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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马兰奇将《千钧一箭》带回了洛桑，并邀请朱成到国际奥运会总部访问，还请这位成都艺术家到家中做客。用“一夜成名”来形容彼时春风得意的朱成，一点也不为过。
《千钧一箭》
让他一举成名
朱成的工作室就在成都的锦江边上，通过悬在半空中的“栈桥”来到他用来接待朋友的小屋子，可以俯瞰窗外急流奔腾的景象。空气清新潮润，满眼绿树鲜花，令人心旷神怡。上上下下数间工作室里，堆满了朱成三十多年来创作的雕塑小样和未完成作品，墙上还张贴着上百张草图，他每天与助手在这里工作。
我果然看到了朱成的成名作《千钧一箭》：一张具有中国民族图像元素的硬弓被拉得满满的，弓的下端就成了整件作品的唯一支点。一位女射箭运动员已经简化为一颗头颅和两条强健的手臂，张弓搭箭，全神贯注，势在必发，志在必得。作品简约而传神地表现出运动员积极拼博的体育精神，在当时的背景下，也理所当然地承载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的梦想与风貌。
我眼前的这件是小样，原作在瑞士洛桑。
记得最早看到这件作品的照片，是在某本杂志的封底，一眼就被感染，从此忘不了。80年代国门刚刚打开，西方各种艺术思潮、艺术作品一下子涌来眼前，令人有些晕眩，所以看到中国艺术家能创作出如此大胆洗练的雕塑作品，大有惊世骇俗之感。也因此，我记住了朱成这个名字。
实话实说，新中国创建以后的十多年里，中国雕塑家的作品大多以苏联艺术家的作品为范本，体育雕塑也一样，北京体育馆落成时安置的几件雕塑作品可以说就是苏联同类的作品的翻版。今天我们放眼全球，会知道雕塑作品与奥运会有着很深的渊源，最早的体育雕塑始见于公元前7世纪。在古希腊的奥林匹亚有数千座雕塑，其中大量作品是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竞技优胜者塑造的。人们最为熟悉的就是米隆在公元前450年创作的《掷铁饼者》。
在朱成的家乡成都，体育雕塑其实也是源远流长的。专家在历年来的出土文物中发现，雕塑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到了殷商、东汉时期，有关体育的雕塑已盛行开来。有一年四川省文物局赴南京参加青奥会体育文物展，在所提供的138件展品中，就有新石器时代石球、商代石蛋玩、东汉仙人六博画像砖、东汉七盘舞杂技画像砖、东汉陶弋射俑等，这些文物证明，在远古时代的巴蜀先民热爱体育，为后世留下了与体育相关的雕塑作品与竞技文化。
1985年，在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倡导下，中国奥委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划了首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览。朱成创作的《千钧一箭》以超凡脱俗之美脱颖而出，一举荣获特等奖，国际奥委会为第一位享此盛誉的中国艺术家颁发了金光灿灿的奖杯。
1989年4月29日，中国奥委会将这件作品赠送给萨马兰奇。萨马兰奇激动地说：“对我本人和对国际奥委会来说，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萨翁这样评价：“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作品！”
萨马兰奇将《千钧一箭》带回了洛桑，并邀请朱成到国际奥运会总部访问，还请这位成都艺术家到家中做客。用“一夜成名”来形容彼时春风得意的朱成，一点也不为过。
《千钧一箭》成为瑞士洛桑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永久收藏的第一件中国雕塑作品。雕塑家朱成以及成都艺术家群体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体育雕塑（比如谭云的《梦想成真》、许宝忠的《箭在弦上》、张建国的《枪韵》）也因此享誉世界。
朱成与上海的情与缘
朱成与上海有缘。早在1933年，他的父母从江苏来到四川成都，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朱成出生在成都。1953年，朱成随母亲回到上海，但不是市区，而是“很远很远”的奉贤县，朱成在上海完成了小学到中学的教育。朱成对我说：“我至今还听得懂上海话，上海郊区的土话也会说几句，我还会说江苏话。”
