见大势已去，见风使舵，改投蒋介石、白崇禧，想不到却讨了一个没趣。不久，国民党政治会议上海分会发布通缉傅筱庵命令，傅出逃。上海总商会改选。
1927年5月7日，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第八次会议命令改组总商会，经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的临时委员会。穆藕初当选为这一届临时委员会委员，后经互选，穆藕初与冯少山、林康侯当选为执行委员，进入上海总商会的领导层，成为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人物。
此次选举因为（第八任）任期未满。因此称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3名、常务委员7名和临时委员31名：穆藕初与冯少山、赵晋卿、吴蕴斋、石芝坤、林康候、陆凤竹同时又为常务委员；穆藕初等31人也是为临时委员。同年11月《上海总商会暂行章程》施行，《上海总商会暂行章程》对于上海总商会领导机构称执行委员会。该章程第十二条：本会设执行委员会，以执行委员六十一人组织之，执行委员会并置候补执行委员三十人。第十三条：本会设常务委员会，以常务委员七人组织之。第十四条：本会设主席团，以主席委员三人组织之。也就是说，根据暂行章程，上海总商会领导机构称主席委员、常务委员、执行委员。主席委员3名，常务委员7名，执行委员61名。1928年春的执行委员选举中，穆藕初继续当选。他是61名执行委员之一。该次选举被认为是第九任。
值得指出的是，穆藕初加入上海总商会之前，已经多次被上海总商会推荐参加活动，如：1917年11月，穆藕初代表棉纱业出任上海英商公会改良出口货物委员，推进华洋共商改良出口货物。同年12月，穆藕初等人出任由驻沪美国总领事提议筹建的“公立商科大学”组织董事。这二项活动都是在他参加上海总商会之前发生的，而且均记载于《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上，说明他给总商会先是一个良好的影响，然后参加入会。至于活动的次数，不排除还有参加上海总商会其他类似活动的可能。穆藕初参与上海总商会事务前后10余年，从会员、会董，而成为领导人物，呈现一条向上的曲线。 穆藕初参与上海总商会事务有这样几个方面可以归纳：
一是他在经济税则问题上发挥专长。如：参加出席1918年4月24日上海总商会全体特会，与会员共议共决江苏省改厘为税、处置敌侨、中日同盟、认购美国公债等重大议案。又如：1920年11月13日会董常会，推举穆藕初等七位会董专事研究财政部有关裁厘加税之策。研究后，由穆藕初主稿意见书，在27日的常会上发给会董进一步听取意见，并获通过，上呈政府财政部。同时，还就铁业公会提出的异议，加以更明确的阐释，及对货税附征提出意见。再如：1928年3月2日第十三次临时委员会讨论金融监理局来函咨询铜元出口弛禁问题，穆藕初发表见解认为，“禁止进口，价值自平。”
二是他热心商会事务。如：1918年10月27日，穆藕初出席当日特会，参议有关商会事务、商品陈列所建筑标书、改良会报等议案。又如：穆藕初出席1918年11月2日会董常会，参议有关商品陈列所建筑开标等事务。再如：1928年1月6日的临时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穆藕初附议将《上海总商会月报》改名为《商业月报》并刊上海总商会出版部发行，以推广和扩大销路。
三是在对外活动和对外事务，穆藕初常常成为上海总商会的代表。他参与对外活动和对外事务，如：出席1918年11月30日会董常会，参议推代表出席全国和平联合会、商团事务所挂牌及有关商会事务等议案。又如：穆藕初出席1918年12月14日会董常会，参议推举代表出席全国商会大会共商赴欧参与在各国议和中发表主张、筹议苏省税务问题、庄票纠葛、协助幼稚济良所等议案，并听取全国和平联合会组建经过、修改税则委员会、粤侨商业联合会、总商会会董代表赴京参加实业会议等有关报告。再如：穆藕初就美国银行团审慎对华借款一事，表示愿意进一步参与研讨，并可请报界参与发表意见。
