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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因病溘然长逝，实在来得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因为事出意外，令人格外惋惜，也使人倍加怀念。
忠实走后，人们在以各种方式悼念和追怀他时，都会想到和提到他的《白鹿原》。在西安殡仪馆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时，看到他果然在头下枕着一本初版的《白鹿原》，样态格外满足而安详。当年写作《白鹿原》时，忠实曾抱定要写作一部死后能“垫棺作枕”的作品，他可谓如愿以偿了。生前为写《白鹿原》殚精竭虑，死后枕着《白鹿原》安详长眠，他与《白鹿原》真是难解难分。
忠实曾借用海明威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名言，来为自己的“《白鹿原》创作手记”命名，并在后记里说道：“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海明威这句话所做的准确又形象化的概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忠实从一开始从事写作，到不同时期的文学跋涉，都是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他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懈寻找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发现着自己，一步一步地接近着目标，最终到达文学的高地——“白鹿原”，铸就了他自己的“垫棺作枕”之作，打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朽的丰碑。
回想起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前前后后，我觉得那蓄势待发的经过与全力爆发的结果，都是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个作家倾心倾力地打造一部文学精品的精彩故事。
陈忠实1962年中学毕业后，由乡村民办教师做到乡干部、区干部，到1982年转为专业作家，在社会的最底层差不多生活了二十年。他由1965年到70年代的创作初期，可以说是满肚子的生活感受郁积累存，文学创作便成为最有效、最畅快的抒发手段和倾泻渠道。他那个时期的小说如《信任》等，追求的都是用文学的技艺和载体，更好地传达生活世象本身。因而，作品总是充溢着活跃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泥土芳香，很富于打动人和感染人的气韵和魅力。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关注陈忠实的创作的。1982年，《文学评论丛刊》编辑部要约组当代作家评论专号的稿子，主持其事的陈骏涛要我选一个作家，我不由分说地选择了陈忠实。因为我差不多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心里感到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为此，与陈忠实几次通信，交往渐多渐深。嗣后，或他来京办事，或我出差西安，都要约到一起畅叙一番，从生活到创作无所不谈。他那出于生活的质朴的言谈和高于生活的敏锐的感受，常常让我感到既亲切，又新鲜。
忠实始终是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来研探社会生活的，因而，他既关注创作本身的发展变化，注意吸收中外有益的文学素养；更关注时代的生活与情绪的替嬗演变，努力捕捉深蕴其中的内在韵律。这种双重的追求，使他创作上的每一个进步，都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较好的和谐与统一。比如，1984年他尝试用人物性格结构作品，写出了中篇小说《梆子老太》，而这篇作品同时在他的创作上实现了深层次的探测民族心理结构的追求。而由此，他进而把人物命运作为作品结构的主线，在1986年又写出了中篇力作《蓝袍先生》，揭示了因病态的社会生活对正常人心性的肆意扭曲，使得社会生活恢复了常态之后，人的心性仍难以走出萎缩的病态。读了这篇作品，我被主人公徐慎行活了六十年只幸福了二十天的巨大人生反差所震撼，曾撰写了《人性的压抑与人性的解放》一文予以评论。我认为，这篇作品在陈忠实的小说创作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在艺术的洞察力和文化的批判力上，作家都在向更加深化和强化的层次过渡。
1988年间，我因事去西安出差，忠实从郊区的家里赶到我下榻的陕西作协招待所，我们几乎长聊了一个通宵。那一个晚上，都是他在说，说他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我很为他抑制不住的创作热情所感染、所激奋，但却对作品能达到怎样的水准心存疑惑，因为这毕竟是他的第一部长篇。
1991年初，陈忠实要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一本中篇小说集，要我为他作序。我在题为《新层次上的新收获》的序文里，论及了《地窖》等新作的新进取，提及了《蓝袍先生》的转折性意义，并对忠实正在写作中的《白鹿原》表达了热切的期望。忠实给我回信说：