朱成的哥哥当时在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读书，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至今他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写生，就是7岁时跟着哥哥在苏州沧浪亭的一幅速写。“从我有记忆起，就感觉到自己在不停地画，一直到现在。”
1966年“文革”祸起，恰逢朱成高中毕业。朱成的父亲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官，这使他整天胆战心惊，连参加红卫兵大串联都不行，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而作为他启蒙老师的哥哥，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为了摆脱困境和家庭影响，朱成在运动稍有缓和时主动要求到最穷最苦的大凉山，也有点为父亲赎罪的意思。
在大凉山，在沉重的劳作之余，他重新拾起画笔。后来他又主动申请到毫无人烟的山林当看护工，但繁重的劳动让他意识到，这种枯燥的劳动实在是一种无谓的损耗。后来他获得了在大凉山农村土墙上画毛泽东像的机会，而且画得非常出色，很快他就成为这一片农村的“首席主席画像家”。一共画了多少幅领袖像，他已经记不得了。几年前他回去过一次，看到小镇墙上的主席画像只留下了浅浅的痕迹。
1972年，朱成回到成都在一家汽车运输公司当油漆工。“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朱成报考四川美术学院进修班学习雕塑。之前他并没学过雕塑，于是用泥巴捏了个黑乎乎、似人非人的“石油工人”，竟然考中了。
不过在学院里他并不安分守己，他发现学院派的东西并不适合自己。学校里的东西让他觉得枯燥、厌烦。“幸亏是一年，否则我可能被体制化了。”他说。直到1985年，他别出心裁地创作出很另类的《千钧一箭》，向中国雕塑界宣布自己的反叛，居然获得了国际声誉。除了得到大奖，他还得到1500元的奖金。“这在当时简直是一笔巨款噢！”
《千钧一箭》开启了朱成的辉煌时期，他将全新的空间感觉移植到雕塑上，对后人起到了启示性作用，影响越来越大。近年来他开始转型，让室内雕塑走出大门，来到公共空间，与观众亲密接触，在不少城市的中央广场都留下了他创作的城市雕塑。
世博会前夕，上海举办过第十届南京路雕塑邀请展，这次展览是专门为四川做的一次艺术专题展，用“雕塑，让城市更美丽”来展现主题。朱成用半年时间创作了红铜雕塑作品——《紫燕筑巢》，在所有参展作品中成为最大的亮点。作品高2.5米，一只衔泥筑垒的飞燕、错落的横梁、密密麻麻的百家姓氏，结合现代立体构成方式，构成抽象而又具象、独特、独到的艺术作品，重构了民间、民俗、时间、信息符号。《紫燕筑巢》有一个隐喻：汶川大灾之后，上海援建都江堰灾区，体现了万众一心，共筑美好家园的愿景。
我在都江堰古城区看到一组城市雕塑，它就是朱成在景区开发时实现的“二维半”雕塑实验。在朱成看来，在现实生活自然的场景中，如果有历史画面的出现，最能表达“突然走进历史”“与历史偶遇”的概念。所以，在都江堰西街一段几十米长的明代古城墙上，他创作了《黄牛驮运》《推鸡公车》《岷江筏运》等“二维半”雕塑，它们以甘博留下的照片为蓝本，再现了当年中国社会基层的交通状态。甘博是美国社会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摄影家，他对东方文化深深着迷，1908年至1932年间他曾四度旅居中国，从事平民教育和社会调查，并拍摄了许多照片。
朱成创立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即被他称为“二维半”的这种表达方式。他试图让人们透过具象的雕塑，走向雕塑的深处。
中国最大的石刻艺术收藏家
除了雕塑，朱成为外界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的收藏。这次造访，我们就参观了朱成私立石刻艺术博物馆，在他工作室的楼下。
一脚踏进藏馆，眼前的呈现就给我极大的震撼：从半空中垂下来的雕版浸透了印刷时涂刷的浓稠墨汁，构成了两堵“黑墙”，那是整套清代的《华严经》木版印刷版子，我大致算了一下，至少有上千块。更惊人的是一件件古代石刻艺术品，以当地特有的红砂岩质地闪烁着赭石的色彩，同时散发着掩埋地表之下上千年之久的湿润而强烈的土腥气，它们是墓道石、墓穴佛像、供养人像、神道瑞兽、石翁仲等，陈列在地上、架子上，甚至有来不及收拾的，就随意地放在墙角，让我一下子就与古人的精气神对接上了。
朱成收藏这些石刻艺术是一次偶然。上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涉足民族艺术品的收藏，主要是西南一带的民间艺术品，色彩斑斓，形象怪诞，极度夸张的那种，饰品、服装、生活用品、面具、祭祀用品等，后来他开过收藏品艺术画廊，希望以流转一部分来推动自己的收藏。当时很多外国朋友成了他的买家，但由于缺少商业意识，加上他大部分时间还得用于创作，他的画廊出现了经费困难。最后一批藏品被德国一家研究东亚艺术的机构全部打包买走，成立“西南民族艺术博物馆”的梦想也落空了。说到伤心处，朱成发出了一声叹息。