穆藕初以一位具有新思想和改革精神的实业家参与上海总商会会务、经济以及对外事务。在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有政治性、经济性和民间性的团体，展现的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舞台，穆藕初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积极献言践行，演绎出一段特定历史、特定场合的优美和精彩的商业大剧。同时穆藕初在上海总商会诸多举措，也得到会员、会董的认同，他为上海总商会树立了形象，社会上提及穆藕初，自然而然与上海总商会联系在一起，说起上海总商会，也少不了提及穆藕初。上海总商会自1902年至1929年的20多年中，尤其是后10年，穆藕初以科学精神、革新思想和创新能力，为上海总商会带来了一股清风，同时也为上海总商会乃至上海地方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
相关链接
穆家修先生谈父亲穆藕初
笔者与穆藕初之子穆家修先生有过多次交往，在寻找资料、商讨召开穆藕初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出版年谱、录制电视《往事》节目……经常听到穆家修先生回忆自己父亲，在此选取两段，作为本文的链接。
父亲是个大龄“海归”
100多年前，父亲以34岁大龄赴美留学，因为没有正规中学学历，于是，赴美学习一年后，经考核才被认可入学资格。39岁那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由于他出国前己有10余年社会工作经历，使他的留学生涯颇具传奇色彩。他学农、学工，还学了科学管理。他从校内学到社会，从科技学到人文，每个假期都为他的另一种学习提供了机会，或去农家劳动生活、考察农场，或参观工厂，接触社会、了解民情，短短的几年，他的足迹遍及了美国的一半土地。归国前他还见到了“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并与之进行学术交流。回国后他在筹建德大纱厂的同时，着手将泰罗《科管管理原理》原著翻译成中文。
父亲在归国后的7年时间里先后创办了德大纱厂、厚生纱厂以及郑州豫丰纱厂，这三个纱厂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纱厂。他还创办上海中华劝工银行、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和穆氏植棉场等，参与了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位育小学、位育中学，他重视人才培养，个人资助10余名家境清贫但品学兼优的青年出国深造，开启了国内实业家提倡学术之先河。他还在大病后经济已不宽裕的情况下出资创办苏州“昆剧传习所”，拯救昆曲于危难之际。
在事业上，他是得益于科学管理原理的成功应用，例如德大纱厂宝塔牌棉纱质量之佳不仅超过华商，还优于外商产品，获得了“上海纱厂之冠”的美誉。在1916年6月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的棉纱产品质量比赛中名列第一，被誉为棉业大王。父亲因在棉业和商界的声誉曾两度应邀从政，其间还创办过《交易所周刊》，自任主编及发行人。
这只手钱还没拿到，那只手已经打算好怎么花了
追忆父亲的一生，我感到他在如何花钱上下的功夫要比如何挣钱上多得多。
据我大哥穆菁长回忆：1920年夏天，他和三哥穆家骥一起在阳台上温课，忽然父亲走来问他俩：“我要以金钱助人出洋读书，你们意下如何？”他俩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父亲继而说：“你们将来自己会赚的”，言毕即离去。这里所说的助人出洋读书就是他把挣来的第一笔大钱交给北大蔡元培校长，委托他选抜5名品学兼优的男生出国深造，以造就国家栋梁之才。父亲的义举其实他脑海里已经酝酿很久。资助学生义举是基于父亲 “人之惟一责任即为事当有益于人、有益于社会，终而至于国家，如是方无愧乎此生”的思想。
父亲事事讲求科学管理，如何使个人有限之财能投入到最有益于社会和国家呢？在1920年元旦与黄炎培、蒋梦麟、余日章等聚餐时，父亲表示：“询以钱财应如何使用，而于国家社会得最大之利益，佥谓宜用之于教育，余颇然其说。”我查对了一下年份，这正是父亲最大的投资项目郑州豫丰纱厂即将投产前的时刻，他预计到钱财将至，未雨绸缪，已经早早在做准备了。这印证了我母亲常说的话：“你爸经常是这只手钱还没拿到，那只手已经打算好怎么花了！”
