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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险是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金融产品的日益丰富，中国家庭对于保险的需求也从传统的保障型需求慢慢地转向投资需求与保障需求兼顾考虑。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比较主要因素对传统保障型寿险和投资型寿险需求的影响异同。通过研究发现：保险在我国居民家庭的普及程度还很低，城乡间差异巨大。家庭的寿险需求、寿险持有比例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动呈倒“U”型，不同人口特征、家庭结构、金融知识都会显著影响家庭的寿险需求。家庭资产配置中，房地产会显著挤出寿险资产的配置；投资型寿险区别于传统保障型寿险和股票呈互补关系：社会保障对传统寿险以替代效应为主，对投资寿险以收入效应为主。随着家庭财富的增长，家庭将更多地参与资本市场，增加保险资产的配置。因此，在产品设计上要考虑到消费者异质性需求，积极创新。挖掘和引导消费需求；政府监管层面上要考虑产品结构差异，总量监管的同时优化行业结构监管指标体系。综合衡量行业发展。
关键词：家庭资产；寿险需求；投资与保障；家庭资产配置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023-06
一、引言
保险是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金融产品的日益丰富，中国家庭对于保险的需求也从传统的保障型需求逐渐转向投资需求与保障需求兼顾考虑。人寿保险产品按照保障性和投资性可分为两大类：传统寿险和投资寿险。传统寿险只具有保障属性，投资寿险的保障性有所减弱，而衍生出了投资属性，两类寿险在保障性和投资性上的不同侧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潜在投保者的选择。近几年来，由于国家七次下调利率，寿险产品“利差损”问题严重，各寿险公司纷纷推出了以投资连接、万能和分红为代表的新型寿险产品，新型寿险产品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2012年，分红寿险原保险保费收入为7859.05亿元，在寿险原保险总保费收入中占比为88.22%，已大大超过了传统型产品。从上述寿险产品种类结构的变化可以初步推断出我国寿险消费的投资型导向日趋明显，险种属性的差异是否造成了寿险需求的结构性差异？各主要因素对两类寿险需求的影響有何异同？本文尝试从实证角度给出解释。为保险公司调整产品结构、选择目标客户。为监管部门有区别地制定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回顾文献，许多学者对寿险需求的分析可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类。理论上的讨论始于Yaari（1965），最早将寿命的不确定性引入消费决策的最优化分析，对传统的确定性生命周期模型予以了修正，使用动态最优化模型研究了寿险需求。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寿险需求分析的理论框架，随着寿险产品的投资功能日益重要，家庭寿险需求和金融资产组合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Bemheim（1991）探讨了遗赠动机对寿险需求的显著性影响程度，并特别分析了商业寿险与社会保险项目之间的配合与替代关系。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的实证分析多从宏观数据出发，从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国际比较、区域差距、金融发展等宏观角度出发分析寿险需求。例如Browne and Kim（1993）使用了19个国家1980年、1987年的寿险业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国民收入、抚养率和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显著地促进了寿险需求，而通货膨胀、保险价格对寿险需求影响显著为负。Li等（2007）利用1993-2000年30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发现，人均收入、家庭规模、金融发展和寿险市场竞争状况会促进寿险需求，而社会保障影响为负。针对我国的宏观数据研究中，赵桂芹（2006）利用1997-2003年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讨论了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居民储蓄存款、人均可支配收入、竞争程度因素对寿险保费收入的影响。除了宏观数据，陈之楚和刘晓敬（2004）使用1990-2001年间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个人可支配收入和社会保障对寿险需求的影响显著为正，居民储蓄对寿险需求同时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朱铭来和房予铮（2008）强调从投资视角理解寿险需求，他们利用1997-2005年的省际面板和1999-2007年的全国月度数据。发现家庭保障对个人寿险需求的影响显著为负，而通货膨胀的影响显著为正⑧。
