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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史书写当中，台湾文学是否该融入以及如何融入其中，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两岸经历着长期的隔离状态，与大陆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学面貌。但是，两岸文学又都是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构成了中华文化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因而两岸文学也有着共同书写的必要性。
两岸文学共同书写需要整体研究的视野，那么，何为整体研究？学者刘登翰提出了两种书写两岸文学史的方法，一种是“纳入”式研究，即在介绍了中国大陆的文学史现状以后，又另辟一章讲述台湾文学史的发展状况，如他与洪子诚一起主编的《中国诗歌史》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在对中国当代诗歌进行介绍以后，卷三介绍了台湾诗歌的发展情况，这也是比较传统的两岸文学史书写方式。另外，他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融入”式的文学史书写方式，或者称之为“整合式研究”，“研究者既不把港澳台文学作为偶然、孤立的因素来看待，而是把它放在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中来透视和叙述，既揭示其与母体的文化精神与文学传统的渊源关系，也肯定其在特殊环境中的发展对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并注意把它们与大陆文学进行对照和比较”[1]。而笔者所谓的整体研究近似于刘登翰所说的“融入”式的文学史书写方法，与将两岸文学割裂开来进行书写相比较，这种书写方式立足于20世纪的大背景来看待两岸文学，将各个时期的文学在同一个维度中进行观照、对比分析，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描绘出两岸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由于两岸文学有着不同的文化语境，在具体书写时会面临着实际困难，本文试图阐述这些困难体现在哪些方面，为解决这些困难应该采取怎样的书写策略。
一.两岸文学史的书写现状及作为整体研究的困境
在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部分文学史著作根本没有涉及到台湾文学史的书写，如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3]、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4]。这些主流的文学史教材，都回避了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当中的书写；另外一部分采用“纳入”式的书写方式，如张志忠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5]，在第一、二编介绍了中国大陆的文学发展状况以后，在第三编介绍了港台文学；吴秀明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60年》[6]将港台文学作为附录附在书的后面。这两部分是文学史书写的主要部分，绝大部分文学史书写都是采取这两种方式。另外，作为专著出现的台湾文学史著作数量庞大，如黎湘萍的《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7]、朱双一的《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8]、傅蓉蓉的《当代台湾文学研究》[9]。只有极少数的文学史著作能够在一个整体的视野上对两岸文学进行研究，如古远清的《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10]。
之所以两岸的文学史书写大多采用前面两种方式，是因为以一种整体的研究方法书写两岸文学有较大的困难。
首先，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的原因。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为了维护统治，颁布一系列的专制法令，在1949年颁布了“戒严令”之后，又陆续颁布了“戡乱法”、“惩治叛乱条例”等多种条例，整治社会舆论环境，紧接着又实行“报禁”、“党禁”，“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完全恢复”[11]。这种专制统治在文学方面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戒严令”的实施，海峡两岸文学方面的互动和交流成为不可能，而且大陆很多作家的书籍在台湾成为禁书，如鲁迅的作品在台湾就遭到了被封杀的厄运，一些大学老师讲授现代文学时在遇到鲁迅这个章节的时候略过不讲。曾经，一位大学教授试图冲破禁区，在课堂上谈论了鲁迅被人举报得到处分。这使得两岸都对对方的文学发展情况不甚了解，甚至存在歪曲的情况。在戒严时期，由于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使得反共主义文学在这一时期大行其道。在这类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对共产党的妖魔化想象，“台湾右翼文人们一律把共产党干部写成十恶不赦的‘匪徒’，完全不顾现实的真实，这与其说是文艺创作，还不如说是血口喷人的政治丑化”[12]。这样的一种文学面貌，使得戒严时期的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图景，给整体化的两岸文学研究带来困难。