因为搞雕塑，朱成自然对古代雕塑也格外留意，重庆有大足石刻，是宋代石刻艺术的典范，成都周边也有许多，随着市政工程和公路建设的推进，不时有消息传来：某地又出土了一批石刻，但工程队不重视，农民又以为是不吉利的东西，甚至还要当场砸碎。朱成传话过去，别人不要，我要！于是古董贩子将它们装上卡车运来，堆放在他的工作室，一件件红壤裹身，散发着腐败霉烂的气息。“如果我不收下来，这些石雕艺术品的去向就不容乐观。”朱成告诉我。
90年代后期，当地政府鼓励私人创建民间博物馆，朱成觉得应该建一个博物馆，将这批石刻艺术陈列出来。为此他继续寻找，几乎将所有的存款都用于收藏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投入了几百万。他乐呵呵地笑了：“我搞雕塑创作，特别是城市雕塑，是一项高投入、高回报的运作。另外呢，在收藏上又是大付出。所以我这个人没有余钱，生活上几乎没有改善，还在80年代的水平原地踏步。”
现在，朱成的这个私立石刻艺术博物馆里收集到近万件自汉到唐宋明清的画像石、石雕佛像、石雕供养人像，有些身首异处，有些只剩头像了。汶川大地震当天他外出办事，地震后马上赶回工作室，惊愕地发现架上的佛头都挪了方向。“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地震的那一刻，这些头像下面因为有铁钉子支撑着，一个个都在同一时间不停地颤抖啊！当时我还没有安装摄像头，否则回放一下，绝对是一部神奇的短片。”他说。
更神奇的还有他收藏的一百多件青花盘子，地震前一周突然有一只野猫窜进来，从陈列盘子的木架子上爬过，差点将盘子打碎，于是他马上叫木工做了栏杆，固定瓷盘。一周后大地震不期而至，地动山摇之中，青花盘子没有碎成一地，真要谢天谢地！
在这批文化信息极为丰富的石刻艺术中，还被朱成整理出来2000多“幢”雕刻在石头上的房子，他将它们辟作一室，称为“千房斋”。他说：“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图像建筑，古人把建筑作为肉身栖息的场所，作为精神庇护的场景，以图腾图版形式供奉于地下墓室建筑之中，它们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形态，房、楼、台、阁、宫、殿、室、处、所、城、堂等，同时铭刻了图腾建筑轮廓的演变，从具象的房屋到概念的城市，从人间的建筑到天堂的圣景，构成了一部城市、乡村、建筑、宗教、艺术、民俗等古代地下栩栩如生的城市社会历史文化史。”
不少史学家从这批石刻艺术中发现了成都的城市成长史和城市的运势走向，作家们则从这批石刻艺术中寻找到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以及解读城市与人的关系的密码。而我则从数百件头像中看到了古代的成都人，他们的表情与今人相似，喜怒哀乐，从容淡定，或俊或丑或文或武，个个鲜活，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丝毫不亚于秦始皇陵兵马俑！
如果有人要研究成都人的散淡性格，或许可从这些供养人的表情中得到类似于文化基因的解读。
朱成现在可称得上是“中国最大的石刻艺术收藏家”，那些掩埋了上千年、数百年后重见天日的石刻艺术瑰宝，在成都西郊的十多间毫不起眼的简陋瓦房里散发着幽幽的历史之光。对于目下博物馆的运转情况，朱成也不满意，主要是开放度不够，参观者要辗转到这里也不好找。有一次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来到这里，一进门看了几眼就摆出一副土豪腔调说：“老朱你说一声，统统打个包转让给我，你想要多少钱？”
朱成一听就生气：“一件也不卖！”
戴志康临走向他挥一挥手：“你去上海看看我的喜玛拉雅美术馆，就明白我是干什么的啦！”
后来朱成还真来上海参观了喜玛拉雅美术馆，粗粗看了几眼，觉得这个空间如果展示系统的古代艺术品也是不错的。
“现在我改变想法了……人也老了是不是？这批古代石刻如果放在上海长期保存并展示，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以实现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分享。成都与上海都在一条长江文化带上，我在长江头，君在长江尾，文化信息是相通的！”朱成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诗圣杜甫在《登楼》一诗中感叹了古今世事风云变幻，也点明了锦江文明千古传承。朱成，一个大大咧咧的雕塑家，在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又做着传承文脉的善事，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千钧一箭》
