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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歌作为文学大语域中的一个亚语域，具有其独特而雅致的魅力。诚如张德禄所言，诗歌作为文学的一种独特文体，给人以音乐美、视觉美、意象美和寓意美。
关键词：诗歌；功能文体理论；约翰·邓恩；《跳蚤》；功能文体解构
根据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语言具备三种纯理功能（metafunctions），即用来表达生活于社会中的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的概念功能，表达说话者对社会活动观点态度或与社会活动其他参与者内在关系的人际功能，以及用于谋篇布局的语篇功能。基于在此基础上的功能文体理论，笔者将逐步对约翰·邓恩的爱情诗《跳蚤》进行功能文体解构，以期带领读者进行一番理性审美。
一、情景语境功能文体解构
根据Halliday的语域理论，它（语域）受语场（所发生的事件）、基调（人物间关系）和方式（话语形式）的影响，与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密切相关。通读整首诗之后，倘若从不同行为主体或物质主体的角度来分析，不难发现，在这首诗的语域中，话语范围（语场）有三个，一是跳蚤叮咬男女主人公，二是女主人公杀死跳蚤，三是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频频示爱。但如果视之以同一大事件的角度，那么这首诗仅存在两个话语范围，一是女主人公杀死跳蚤之前，二是女主人公杀死跳蚤之后，而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示爱则贯穿始终。就话语基调而言，存在三种关系，即男女主人公和跳蚤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话语方式而言，诗中仅存在一种，即口语对话。
二、语法隐喻功能文体解构
约翰·邓恩的这首爱情诗之所以成为他作为玄学派代表诗人的杰作之一，除了他在情景语境方面的苦心建构之外，还表现为他在词汇和时态层面的语法隐喻建构。下面，笔者将对其进行逆向解构，以期解开其神秘面纱，重现它的原生态美感。
在词汇语法层面，我们的目的是“集中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其一，关键词“flea”的语法隐喻解构。“Flea”作为诗题，在全诗中共出现6次。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内涵和外延。从字面意义上来看，“flea”是普通、具体名词。然而，在这首诗的大语域环境下，它自然而然地带有专有名词的意义。一为褒，一为贬；一为抽象，一为具体。由其本义“跳蚤”究其外延，联想它的特性，似乎很难找到它与爱情的共同点，让人质疑它如何成为爱情的载体。然而，正是这种看似的不可能让可能显得尤为珍贵。约翰·邓恩以玄学派诗人丰富的想象在这两种大相径庭的事物之间建构了互通的平台：分属男女主人公两人的两滴血在跳蚤的体内融为一体，跳蚤通过自身的习性以一种自然的姿态肯定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换言之，“flea”已然成为他们婚约的见证者，成为他们婚姻的殿堂，成为他们孕育生命的温床。而在女主人公眼里，“flea”是她罪恶、羞耻和贞操不再的一种证明。因而她抓住并杀死了它。从而，女主人公赋予了跳蚤世俗层面的语法隐喻对象，即一种人格瑕疵的象征。其二，数量和性质突出的语法隐喻解构。在Mukarovsky看来，日常使用的符合标准语言的语言用法使语言自身完全常规化，语言使用者和承接者因而也发现不了语言的语义潜势和美学潜势。诗歌作为一种以文体表达意义的文学亚语域，势必需要有意识地对标准语言或语法常规进行一定程度的偏离乃至背离，或者频繁使用某种相同或类似的语言结构以突显语言文字背后的深层次意义，即通过性质或数量上的有动因的突出从而达到“前景化”的效果。这首诗既包含数量上的突出，也不乏性质上的“前景化”。男主人公深爱着女主人公。它知道在跳蚤之外他的爱不会被轻易接受，而在跳蚤之中他们两人已结为一体，实现了似乎很遥远的梦，故而他既欣然又惊喜。然而，他知道即便如此，女主人公仍会视接受他的爱为罪恶而难以启齿。