其次，两岸社会语境大不相同，由此生成的文学图景也存在较大差异。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台湾“反共文学”甚嚣尘上，同时随国民党一起迁移去台湾的军官家属等对大陆有着较深的眷恋情感，由此而产生了“还乡文学”；在60年代，出于对“反共文艺”的挑拨与反抗，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并壮大起来，乡土文学继续绵延不绝，历史小说此時也开始发展起来；到了70年代，乡土文学发展鼎盛，这是对台湾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问题的回应，“60年代台湾出现了一系列激变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土地废耕、农村劳动力流向都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这一切对广大人民的生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深切的忧虑”[13]。80年代以后，台湾文学出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现实主义文学再次得到发展，适应市场化潮流的通俗小说流行开来，实验小说此时也不甘落后。相比较于台湾的文学发展状况，大陆的文学发展经过了“十七年文学”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期，“文革”时期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派、新写实小说的文学潮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岸文学带有各自的社会文化的烙印，由此产生大相迥异的文学面貌；而且，它们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给共同书写两岸文学史时的历史分期带来了困难，例如以50年代作为历史分期虽然符合台湾文学发展实际，但却把大陆的“十七年文学”切割成两个时间段，而“十七年”作为一个整体的的历史时间段在大陆的文学史的书写当中是不可分的。
二.两岸文学整体研究的三个维度
虽然两岸文学发展面临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较大的差异性，但是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们也可以在实质性的、更高的层面上结合在一起，实现两岸文学整合的目的，因而笔者认为可以在三种维度上将两岸文学进行共同书写。
首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无法在政治的真空中自立自足地发展，文学总会因为政治的波动而产生变化，这种变化又是十分复杂的，一些统治者将文学作为维护自己政治秩序的工具，利用文学来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一些文人顺应统治者的心意，利用文学来为统治者摇旗呐喊，由此而产生了献媚的文学；而与此相反的情况是，“文艺……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14]。一些文人不满于现行的政治体制，利用文学揭露社会弊端，唤醒人心，促使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给两岸文学提供了一个衔接的枢纽，如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和“十七年时期”的大陆文学。50年代台湾的“反共文学”是文学被政治绑架的一个典型，蒋介石在退守台湾后，总结他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是自己在文艺工作中的失误导致了左翼文学的得势，因此，他在台湾统治时期对文艺工作进行了严格的管制，他设立评奖制度，对“反共文学”作品给予丰裕的奖励，以此来推动“反共文学”的风行，而这些作品往往缺乏真实性，对于共产党的想象显得十分虚假。而在大陆的“十七年文学”中，同样存在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倾向，毛泽东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学的革命性质，“呼吁作家转变立场，改造世界观。从此以后，作家的立场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向革命立场转变并且逐步完成世界观的改造”[15]。革命历史小说是“十七年”当中文学呼应政治的产物，但是新中国虽然已经成立，社会普遍好转，但是各项改造的任务没有最终完成，人们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革命历史小说就在此时给人们打了一剂强心剂，这些作品通过描写共产党历史上的革命队伍一往无前的魄力和决心，给予现实的人们以战胜困难的信心。通过将50年代的台湾和“十七年”时期的大陆文学统一在文学与政治的维度之中，并进行分析，能够更加丰富我们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知。
其次是文学作为社会转型时期问题的反映。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如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等通常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既包括社会问题又包括心理问题。处在转型期的文人作家更加敏锐地发现了这些社会变化，他们试图用文学揭露社会弊端，表达自己对更美好的社会的渴求。在西方文学史上，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揭示工业社会给底层人民带来的贫穷、窘迫的生活状态，马克·吐温讽刺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政治制度等问题，这类的作家不胜枚举；在中国，也有许多秉承“五四”传统的作家以改造社会为己任。