回顾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大多着力分析寿险的保障功能，而从投资的角度对寿险需求的理解较少且多停留在宏观因素（如利率等）上，利用微观数据从家庭资产配置讨论寿险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互动关系的文章较少。随着中国家庭财富积累日益增多，金融资产在家庭资产的地位日益提高。如何从家庭资产配置的角度来检验个人寿险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互动关系显得愈发重要。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我国居民寿险需求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简称CHFS）。2011年CHFS进行了首次调查，样本分布于全国25个省（市、区），80个县（区、市），320个村（居）委会，共涉及8438户家庭，涉及了微观家庭在2011年度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就业信息、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社会保障与保险等信息。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进行了清理、分组、生成虚拟或分类变量、分组统计等处理，去除了异常值及空白值，最终得到8392个有效家庭样本。
2.变量选取
根据文献分析。我们在选择解释变量时主要从三个方面人手：
（1）被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子女个数、老人个数、受访者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业状况、风险态度等。选择上述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是因为：己婚家庭成员可以互相提供保险，进而影响家庭的资产选择；根据生命周期假设理论可知，不同年龄段的家庭的投资宗旨和目的有所不同，他们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考虑年龄因素；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小，从而更可能进行资产多样化投资；就业状况不同代表着潜在的背景风险也可能不同，被访者收入的稳定性可能对家庭寿险需求产生影响。 （2）家庭特征。按照Yaari（1965）不确定性生命周期理论，寿险为未成年期人口和老年期人口提供经济保障，所以可用0-18岁的未成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作解释变量，研究出于保障动机的寿险购买程度。养老保障需求应与老年人口正相关，预计回归系数为正：死亡保障需求中的经济保障需求应与少年人口正相关。预计回归系数为正。此外子女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在中国有特殊性：上世纪80年代末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于家庭消费习惯以及资产配置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将按照子女个数将家庭细分为无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多子女家庭，考察不同家庭结构下子女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不同影响。而背景风险会影响家庭决策，家庭对风险的态度不同，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行为也不一样。我们将经过极端值处理的家庭净资产纳入来控制家庭的财富效应。
（3）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效应。一方面，个人寿险保单通常是家庭的一种长期投资，与股票（基金）投资和个人储蓄存款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另一方面，随着万能险、投资险等寿险品种的日渐丰富，个人通过股市、金融理财、储蓄等理财方式增加的个人财富，也有可能用于寿险产品的购买，这种正向影响是资产的收入效应。因此我们纳入了是否参与股票市场。在家庭资产总量约束下，家庭住房所有权与其他资产存在“替代关系”，而没有房产的家庭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因此房产又可能与其他资产存在“互补关系”。
上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家庭寿险的持有水平很低，家庭寿险总体持有比例只有7.96%，普通险持有比例4.86%，带有投资性质的寿险持有比例为3.23%。家庭平均收入52899元。健康状况较好，绝大多数都拥有自住房产权。考虑到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性关系，比如财富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年龄、是否参与股市等有相关关系，本文对各变量做了相关系数检验，没有发现严重的共线性存在。
三、实证分析
1.家庭寿险需求分析：投资还是保障
利用上述数据，我们首先讨论居民寿险需求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鉴于被解释变量是0，1变量，本文所采用的Probit模型形式为：
人寿保险包括传统寿险和投资寿险两大类。前者只具有保障属性，后者的保障性有所减弱，但衍生出了投资属性。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我们将两类寿险产品分开，分别讨论投资需求和保障需求的影响因素。并区分城市和农村样本，分析结果见表2。
首先，家庭特征对寿险持有决策有显著影响。对比第1-9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寿险总体、保障型寿险还是投资型寿险，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年龄的倒“U”型影响仍然显著。城镇家庭在户主43岁左右达到购买寿险的顶峰，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峰值年龄在50岁左右，晚于城市家庭。从表中来看，投资型寿险受年龄的影响曲线较保障型寿险受年龄的倒“U”型影响更平滑。这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即保障型寿险更多的为购买者提供死亡保障和养老保障，因此受到年龄的影响更大。
