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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厅制是清朝中央政府在新开发地区或边区设置的地方行政制度，厅的治所呈现出不同的聚落-城市形态。八寨厅在历史上曾两度移治，随着中原王朝在此地区的统治深度不断加强，八寨厅治经历着从乡村聚落到城市聚落的过程。
关键词：厅制、厅城、形态、治所城市、城市选址
一、八寨厅治的三迁
雍正六年，时任贵州巡抚张广泗发兵由贵阳进入都匀，毗邻的八寨成了此次征剿的第一个进攻目标，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苗民的反抗渐渐消匿，紧接着在此设官建城。及至雍正七年十二月，朝廷准建八寨厅，厅治设于老八寨。在老八寨尚未筑城为治前，八寨史籍可见的治所是此前沿用三百年的夭坝司。然而在老八寨设治约二十年后的乾隆十四年，八寨厅移治龙井塘。笔者将在下文中，来分析八寨厅治三迁的过程。
（一）夭坝司时期
夭坝司，位于龙泉镇北八里，摆泥河东岸山腰，元至正年间至雍正八年为八寨治所。
与西南很多地方相似，元朝时八寨并未进入中央势力统辖，而是只能在此设置宣抚司或者安抚司以进行羁縻统治，中央政府未能实现有效的直接统治。而及明代，亦只言“仍命阿路为安抚司”，一切皆沿袭元代所设。可见终元、明两代，中央政府的统治皆未能深入到夭坝司。
“康熙十二年，苗酋将夭应禄杀害后，流土均不受制，分据土地，自相雄长，近六十年。时八寨属于何人，均无所稽考。”1于此可知，自康熙十二年夭应禄命丧苗民之手后，八寨陷入了一段社会混乱的时期，无史可考。笔者于丹寨县党史办主任潘广淑处得到一段信息，其大意为“夭应禄遭苗民杀害后，夭氏一族亦迁徙至他处”，据笔者证实，现在当地自称夭氏族人者并非夭坝长官司后人，八寨古苗歌有唱词记之，而此段歌谣现正在整理之中。2
“雍正八年，贵州巡抚张广泗开生苗地，以夭坝长官司地置八寨厅治，以同知而隶属于都匀府。”3到了雍正八年，张广泗开辟苗疆，于八寨设抚民厅，以夭坝长官司为其厅治。以知府之副贰同知领之。至此，八寨正式作为行政区划进入中央的视野。
（二）老八寨时期
老八寨四周地势较平缓，具有建城的先天优势，所以雍正七年择治时也定于此地。然而，在冷兵器时代，地形对于军事作战的重要性是不可限量的，老八寨四周的地形，使得厅治城无险可屏，在后来的历次苗民起义中，苗民的攻击总是快速进入治城，不断地证明了雍正七年择治在冷兵器时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至乾隆十二年，以其地势狭隘，城西南隅虽有山，不过丘陵土阜，瞭望不远；东北面虽有水，亦只小溪浅壑，喝饮堪虞，十二年乃改建。”4在厅治设于此的十几年后，由于城市的发展、军事的需要，原先的老城已不足以容纳更多的居民。在乾隆十二年，即着手另建新城之事，而新城的地址则选择了地势更开阔的龙井塘，后治城沿用及今。据爱必达《黔南识略》载，乾隆十四年厅治正式移到龙井塘。从此，老八寨作为厅治城的时代走向了终点。
（三）龙井塘时期
在上文，笔者提到由于发展的需要，至前清雍干之际，两次揆度地势、遴择险要、环山凿石以为城，就泉蓄水以为池，以从容镇摄地方。后于乾隆十四年遂定于龙井塘，享用至今。
然而，有利的地形条件并不能确保治城的绝对安全，苗汉之间的冲突让苗民暴动如潮水般向治城涌来。而诸多国家机器亦在此间得到重建和加强。惟城中之人民凋敝，“按城内住户咸丰以前计千余家，肃清后流亡归复者不满百家，被苗杀戮之多可见矣，迄今休养生息者已六十年，城中亦只四百家云。”5
二、八寨厅治形态的探讨