在台湾和大陆的当代文学史中，也共同存在着描绘因社会转型而产生问题的文学作品，以此为维度可以展现两岸文学的一个侧面。台湾在经过了50、60年代的社会积累以后，70年代经济迅速腾飞，工业社会初具雏形，交通、科技行业快速发展；到了80年代，服务业和IT行业在社会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消费社会兴起并得到发展，与此同时一些负面影响也一直如影随形，包括环境污染、农村人口流失等社会问题和物质崇拜等心理问题，这在这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70年代的乡土小说作家如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不遗余力地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批判。陈映真的《夜行货车》表现对商业文化的批判，黄春明的《青番公的故事》描写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对自然经济的腐蚀，《莎哟娜拉·再见》表现了台湾社会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同样也表达了这一主题。这些作家的作品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的关怀和深切的忧虑，这也体现在80、90年代中国大陆的一些作品当中。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迁，计划经济解体，市场经济开始形成，各种鱼龙混杂的思想观念也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这主要体现在晚生代小说的创作之中，邱华栋在《遗忘者之旅》《平面人》等作品中对城市问题的思考，朱文的《我爱美元》对现代生活的讽刺都表现着作家们对当下社会的思考。
最后是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和发展。在台湾和大陆一些文学流派虽然时盛时衰，但是也一直存在在文学史当中，不断发展演变，在某一个时期还成为了文学的主潮，如台湾的乡土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萌芽，到60年代继续发展，70年代则是它的鼎盛时期，到了80年代演变成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分。现实主义文学也是大陆当代文学的主流，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一直到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但是除了这些一直存在的文学样式之外，还存在着新产生的文学样式，并且这些文学样式在台湾和大陆都存在着，如女性主义文学。在台湾女性文学写作的作家数量庞大，她们或者以社会政治问题为题材，带有社会批判色彩如李昂、朱天心，或者以情感婚姻为题材表现女性的困境如廖辉英、萧飒，或者大胆描写女性内心隐秘的欲望如苏伟贞、朱天文。在大陆，80年代的王安忆、铁凝、迟子建大放异彩；90年代的带有鲜明“私人写作”风格的陈染、林白，其作品有着明晰的性别视角，张扬身体的欲望同时融入作者的个人体验；更晚些的卫慧、棉棉的写作带有消费社会的特征，有着时尚前卫的时代感。除了女性主义文学以外，网络文学也在90年代两岸同时兴起，这无疑都得益于网络媒介的发达给一些作家们提供了方便的传播渠道。台湾的痞子蔡、王文華、平路，大陆的宁财神、李寻欢等，都是凭借互联网的平台获得写作上的成功。
从文学与政治的维度分析两岸文学对政治的臣服或反抗，从社会转型的维度探讨面临相同时代主题时的文学面貌，从新的文学样式的维度来思考其与社会背景的关系，这三种维度从而提供了将两岸文学作为整体研究的衔接点，勾勒出两岸文学的整体面相。
三.《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论述
在齐邦媛与王德威主编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的导言中，作者描绘出了四种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两岸文学发展的维度，为我们进行两岸文学的整体研究提供了范例。首先是传统现实主义话语的激进化，陌生化，也就是用离奇怪诞的元素将读者从审美的和意识形态的惰性中解脱出来，更新对于世界的认识，而中国80年代后期开始的作者不是要使现实变得陌生化，现实已经足够陌生，他们的挑战在于要让荒诞离奇的现实变得真实以致使人相信。该书的导言所举的例子有大陆作家余华的《现实一种》和莫言、苏童等作家，以及台湾作家钟灵、杨钊、朱天心等。其次是中国当代作者对历史的“抒情”的方法，“当历史的主导的叙事方式已经是破碎的和过时的时候，作者只能通过抒情的唤醒来接近而不是证实历史真实的含义”。格非的《迷舟》和李渝的《夜琴》，它们试图模糊叙事与抒情的界限。第三，很多作家都表现出来一种以轻蔑的笑意来取代感时忧国的情感体验，不同于鲁迅以来的作家将文学看作诊治社会问题的良方，以王朔为代表的作家倾向于刺激人的快感，善于自我调侃且玩世不恭。台湾作家杨大春的作品《大说谎家》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最后，“与从‘五四’到毛泽东时代以来的作家多表现崇高人物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触及到了他们的前辈很少涉及的方面，对难以琢磨的人性的欲望迷宫有着强烈的好奇，沉溺于美感和颓废的色情表演当中，他们保持着冷漠的姿态，过早的被世纪末的焦虑所压迫”，如台湾作家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丰乳肥臀》等。 20世纪从80年代末期开始，两岸进入相似的社会进程之中，政治环境得到改善，意识形态的控制相比较于以前呈现减弱的趋势，与此相适应，人们思想也逐渐解放；经济上台湾保持着继续发展的勢头而大陆则是开始腾飞，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包括人们的精神问题。两岸关系在此时也得到极大改善，《告台湾同胞书》和“叶九条”的提出使得两岸和平交往，台湾在80年代末“解禁”的废除使得民众去大陆探亲，两岸交流开始逐渐频繁起来，多媒体信息社会的发展也为两岸文学的互动提供了便利。正是基于这种相似的社会背景，王德威才提出了两岸文学这一时期的整体特征，这些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例如身体的解放，对现实的怀疑、嘲讽的态度、各个文体风格相互融合等。