黄毓慧、邓颖璐（2013）利用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09年的消费金融调查数据发现家庭待抚养总人数对家庭寿险持有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特殊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因此，我们区分考虑子女及老人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不同影响。在表2第1列中我们区分了无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老人个数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正向影响显著，从数值上来看，家庭中每增加一个待赡养老人，购买寿险的可能性将增加8.87%。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有以“养儿防老”为代表的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家中高龄父母的存在，基于为子女、老人留下一定资产的考虑，也为了减少主要劳动力死亡对子女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这些都显著增加了居民家庭购买保险的概率。而独生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的寿险需求不尽相同。具体来看，相比于无子女的家庭，独生子女家庭购买寿险的意愿显著提高11.2%。而多子女家庭较无子女家庭在购买寿险资产上的差异不明显。现实中超生家庭一般集中在农村或富裕家庭，前者首先购买力较低，后者较高，不同财富水平家庭金融资产购买力的不同可能是导致回归系数不显著的主要原因。
上述回归中，健康水平、教育程度对寿险总体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这与大多数实证研究是一致的。其中，健康状况对于传统寿险的影响显著为正。即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家庭会越多地购买寿险。这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健康状况对于投资型寿险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人们在考虑投资型寿险时更多考虑的是投资型寿险的投资属性。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已婚家庭对于寿险整体的需求较未婚家庭显著高出11.4%，对于保障型寿险的需求较未婚家庭显著高出18.2%，而对投资型寿险的需求不显著。从工作状态来看，自我雇佣者的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出14.4%，自我雇佣者的投资型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出25.5%，对传统型寿险的需求影响不显著。因为自我雇佣者收入的波动程度一般高于受雇佣者，没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会激发人们的风险感知进而促进寿险需求。接下来我们考察了家庭风险偏好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发现风险厌恶者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而风险偏好者家庭会显著的减少寿险需求。
从家庭资产配置角度来看。寿险被视为一种保险手段，作为低风险金融产品与股票形成互补关系，股市参与率越高，寿险需求越高。特别是对于投资型的寿险产品，若该家庭是股市参与者，其持有投资型寿险产品的可能性是传统型寿险产品的两倍。从结果上来看，是否拥有自住房产权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具体来看自有住房会显著抑制传统型寿险的需求，而对投资型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出于对子女馈赠遗产的动机购买传统型保险产品留下死亡保障，而房价的不断攀升已经改变了居民家庭的财富结构，房产越来越多的作为遗产馈赠给子女，因此房屋持有对侧重死亡保障的传统型保险产品有显著的替代关系。家庭财富是寿险购买的关键，是形成寿险有效需求的前提。1-9列的结果中，家庭财富水平对寿险需求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且对投資型寿险需求的影响要高于传统型寿险，说明家庭财富水平越高，闲置资金越多，出于避险和增值需要对寿险产品的需求越大。 2.家庭寿险需求的城乡差异
我国城乡居民寿险需求差异巨大，表3展示了我国居民个人商业保险的投保情况。人寿保险投保率在各项商业保险产品中最高，也只有5.44%，健康险其次，3.08%，商业保险城乡差异显著，城镇居民的投保率是农村居民的两倍以上。
我们在表2第2、3、5、6、8、9列分別给出了不同类型寿险需求的城乡差异回归结果，对比发现。无论传统型还是投资型寿险，无论城乡，年龄的倒“U”型影响仍然显著。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峰值年龄在50岁左右。晚于城市家庭。传统保障型寿险需求受到家庭规模的影响，从老人个数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老人个数对城镇居民寿险需求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农村居民的寿险持有决策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和商业养老模式还在健全过程中有关，目前基本以家庭养老为主。农村居民出于保障意识购买寿险产品以平滑退休后消费的意识要明显高于城镇居民，这点也从农村居民的传统型寿险及投资型寿险需求都弱于城市居民得以验证。