更难之处在于他要以个人有限财力去应付社会无限之需求，难啊！家人都知道，父亲在纱厂办公期间公务之外的寻访者不少，公余找上家门来的求助者也常有。仅在父亲1921年秋的两个月期间，募捐、借款、谋就、请托的函件，形形色色数千件。父亲事后的感悟说：“故用少数才力以治多事者，不如集多数才力以治一事。”我数点了一下，父亲的善举有：一是为拯救昆曲创办并维持了昆剧传习所。二是主持创办上海位育小学。三是将为我祖母祝寿的礼金用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建造大楼。四是将亲友为父亲做六十岁生日的钱兴办一所为失学青年开启求学之门的函授学校，叫“穆氏文社”。父亲力所能及地把好事做得更有成效，直至寿终。
1943年父亲因患癌症去世。当时内地以至沦陷区都先后报道了这一消息。重庆《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短评，称这是我国民族工业的一个损失。在重庆追悼上，冯玉祥致悼词：“穆先生是最爱国、爱朋友、爱大众，崇尚正义，帮助革命的人。”他送的挽联上写：重农重工，为兴实业树槟模范：立言立德，足与后人作典型。董必武挽联的后半句是：“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混浊日，独留清白，堪作楷模”。国共双方及朝野舆论都对父亲一生的德才及其业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父亲反对把社会当成是一个“金矿”，只知去开掘，去索取，他比喻社会是一个“储蓄银行”，大家有力尽力，有财尽财，都加一点东西进去，这个社会就好了。父亲认为：“一个人来到世上，应该想到的是付出与回报，而不是来为自己索取的。”他尽了力，作为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父亲是尽了责任的，他对自己的一生应该是自豪而满意的。
加入上海总商会，成为会员
穆藕初1876年6月20日出生于上海。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时，穆藕初是江海关的一名办事员，开始渐渐地了解商界的商会组织。1904年他参加沪学会，参与沪学会声援由上海商务总会议董曾铸发起的反美爱国运动。对于商界的组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09年他赴美国，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学习农科、纺织和企业管理等。直到1914年回国。
穆藕初回国以后加入上海总商会，资料显示：1918年2月23日在上海总商会第四期常会批准他以厚生纱厂代表名义入会，按照《上海总商会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凡正当营业，无论合帮不合帮，各行号及个人愿入会者，须有会员二人介绍，并具入会信约及会员介绍书送会，经常会通过，予以入会证书。” 介绍穆藕初加入上海总商会的一位是孙衡甫。孙衡甫（遵法）浙江慈溪人，是上海总商会会董、四明银行总经理。另一位是郁屏翰（怀智）江苏上海人，郁屏翰也是上海总商会会董，执业敦裕洋布号。郁屏翰与穆藕初相识，主要是共同发起组织中华植棉改良社，开辟棉种试验场，自购美国棉籽试种，促进棉业改良。介绍穆藕初入会，郁屏翰的因素稍多，作用稍大。
穆藕初1918年加入上海总商会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 1925年4月25日，他再度以上海纱布交易所代表名义加入上海总商会，成为会员。穆藕初前一次入会为他担任上海总商会会董，进入核心层作了铺垫，后一次入会为他担任上海总商会执行委员，进入领导层作了准备。
当选会董，进入上海总商会核心层
上海总商会常会审议通过穆藕初入会后不久，1918年10月13日的上海总商会会员选举大会，他当选为新一届会董。此任为第四任，任期为1918年11月～1920年8月。该次选举，符合章程规定。
当选会董，意味着进入上海总商会的核心层。接踵而来的便是一连串的兼职。同年10月27日经全体会员公举，穆藕初以64票当选上海总商会商事公断处职员。12月14日在上海总商会第二十五期常会上穆藕初被推补为商务公断处职员。同年11月4日，经会员大会通过，穆藕初担任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会董。其他兼职也有，不一一列举。