王德威理解两岸文学的四种角度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首先，研究者应站在历时性的立场发掘当下社会语境中文学产生的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许就包含着两岸文学发展的共同趋势，如相比较于以前的叙事的崇高话语，80年代末沉溺于探索人性的欲望和描写色情的场面就是一个显著的变化，这一变化将两岸文学沟通起来。笔者在上文中提及的第二个维度——文学作为社会转型期问题的反映，就是立足于由于新的社会现象而产生的文学表达。其次，从文学表达的主旨方面寻找两岸文写的相似性，在现实主义话语的激进化这个方面，两岸文学共同揭示着现实的荒诞离奇，从而体现着自己的批判的主题。最后，我们不应该拘泥于已经形成的、固有的当代文学史的知识，对于作家的评判、对于作品的分析、对于文学史的分期等可以重新进行思考，发现它们被忽略的一面，这些被忽略的也许就可以作为两岸文学整体研究的另一维度。如对格非的《迷舟》的分析，大多数只注意到它揭示的命运的神秘与变幻莫测，而相对忽视了它独特的抒情风格，而正是它叙事与抒情融合的特征，才使得它得以和台湾文学相沟通。
结语
如何以整体研究的视野研究两岸文学仍然是有待探索的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找出将两岸文学统一在一起的共同维度，但同时这种维度不能忽略、损害两岸文学各自的特殊的发展情况，必须要准确地反映出其文学面貌。从文学与政治、社会的转型、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的维度对两岸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尝试是初步的努力，而这一方面仍然需要更进一步的探求与发展。
注释：
[1] 刘登翰：《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再谈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2]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张志忠：《中国当代文学6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6]吴秀明：《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7]黎湘萍：《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8]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9]傅蓉蓉：《当代台湾文学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10]古远清：《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1]余克礼主编：《海峡两岸关系概论》，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12]古远清：《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13]傅蓉蓉：《当代台湾文学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14]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选自《集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1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史书写当中，台湾文学是否该融入以及如何融入其中，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两岸经历着长期的隔离状态，与大陆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学面貌。但是，两岸文学又都是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构成了中华文化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因而两岸文学也有着共同书写的必要性。
两岸文学共同书写需要整体研究的视野，那么，何为整体研究？学者刘登翰提出了两种书写两岸文学史的方法，一种是“纳入”式研究，即在介绍了中国大陆的文学史现状以后，又另辟一章讲述台湾文学史的发展状况，如他与洪子诚一起主编的《中国诗歌史》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在对中国当代诗歌进行介绍以后，卷三介绍了台湾诗歌的发展情况，这也是比较传统的两岸文学史书写方式。另外，他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融入”式的文学史书写方式，或者称之为“整合式研究”，“研究者既不把港澳台文学作为偶然、孤立的因素来看待，而是把它放在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中来透视和叙述，既揭示其与母体的文化精神与文学传统的渊源关系，也肯定其在特殊环境中的发展对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并注意把它们与大陆文学进行对照和比较”[1]。而笔者所谓的整体研究近似于刘登翰所说的“融入”式的文学史书写方法，与将两岸文学割裂开来进行书写相比较，这种书写方式立足于20世纪的大背景来看待两岸文学，将各个时期的文学在同一个维度中进行观照、对比分析，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描绘出两岸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由于两岸文学有着不同的文化语境，在具体书写时会面临着实际困难，本文试图阐述这些困难体现在哪些方面，为解决这些困难应该采取怎样的书写策略。
一.两岸文学史的书写现状及作为整体研究的困境