同样地，在《跳蚤》一诗中，全诗以一般现在时为主表明男主人公试图说明他和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势必会结出果实。跳蚤正是这种注定的爱情的暗示和载体。因而她妄图杀死跳蚤以否认这种潜在爱情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也是于事无补的。开篇部分用过去时叙述跳蚤盯了男主人公，一方面暗示这已成事实，另一方面也隐喻出男主人公对跳蚤所隐喻爱情的欣然接受。笔者认为，在描述女主人公用指甲杀死跳蚤这一后续事件时，约翰·邓恩特意反其道而行之，用一般过去式进行表述。其用意在于隐喻出女主人公不止一次明确拒绝过男主人公的示爱，这一次更是彻底决绝。然而，男主人公并不放弃。他以跳蚤之死为契机，以一般将来时展开新一轮攻势，隐喻出男主人公孤注一掷，鼓舞女主人公冲破世俗，同样也使人联想到战胜重重阻扰的希望和之后的光明未来。
三、及物性系统功能文体解构
根据Shan Warneing的理论，在一语篇中出现占比较高的“物质—行为—主观意愿”型物质过程表明物质主体或行为主体在语篇中拥有很高的话语权和活跃度，能够根据自身的主观意愿掌控其行为和预测事态发展，在语域中往往充当主动角色。据此可知，女主人公在语篇末尾的地位举足轻重。她掌握了跳蚤的生死，她决定了男主人公示爱的成败，她拥有对周围环境的高度控制权。至于占比较小的关系过程，如果我们将物质过程看作是动态的象征，那么我们不妨将关系过程视为一种静态的描述。该语篇的两处关系过程一为描述跳蚤无罪，一为阐释恐惧何虚。虽为状态，但我们似乎能从中听闻男主人公因女主人公对其示爱熟视无睹、断然加拒而发出的无奈哀号，纵使试图使其回心转意，但可怜出于消极被动地位，效用甚微。在这一强一弱的对比之下，在物质过程与关系过程的较量之中，在历经理性的思量之后，重归感性，顿生谁胜谁负已成定数之感。
Widdowson认为，由于诗的语义潜势的特殊性和多重性，诗永远没有十足权威性的解读。基于诗人由感性到理性的建构思维，读者由理性抵达感性的解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孕育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过程。笔者以上所述，是在已有的功能文体理论的基础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作为文体分析的客观标准，以理性为出发点，对约翰·邓恩的爱情诗《跳蚤》进行略微的功能文体解构，以期带领读者真正领悟深藏诗中的感性之美。
关键词：诗歌；功能文体理论；约翰·邓恩；《跳蚤》；功能文体解构
根据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语言具备三种纯理功能（metafunctions），即用来表达生活于社会中的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的概念功能，表达说话者对社会活动观点态度或与社会活动其他参与者内在关系的人际功能，以及用于谋篇布局的语篇功能。基于在此基础上的功能文体理论，笔者将逐步对约翰·邓恩的爱情诗《跳蚤》进行功能文体解构，以期带领读者进行一番理性审美。
一、情景语境功能文体解构
根据Halliday的语域理论，它（语域）受语场（所发生的事件）、基调（人物间关系）和方式（话语形式）的影响，与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密切相关。通读整首诗之后，倘若从不同行为主体或物质主体的角度来分析，不难发现，在这首诗的语域中，话语范围（语场）有三个，一是跳蚤叮咬男女主人公，二是女主人公杀死跳蚤，三是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频频示爱。但如果视之以同一大事件的角度，那么这首诗仅存在两个话语范围，一是女主人公杀死跳蚤之前，二是女主人公杀死跳蚤之后，而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示爱则贯穿始终。就话语基调而言，存在三种关系，即男女主人公和跳蚤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话语方式而言，诗中仅存在一种，即口语对话。
二、语法隐喻功能文体解构
约翰·邓恩的这首爱情诗之所以成为他作为玄学派代表诗人的杰作之一，除了他在情景语境方面的苦心建构之外，还表现为他在词汇和时态层面的语法隐喻建构。下面，笔者将对其进行逆向解构，以期解开其神秘面纱，重现它的原生态美感。