依您对《蓝袍先生》以及《地窖》的评说，我有一种预感，我正在吭哧的长篇可能会使您有话说的，因为在我看来，正在吭哧的长篇对生活的揭示、对人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历史的体察，远非“蓝袍”等作品所能比拟；可以说是我对历史、现实、人的一个总的理解。自以为比《蓝袍先生》要深刻，也要冷峻一步······
我相信忠实的自我感觉，但还是想象不来他正在写作的《白鹿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1992年初，陕西的评论家李星看了《白鹿原》的完成稿，告诉我《白鹿原》绝对不同凡响，一定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后来参与编发《白鹿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贤均又说，《白鹿原》真是难得的杰作。这些说法，既使人兴奋，又使人迷惑，难道陈忠实真的会一鸣惊人么？
《白鹿原》的稿子交予人民文学出版社并确定出版之后，忠实一直想知道出版社的具体安排。我因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面的社科院宿舍，便替他去社里打听了情况。1992年5月11日，我在了解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在年底分两期在《当代》连载，尔后随即出书的大致安排后（最终的情况是《当代》于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连载，1993年6月出书），给忠实去信说了情况，忠实于6月6日回信，既稍感安慰，又不无忐忑：
您信告的人文社大致的安排意见，即《当代》四、五期连载，社里同时出书，正月发行。这当然令人振奋了，肯定是最理想的安排了。不过，这个安排意见，他们至今没有告诉我。但愿您打听到的这个安排意见不要节外生枝。
我有一个预感，您会喜欢这部书的，似乎这话我在某一次信件中给您说过。原因是您喜欢《蓝袍先生》。这部书稿仍是循着《蓝袍先生》的思路下延的，不过社会背景和人物都拓宽了，放开手写了。另外，您是关中人，我是下劲力图写出这块地域的人的各个风貌的，您肯定不会陌生，当会有同感。当然，除却友情，让您以评论家眼光审视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准备接受您的审视。
无论如何，您的热心热情已经使我感动了。我知道您多年来都在关注我的行程，从最初的评论短篇的文章，到不久前作序，我也知道您更关注都是手中的这个“货”，究竟是个啥货？您像我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一样，为我鼓着暗劲，我期盼不要使好朋友太失望。 《白鹿原》交稿之后，出书很快确定了下来，但在《当代》杂志怎样连载，连载前要不要修改等，一时定不下来，忠实又托我便中了解一下情况。经了解，知道是在《当代》1992年第6 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主要是酌删有关性描写的文字。在我给忠实去信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给陈忠实电告了如上的安排，忠实来信说：
我与您同感。这样做已经很够朋友了。因为主要是删节，可以决定我不去北京，由他们捉刀下手，肯定比我更利索些。出书也有定着，高贤均已着责编开始发稿前的技术处理工作，计划到八月中旬发稿，明年三四月出书，一本不分上下，这样大约就有600多页······
原以为我还得再修饰一次，一直有这个精神准备，不料已不需要了，反倒觉得自己太轻松了。我想在家重顺一遍，防止可能的重要疏漏，然后信告他们。我免了旅途之苦，两全其美。情况大致如此。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一室的主任高贤均给我讲了他们去西安向陈忠实组稿的经过，那委实也是个颇有意味的精彩故事。1992年3月底，他们到西安后听说陈忠实刚完成了一部长篇，便登门组稿，陈忠实不无忐忑地把刚完成的《白鹿原》的全稿交给了他们，同时给每人送了一本他的中短篇小说集。他们在离开西安去往成都的火车上翻阅了陈忠实的集子，也许是两位高手编辑期待过高的原因，他们感到陈忠实已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在观察生活和表现手法上，都还比较一般，缺少那种豁人耳目的特色，因此，对刚刚拿到手的《白鹿原》在心里颇犯嘀咕。到了成都之后，有了一些空闲，说索性看看《白鹿原》吧，结果一开读便割舍不下，两人把出差要办的事一再紧缩，轮换着在住处研读起了《白鹿原》。回到北京之后，高贤均立即给陈忠实去信，激情难抑地谈了自己的阅读观感：
我们在成都待了十来天，昨天晚上刚回到北京。在成都开始拜读大作，只是由于活动太多，直到昨天在火车上才读完。感觉非常好，这是我几年来读过的最好的一部长篇。犹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它完全是从生活出发，但比《桑干河》更丰富更博大，更生动，其总体思想艺术价值不弱于《古船》，某些方面甚至比《古船》更高。《白鹿原》将给那些相信只要有思想和想象力便能创作的作家们上了一堂很好的写作课，衷心祝贺您成功！
