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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起到了充分值得肯定的作用，称其为辛亥功臣似乎并不为过，然而其最后却走上了称帝之路，成为了“窃国大盗”，实在令人扼腕叹息，笔者试图从文化、政治、军事、外交四个方面探析其原因。
关键词：袁世凯；辛亥功臣；窃国大盗；原因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36-03
袁世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近来学术界对其功过是非有了越来越客观公正的评价。然而观其一生发展道路，他由实干起家，对于创建民国起到了不容否定的作用，对共和作出了巨大贡献，最终却又走向背叛共和，称帝的不归路，这究竟为何？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之下中国多年形成的的臣民文化所导致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特点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为表象，实质乃是秦始皇采用的法家思想。汉代的董仲舒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改造了儒家，并为“外儒内法”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明清以后，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达到了顶峰。君主在独裁专制之下，拥有对天下各种资源，以及所有人的人身控制权。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观念上的占有与支配是统治者长期灌输教化的结果，并形成一种传统的观念［2］。人民深受专制文化与传统观念的影响，容易接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形成了一种非参与型的臣民文化。袁世凯本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出生成长，并仕宦于清廷，受到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是辩证统一的，受到臣民文化影响的袁世凯自然羡慕并且想拥有封建君主那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后来，精通“帝王之学”的杨度对其进行鼓动，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也向他说明了威权政治的好处，使得袁世凯深深的相信只有进行专制集权才可以治理好中国。但他不懂的是，集权并不代表帝制，并且集权只是手段。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得到了广泛宣传，虽然还没能成为主流政治文化，但却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恢复帝制已经不得民心了，正所谓“敢以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对于文化层面的分析，1916年12月，陈独秀在《袁世凯复活》一文中有精辟的阐述：“袁世凯之废除共和复专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实乃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其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而生，毫不足怪［3］。”
二、革命党人推进法制，却让袁世凯承担代价所导致
中国传统社会之中，既有法律，也有法家，但是却没有法治。法律在法家的运用之下，只是统治者实行行政统一的工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即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至此，中国开始用法律制约公权力的尝试。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担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曾致电袁世凯：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另一方面，孙中山指出，“宪法是立国的基础”［4］，“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脉不存，体将安托?”［5］后来正是根据他的这些认识，革命党人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然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两点规定：“一是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二是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6］”大大限制了总统的权力。事实上，同盟会的一份通电即指出了其目的：“民国约法，采法国制……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主张此项权利，必待国务院之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其实权握在国务员之手。［7］”
致电请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却又按照临时约法，让作为辛亥功臣的袁世凯担任虚位元首，这自然是他无法接受的，何况他是北洋集团的首领，必须对整个集团负责。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革命党人却通过推进法制来让袁世凯承担代价，可见当时革命党的不成熟。而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积累的不满最终爆发，在军事上成功以后走上称帝的极端道路，也暴露了当时中国各势力对民主政治法制都没有真正理解。
三、北洋集团军事实力强大，特别是成功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野心膨胀所导致
宋教仁案发生以后，对案件的审理本来已然进入司法程序，然而革命派中的激进分子，一定要发动“二次革命”，这却正好给了军阀出身的袁世凯施展军事手段的机会。
“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被镇压。“结果是，袁世凯既消灭国民党在各省之武力，以冯国璋驻南京，段祺瑞驻湖北，龙济光驻广东，监视各省；长江流域诸省，也划归到北洋势力之下。［8］”这种状况之下，袁世凯在表面上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壮大了军事实力，促使其野心膨胀。而革命派的实势，也使得失去制约的袁世凯胆大妄为，即“军事上的集权使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有了强有力的武力保障。［9］”
四、外交上，欧美各国支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又得到日本大力支持所导致
尽管各国在华利益矛盾重重，但正如德皇威廉二世所说 “如果它（袁世凯的政府）得不到钱，它就不能镇压革命，那末欧洲将首先受害。”［10］因此袁世凯在外交上得到了各国的广泛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欧洲各国无暇东顾，日本人趁机利诱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向其承诺“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世凯亦能遇事相助。［11］”袁世凯在与幕僚商议以后，最终接受了除第五项之外的所有条款，从此得到了日本的支持。
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袁世凯并非自愿签约，“袁世凯寄希望于西人掣制日本，但由于一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故袁世凯的‘以夷制夷’幻想只能破灭，最终还是接受了修正的《二十一条》。”［12］但无论其是否出于自愿，签订《二十一条》后，在外交上日本为袁世凯称帝提供了保障，只是后来日本背信弃义，放弃支持，导致其不得不取消帝制。
放眼世界，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等等都经历了“护国主”乃至复辟等阶段，或许袁世凯没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是因为他想做中国的拿破仑。但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不可阻挡，倒行逆施的称帝只能是自取灭亡。
参考文献：
［1］朱熹注.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302.
［3］陈独秀.袁世凯复活［J］.新青年，1916，2（4）.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331.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317.
［7］张涛.中国的政治发展［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54.
［8］朱宗震，杨光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9］刘生.袁世凯复辟成因探析［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3）.
［10］陈曼娜.略论辛亥革命后，二次革命前的政治格局［J］.南都学坛，1992，（1）.