在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部分文学史著作根本没有涉及到台湾文学史的书写，如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3]、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4]。这些主流的文学史教材，都回避了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当中的书写；另外一部分采用“纳入”式的书写方式，如张志忠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5]，在第一、二编介绍了中国大陆的文学发展状况以后，在第三编介绍了港台文学；吴秀明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60年》[6]将港台文学作为附录附在书的后面。这两部分是文学史书写的主要部分，绝大部分文学史书写都是采取这两种方式。另外，作为专著出现的台湾文学史著作数量庞大，如黎湘萍的《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7]、朱双一的《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8]、傅蓉蓉的《当代台湾文学研究》[9]。只有极少数的文学史著作能够在一个整体的视野上对两岸文学进行研究，如古远清的《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10]。
之所以两岸的文学史书写大多采用前面两种方式，是因为以一种整体的研究方法书写两岸文学有较大的困难。
首先，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的原因。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为了维护统治，颁布一系列的专制法令，在1949年颁布了“戒严令”之后，又陆续颁布了“戡乱法”、“惩治叛乱条例”等多种条例，整治社会舆论环境，紧接着又实行“报禁”、“党禁”，“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完全恢复”[11]。这种专制统治在文学方面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戒严令”的实施，海峡两岸文学方面的互动和交流成为不可能，而且大陆很多作家的书籍在台湾成为禁书，如鲁迅的作品在台湾就遭到了被封杀的厄运，一些大学老师讲授现代文学时在遇到鲁迅这个章节的时候略过不讲。曾经，一位大学教授试图冲破禁区，在课堂上谈论了鲁迅被人举报得到处分。这使得两岸都对对方的文学发展情况不甚了解，甚至存在歪曲的情况。在戒严时期，由于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使得反共主义文学在这一时期大行其道。在这类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对共产党的妖魔化想象，“台湾右翼文人们一律把共产党干部写成十恶不赦的‘匪徒’，完全不顾现实的真实，这与其说是文艺创作，还不如说是血口喷人的政治丑化”[12]。这样的一种文学面貌，使得戒严时期的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图景，给整体化的两岸文学研究带来困难。
其次，两岸社会语境大不相同，由此生成的文学图景也存在较大差异。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台湾“反共文学”甚嚣尘上，同时随国民党一起迁移去台湾的军官家属等对大陆有着较深的眷恋情感，由此而产生了“还乡文学”；在60年代，出于对“反共文艺”的挑拨与反抗，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并壮大起来，乡土文学继续绵延不绝，历史小说此時也开始发展起来；到了70年代，乡土文学发展鼎盛，这是对台湾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问题的回应，“60年代台湾出现了一系列激变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土地废耕、农村劳动力流向都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这一切对广大人民的生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深切的忧虑”[13]。80年代以后，台湾文学出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现实主义文学再次得到发展，适应市场化潮流的通俗小说流行开来，实验小说此时也不甘落后。相比较于台湾的文学发展状况，大陆的文学发展经过了“十七年文学”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期，“文革”时期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派、新写实小说的文学潮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岸文学带有各自的社会文化的烙印，由此产生大相迥异的文学面貌；而且，它们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给共同书写两岸文学史时的历史分期带来了困难，例如以50年代作为历史分期虽然符合台湾文学发展实际，但却把大陆的“十七年文学”切割成两个时间段，而“十七年”作为一个整体的的历史时间段在大陆的文学史的书写当中是不可分的。
二.两岸文学整体研究的三个维度
虽然两岸文学发展面临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较大的差异性，但是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们也可以在实质性的、更高的层面上结合在一起，实现两岸文学整合的目的，因而笔者认为可以在三种维度上将两岸文学进行共同书写。
首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无法在政治的真空中自立自足地发展，文学总会因为政治的波动而产生变化，这种变化又是十分复杂的，一些统治者将文学作为维护自己政治秩序的工具，利用文学来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一些文人顺应统治者的心意，利用文学来为统治者摇旗呐喊，由此而产生了献媚的文学；而与此相反的情况是，“文艺……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14]。一些文人不满于现行的政治体制，利用文学揭露社会弊端，唤醒人心，促使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给两岸文学提供了一个衔接的枢纽，如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和“十七年时期”的大陆文学。