l993年初，终于在《当代》上一睹《白鹿原》的庐山真面目。说实话，尽管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心理铺垫，我还是被《白鹿原》的博大精深所震惊。一是它以家族为切入点对民族近代以来的演进历程做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多重透视，史志意蕴之丰湛、之厚重令人惊异；二是它在历时性的事件结构中，以人物的性格化与叙述的故事化形成雅俗并具的艺术个性，史诗风格之浓郁、之独到令人惊异。我感到，《白鹿原》不仅把陈忠实的个人创作提到了一个面目全新的艺术高度，而且把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本身推进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基于这样的感受，我撰写了《史志意蕴、史诗风格——评陈忠实的〈白鹿原〉的论文（见《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在《白鹿原》正式出书之后的盛夏七月，陕西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在文采阁举行了《白鹿原》讨论会。与会的六十多位老、中、青评论家，竞相发言，热烈讨论，盛赞《白鹿原》在内蕴与人物、结构与语言等方面的特点与成就，发言争先恐后，其情其景都十分感人。原定开半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下午五点仍散不了场。大家显然不仅为陈忠实获取如此重大的收获而高兴，也为文坛涌现出无愧于时代的重要作品而高兴。也是在那个会上，有人提出，“史诗”的提法已接近于泛滥，评《白鹿原》不必再用。我不同意这一说法，便比喻说，原来老说“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到跟前仔细一看，不过是只“狗”；这回“狼”真的来了，不说“狼”来了，怎么行。
读者是最公正的检验，时间是权威的裁判。《白鹿原》从发表和出版之后，一直长销不衰，而且被改编为多种形式广泛流传。1994年12月，《白鹿原》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届“人民文学奖”。1997年12月，《白鹿原》荣获第四届“ 茅盾文学奖”。2009年4月和7月，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作家出版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六十年长篇小说典藏”。《白鹿原》先后入选“文库”和“典藏”。2009年6月，《白鹿原》被全文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据知，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七个版本的《白鹿原》，累计印数已逾一百五十万册。而在小说之外，《白鹿原》先后被改编为连环画、秦腔、话剧、舞剧和电影等形式。
还有一些与《白鹿原》有关的往事，想起来也颇为有趣。由这些事既可见出忠实为文之认真执着，为人之质朴诚恳，也可看到《白鹿原》引起的反响与释发的余韵。
一次是我陪同陈忠实曾去领过一次稿费。那应是1994年的5月的某天，忠实到京后来电话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了《白鹿原》的第一笔稿费，是一张支票，有八万之多，要去朝内大街的农业银行领取。他说他这一生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钱，地方也不熟，心里很不踏实，让我陪他走一趟。我们相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见面后，一同去往朝阳门附近的农业银行，那时还没有百元大钞，取出的钱都是十元一捆，一个军挎几乎要装满了。我一路小心地陪他到沙滩那里的他下榻的宾馆，才最终离开。
《白鹿原》发表之后，因为创作中涵有了多种突破，一时间很有争议。而这个时候，正赶上中国作协进行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白鹿原》是这一时期绝对绕不过去的作品，但评委们的意见分歧较大，在评委会上一直争议不休，一时间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时任评委会主任的陈涌，偏偏喜欢《白鹿原》，认为这部厚重的作品正是人们所一直期盼的，文坛求之不得的，于是抱病上会力陈己见，以两个“基本”的恳切看法（即政治倾向基本正确，情性描写基本得当），终于说服大部分评委，并做出修订后获奖的重要决定。忠实来京领奖之后，叫上我一起去看望陈涌先生。那天去到位于万寿路的陈涌家，陈涌先生很是兴奋，一见面就对忠实说：“你的《白鹿原》真是了不起，是我们多年来所期盼的作品，堪称是中国的《静静的顿河》。”并告诉我们，“我找的保姆是陕西人，你们午饭别走，就一起吃陕西面。”因为先生身体不好，不能太过打扰，我们聊了一会儿就找借口离开了。此后，忠实每次到京出差或办事，我们都会相约着去看望陈涌先生。去年，陈涌先生因病去世，我电话上把陈涌先生去世的消息告诉忠实后，他半天沉默不语，感慨地说：“老先生对我的首肯与支持，对我的创作所起的作用无与伦比。你一定代为转致哀思，向家属转致问候。”在陈涌先生的追思会上，我替他转达了他的哀思之情与惋惜之意。 小说《白鹿原》发表之后，先后被改编为各种形式的作品。其中的一次约是在2007年间，受陈忠实之邀我与李建军和他一起在京观看了舞剧《白鹿原》。小说《白鹿原》原有的丰厚意蕴，在舞剧中被提炼为一个女人——小娥和三个男人的情感故事，由小娥的独舞和草帽舞等群舞构成的舞蹈场景，使剧作充满了观赏性，但总觉得那已和小说《白鹿原》没有太大的关系，已被演绎成了另外的一个故事。在观剧之后的简单座谈中，有人问我有何观感，我说作品从观赏的角度来看，确实撩人眼目，煞是好看，但基本的内容已与《白鹿原》关系不大。而宽厚的陈忠实则补充说：舞剧《白鹿原》毕竟是根据小说《白鹿原》改出来的，还是有所关联。