健康状况对于农村居民的寿险需求尤其是传统保障性寿险产品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市居民寿险需求影响不显著。这可能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要显著优于农村居民有关。教育程度对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城市居民，且差异在传统保障型寿险样本中更大。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婚姻状况对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较城市家庭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家庭纽带关系比城市家庭更紧密。无论是传统型寿险亦或投资型寿险，自我雇佣者的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且农村居民受到该因素的影响高于城镇居民。
对于城镇居民家庭而言，股市参与与寿险需求有显著的互补关系，投资型寿险和股票市场参与的正相关关系要强于传统保障型寿险。股市参与对于农村居民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村更多地依赖家庭养老和家庭成员间互助，离金融产品较远，因此无论保险品种，影响都不显著。而是否拥有自住房产权对于城乡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家庭财富水平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为正，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城镇家庭，投资型寿险需求受到的影响要大于传统型寿险需求。
3.不同财富分布下的家庭寿险需求
接下来我们关心不同财富水平家庭的寿险需求差异。模型回归的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除了财富水平最低和最高的家庭，年龄的倒“U”型影响仍然显著。家庭规模对不同财富水平家庭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不同。首先，待抚养老人个数的正向影响显著，中产阶级家庭受到的影响要高于财富处于两极的家庭。其次，无论处于哪个财富阶层，独生子女家庭对于寿险的需求要显著高于无子女家庭，而多子女家庭的寿险需求只有在家庭财富处于整体的75%以上后才开始增多。这和我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相关，事实上多子女家庭多为农村家庭或城市富裕家庭。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子女越多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进而挤出了寿险需求。而财富家庭已经跨过了金融市场参与门槛，子女越多。家庭持有寿险平滑消费、寻求死亡养老投资保障的动机越强烈。也就是说家庭寿险需求和子女个数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但由于家庭财富水平的限制，这一关系只有在高净值的家庭才比较显著。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对于各财富水平家庭的寿险需求影响为正，其中对中产阶层寿险需求的影响最大。婚姻状况对不同财富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从工作状态来看，自我雇佣者的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风险偏好者家庭寿险的需求显著少于风险中性者，而风险厌恶型对于家庭投资型寿险需求影响不显著。股市参与与寿险需求有显著的互补关系，特别是对于高财富净值家庭，财富水平越高，股市参与率对寿险需求的正影响越大。而是否拥有自住房产权对于中产家庭的寿险需求的替代影响显著。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当家庭财富水平超过平均水平后，家庭财富水平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且其影响显著小于其对于财富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的影响。所以家庭财富是形成寿险有效需求的前提。从功能上扮演着类似于“入场券”的角色。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首先在家庭层面讨论了哪些因素影响家庭保险资产的持有。在此基础上，比较和检验主要因素对传统保障型寿险和投资型寿险需求的影响有何不同。实证结果分析发现：保险在我国居民家庭的普及程度仍然很低，家庭寿险需求、家庭寿险持有比例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动呈倒“U”型，当户主到中年时期寿险需求达到顶峰，其中保障型寿险更多的为购买者提供死亡保障和养老保障，因此受到年龄的影响更大。其次，寿险需求与家庭人口特征相关。受教育程度高、家庭待赡养人数多、抗风险能力强、已婚状态家庭的寿险需求更大。再次，家庭资产配置中投资型寿险区别于传统保障型寿险，和股票呈互补关系，而无论哪一类型的寿险产品，房地产均挤出了寿险资产的配置。社会保障对传统寿险以替代效应为主，对投资寿险以收入效应为主。最后，随着家庭财富的增长，家庭将更多地参与资本市场，增加保险资产的配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给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保险公司应积极创新产品，在考虑消费者异质性及城乡差异的基础上引导和挖掘消费需求，从而促进保险产品的健康发展。其次，监管部门应加强金融知识普及，降低信息成本，缩短农村家庭与金融市场的距离，提高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最后，监管部门应优化监管指标体系，从单一的总保费监管转变为考虑保障型、投资型产品结构化监管，综合衡量行业发展。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微观数据的限制性，不能更好地讨论不同类别商业保险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回归分析中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考察居民在不同种类的保险产品的选择如何影响家庭资产配置及整体的财富分布，