［11］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M］.香港：三联书店，1933：91.
［12］苏全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J］.船山学刊，2005，（4）. 第2卷第3期Vol.2,No.3
关键词：袁世凯；辛亥功臣；窃国大盗；原因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36-03
袁世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近来学术界对其功过是非有了越来越客观公正的评价。然而观其一生发展道路，他由实干起家，对于创建民国起到了不容否定的作用，对共和作出了巨大贡献，最终却又走向背叛共和，称帝的不归路，这究竟为何？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之下中国多年形成的的臣民文化所导致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特点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为表象，实质乃是秦始皇采用的法家思想。汉代的董仲舒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改造了儒家，并为“外儒内法”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明清以后，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达到了顶峰。君主在独裁专制之下，拥有对天下各种资源，以及所有人的人身控制权。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观念上的占有与支配是统治者长期灌输教化的结果，并形成一种传统的观念［2］。人民深受专制文化与传统观念的影响，容易接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形成了一种非参与型的臣民文化。袁世凯本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出生成长，并仕宦于清廷，受到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是辩证统一的，受到臣民文化影响的袁世凯自然羡慕并且想拥有封建君主那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后来，精通“帝王之学”的杨度对其进行鼓动，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也向他说明了威权政治的好处，使得袁世凯深深的相信只有进行专制集权才可以治理好中国。但他不懂的是，集权并不代表帝制，并且集权只是手段。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得到了广泛宣传，虽然还没能成为主流政治文化，但却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恢复帝制已经不得民心了，正所谓“敢以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对于文化层面的分析，1916年12月，陈独秀在《袁世凯复活》一文中有精辟的阐述：“袁世凯之废除共和复专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实乃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其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而生，毫不足怪［3］。”
二、革命党人推进法制，却让袁世凯承担代价所导致
中国传统社会之中，既有法律，也有法家，但是却没有法治。法律在法家的运用之下，只是统治者实行行政统一的工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即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至此，中国开始用法律制约公权力的尝试。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担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曾致电袁世凯：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另一方面，孙中山指出，“宪法是立国的基础”［4］，“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脉不存，体将安托?”［5］后来正是根据他的这些认识，革命党人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然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两点规定：“一是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二是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6］”大大限制了总统的权力。事实上，同盟会的一份通电即指出了其目的：“民国约法，采法国制……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主张此项权利，必待国务院之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其实权握在国务员之手。［7］”
致电请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却又按照临时约法，让作为辛亥功臣的袁世凯担任虚位元首，这自然是他无法接受的，何况他是北洋集团的首领，必须对整个集团负责。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革命党人却通过推进法制来让袁世凯承担代价，可见当时革命党的不成熟。而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积累的不满最终爆发，在军事上成功以后走上称帝的极端道路，也暴露了当时中国各势力对民主政治法制都没有真正理解。
三、北洋集团军事实力强大，特别是成功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野心膨胀所导致
宋教仁案发生以后，对案件的审理本来已然进入司法程序，然而革命派中的激进分子，一定要发动“二次革命”，这却正好给了军阀出身的袁世凯施展军事手段的机会。
“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被镇压。“结果是，袁世凯既消灭国民党在各省之武力，以冯国璋驻南京，段祺瑞驻湖北，龙济光驻广东，监视各省；长江流域诸省，也划归到北洋势力之下。［8］”这种状况之下，袁世凯在表面上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壮大了军事实力，促使其野心膨胀。而革命派的实势，也使得失去制约的袁世凯胆大妄为，即“军事上的集权使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有了强有力的武力保障。［9］”
四、外交上，欧美各国支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又得到日本大力支持所导致
尽管各国在华利益矛盾重重，但正如德皇威廉二世所说 “如果它（袁世凯的政府）得不到钱，它就不能镇压革命，那末欧洲将首先受害。”［10］因此袁世凯在外交上得到了各国的广泛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欧洲各国无暇东顾，日本人趁机利诱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向其承诺“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世凯亦能遇事相助。［11］”袁世凯在与幕僚商议以后，最终接受了除第五项之外的所有条款，从此得到了日本的支持。
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袁世凯并非自愿签约，“袁世凯寄希望于西人掣制日本，但由于一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故袁世凯的‘以夷制夷’幻想只能破灭，最终还是接受了修正的《二十一条》。”［12］但无论其是否出于自愿，签订《二十一条》后，在外交上日本为袁世凯称帝提供了保障，只是后来日本背信弃义，放弃支持，导致其不得不取消帝制。
放眼世界，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等等都经历了“护国主”乃至复辟等阶段，或许袁世凯没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是因为他想做中国的拿破仑。但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不可阻挡，倒行逆施的称帝只能是自取灭亡。
参考文献：
［1］朱熹注.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302.
［3］陈独秀.袁世凯复活［J］.新青年，1916，2（4）.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331.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317.
［7］张涛.中国的政治发展［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54.
［8］朱宗震，杨光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9］刘生.袁世凯复辟成因探析［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3）.
［10］陈曼娜.略论辛亥革命后，二次革命前的政治格局［J］.南都学坛，1992，（1）.
［11］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M］.香港：三联书店，1933：91.
［12］苏全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J］.船山学刊，2005，（4）. 第2卷第3期Vol.2,N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