还有在电影《白鹿原》上演之前的2011年，陈忠实说电影已做好合成样片，要我找北京陕西籍的几位文艺界人士抽空先去看看。我约了何西来、周明、李炳银等在京陕西文人去了王全安的工作室，从晚间八点一直看到半夜十二点。影片中，迎风翻滚的麦浪，粗狂苍凉的老腔，使浓郁的陕西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张丰毅饰演的白嘉轩也称得上筋骨丰满，但在围绕着小娥的特写式叙述和以此为主干的故事走向中，电影在改编中有意无意地突出了小娥的形象，强化了小娥的分量，把小娥变成了事实上的主角，并对白嘉轩、鹿子霖等真正的主角构成了一定的遮蔽。观影之后，与陈忠实通话谈起电影，他问我看后的印象，我说电影改编超出了我的想象，总体上看是在向着小说原作逼近，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使小娥的形象过于突出了，因而把情色的成分过分地放大了。陈忠实听后稍稍沉思了一阵，随即表示说，你说的确有道理，我也有着同样的感觉。
这些年在小说写作上，陈忠实以短篇为主，没有再写长篇。我曾给他开玩笑说过的再弄一个《白鹿原》似的“枕头”的话，一直也没有兑现。但在心里，我却是由衷地纫佩他的，他没有借名获利，更不急功近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行走，也是按照艺术的规律在行进。但他和他的《白鹿原》，却构成了一个戥子和一面镜子。这个戥子可以度量何为小说中的精品力作，这个镜子可以观照何为文学中的人文精神。
在文学评论界，人们很难对一部作品有共识性的肯定，但《白鹿原》却是一个例外，大多数人都给予较高的估价与高度的评价。我记得在2010年岁末，我替换超龄的张炯先生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不久，研究会举办了一次新老同志的新年聚会，与会的资深评论家陈骏涛询问我说，你现在是会长了，让你在当代长篇小说中挑一部作品，你挑哪部？我稍加思索回答说：我选《白鹿原》，这部作品在当代小说中的丰盈性、厚重性，乃至原创性、突破性，都无与伦比。我说完后，先是评论家何西来说：我同意。接着又有其他老评论家纷纷表示赞同。这种情形表明，对于《白鹿原》的评估，评论家们是有着相当的共识的。
忠实的有生之年，在74岁上戛然而止，这实在算不上是高寿。但这74年里，从他于1965年3月发表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沟》起，他把整整五十多年的时间用于了文学理想的追逐，文学创作的追求，而且在不同的时期，都留下了有力攀登和奋勇向前的鲜明印迹，直至完成经典性小说作品《白鹿原》，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矗立了一座时代的高峰。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投入给了文学，奉献给了社会，交付给了人民。他以“寻找自己的句子”的方式，看似是在为自己立言，实际上是以他的方式为人民代言。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生活元气和时代豪气的伟大作家，真正做到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
引人思忖的，还有陈忠实逝世引发的广泛的社会反响。从陈忠实逝世的4月29日到遗体告别5月3日的一周间，我留意了悼念活动的相关资讯，赴西安参加了遗体告别活动，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既是人们对一个杰出作家的感念与追怀，也是社会对文学的仰望与敬重。许多文学人怀念陈忠实，都谈到陈忠实的创作和作品对于他们的影响与启迪，而许多读者怀念陈忠实，都在于陈忠实的小说作品，尤其是《白鹿原》给予他们的感召与感动。在告别仪式现场，自发地赶来祭奠陈忠实的，既有儿女搀扶着老人前来的，也有大人携带着孩子前来的，还有一些坐着轮椅、拄着拐杖的残疾人士，以及来自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在读学生。他们绝大多数都并不认识陈忠实，从未谋过面，但都从陈忠实的作品中获取教益，得到美育，他们要用再看最后一眼的方式，来向这个写作了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好作家告别，借以表达他们的敬重之意，惋惜之情。
因为陈忠实的鼎力推荐和精心编词参与了话剧和电影《白鹿原》的演出，从而得以由濒临消亡的境况起死回生的陕西华阴老腔艺人，特别感念陈忠实的关照与提携，在得知陈忠实逝世之后，带着深深的悲悼与恋恋的不舍来到陕西作协大院，以高亢、悲凉的华阴老腔来祭奠陈忠实。年过半百的老艺人含泪吟唱，边唱边喊：“先生，我们再给您唱一遍您最爱的老腔，您听到了吗？”其情其景，令前来悼念陈忠实先生的市民们热泪盈眶。
据陕西作协一个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介绍，在陕西作协院内设置的吊唁处，七天来吊唁的群众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约有数千人从全省和全国各地赶来吊唁。这个数字再加上去往陈忠实家中吊唁的，参加遗体告别的，约有上万人参与了有关陈忠实的吊唁与悼念活动。
一位网友在《陈忠实逝世，严肃阅读不会消逝》一文中这样说道：“陈忠实走了，我们为什么致以哀悼，不仅仅是《白鹿原》的成就，更在于他让我们知道，在这样浮躁的时代，严肃文学依然可以打动人心，经久不衰。只要有人在，世间就依然留存着真善美，对严肃文学的阅读就永不会消逝。”诚哉斯言，它所道出的是许多读者的共同心声。
陈忠实的因病去世，当然是文坛的一桩悲事。但在这件悲事之中和之后，却让人看到许多积极因素的蕴藏和温暖元素的释放，这应该看作是陈忠实以他的特别方式，再次给文坛提供的有益借鉴，而发现这些，珍重这些，则是对于本真为人、本色为文的陈忠实的最好祭奠。
由此我也想，历史是公正的，因为历史不会亏待不负于历史的作家，不会埋没不负于时代的作品。而陈忠实因为把一切都投进了《白鹿原》，系于了《白鹿原》，他其实是以艺术的方式、精神的形式，实现了不朽，与我们同在。