（责任编辑 陈孝兵）
关键词：家庭资产；寿险需求；投资与保障；家庭资产配置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023-06
一、引言
保险是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金融产品的日益丰富，中国家庭对于保险的需求也从传统的保障型需求逐渐转向投资需求与保障需求兼顾考虑。人寿保险产品按照保障性和投资性可分为两大类：传统寿险和投资寿险。传统寿险只具有保障属性，投资寿险的保障性有所减弱，而衍生出了投资属性，两类寿险在保障性和投资性上的不同侧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潜在投保者的选择。近几年来，由于国家七次下调利率，寿险产品“利差损”问题严重，各寿险公司纷纷推出了以投资连接、万能和分红为代表的新型寿险产品，新型寿险产品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2012年，分红寿险原保险保费收入为7859.05亿元，在寿险原保险总保费收入中占比为88.22%，已大大超过了传统型产品。从上述寿险产品种类结构的变化可以初步推断出我国寿险消费的投资型导向日趋明显，险种属性的差异是否造成了寿险需求的结构性差异？各主要因素对两类寿险需求的影響有何异同？本文尝试从实证角度给出解释。为保险公司调整产品结构、选择目标客户。为监管部门有区别地制定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回顾文献，许多学者对寿险需求的分析可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类。理论上的讨论始于Yaari（1965），最早将寿命的不确定性引入消费决策的最优化分析，对传统的确定性生命周期模型予以了修正，使用动态最优化模型研究了寿险需求。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寿险需求分析的理论框架，随着寿险产品的投资功能日益重要，家庭寿险需求和金融资产组合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Bemheim（1991）探讨了遗赠动机对寿险需求的显著性影响程度，并特别分析了商业寿险与社会保险项目之间的配合与替代关系。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的实证分析多从宏观数据出发，从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国际比较、区域差距、金融发展等宏观角度出发分析寿险需求。例如Browne and Kim（1993）使用了19个国家1980年、1987年的寿险业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国民收入、抚养率和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显著地促进了寿险需求，而通货膨胀、保险价格对寿险需求影响显著为负。Li等（2007）利用1993-2000年30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发现，人均收入、家庭规模、金融发展和寿险市场竞争状况会促进寿险需求，而社会保障影响为负。针对我国的宏观数据研究中，赵桂芹（2006）利用1997-2003年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讨论了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居民储蓄存款、人均可支配收入、竞争程度因素对寿险保费收入的影响。除了宏观数据，陈之楚和刘晓敬（2004）使用1990-2001年间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个人可支配收入和社会保障对寿险需求的影响显著为正，居民储蓄对寿险需求同时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朱铭来和房予铮（2008）强调从投资视角理解寿险需求，他们利用1997-2005年的省际面板和1999-2007年的全国月度数据。发现家庭保障对个人寿险需求的影响显著为负，而通货膨胀的影响显著为正⑧。
回顾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大多着力分析寿险的保障功能，而从投资的角度对寿险需求的理解较少且多停留在宏观因素（如利率等）上，利用微观数据从家庭资产配置讨论寿险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互动关系的文章较少。随着中国家庭财富积累日益增多，金融资产在家庭资产的地位日益提高。如何从家庭资产配置的角度来检验个人寿险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互动关系显得愈发重要。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我国居民寿险需求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简称CHFS）。2011年CHFS进行了首次调查，样本分布于全国25个省（市、区），80个县（区、市），320个村（居）委会，共涉及8438户家庭，涉及了微观家庭在2011年度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就业信息、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社会保障与保险等信息。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进行了清理、分组、生成虚拟或分类变量、分组统计等处理，去除了异常值及空白值，最终得到8392个有效家庭样本。