在上文中，笔者谈到厅治设在夭坝司、老八寨以及龙井塘各时期的概况。在夭坝司时期，由于尚无城墙，一般而言，过去的建筑物总是能留下线索以留给后人探索的可能性，而关于夭坝司的记载，笔墨未沾。笔者猜想，此时的夭坝司应该是“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在夭坝司时期的短暂厅治，尚还处在乡村聚落阶段。
龙井塘时期，一大批具有儒家文化符号的建筑随之出现。如“孔庙在城内东街，同治十年同知鲁侯傅召集绅耆捐款，创修正殿五间，两庑各五间等儒家建筑。同时白衣庵、观音庵等佛教场所也林立于城中。此时的八寨，已然与中原地区几无二样。若将这些公共空间作一细致区分，有官方信仰与民间信仰之别，官方信仰以孔庙为其代表，而各类寺宇庙观则代表着民间信仰。然而两者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二者皆是汉族地区之信仰，这类建筑的出现，表明此时中原汉人的信仰已進入厅治城内。厅治城内在此时期出现了会馆，此为汉人行商所建；另有龙泉书院，此为汉族地区教育的引入。
大量汉式建筑的进入，它背后所带来的是因筑城而兴起的儒家信仰、宗教、商旅行会。这其中，带有官方信仰色彩的儒家建筑固然不能全然代表治城内的居民的心理状态，但寺宇庙观、会馆等多为民间力量组织修建，此可看作彼时治城中居民心态的反映。这里，涉及到治城中苗汉成分的问题不可得知，但是可以断定的一点是：此时的治城已是汉人或汉化的苗人的城市，完成了一个从化外之地的“新疆”到中华“腹地”的转变。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城市以建造城墙为标志，城内又建有城隍庙、文庙，城郊有官方的露天祭坛，此为中国封建社会城市的最低要求。
参考文献：
[1].郭辅相等撰《八寨县志稿》卷二，第29页.
[2]笔者于2015年7月赴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拜访县党史办主任潘广淑先生，其间多得先生帮助，特注以谢.
[3]郭辅相等撰《八寨县志稿》卷二，第29页.
[4]郭辅相等撰《八寨县志稿》卷三，第36页.
[5]郭辅相等撰《八寨县志稿》卷三，第37页.
关键词：厅制、厅城、形态、治所城市、城市选址
一、八寨厅治的三迁
雍正六年，时任贵州巡抚张广泗发兵由贵阳进入都匀，毗邻的八寨成了此次征剿的第一个进攻目标，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苗民的反抗渐渐消匿，紧接着在此设官建城。及至雍正七年十二月，朝廷准建八寨厅，厅治设于老八寨。在老八寨尚未筑城为治前，八寨史籍可见的治所是此前沿用三百年的夭坝司。然而在老八寨设治约二十年后的乾隆十四年，八寨厅移治龙井塘。笔者将在下文中，来分析八寨厅治三迁的过程。
（一）夭坝司时期
夭坝司，位于龙泉镇北八里，摆泥河东岸山腰，元至正年间至雍正八年为八寨治所。
与西南很多地方相似，元朝时八寨并未进入中央势力统辖，而是只能在此设置宣抚司或者安抚司以进行羁縻统治，中央政府未能实现有效的直接统治。而及明代，亦只言“仍命阿路为安抚司”，一切皆沿袭元代所设。可见终元、明两代，中央政府的统治皆未能深入到夭坝司。
“康熙十二年，苗酋将夭应禄杀害后，流土均不受制，分据土地，自相雄长，近六十年。时八寨属于何人，均无所稽考。”1于此可知，自康熙十二年夭应禄命丧苗民之手后，八寨陷入了一段社会混乱的时期，无史可考。笔者于丹寨县党史办主任潘广淑处得到一段信息，其大意为“夭应禄遭苗民杀害后，夭氏一族亦迁徙至他处”，据笔者证实，现在当地自称夭氏族人者并非夭坝长官司后人，八寨古苗歌有唱词记之，而此段歌谣现正在整理之中。2
“雍正八年，贵州巡抚张广泗开生苗地，以夭坝长官司地置八寨厅治，以同知而隶属于都匀府。”3到了雍正八年，张广泗开辟苗疆，于八寨设抚民厅，以夭坝长官司为其厅治。以知府之副贰同知领之。至此，八寨正式作为行政区划进入中央的视野。