除了兼任上海总商会所属机构的职务以外，他还需拨出时间参加上海总商会各种活动，如：1919年7月11日，会董常会推举穆藕初等7位会董筹办八月的会员大会。又如：1919年8月4日下午三时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但这次会议因不足法定人数，有会董认为开会无效，故应散会。穆藕初表示：“今日开大会，诸君（到会者）热心而来，颇非易事，且有紧要建议须通过，建议（将开会时间）延至四时。”与会者拍手赞同。在出席大会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提议将公决事项改为与会者讨论之事，谓“提议之事不必付表决，不妨讨论作研究之资料，以观本会会员之程度。”在穆藕初的建议下，部分与会会员集中在会客室自由交谈。再如：1919年8月23日会董常会，推举穆藕初及聂云台两会董代表上海总商会参加美国海外商业协会周年大会。但穆藕初毕竟是有自己实业的人物，因营业原因而函辞。
1920年上海总商会第五次会董选举大会，穆藕初仍然当选。此番选举，被认为是上海总商会新旧交替的一次大轮班。大陆报云：“（上海总商会）选举为历史上之要事，因其表明旧派之失败也，新派选之董事中，有耶稣教徒、大实业家聂云台与留学美国办理棉厂数家之穆藕初等人”。此任为第五任，任期是1920年9月-1922年6月。也就是说，穆藕初担任上海总商会会董是第四任、第五任连续2任，任期合为4年。
当选执行委员，进入上海总商会领导层
1924年初，上海总商会爆出傅筱庵贿选的丑闻。时任会长的宋汉章对于频繁的会务有所倦意，为了避免任期届满，连选连任，特事先隐退。傅筱庵伺机拉票贿选。结果，不少会董不满，表示反对，傅没能当选，而介于宋、傅两者之间的虞洽卿当了这一届的会长。吸取失败教训的傅筱庵继续在总商会布局，在1926年的换任选举中，他所安插的亲信占35名会董的三分之二，傅筱庵当上了会长。可是好景不长。 1927年3月，北伐军东路军攻入上海，仅当了一年不到会长的傅筱庵见大势已去，见风使舵，改投蒋介石、白崇禧，想不到却讨了一个没趣。不久，国民党政治会议上海分会发布通缉傅筱庵命令，傅出逃。上海总商会改选。
1927年5月7日，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第八次会议命令改组总商会，经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的临时委员会。穆藕初当选为这一届临时委员会委员，后经互选，穆藕初与冯少山、林康侯当选为执行委员，进入上海总商会的领导层，成为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人物。
此次选举因为（第八任）任期未满。因此称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3名、常务委员7名和临时委员31名：穆藕初与冯少山、赵晋卿、吴蕴斋、石芝坤、林康候、陆凤竹同时又为常务委员；穆藕初等31人也是为临时委员。同年11月《上海总商会暂行章程》施行，《上海总商会暂行章程》对于上海总商会领导机构称执行委员会。该章程第十二条：本会设执行委员会，以执行委员六十一人组织之，执行委员会并置候补执行委员三十人。第十三条：本会设常务委员会，以常务委员七人组织之。第十四条：本会设主席团，以主席委员三人组织之。也就是说，根据暂行章程，上海总商会领导机构称主席委员、常务委员、执行委员。主席委员3名，常务委员7名，执行委员61名。1928年春的执行委员选举中，穆藕初继续当选。他是61名执行委员之一。该次选举被认为是第九任。
值得指出的是，穆藕初加入上海总商会之前，已经多次被上海总商会推荐参加活动，如：1917年11月，穆藕初代表棉纱业出任上海英商公会改良出口货物委员，推进华洋共商改良出口货物。同年12月，穆藕初等人出任由驻沪美国总领事提议筹建的“公立商科大学”组织董事。这二项活动都是在他参加上海总商会之前发生的，而且均记载于《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上，说明他给总商会先是一个良好的影响，然后参加入会。至于活动的次数，不排除还有参加上海总商会其他类似活动的可能。穆藕初参与上海总商会事务前后10余年，从会员、会董，而成为领导人物，呈现一条向上的曲线。 穆藕初参与上海总商会事务有这样几个方面可以归纳：