让他一举成名
朱成的工作室就在成都的锦江边上，通过悬在半空中的“栈桥”来到他用来接待朋友的小屋子，可以俯瞰窗外急流奔腾的景象。空气清新潮润，满眼绿树鲜花，令人心旷神怡。上上下下数间工作室里，堆满了朱成三十多年来创作的雕塑小样和未完成作品，墙上还张贴着上百张草图，他每天与助手在这里工作。
我果然看到了朱成的成名作《千钧一箭》：一张具有中国民族图像元素的硬弓被拉得满满的，弓的下端就成了整件作品的唯一支点。一位女射箭运动员已经简化为一颗头颅和两条强健的手臂，张弓搭箭，全神贯注，势在必发，志在必得。作品简约而传神地表现出运动员积极拼博的体育精神，在当时的背景下，也理所当然地承载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的梦想与风貌。
我眼前的这件是小样，原作在瑞士洛桑。
记得最早看到这件作品的照片，是在某本杂志的封底，一眼就被感染，从此忘不了。80年代国门刚刚打开，西方各种艺术思潮、艺术作品一下子涌来眼前，令人有些晕眩，所以看到中国艺术家能创作出如此大胆洗练的雕塑作品，大有惊世骇俗之感。也因此，我记住了朱成这个名字。
实话实说，新中国创建以后的十多年里，中国雕塑家的作品大多以苏联艺术家的作品为范本，体育雕塑也一样，北京体育馆落成时安置的几件雕塑作品可以说就是苏联同类的作品的翻版。今天我们放眼全球，会知道雕塑作品与奥运会有着很深的渊源，最早的体育雕塑始见于公元前7世纪。在古希腊的奥林匹亚有数千座雕塑，其中大量作品是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竞技优胜者塑造的。人们最为熟悉的就是米隆在公元前450年创作的《掷铁饼者》。
在朱成的家乡成都，体育雕塑其实也是源远流长的。专家在历年来的出土文物中发现，雕塑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到了殷商、东汉时期，有关体育的雕塑已盛行开来。有一年四川省文物局赴南京参加青奥会体育文物展，在所提供的138件展品中，就有新石器时代石球、商代石蛋玩、东汉仙人六博画像砖、东汉七盘舞杂技画像砖、东汉陶弋射俑等，这些文物证明，在远古时代的巴蜀先民热爱体育，为后世留下了与体育相关的雕塑作品与竞技文化。
1985年，在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倡导下，中国奥委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划了首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览。朱成创作的《千钧一箭》以超凡脱俗之美脱颖而出，一举荣获特等奖，国际奥委会为第一位享此盛誉的中国艺术家颁发了金光灿灿的奖杯。
1989年4月29日，中国奥委会将这件作品赠送给萨马兰奇。萨马兰奇激动地说：“对我本人和对国际奥委会来说，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萨翁这样评价：“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作品！”
萨马兰奇将《千钧一箭》带回了洛桑，并邀请朱成到国际奥运会总部访问，还请这位成都艺术家到家中做客。用“一夜成名”来形容彼时春风得意的朱成，一点也不为过。
《千钧一箭》成为瑞士洛桑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永久收藏的第一件中国雕塑作品。雕塑家朱成以及成都艺术家群体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体育雕塑（比如谭云的《梦想成真》、许宝忠的《箭在弦上》、张建国的《枪韵》）也因此享誉世界。
朱成与上海的情与缘
朱成与上海有缘。早在1933年，他的父母从江苏来到四川成都，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朱成出生在成都。1953年，朱成随母亲回到上海，但不是市区，而是“很远很远”的奉贤县，朱成在上海完成了小学到中学的教育。朱成对我说：“我至今还听得懂上海话，上海郊区的土话也会说几句，我还会说江苏话。”
朱成的哥哥当时在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读书，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至今他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写生，就是7岁时跟着哥哥在苏州沧浪亭的一幅速写。“从我有记忆起，就感觉到自己在不停地画，一直到现在。”