在词汇语法层面，我们的目的是“集中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其一，关键词“flea”的语法隐喻解构。“Flea”作为诗题，在全诗中共出现6次。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内涵和外延。从字面意义上来看，“flea”是普通、具体名词。然而，在这首诗的大语域环境下，它自然而然地带有专有名词的意义。一为褒，一为贬；一为抽象，一为具体。由其本义“跳蚤”究其外延，联想它的特性，似乎很难找到它与爱情的共同点，让人质疑它如何成为爱情的载体。然而，正是这种看似的不可能让可能显得尤为珍贵。约翰·邓恩以玄学派诗人丰富的想象在这两种大相径庭的事物之间建构了互通的平台：分属男女主人公两人的两滴血在跳蚤的体内融为一体，跳蚤通过自身的习性以一种自然的姿态肯定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换言之，“flea”已然成为他们婚约的见证者，成为他们婚姻的殿堂，成为他们孕育生命的温床。而在女主人公眼里，“flea”是她罪恶、羞耻和贞操不再的一种证明。因而她抓住并杀死了它。从而，女主人公赋予了跳蚤世俗层面的语法隐喻对象，即一种人格瑕疵的象征。其二，数量和性质突出的语法隐喻解构。在Mukarovsky看来，日常使用的符合标准语言的语言用法使语言自身完全常规化，语言使用者和承接者因而也发现不了语言的语义潜势和美学潜势。诗歌作为一种以文体表达意义的文学亚语域，势必需要有意识地对标准语言或语法常规进行一定程度的偏离乃至背离，或者频繁使用某种相同或类似的语言结构以突显语言文字背后的深层次意义，即通过性质或数量上的有动因的突出从而达到“前景化”的效果。这首诗既包含数量上的突出，也不乏性质上的“前景化”。男主人公深爱着女主人公。它知道在跳蚤之外他的爱不会被轻易接受，而在跳蚤之中他们两人已结为一体，实现了似乎很遥远的梦，故而他既欣然又惊喜。然而，他知道即便如此，女主人公仍会视接受他的爱为罪恶而难以启齿。
同样地，在《跳蚤》一诗中，全诗以一般现在时为主表明男主人公试图说明他和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势必会结出果实。跳蚤正是这种注定的爱情的暗示和载体。因而她妄图杀死跳蚤以否认这种潜在爱情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也是于事无补的。开篇部分用过去时叙述跳蚤盯了男主人公，一方面暗示这已成事实，另一方面也隐喻出男主人公对跳蚤所隐喻爱情的欣然接受。笔者认为，在描述女主人公用指甲杀死跳蚤这一后续事件时，约翰·邓恩特意反其道而行之，用一般过去式进行表述。其用意在于隐喻出女主人公不止一次明确拒绝过男主人公的示爱，这一次更是彻底决绝。然而，男主人公并不放弃。他以跳蚤之死为契机，以一般将来时展开新一轮攻势，隐喻出男主人公孤注一掷，鼓舞女主人公冲破世俗，同样也使人联想到战胜重重阻扰的希望和之后的光明未来。
三、及物性系统功能文体解构
根据Shan Warneing的理论，在一语篇中出现占比较高的“物质—行为—主观意愿”型物质过程表明物质主体或行为主体在语篇中拥有很高的话语权和活跃度，能够根据自身的主观意愿掌控其行为和预测事态发展，在语域中往往充当主动角色。据此可知，女主人公在语篇末尾的地位举足轻重。她掌握了跳蚤的生死，她决定了男主人公示爱的成败，她拥有对周围环境的高度控制权。至于占比较小的关系过程，如果我们将物质过程看作是动态的象征，那么我们不妨将关系过程视为一种静态的描述。该语篇的两处关系过程一为描述跳蚤无罪，一为阐释恐惧何虚。虽为状态，但我们似乎能从中听闻男主人公因女主人公对其示爱熟视无睹、断然加拒而发出的无奈哀号，纵使试图使其回心转意，但可怜出于消极被动地位，效用甚微。在这一强一弱的对比之下，在物质过程与关系过程的较量之中，在历经理性的思量之后，重归感性，顿生谁胜谁负已成定数之感。
Widdowson认为，由于诗的语义潜势的特殊性和多重性，诗永远没有十足权威性的解读。基于诗人由感性到理性的建构思维，读者由理性抵达感性的解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孕育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过程。笔者以上所述，是在已有的功能文体理论的基础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作为文体分析的客观标准，以理性为出发点，对约翰·邓恩的爱情诗《跳蚤》进行略微的功能文体解构，以期带领读者真正领悟深藏诗中的感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