一是他在经济税则问题上发挥专长。如：参加出席1918年4月24日上海总商会全体特会，与会员共议共决江苏省改厘为税、处置敌侨、中日同盟、认购美国公债等重大议案。又如：1920年11月13日会董常会，推举穆藕初等七位会董专事研究财政部有关裁厘加税之策。研究后，由穆藕初主稿意见书，在27日的常会上发给会董进一步听取意见，并获通过，上呈政府财政部。同时，还就铁业公会提出的异议，加以更明确的阐释，及对货税附征提出意见。再如：1928年3月2日第十三次临时委员会讨论金融监理局来函咨询铜元出口弛禁问题，穆藕初发表见解认为，“禁止进口，价值自平。”
二是他热心商会事务。如：1918年10月27日，穆藕初出席当日特会，参议有关商会事务、商品陈列所建筑标书、改良会报等议案。又如：穆藕初出席1918年11月2日会董常会，参议有关商品陈列所建筑开标等事务。再如：1928年1月6日的临时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穆藕初附议将《上海总商会月报》改名为《商业月报》并刊上海总商会出版部发行，以推广和扩大销路。
三是在对外活动和对外事务，穆藕初常常成为上海总商会的代表。他参与对外活动和对外事务，如：出席1918年11月30日会董常会，参议推代表出席全国和平联合会、商团事务所挂牌及有关商会事务等议案。又如：穆藕初出席1918年12月14日会董常会，参议推举代表出席全国商会大会共商赴欧参与在各国议和中发表主张、筹议苏省税务问题、庄票纠葛、协助幼稚济良所等议案，并听取全国和平联合会组建经过、修改税则委员会、粤侨商业联合会、总商会会董代表赴京参加实业会议等有关报告。再如：穆藕初就美国银行团审慎对华借款一事，表示愿意进一步参与研讨，并可请报界参与发表意见。
穆藕初以一位具有新思想和改革精神的实业家参与上海总商会会务、经济以及对外事务。在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有政治性、经济性和民间性的团体，展现的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舞台，穆藕初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积极献言践行，演绎出一段特定历史、特定场合的优美和精彩的商业大剧。同时穆藕初在上海总商会诸多举措，也得到会员、会董的认同，他为上海总商会树立了形象，社会上提及穆藕初，自然而然与上海总商会联系在一起，说起上海总商会，也少不了提及穆藕初。上海总商会自1902年至1929年的20多年中，尤其是后10年，穆藕初以科学精神、革新思想和创新能力，为上海总商会带来了一股清风，同时也为上海总商会乃至上海地方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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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与穆藕初之子穆家修先生有过多次交往，在寻找资料、商讨召开穆藕初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出版年谱、录制电视《往事》节目……经常听到穆家修先生回忆自己父亲，在此选取两段，作为本文的链接。
父亲是个大龄“海归”
100多年前，父亲以34岁大龄赴美留学，因为没有正规中学学历，于是，赴美学习一年后，经考核才被认可入学资格。39岁那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由于他出国前己有10余年社会工作经历，使他的留学生涯颇具传奇色彩。他学农、学工，还学了科学管理。他从校内学到社会，从科技学到人文，每个假期都为他的另一种学习提供了机会，或去农家劳动生活、考察农场，或参观工厂，接触社会、了解民情，短短的几年，他的足迹遍及了美国的一半土地。归国前他还见到了“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并与之进行学术交流。回国后他在筹建德大纱厂的同时，着手将泰罗《科管管理原理》原著翻译成中文。