50年代台湾的“反共文学”是文学被政治绑架的一个典型，蒋介石在退守台湾后，总结他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是自己在文艺工作中的失误导致了左翼文学的得势，因此，他在台湾统治时期对文艺工作进行了严格的管制，他设立评奖制度，对“反共文学”作品给予丰裕的奖励，以此来推动“反共文学”的风行，而这些作品往往缺乏真实性，对于共产党的想象显得十分虚假。而在大陆的“十七年文学”中，同样存在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倾向，毛泽东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学的革命性质，“呼吁作家转变立场，改造世界观。从此以后，作家的立场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向革命立场转变并且逐步完成世界观的改造”[15]。革命历史小说是“十七年”当中文学呼应政治的产物，但是新中国虽然已经成立，社会普遍好转，但是各项改造的任务没有最终完成，人们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革命历史小说就在此时给人们打了一剂强心剂，这些作品通过描写共产党历史上的革命队伍一往无前的魄力和决心，给予现实的人们以战胜困难的信心。通过将50年代的台湾和“十七年”时期的大陆文学统一在文学与政治的维度之中，并进行分析，能够更加丰富我们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知。
其次是文学作为社会转型时期问题的反映。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如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等通常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既包括社会问题又包括心理问题。处在转型期的文人作家更加敏锐地发现了这些社会变化，他们试图用文学揭露社会弊端，表达自己对更美好的社会的渴求。在西方文学史上，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揭示工业社会给底层人民带来的贫穷、窘迫的生活状态，马克·吐温讽刺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政治制度等问题，这类的作家不胜枚举；在中国，也有许多秉承“五四”传统的作家以改造社会为己任。
在台湾和大陆的当代文学史中，也共同存在着描绘因社会转型而产生问题的文学作品，以此为维度可以展现两岸文学的一个侧面。台湾在经过了50、60年代的社会积累以后，70年代经济迅速腾飞，工业社会初具雏形，交通、科技行业快速发展；到了80年代，服务业和IT行业在社会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消费社会兴起并得到发展，与此同时一些负面影响也一直如影随形，包括环境污染、农村人口流失等社会问题和物质崇拜等心理问题，这在这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70年代的乡土小说作家如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不遗余力地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批判。陈映真的《夜行货车》表现对商业文化的批判，黄春明的《青番公的故事》描写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对自然经济的腐蚀，《莎哟娜拉·再见》表现了台湾社会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同样也表达了这一主题。这些作家的作品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的关怀和深切的忧虑，这也体现在80、90年代中国大陆的一些作品当中。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迁，计划经济解体，市场经济开始形成，各种鱼龙混杂的思想观念也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这主要体现在晚生代小说的创作之中，邱华栋在《遗忘者之旅》《平面人》等作品中对城市问题的思考，朱文的《我爱美元》对现代生活的讽刺都表现着作家们对当下社会的思考。
最后是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和发展。在台湾和大陆一些文学流派虽然时盛时衰，但是也一直存在在文学史当中，不断发展演变，在某一个时期还成为了文学的主潮，如台湾的乡土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萌芽，到60年代继续发展，70年代则是它的鼎盛时期，到了80年代演变成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分。现实主义文学也是大陆当代文学的主流，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一直到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但是除了这些一直存在的文学样式之外，还存在着新产生的文学样式，并且这些文学样式在台湾和大陆都存在着，如女性主义文学。在台湾女性文学写作的作家数量庞大，她们或者以社会政治问题为题材，带有社会批判色彩如李昂、朱天心，或者以情感婚姻为题材表现女性的困境如廖辉英、萧飒，或者大胆描写女性内心隐秘的欲望如苏伟贞、朱天文。在大陆，80年代的王安忆、铁凝、迟子建大放异彩；90年代的带有鲜明“私人写作”风格的陈染、林白，其作品有着明晰的性别视角，张扬身体的欲望同时融入作者的个人体验；更晚些的卫慧、棉棉的写作带有消费社会的特征，有着时尚前卫的时代感。除了女性主义文学以外，网络文学也在90年代两岸同时兴起，这无疑都得益于网络媒介的发达给一些作家们提供了方便的传播渠道。台湾的痞子蔡、王文華、平路，大陆的宁财神、李寻欢等，都是凭借互联网的平台获得写作上的成功。
从文学与政治的维度分析两岸文学对政治的臣服或反抗，从社会转型的维度探讨面临相同时代主题时的文学面貌，从新的文学样式的维度来思考其与社会背景的关系，这三种维度从而提供了将两岸文学作为整体研究的衔接点，勾勒出两岸文学的整体面相。
三.《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论述
