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两国不是呼唤结盟，而是战略上互相呼应与借重，相互借势寻求与美国的战略平衡。
　　近两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陡然变得越来越复杂，笼罩在与美国及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的纠纷与冲突的阴霾之中，于是，“结盟”一词频现各种舆论场合。此种语境下的结盟，是指与俄罗斯结盟以对抗美国，这种结盟果真看上去很美好吗？
　　结盟是一种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进行联合行动的集合体，其动机是判定威胁，制衡威胁、赢得安全。在经济贸易全球化时代，只有军事上的同盟才具有实质性作用。而军事结盟的前提就是各成员国有巨大的、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有共同的、明晰的、对各成员国都构成了现实或潜在威胁的假想敌，由此设定盟约的目标、性质、责任与义务等关键性要素。例如，如今同盟的一个指标是共同导弹防御体系，这就涉及盟国间武器体系与信息体系要共享，是一体化的。结盟是相互捆绑手脚，如果一个国家无法阻止其盟友陷入自己不愿意卷入的冲突，则这个国家就会被拖入泥潭。
　　目前中国与外部世界主要有四类利害攸关：一是在经济、贸易、金融领域，二是在资源、能源、气候变化、非传统安全等领域，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四是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纠纷。所有的外部关联除领土主权外，其他的利益博弈均有国际法仲裁，有世界贸易组织等裁定，还有外交关系中的双边或多边谈判、对话机制加以磋商，不能用传统的组建军事集团或战争方式来解决。因此，任何结盟都不能解决全球化时代大量的非军事领域的纠葛，“文斗”与“口水仗”会长期存在，如同牙痛病周期性地发作。
　　大致说来，结盟可分为“按利益结盟”和“按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结盟”两种。但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史表明，有共同利益但价值观不同的国家间结盟也是常态。如今，“利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今天两国的共同利益明天就不一定是“共同”的了，而价值观则相对稳定。因此，按利益的结盟往往会因利益的变动和价值观的分歧而出现变动甚至瓦解，比如当年的中苏同盟，华约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就烟消云散了；价值观相近而稳定的同盟，即使利益出现分歧，也能较好调和，比如北约，早在成立之初，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就预见这个联盟会长久存在。
　　显然，美国现在是在同时防范与压制中俄两国。如果中俄双方都有意愿建立同盟关系，必然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按利益结盟”。在价值观异大于同的情况下，如果相互间关切的利益发生变动，那么联盟该如何维持和发展？三国时曹操最强，孙权与刘备出于共同战略安全利益结盟，当刘备逐渐做大时，即使孙权和刘备没有荆州利益上的冲突，孙权也做不到一心一意与刘备一起对抗曹操。俾斯麦为促成对德国有利的均衡局面，在近代欧洲国家间纵横捭阖，结成如蛛网般复杂的“大陆联盟体系”，但由于这一体系具有极大的矛盾性，很快结盟体系走向解体。
　　中俄关系如今成了以政治和外交为主要支柱的双边关系，缺少其他的基轴，尤其是两国战略安全目标并非一致。一些事实印证了这个观点，如俄罗斯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在南海问题上，俄罗斯与越南在军事、石油开采等领域加强合作，正重返金兰湾，火中取栗、间接掣肘中国之意已现端倪。一旦中国被迫因捍卫领土主权而战，基于历史与现实的两国关系的考量，很难想象俄罗斯会伸出援手。
　　美国正通过“再平衡”的亚太战略试图“制衡”、“预防”中国的崛起，其本质是企图将中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全球体系，防止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敌对的超级大国。东亚地区既矛盾集中，同时，多边安全合作又有所发展。周边不稳的主要矛盾是地区安全出现了重大失衡，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得不到满足，地区的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两个重大领域上选择了不同的提供者。因此，结盟并不能导致中国安全度的增强，反而会加大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忧、怀疑与恐惧。
　　对今日的中国而言，结盟是一个“触一发而动全身”的国家战略问题，涉及军事、政治、外交等方方面面。度量国家安全应从国内外情势的洞察、威胁的界定出发，深思熟虑地权衡利弊，或者妥当地运用外交手段，或者果敢地运用实力，展现意志。这也要求我们对国际重大问题的认知与判断要摆脱“受迫害者”、“被包围者”的情结，摈弃浮躁喧嚣的民粹主义情绪，以成熟理性的国家心态去体察和研判新形势与新问题，既要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又要高瞻远瞩，洞悉大势。
　　因此，我们要防止对中俄关系的误读、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对中俄美三边关系的误解。中俄两国不是呼唤结盟，而是战略上互相呼应与借重，相互借势寻求与美国的战略平衡。选择战略平衡更加有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形成中美俄三国相对均衡的国际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