2.变量选取
根据文献分析。我们在选择解释变量时主要从三个方面人手：
（1）被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子女个数、老人个数、受访者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业状况、风险态度等。选择上述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是因为：己婚家庭成员可以互相提供保险，进而影响家庭的资产选择；根据生命周期假设理论可知，不同年龄段的家庭的投资宗旨和目的有所不同，他们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考虑年龄因素；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小，从而更可能进行资产多样化投资；就业状况不同代表着潜在的背景风险也可能不同，被访者收入的稳定性可能对家庭寿险需求产生影响。 （2）家庭特征。按照Yaari（1965）不确定性生命周期理论，寿险为未成年期人口和老年期人口提供经济保障，所以可用0-18岁的未成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作解释变量，研究出于保障动机的寿险购买程度。养老保障需求应与老年人口正相关，预计回归系数为正：死亡保障需求中的经济保障需求应与少年人口正相关。预计回归系数为正。此外子女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在中国有特殊性：上世纪80年代末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于家庭消费习惯以及资产配置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将按照子女个数将家庭细分为无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多子女家庭，考察不同家庭结构下子女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不同影响。而背景风险会影响家庭决策，家庭对风险的态度不同，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行为也不一样。我们将经过极端值处理的家庭净资产纳入来控制家庭的财富效应。
（3）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效应。一方面，个人寿险保单通常是家庭的一种长期投资，与股票（基金）投资和个人储蓄存款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另一方面，随着万能险、投资险等寿险品种的日渐丰富，个人通过股市、金融理财、储蓄等理财方式增加的个人财富，也有可能用于寿险产品的购买，这种正向影响是资产的收入效应。因此我们纳入了是否参与股票市场。在家庭资产总量约束下，家庭住房所有权与其他资产存在“替代关系”，而没有房产的家庭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因此房产又可能与其他资产存在“互补关系”。
上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家庭寿险的持有水平很低，家庭寿险总体持有比例只有7.96%，普通险持有比例4.86%，带有投资性质的寿险持有比例为3.23%。家庭平均收入52899元。健康状况较好，绝大多数都拥有自住房产权。考虑到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性关系，比如财富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年龄、是否参与股市等有相关关系，本文对各变量做了相关系数检验，没有发现严重的共线性存在。
三、实证分析
1.家庭寿险需求分析：投资还是保障
利用上述数据，我们首先讨论居民寿险需求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鉴于被解释变量是0，1变量，本文所采用的Probit模型形式为：
人寿保险包括传统寿险和投资寿险两大类。前者只具有保障属性，后者的保障性有所减弱，但衍生出了投资属性。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我们将两类寿险产品分开，分别讨论投资需求和保障需求的影响因素。并区分城市和农村样本，分析结果见表2。
首先，家庭特征对寿险持有决策有显著影响。对比第1-9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寿险总体、保障型寿险还是投资型寿险，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年龄的倒“U”型影响仍然显著。城镇家庭在户主43岁左右达到购买寿险的顶峰，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峰值年龄在50岁左右，晚于城市家庭。从表中来看，投资型寿险受年龄的影响曲线较保障型寿险受年龄的倒“U”型影响更平滑。这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即保障型寿险更多的为购买者提供死亡保障和养老保障，因此受到年龄的影响更大。