父亲在归国后的7年时间里先后创办了德大纱厂、厚生纱厂以及郑州豫丰纱厂，这三个纱厂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纱厂。他还创办上海中华劝工银行、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和穆氏植棉场等，参与了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位育小学、位育中学，他重视人才培养，个人资助10余名家境清贫但品学兼优的青年出国深造，开启了国内实业家提倡学术之先河。他还在大病后经济已不宽裕的情况下出资创办苏州“昆剧传习所”，拯救昆曲于危难之际。
在事业上，他是得益于科学管理原理的成功应用，例如德大纱厂宝塔牌棉纱质量之佳不仅超过华商，还优于外商产品，获得了“上海纱厂之冠”的美誉。在1916年6月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的棉纱产品质量比赛中名列第一，被誉为棉业大王。父亲因在棉业和商界的声誉曾两度应邀从政，其间还创办过《交易所周刊》，自任主编及发行人。
这只手钱还没拿到，那只手已经打算好怎么花了
追忆父亲的一生，我感到他在如何花钱上下的功夫要比如何挣钱上多得多。
据我大哥穆菁长回忆：1920年夏天，他和三哥穆家骥一起在阳台上温课，忽然父亲走来问他俩：“我要以金钱助人出洋读书，你们意下如何？”他俩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父亲继而说：“你们将来自己会赚的”，言毕即离去。这里所说的助人出洋读书就是他把挣来的第一笔大钱交给北大蔡元培校长，委托他选抜5名品学兼优的男生出国深造，以造就国家栋梁之才。父亲的义举其实他脑海里已经酝酿很久。资助学生义举是基于父亲 “人之惟一责任即为事当有益于人、有益于社会，终而至于国家，如是方无愧乎此生”的思想。
父亲事事讲求科学管理，如何使个人有限之财能投入到最有益于社会和国家呢？在1920年元旦与黄炎培、蒋梦麟、余日章等聚餐时，父亲表示：“询以钱财应如何使用，而于国家社会得最大之利益，佥谓宜用之于教育，余颇然其说。”我查对了一下年份，这正是父亲最大的投资项目郑州豫丰纱厂即将投产前的时刻，他预计到钱财将至，未雨绸缪，已经早早在做准备了。这印证了我母亲常说的话：“你爸经常是这只手钱还没拿到，那只手已经打算好怎么花了！”
更难之处在于他要以个人有限财力去应付社会无限之需求，难啊！家人都知道，父亲在纱厂办公期间公务之外的寻访者不少，公余找上家门来的求助者也常有。仅在父亲1921年秋的两个月期间，募捐、借款、谋就、请托的函件，形形色色数千件。父亲事后的感悟说：“故用少数才力以治多事者，不如集多数才力以治一事。”我数点了一下，父亲的善举有：一是为拯救昆曲创办并维持了昆剧传习所。二是主持创办上海位育小学。三是将为我祖母祝寿的礼金用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建造大楼。四是将亲友为父亲做六十岁生日的钱兴办一所为失学青年开启求学之门的函授学校，叫“穆氏文社”。父亲力所能及地把好事做得更有成效，直至寿终。
1943年父亲因患癌症去世。当时内地以至沦陷区都先后报道了这一消息。重庆《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短评，称这是我国民族工业的一个损失。在重庆追悼上，冯玉祥致悼词：“穆先生是最爱国、爱朋友、爱大众，崇尚正义，帮助革命的人。”他送的挽联上写：重农重工，为兴实业树槟模范：立言立德，足与后人作典型。董必武挽联的后半句是：“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混浊日，独留清白，堪作楷模”。国共双方及朝野舆论都对父亲一生的德才及其业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父亲反对把社会当成是一个“金矿”，只知去开掘，去索取，他比喻社会是一个“储蓄银行”，大家有力尽力，有财尽财，都加一点东西进去，这个社会就好了。父亲认为：“一个人来到世上，应该想到的是付出与回报，而不是来为自己索取的。”他尽了力，作为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父亲是尽了责任的，他对自己的一生应该是自豪而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