2016年5月30日于北京朝内。
责任编辑 孔令燕
忠实走后，人们在以各种方式悼念和追怀他时，都会想到和提到他的《白鹿原》。在西安殡仪馆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时，看到他果然在头下枕着一本初版的《白鹿原》，样态格外满足而安详。当年写作《白鹿原》时，忠实曾抱定要写作一部死后能“垫棺作枕”的作品，他可谓如愿以偿了。生前为写《白鹿原》殚精竭虑，死后枕着《白鹿原》安详长眠，他与《白鹿原》真是难解难分。
忠实曾借用海明威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名言，来为自己的“《白鹿原》创作手记”命名，并在后记里说道：“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海明威这句话所做的准确又形象化的概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忠实从一开始从事写作，到不同时期的文学跋涉，都是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他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懈寻找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发现着自己，一步一步地接近着目标，最终到达文学的高地——“白鹿原”，铸就了他自己的“垫棺作枕”之作，打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朽的丰碑。
回想起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前前后后，我觉得那蓄势待发的经过与全力爆发的结果，都是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个作家倾心倾力地打造一部文学精品的精彩故事。
陈忠实1962年中学毕业后，由乡村民办教师做到乡干部、区干部，到1982年转为专业作家，在社会的最底层差不多生活了二十年。他由1965年到70年代的创作初期，可以说是满肚子的生活感受郁积累存，文学创作便成为最有效、最畅快的抒发手段和倾泻渠道。他那个时期的小说如《信任》等，追求的都是用文学的技艺和载体，更好地传达生活世象本身。因而，作品总是充溢着活跃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泥土芳香，很富于打动人和感染人的气韵和魅力。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关注陈忠实的创作的。1982年，《文学评论丛刊》编辑部要约组当代作家评论专号的稿子，主持其事的陈骏涛要我选一个作家，我不由分说地选择了陈忠实。因为我差不多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心里感到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为此，与陈忠实几次通信，交往渐多渐深。嗣后，或他来京办事，或我出差西安，都要约到一起畅叙一番，从生活到创作无所不谈。他那出于生活的质朴的言谈和高于生活的敏锐的感受，常常让我感到既亲切，又新鲜。
忠实始终是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来研探社会生活的，因而，他既关注创作本身的发展变化，注意吸收中外有益的文学素养；更关注时代的生活与情绪的替嬗演变，努力捕捉深蕴其中的内在韵律。这种双重的追求，使他创作上的每一个进步，都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较好的和谐与统一。比如，1984年他尝试用人物性格结构作品，写出了中篇小说《梆子老太》，而这篇作品同时在他的创作上实现了深层次的探测民族心理结构的追求。而由此，他进而把人物命运作为作品结构的主线，在1986年又写出了中篇力作《蓝袍先生》，揭示了因病态的社会生活对正常人心性的肆意扭曲，使得社会生活恢复了常态之后，人的心性仍难以走出萎缩的病态。读了这篇作品，我被主人公徐慎行活了六十年只幸福了二十天的巨大人生反差所震撼，曾撰写了《人性的压抑与人性的解放》一文予以评论。我认为，这篇作品在陈忠实的小说创作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在艺术的洞察力和文化的批判力上，作家都在向更加深化和强化的层次过渡。
1988年间，我因事去西安出差，忠实从郊区的家里赶到我下榻的陕西作协招待所，我们几乎长聊了一个通宵。那一个晚上，都是他在说，说他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我很为他抑制不住的创作热情所感染、所激奋，但却对作品能达到怎样的水准心存疑惑，因为这毕竟是他的第一部长篇。
1991年初，陈忠实要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一本中篇小说集，要我为他作序。我在题为《新层次上的新收获》的序文里，论及了《地窖》等新作的新进取，提及了《蓝袍先生》的转折性意义，并对忠实正在写作中的《白鹿原》表达了热切的期望。忠实给我回信说：
依您对《蓝袍先生》以及《地窖》的评说，我有一种预感，我正在吭哧的长篇可能会使您有话说的，因为在我看来，正在吭哧的长篇对生活的揭示、对人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历史的体察，远非“蓝袍”等作品所能比拟；可以说是我对历史、现实、人的一个总的理解。自以为比《蓝袍先生》要深刻，也要冷峻一步······