1966年“文革”祸起，恰逢朱成高中毕业。朱成的父亲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官，这使他整天胆战心惊，连参加红卫兵大串联都不行，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而作为他启蒙老师的哥哥，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为了摆脱困境和家庭影响，朱成在运动稍有缓和时主动要求到最穷最苦的大凉山，也有点为父亲赎罪的意思。
在大凉山，在沉重的劳作之余，他重新拾起画笔。后来他又主动申请到毫无人烟的山林当看护工，但繁重的劳动让他意识到，这种枯燥的劳动实在是一种无谓的损耗。后来他获得了在大凉山农村土墙上画毛泽东像的机会，而且画得非常出色，很快他就成为这一片农村的“首席主席画像家”。一共画了多少幅领袖像，他已经记不得了。几年前他回去过一次，看到小镇墙上的主席画像只留下了浅浅的痕迹。
1972年，朱成回到成都在一家汽车运输公司当油漆工。“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朱成报考四川美术学院进修班学习雕塑。之前他并没学过雕塑，于是用泥巴捏了个黑乎乎、似人非人的“石油工人”，竟然考中了。
不过在学院里他并不安分守己，他发现学院派的东西并不适合自己。学校里的东西让他觉得枯燥、厌烦。“幸亏是一年，否则我可能被体制化了。”他说。直到1985年，他别出心裁地创作出很另类的《千钧一箭》，向中国雕塑界宣布自己的反叛，居然获得了国际声誉。除了得到大奖，他还得到1500元的奖金。“这在当时简直是一笔巨款噢！”
《千钧一箭》开启了朱成的辉煌时期，他将全新的空间感觉移植到雕塑上，对后人起到了启示性作用，影响越来越大。近年来他开始转型，让室内雕塑走出大门，来到公共空间，与观众亲密接触，在不少城市的中央广场都留下了他创作的城市雕塑。
世博会前夕，上海举办过第十届南京路雕塑邀请展，这次展览是专门为四川做的一次艺术专题展，用“雕塑，让城市更美丽”来展现主题。朱成用半年时间创作了红铜雕塑作品——《紫燕筑巢》，在所有参展作品中成为最大的亮点。作品高2.5米，一只衔泥筑垒的飞燕、错落的横梁、密密麻麻的百家姓氏，结合现代立体构成方式，构成抽象而又具象、独特、独到的艺术作品，重构了民间、民俗、时间、信息符号。《紫燕筑巢》有一个隐喻：汶川大灾之后，上海援建都江堰灾区，体现了万众一心，共筑美好家园的愿景。
我在都江堰古城区看到一组城市雕塑，它就是朱成在景区开发时实现的“二维半”雕塑实验。在朱成看来，在现实生活自然的场景中，如果有历史画面的出现，最能表达“突然走进历史”“与历史偶遇”的概念。所以，在都江堰西街一段几十米长的明代古城墙上，他创作了《黄牛驮运》《推鸡公车》《岷江筏运》等“二维半”雕塑，它们以甘博留下的照片为蓝本，再现了当年中国社会基层的交通状态。甘博是美国社会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摄影家，他对东方文化深深着迷，1908年至1932年间他曾四度旅居中国，从事平民教育和社会调查，并拍摄了许多照片。
朱成创立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即被他称为“二维半”的这种表达方式。他试图让人们透过具象的雕塑，走向雕塑的深处。
中国最大的石刻艺术收藏家
除了雕塑，朱成为外界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的收藏。这次造访，我们就参观了朱成私立石刻艺术博物馆，在他工作室的楼下。
一脚踏进藏馆，眼前的呈现就给我极大的震撼：从半空中垂下来的雕版浸透了印刷时涂刷的浓稠墨汁，构成了两堵“黑墙”，那是整套清代的《华严经》木版印刷版子，我大致算了一下，至少有上千块。更惊人的是一件件古代石刻艺术品，以当地特有的红砂岩质地闪烁着赭石的色彩，同时散发着掩埋地表之下上千年之久的湿润而强烈的土腥气，它们是墓道石、墓穴佛像、供养人像、神道瑞兽、石翁仲等，陈列在地上、架子上，甚至有来不及收拾的，就随意地放在墙角，让我一下子就与古人的精气神对接上了。
朱成收藏这些石刻艺术是一次偶然。上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涉足民族艺术品的收藏，主要是西南一带的民间艺术品，色彩斑斓，形象怪诞，极度夸张的那种，饰品、服装、生活用品、面具、祭祀用品等，后来他开过收藏品艺术画廊，希望以流转一部分来推动自己的收藏。当时很多外国朋友成了他的买家，但由于缺少商业意识，加上他大部分时间还得用于创作，他的画廊出现了经费困难。最后一批藏品被德国一家研究东亚艺术的机构全部打包买走，成立“西南民族艺术博物馆”的梦想也落空了。说到伤心处，朱成发出了一声叹息。