在齐邦媛与王德威主编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的导言中，作者描绘出了四种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两岸文学发展的维度，为我们进行两岸文学的整体研究提供了范例。首先是传统现实主义话语的激进化，陌生化，也就是用离奇怪诞的元素将读者从审美的和意识形态的惰性中解脱出来，更新对于世界的认识，而中国80年代后期开始的作者不是要使现实变得陌生化，现实已经足够陌生，他们的挑战在于要让荒诞离奇的现实变得真实以致使人相信。该书的导言所举的例子有大陆作家余华的《现实一种》和莫言、苏童等作家，以及台湾作家钟灵、杨钊、朱天心等。其次是中国当代作者对历史的“抒情”的方法，“当历史的主导的叙事方式已经是破碎的和过时的时候，作者只能通过抒情的唤醒来接近而不是证实历史真实的含义”。格非的《迷舟》和李渝的《夜琴》，它们试图模糊叙事与抒情的界限。第三，很多作家都表现出来一种以轻蔑的笑意来取代感时忧国的情感体验，不同于鲁迅以来的作家将文学看作诊治社会问题的良方，以王朔为代表的作家倾向于刺激人的快感，善于自我调侃且玩世不恭。台湾作家杨大春的作品《大说谎家》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最后，“与从‘五四’到毛泽东时代以来的作家多表现崇高人物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触及到了他们的前辈很少涉及的方面，对难以琢磨的人性的欲望迷宫有着强烈的好奇，沉溺于美感和颓废的色情表演当中，他们保持着冷漠的姿态，过早的被世纪末的焦虑所压迫”，如台湾作家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丰乳肥臀》等。 20世纪从80年代末期开始，两岸进入相似的社会进程之中，政治环境得到改善，意识形态的控制相比较于以前呈现减弱的趋势，与此相适应，人们思想也逐渐解放；经济上台湾保持着继续发展的勢头而大陆则是开始腾飞，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包括人们的精神问题。两岸关系在此时也得到极大改善，《告台湾同胞书》和“叶九条”的提出使得两岸和平交往，台湾在80年代末“解禁”的废除使得民众去大陆探亲，两岸交流开始逐渐频繁起来，多媒体信息社会的发展也为两岸文学的互动提供了便利。正是基于这种相似的社会背景，王德威才提出了两岸文学这一时期的整体特征，这些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例如身体的解放，对现实的怀疑、嘲讽的态度、各个文体风格相互融合等。
王德威理解两岸文学的四种角度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首先，研究者应站在历时性的立场发掘当下社会语境中文学产生的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许就包含着两岸文学发展的共同趋势，如相比较于以前的叙事的崇高话语，80年代末沉溺于探索人性的欲望和描写色情的场面就是一个显著的变化，这一变化将两岸文学沟通起来。笔者在上文中提及的第二个维度——文学作为社会转型期问题的反映，就是立足于由于新的社会现象而产生的文学表达。其次，从文学表达的主旨方面寻找两岸文写的相似性，在现实主义话语的激进化这个方面，两岸文学共同揭示着现实的荒诞离奇，从而体现着自己的批判的主题。最后，我们不应该拘泥于已经形成的、固有的当代文学史的知识，对于作家的评判、对于作品的分析、对于文学史的分期等可以重新进行思考，发现它们被忽略的一面，这些被忽略的也许就可以作为两岸文学整体研究的另一维度。如对格非的《迷舟》的分析，大多数只注意到它揭示的命运的神秘与变幻莫测，而相对忽视了它独特的抒情风格，而正是它叙事与抒情融合的特征，才使得它得以和台湾文学相沟通。
结语
如何以整体研究的视野研究两岸文学仍然是有待探索的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找出将两岸文学统一在一起的共同维度，但同时这种维度不能忽略、损害两岸文学各自的特殊的发展情况，必须要准确地反映出其文学面貌。从文学与政治、社会的转型、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的维度对两岸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尝试是初步的努力，而这一方面仍然需要更进一步的探求与发展。
注释：
[1] 刘登翰：《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再谈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2]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张志忠：《中国当代文学6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6]吴秀明：《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7]黎湘萍：《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8]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9]傅蓉蓉：《当代台湾文学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10]古远清：《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1]余克礼主编：《海峡两岸关系概论》，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12]古远清：《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13]傅蓉蓉：《当代台湾文学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14]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选自《集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1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