我相信忠实的自我感觉，但还是想象不来他正在写作的《白鹿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1992年初，陕西的评论家李星看了《白鹿原》的完成稿，告诉我《白鹿原》绝对不同凡响，一定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后来参与编发《白鹿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贤均又说，《白鹿原》真是难得的杰作。这些说法，既使人兴奋，又使人迷惑，难道陈忠实真的会一鸣惊人么？
《白鹿原》的稿子交予人民文学出版社并确定出版之后，忠实一直想知道出版社的具体安排。我因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面的社科院宿舍，便替他去社里打听了情况。1992年5月11日，我在了解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在年底分两期在《当代》连载，尔后随即出书的大致安排后（最终的情况是《当代》于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连载，1993年6月出书），给忠实去信说了情况，忠实于6月6日回信，既稍感安慰，又不无忐忑：
您信告的人文社大致的安排意见，即《当代》四、五期连载，社里同时出书，正月发行。这当然令人振奋了，肯定是最理想的安排了。不过，这个安排意见，他们至今没有告诉我。但愿您打听到的这个安排意见不要节外生枝。
我有一个预感，您会喜欢这部书的，似乎这话我在某一次信件中给您说过。原因是您喜欢《蓝袍先生》。这部书稿仍是循着《蓝袍先生》的思路下延的，不过社会背景和人物都拓宽了，放开手写了。另外，您是关中人，我是下劲力图写出这块地域的人的各个风貌的，您肯定不会陌生，当会有同感。当然，除却友情，让您以评论家眼光审视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准备接受您的审视。
无论如何，您的热心热情已经使我感动了。我知道您多年来都在关注我的行程，从最初的评论短篇的文章，到不久前作序，我也知道您更关注都是手中的这个“货”，究竟是个啥货？您像我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一样，为我鼓着暗劲，我期盼不要使好朋友太失望。 《白鹿原》交稿之后，出书很快确定了下来，但在《当代》杂志怎样连载，连载前要不要修改等，一时定不下来，忠实又托我便中了解一下情况。经了解，知道是在《当代》1992年第6 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主要是酌删有关性描写的文字。在我给忠实去信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给陈忠实电告了如上的安排，忠实来信说：
我与您同感。这样做已经很够朋友了。因为主要是删节，可以决定我不去北京，由他们捉刀下手，肯定比我更利索些。出书也有定着，高贤均已着责编开始发稿前的技术处理工作，计划到八月中旬发稿，明年三四月出书，一本不分上下，这样大约就有600多页······
原以为我还得再修饰一次，一直有这个精神准备，不料已不需要了，反倒觉得自己太轻松了。我想在家重顺一遍，防止可能的重要疏漏，然后信告他们。我免了旅途之苦，两全其美。情况大致如此。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一室的主任高贤均给我讲了他们去西安向陈忠实组稿的经过，那委实也是个颇有意味的精彩故事。1992年3月底，他们到西安后听说陈忠实刚完成了一部长篇，便登门组稿，陈忠实不无忐忑地把刚完成的《白鹿原》的全稿交给了他们，同时给每人送了一本他的中短篇小说集。他们在离开西安去往成都的火车上翻阅了陈忠实的集子，也许是两位高手编辑期待过高的原因，他们感到陈忠实已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在观察生活和表现手法上，都还比较一般，缺少那种豁人耳目的特色，因此，对刚刚拿到手的《白鹿原》在心里颇犯嘀咕。到了成都之后，有了一些空闲，说索性看看《白鹿原》吧，结果一开读便割舍不下，两人把出差要办的事一再紧缩，轮换着在住处研读起了《白鹿原》。回到北京之后，高贤均立即给陈忠实去信，激情难抑地谈了自己的阅读观感：
我们在成都待了十来天，昨天晚上刚回到北京。在成都开始拜读大作，只是由于活动太多，直到昨天在火车上才读完。感觉非常好，这是我几年来读过的最好的一部长篇。犹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它完全是从生活出发，但比《桑干河》更丰富更博大，更生动，其总体思想艺术价值不弱于《古船》，某些方面甚至比《古船》更高。《白鹿原》将给那些相信只要有思想和想象力便能创作的作家们上了一堂很好的写作课，衷心祝贺您成功！
l993年初，终于在《当代》上一睹《白鹿原》的庐山真面目。说实话，尽管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心理铺垫，我还是被《白鹿原》的博大精深所震惊。一是它以家族为切入点对民族近代以来的演进历程做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多重透视，史志意蕴之丰湛、之厚重令人惊异；二是它在历时性的事件结构中，以人物的性格化与叙述的故事化形成雅俗并具的艺术个性，史诗风格之浓郁、之独到令人惊异。