黄毓慧、邓颖璐（2013）利用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09年的消费金融调查数据发现家庭待抚养总人数对家庭寿险持有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特殊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因此，我们区分考虑子女及老人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不同影响。在表2第1列中我们区分了无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老人个数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正向影响显著，从数值上来看，家庭中每增加一个待赡养老人，购买寿险的可能性将增加8.87%。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有以“养儿防老”为代表的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家中高龄父母的存在，基于为子女、老人留下一定资产的考虑，也为了减少主要劳动力死亡对子女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这些都显著增加了居民家庭购买保险的概率。而独生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的寿险需求不尽相同。具体来看，相比于无子女的家庭，独生子女家庭购买寿险的意愿显著提高11.2%。而多子女家庭较无子女家庭在购买寿险资产上的差异不明显。现实中超生家庭一般集中在农村或富裕家庭，前者首先购买力较低，后者较高，不同财富水平家庭金融资产购买力的不同可能是导致回归系数不显著的主要原因。
上述回归中，健康水平、教育程度对寿险总体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这与大多数实证研究是一致的。其中，健康状况对于传统寿险的影响显著为正。即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家庭会越多地购买寿险。这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健康状况对于投资型寿险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人们在考虑投资型寿险时更多考虑的是投资型寿险的投资属性。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已婚家庭对于寿险整体的需求较未婚家庭显著高出11.4%，对于保障型寿险的需求较未婚家庭显著高出18.2%，而对投资型寿险的需求不显著。从工作状态来看，自我雇佣者的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出14.4%，自我雇佣者的投资型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出25.5%，对传统型寿险的需求影响不显著。因为自我雇佣者收入的波动程度一般高于受雇佣者，没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会激发人们的风险感知进而促进寿险需求。接下来我们考察了家庭风险偏好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发现风险厌恶者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而风险偏好者家庭会显著的减少寿险需求。
从家庭资产配置角度来看。寿险被视为一种保险手段，作为低风险金融产品与股票形成互补关系，股市参与率越高，寿险需求越高。特别是对于投资型的寿险产品，若该家庭是股市参与者，其持有投资型寿险产品的可能性是传统型寿险产品的两倍。从结果上来看，是否拥有自住房产权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具体来看自有住房会显著抑制传统型寿险的需求，而对投资型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出于对子女馈赠遗产的动机购买传统型保险产品留下死亡保障，而房价的不断攀升已经改变了居民家庭的财富结构，房产越来越多的作为遗产馈赠给子女，因此房屋持有对侧重死亡保障的传统型保险产品有显著的替代关系。家庭财富是寿险购买的关键，是形成寿险有效需求的前提。1-9列的结果中，家庭财富水平对寿险需求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且对投資型寿险需求的影响要高于传统型寿险，说明家庭财富水平越高，闲置资金越多，出于避险和增值需要对寿险产品的需求越大。 2.家庭寿险需求的城乡差异
我国城乡居民寿险需求差异巨大，表3展示了我国居民个人商业保险的投保情况。人寿保险投保率在各项商业保险产品中最高，也只有5.44%，健康险其次，3.08%，商业保险城乡差异显著，城镇居民的投保率是农村居民的两倍以上。
我们在表2第2、3、5、6、8、9列分別给出了不同类型寿险需求的城乡差异回归结果，对比发现。无论传统型还是投资型寿险，无论城乡，年龄的倒“U”型影响仍然显著。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峰值年龄在50岁左右。晚于城市家庭。传统保障型寿险需求受到家庭规模的影响，从老人个数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老人个数对城镇居民寿险需求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农村居民的寿险持有决策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和商业养老模式还在健全过程中有关，目前基本以家庭养老为主。农村居民出于保障意识购买寿险产品以平滑退休后消费的意识要明显高于城镇居民，这点也从农村居民的传统型寿险及投资型寿险需求都弱于城市居民得以验证。
健康状况对于农村居民的寿险需求尤其是传统保障性寿险产品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市居民寿险需求影响不显著。这可能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要显著优于农村居民有关。教育程度对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城市居民，且差异在传统保障型寿险样本中更大。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婚姻状况对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较城市家庭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家庭纽带关系比城市家庭更紧密。无论是传统型寿险亦或投资型寿险，自我雇佣者的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且农村居民受到该因素的影响高于城镇居民。