因为搞雕塑，朱成自然对古代雕塑也格外留意，重庆有大足石刻，是宋代石刻艺术的典范，成都周边也有许多，随着市政工程和公路建设的推进，不时有消息传来：某地又出土了一批石刻，但工程队不重视，农民又以为是不吉利的东西，甚至还要当场砸碎。朱成传话过去，别人不要，我要！于是古董贩子将它们装上卡车运来，堆放在他的工作室，一件件红壤裹身，散发着腐败霉烂的气息。“如果我不收下来，这些石雕艺术品的去向就不容乐观。”朱成告诉我。
90年代后期，当地政府鼓励私人创建民间博物馆，朱成觉得应该建一个博物馆，将这批石刻艺术陈列出来。为此他继续寻找，几乎将所有的存款都用于收藏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投入了几百万。他乐呵呵地笑了：“我搞雕塑创作，特别是城市雕塑，是一项高投入、高回报的运作。另外呢，在收藏上又是大付出。所以我这个人没有余钱，生活上几乎没有改善，还在80年代的水平原地踏步。”
现在，朱成的这个私立石刻艺术博物馆里收集到近万件自汉到唐宋明清的画像石、石雕佛像、石雕供养人像，有些身首异处，有些只剩头像了。汶川大地震当天他外出办事，地震后马上赶回工作室，惊愕地发现架上的佛头都挪了方向。“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地震的那一刻，这些头像下面因为有铁钉子支撑着，一个个都在同一时间不停地颤抖啊！当时我还没有安装摄像头，否则回放一下，绝对是一部神奇的短片。”他说。
更神奇的还有他收藏的一百多件青花盘子，地震前一周突然有一只野猫窜进来，从陈列盘子的木架子上爬过，差点将盘子打碎，于是他马上叫木工做了栏杆，固定瓷盘。一周后大地震不期而至，地动山摇之中，青花盘子没有碎成一地，真要谢天谢地！
在这批文化信息极为丰富的石刻艺术中，还被朱成整理出来2000多“幢”雕刻在石头上的房子，他将它们辟作一室，称为“千房斋”。他说：“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图像建筑，古人把建筑作为肉身栖息的场所，作为精神庇护的场景，以图腾图版形式供奉于地下墓室建筑之中，它们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形态，房、楼、台、阁、宫、殿、室、处、所、城、堂等，同时铭刻了图腾建筑轮廓的演变，从具象的房屋到概念的城市，从人间的建筑到天堂的圣景，构成了一部城市、乡村、建筑、宗教、艺术、民俗等古代地下栩栩如生的城市社会历史文化史。”
不少史学家从这批石刻艺术中发现了成都的城市成长史和城市的运势走向，作家们则从这批石刻艺术中寻找到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以及解读城市与人的关系的密码。而我则从数百件头像中看到了古代的成都人，他们的表情与今人相似，喜怒哀乐，从容淡定，或俊或丑或文或武，个个鲜活，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丝毫不亚于秦始皇陵兵马俑！
如果有人要研究成都人的散淡性格，或许可从这些供养人的表情中得到类似于文化基因的解读。
朱成现在可称得上是“中国最大的石刻艺术收藏家”，那些掩埋了上千年、数百年后重见天日的石刻艺术瑰宝，在成都西郊的十多间毫不起眼的简陋瓦房里散发着幽幽的历史之光。对于目下博物馆的运转情况，朱成也不满意，主要是开放度不够，参观者要辗转到这里也不好找。有一次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来到这里，一进门看了几眼就摆出一副土豪腔调说：“老朱你说一声，统统打个包转让给我，你想要多少钱？”
朱成一听就生气：“一件也不卖！”
戴志康临走向他挥一挥手：“你去上海看看我的喜玛拉雅美术馆，就明白我是干什么的啦！”
后来朱成还真来上海参观了喜玛拉雅美术馆，粗粗看了几眼，觉得这个空间如果展示系统的古代艺术品也是不错的。
“现在我改变想法了……人也老了是不是？这批古代石刻如果放在上海长期保存并展示，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以实现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分享。成都与上海都在一条长江文化带上，我在长江头，君在长江尾，文化信息是相通的！”朱成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诗圣杜甫在《登楼》一诗中感叹了古今世事风云变幻，也点明了锦江文明千古传承。朱成，一个大大咧咧的雕塑家，在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又做着传承文脉的善事，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