我感到，《白鹿原》不仅把陈忠实的个人创作提到了一个面目全新的艺术高度，而且把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本身推进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基于这样的感受，我撰写了《史志意蕴、史诗风格——评陈忠实的〈白鹿原〉的论文（见《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在《白鹿原》正式出书之后的盛夏七月，陕西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在文采阁举行了《白鹿原》讨论会。与会的六十多位老、中、青评论家，竞相发言，热烈讨论，盛赞《白鹿原》在内蕴与人物、结构与语言等方面的特点与成就，发言争先恐后，其情其景都十分感人。原定开半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下午五点仍散不了场。大家显然不仅为陈忠实获取如此重大的收获而高兴，也为文坛涌现出无愧于时代的重要作品而高兴。也是在那个会上，有人提出，“史诗”的提法已接近于泛滥，评《白鹿原》不必再用。我不同意这一说法，便比喻说，原来老说“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到跟前仔细一看，不过是只“狗”；这回“狼”真的来了，不说“狼”来了，怎么行。
读者是最公正的检验，时间是权威的裁判。《白鹿原》从发表和出版之后，一直长销不衰，而且被改编为多种形式广泛流传。1994年12月，《白鹿原》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届“人民文学奖”。1997年12月，《白鹿原》荣获第四届“ 茅盾文学奖”。2009年4月和7月，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作家出版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六十年长篇小说典藏”。《白鹿原》先后入选“文库”和“典藏”。2009年6月，《白鹿原》被全文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据知，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七个版本的《白鹿原》，累计印数已逾一百五十万册。而在小说之外，《白鹿原》先后被改编为连环画、秦腔、话剧、舞剧和电影等形式。
还有一些与《白鹿原》有关的往事，想起来也颇为有趣。由这些事既可见出忠实为文之认真执着，为人之质朴诚恳，也可看到《白鹿原》引起的反响与释发的余韵。
一次是我陪同陈忠实曾去领过一次稿费。那应是1994年的5月的某天，忠实到京后来电话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了《白鹿原》的第一笔稿费，是一张支票，有八万之多，要去朝内大街的农业银行领取。他说他这一生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钱，地方也不熟，心里很不踏实，让我陪他走一趟。我们相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见面后，一同去往朝阳门附近的农业银行，那时还没有百元大钞，取出的钱都是十元一捆，一个军挎几乎要装满了。我一路小心地陪他到沙滩那里的他下榻的宾馆，才最终离开。
《白鹿原》发表之后，因为创作中涵有了多种突破，一时间很有争议。而这个时候，正赶上中国作协进行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白鹿原》是这一时期绝对绕不过去的作品，但评委们的意见分歧较大，在评委会上一直争议不休，一时间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时任评委会主任的陈涌，偏偏喜欢《白鹿原》，认为这部厚重的作品正是人们所一直期盼的，文坛求之不得的，于是抱病上会力陈己见，以两个“基本”的恳切看法（即政治倾向基本正确，情性描写基本得当），终于说服大部分评委，并做出修订后获奖的重要决定。忠实来京领奖之后，叫上我一起去看望陈涌先生。那天去到位于万寿路的陈涌家，陈涌先生很是兴奋，一见面就对忠实说：“你的《白鹿原》真是了不起，是我们多年来所期盼的作品，堪称是中国的《静静的顿河》。”并告诉我们，“我找的保姆是陕西人，你们午饭别走，就一起吃陕西面。”因为先生身体不好，不能太过打扰，我们聊了一会儿就找借口离开了。此后，忠实每次到京出差或办事，我们都会相约着去看望陈涌先生。去年，陈涌先生因病去世，我电话上把陈涌先生去世的消息告诉忠实后，他半天沉默不语，感慨地说：“老先生对我的首肯与支持，对我的创作所起的作用无与伦比。你一定代为转致哀思，向家属转致问候。”在陈涌先生的追思会上，我替他转达了他的哀思之情与惋惜之意。 小说《白鹿原》发表之后，先后被改编为各种形式的作品。其中的一次约是在2007年间，受陈忠实之邀我与李建军和他一起在京观看了舞剧《白鹿原》。小说《白鹿原》原有的丰厚意蕴，在舞剧中被提炼为一个女人——小娥和三个男人的情感故事，由小娥的独舞和草帽舞等群舞构成的舞蹈场景，使剧作充满了观赏性，但总觉得那已和小说《白鹿原》没有太大的关系，已被演绎成了另外的一个故事。在观剧之后的简单座谈中，有人问我有何观感，我说作品从观赏的角度来看，确实撩人眼目，煞是好看，但基本的内容已与《白鹿原》关系不大。而宽厚的陈忠实则补充说：舞剧《白鹿原》毕竟是根据小说《白鹿原》改出来的，还是有所关联。
还有在电影《白鹿原》上演之前的2011年，陈忠实说电影已做好合成样片，要我找北京陕西籍的几位文艺界人士抽空先去看看。我约了何西来、周明、李炳银等在京陕西文人去了王全安的工作室，从晚间八点一直看到半夜十二点。影片中，迎风翻滚的麦浪，粗狂苍凉的老腔，使浓郁的陕西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张丰毅饰演的白嘉轩也称得上筋骨丰满，但在围绕着小娥的特写式叙述和以此为主干的故事走向中，电影在改编中有意无意地突出了小娥的形象，强化了小娥的分量，把小娥变成了事实上的主角，并对白嘉轩、鹿子霖等真正的主角构成了一定的遮蔽。观影之后，与陈忠实通话谈起电影，他问我看后的印象，我说电影改编超出了我的想象，总体上看是在向着小说原作逼近，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使小娥的形象过于突出了，因而把情色的成分过分地放大了。陈忠实听后稍稍沉思了一阵，随即表示说，你说的确有道理，我也有着同样的感觉。