对于城镇居民家庭而言，股市参与与寿险需求有显著的互补关系，投资型寿险和股票市场参与的正相关关系要强于传统保障型寿险。股市参与对于农村居民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村更多地依赖家庭养老和家庭成员间互助，离金融产品较远，因此无论保险品种，影响都不显著。而是否拥有自住房产权对于城乡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家庭财富水平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为正，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城镇家庭，投资型寿险需求受到的影响要大于传统型寿险需求。
3.不同财富分布下的家庭寿险需求
接下来我们关心不同财富水平家庭的寿险需求差异。模型回归的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除了财富水平最低和最高的家庭，年龄的倒“U”型影响仍然显著。家庭规模对不同财富水平家庭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不同。首先，待抚养老人个数的正向影响显著，中产阶级家庭受到的影响要高于财富处于两极的家庭。其次，无论处于哪个财富阶层，独生子女家庭对于寿险的需求要显著高于无子女家庭，而多子女家庭的寿险需求只有在家庭财富处于整体的75%以上后才开始增多。这和我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相关，事实上多子女家庭多为农村家庭或城市富裕家庭。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子女越多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进而挤出了寿险需求。而财富家庭已经跨过了金融市场参与门槛，子女越多。家庭持有寿险平滑消费、寻求死亡养老投资保障的动机越强烈。也就是说家庭寿险需求和子女个数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但由于家庭财富水平的限制，这一关系只有在高净值的家庭才比较显著。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对于各财富水平家庭的寿险需求影响为正，其中对中产阶层寿险需求的影响最大。婚姻状况对不同财富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从工作状态来看，自我雇佣者的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风险偏好者家庭寿险的需求显著少于风险中性者，而风险厌恶型对于家庭投资型寿险需求影响不显著。股市参与与寿险需求有显著的互补关系，特别是对于高财富净值家庭，财富水平越高，股市参与率对寿险需求的正影响越大。而是否拥有自住房产权对于中产家庭的寿险需求的替代影响显著。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当家庭财富水平超过平均水平后，家庭财富水平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且其影响显著小于其对于财富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的影响。所以家庭财富是形成寿险有效需求的前提。从功能上扮演着类似于“入场券”的角色。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首先在家庭层面讨论了哪些因素影响家庭保险资产的持有。在此基础上，比较和检验主要因素对传统保障型寿险和投资型寿险需求的影响有何不同。实证结果分析发现：保险在我国居民家庭的普及程度仍然很低，家庭寿险需求、家庭寿险持有比例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动呈倒“U”型，当户主到中年时期寿险需求达到顶峰，其中保障型寿险更多的为购买者提供死亡保障和养老保障，因此受到年龄的影响更大。其次，寿险需求与家庭人口特征相关。受教育程度高、家庭待赡养人数多、抗风险能力强、已婚状态家庭的寿险需求更大。再次，家庭资产配置中投资型寿险区别于传统保障型寿险，和股票呈互补关系，而无论哪一类型的寿险产品，房地产均挤出了寿险资产的配置。社会保障对传统寿险以替代效应为主，对投资寿险以收入效应为主。最后，随着家庭财富的增长，家庭将更多地参与资本市场，增加保险资产的配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给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保险公司应积极创新产品，在考虑消费者异质性及城乡差异的基础上引导和挖掘消费需求，从而促进保险产品的健康发展。其次，监管部门应加强金融知识普及，降低信息成本，缩短农村家庭与金融市场的距离，提高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最后，监管部门应优化监管指标体系，从单一的总保费监管转变为考虑保障型、投资型产品结构化监管，综合衡量行业发展。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微观数据的限制性，不能更好地讨论不同类别商业保险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回归分析中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考察居民在不同种类的保险产品的选择如何影响家庭资产配置及整体的财富分布，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