（二）老八寨时期
老八寨四周地势较平缓，具有建城的先天优势，所以雍正七年择治时也定于此地。然而，在冷兵器时代，地形对于军事作战的重要性是不可限量的，老八寨四周的地形，使得厅治城无险可屏，在后来的历次苗民起义中，苗民的攻击总是快速进入治城，不断地证明了雍正七年择治在冷兵器时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至乾隆十二年，以其地势狭隘，城西南隅虽有山，不过丘陵土阜，瞭望不远；东北面虽有水，亦只小溪浅壑，喝饮堪虞，十二年乃改建。”4在厅治设于此的十几年后，由于城市的发展、军事的需要，原先的老城已不足以容纳更多的居民。在乾隆十二年，即着手另建新城之事，而新城的地址则选择了地势更开阔的龙井塘，后治城沿用及今。据爱必达《黔南识略》载，乾隆十四年厅治正式移到龙井塘。从此，老八寨作为厅治城的时代走向了终点。
（三）龙井塘时期
在上文，笔者提到由于发展的需要，至前清雍干之际，两次揆度地势、遴择险要、环山凿石以为城，就泉蓄水以为池，以从容镇摄地方。后于乾隆十四年遂定于龙井塘，享用至今。
然而，有利的地形条件并不能确保治城的绝对安全，苗汉之间的冲突让苗民暴动如潮水般向治城涌来。而诸多国家机器亦在此间得到重建和加强。惟城中之人民凋敝，“按城内住户咸丰以前计千余家，肃清后流亡归复者不满百家，被苗杀戮之多可见矣，迄今休养生息者已六十年，城中亦只四百家云。”5
二、八寨厅治形态的探讨
在上文中，笔者谈到厅治设在夭坝司、老八寨以及龙井塘各时期的概况。在夭坝司时期，由于尚无城墙，一般而言，过去的建筑物总是能留下线索以留给后人探索的可能性，而关于夭坝司的记载，笔墨未沾。笔者猜想，此时的夭坝司应该是“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在夭坝司时期的短暂厅治，尚还处在乡村聚落阶段。
龙井塘时期，一大批具有儒家文化符号的建筑随之出现。如“孔庙在城内东街，同治十年同知鲁侯傅召集绅耆捐款，创修正殿五间，两庑各五间等儒家建筑。同时白衣庵、观音庵等佛教场所也林立于城中。此时的八寨，已然与中原地区几无二样。若将这些公共空间作一细致区分，有官方信仰与民间信仰之别，官方信仰以孔庙为其代表，而各类寺宇庙观则代表着民间信仰。然而两者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二者皆是汉族地区之信仰，这类建筑的出现，表明此时中原汉人的信仰已進入厅治城内。厅治城内在此时期出现了会馆，此为汉人行商所建；另有龙泉书院，此为汉族地区教育的引入。
大量汉式建筑的进入，它背后所带来的是因筑城而兴起的儒家信仰、宗教、商旅行会。这其中，带有官方信仰色彩的儒家建筑固然不能全然代表治城内的居民的心理状态，但寺宇庙观、会馆等多为民间力量组织修建，此可看作彼时治城中居民心态的反映。这里，涉及到治城中苗汉成分的问题不可得知，但是可以断定的一点是：此时的治城已是汉人或汉化的苗人的城市，完成了一个从化外之地的“新疆”到中华“腹地”的转变。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城市以建造城墙为标志，城内又建有城隍庙、文庙，城郊有官方的露天祭坛，此为中国封建社会城市的最低要求。
参考文献：
[1].郭辅相等撰《八寨县志稿》卷二，第29页.
[2]笔者于2015年7月赴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拜访县党史办主任潘广淑先生，其间多得先生帮助，特注以谢.
[3]郭辅相等撰《八寨县志稿》卷二，第29页.
[4]郭辅相等撰《八寨县志稿》卷三，第36页.
[5]郭辅相等撰《八寨县志稿》卷三，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