这些年在小说写作上，陈忠实以短篇为主，没有再写长篇。我曾给他开玩笑说过的再弄一个《白鹿原》似的“枕头”的话，一直也没有兑现。但在心里，我却是由衷地纫佩他的，他没有借名获利，更不急功近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行走，也是按照艺术的规律在行进。但他和他的《白鹿原》，却构成了一个戥子和一面镜子。这个戥子可以度量何为小说中的精品力作，这个镜子可以观照何为文学中的人文精神。
在文学评论界，人们很难对一部作品有共识性的肯定，但《白鹿原》却是一个例外，大多数人都给予较高的估价与高度的评价。我记得在2010年岁末，我替换超龄的张炯先生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不久，研究会举办了一次新老同志的新年聚会，与会的资深评论家陈骏涛询问我说，你现在是会长了，让你在当代长篇小说中挑一部作品，你挑哪部？我稍加思索回答说：我选《白鹿原》，这部作品在当代小说中的丰盈性、厚重性，乃至原创性、突破性，都无与伦比。我说完后，先是评论家何西来说：我同意。接着又有其他老评论家纷纷表示赞同。这种情形表明，对于《白鹿原》的评估，评论家们是有着相当的共识的。
忠实的有生之年，在74岁上戛然而止，这实在算不上是高寿。但这74年里，从他于1965年3月发表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沟》起，他把整整五十多年的时间用于了文学理想的追逐，文学创作的追求，而且在不同的时期，都留下了有力攀登和奋勇向前的鲜明印迹，直至完成经典性小说作品《白鹿原》，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矗立了一座时代的高峰。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投入给了文学，奉献给了社会，交付给了人民。他以“寻找自己的句子”的方式，看似是在为自己立言，实际上是以他的方式为人民代言。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生活元气和时代豪气的伟大作家，真正做到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
引人思忖的，还有陈忠实逝世引发的广泛的社会反响。从陈忠实逝世的4月29日到遗体告别5月3日的一周间，我留意了悼念活动的相关资讯，赴西安参加了遗体告别活动，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既是人们对一个杰出作家的感念与追怀，也是社会对文学的仰望与敬重。许多文学人怀念陈忠实，都谈到陈忠实的创作和作品对于他们的影响与启迪，而许多读者怀念陈忠实，都在于陈忠实的小说作品，尤其是《白鹿原》给予他们的感召与感动。在告别仪式现场，自发地赶来祭奠陈忠实的，既有儿女搀扶着老人前来的，也有大人携带着孩子前来的，还有一些坐着轮椅、拄着拐杖的残疾人士，以及来自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在读学生。他们绝大多数都并不认识陈忠实，从未谋过面，但都从陈忠实的作品中获取教益，得到美育，他们要用再看最后一眼的方式，来向这个写作了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好作家告别，借以表达他们的敬重之意，惋惜之情。
因为陈忠实的鼎力推荐和精心编词参与了话剧和电影《白鹿原》的演出，从而得以由濒临消亡的境况起死回生的陕西华阴老腔艺人，特别感念陈忠实的关照与提携，在得知陈忠实逝世之后，带着深深的悲悼与恋恋的不舍来到陕西作协大院，以高亢、悲凉的华阴老腔来祭奠陈忠实。年过半百的老艺人含泪吟唱，边唱边喊：“先生，我们再给您唱一遍您最爱的老腔，您听到了吗？”其情其景，令前来悼念陈忠实先生的市民们热泪盈眶。
据陕西作协一个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介绍，在陕西作协院内设置的吊唁处，七天来吊唁的群众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约有数千人从全省和全国各地赶来吊唁。这个数字再加上去往陈忠实家中吊唁的，参加遗体告别的，约有上万人参与了有关陈忠实的吊唁与悼念活动。
一位网友在《陈忠实逝世，严肃阅读不会消逝》一文中这样说道：“陈忠实走了，我们为什么致以哀悼，不仅仅是《白鹿原》的成就，更在于他让我们知道，在这样浮躁的时代，严肃文学依然可以打动人心，经久不衰。只要有人在，世间就依然留存着真善美，对严肃文学的阅读就永不会消逝。”诚哉斯言，它所道出的是许多读者的共同心声。
陈忠实的因病去世，当然是文坛的一桩悲事。但在这件悲事之中和之后，却让人看到许多积极因素的蕴藏和温暖元素的释放，这应该看作是陈忠实以他的特别方式，再次给文坛提供的有益借鉴，而发现这些，珍重这些，则是对于本真为人、本色为文的陈忠实的最好祭奠。
由此我也想，历史是公正的，因为历史不会亏待不负于历史的作家，不会埋没不负于时代的作品。而陈忠实因为把一切都投进了《白鹿原》，系于了《白鹿原》，他其实是以艺术的方式、精神的形式，实现了不朽，与我们同在。
2016年5月30日于北京朝内。
责任编辑 孔令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