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过好几篇赞颂苏联、为苏联辩护的文章。其中最为用力、也影响最大的是《我们不再受骗了》。这一篇曾经被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是整整一代中学生都精读过的文章。这篇文章针对各国一些媒体说的“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逐一作了辩驳，认为这都是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
　　你说苏联破坏文化吗？鲁迅举出了《铁流》作者绥拉菲摩维支、《毁灭》作者法捷耶夫、《士敏土》作者革拉特珂夫、《肥料》作者绥甫林娜、《静静的顿河》作者唆罗诃夫（现通译萧洛霍夫）等等著名作家在西欧东亚都受到欢迎的事实作为反证。鲁迅写的这些当然都是有根据的。不过，这些并不足以洗刷破坏文化这一指责。让少数几个装点门面的作家在文坛上活跃，正好是为了掩盖更多的作家受到迫害的事实。
　　现在我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所出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引用一点迫害文化人的材料。例如札米亚丁，鲁迅在《竖琴》的后记里，称赞了他的作品，至于作家，只是说他“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实际情况远比不让发表作品要严重得多。他已经被列名在一份《拟驱逐的知识分子人员名单》之中。又例如梭罗古勃，这位鲁迅多次提到的作家，连配给的一份口粮都得不到，申请出国也不被批准，作品也不能出版。也是作家、翻译家的妻子在绝望中投河自杀了。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还为“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的现象作了辩护。他说：“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这进向饥寒、进向死亡的两个长串，难道不是比排队购买食物的那一长串更令人悲悯吗？对比起来，这排队购买食物，就不但是可以忍受，甚至还是值得艳羡的生活了。
　　这当然是极其雄辩的文章，词强足以夺理。可是，排在苏联商店门前购买食物的长队，是触目可见的现实，而鲁迅拿来作对比的那进向饥寒进向死亡的长队，却只是一种比喻和象征的说法。人不但会在内战外侮水灾榨取这些祸祟中进向死亡，即使是在幸福丰足的生活之中，人不也是每过一天即接近死亡一天了吗？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从母腹来到世间，他就排入了进向死亡的长串之中。用这样一个反映大自然中新陈代谢规律的想象中的排队，来作现实中购物排队的对比，多少总有些不伦吧。
　　苏联解体之后，人们从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那些被长期掩盖的真相，认识到是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人类社会，集体农庄制度对农业和畜牧业造成了大破坏，这才是物资匮乏的真正原因。此外，还应该提到一个附加的原因，就是对外贸易的影响。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赞扬说：苏联“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鲁迅注意到了苏联的小麦出口，只是这些本来应该供应居民的口粮，拿去换取硬通货了，对于国内食品供应的紧张，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反驳说苏联“怎么凶恶”这一点，鲁迅在文章里举出来的例证是：“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吗？”这在当年是一条轰动一时的政治新闻，媒体作了报道，众所周知。所以这里只提一句就够了，不必细说。几十年之后的读者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对“实业党”作了这样一条注释：“苏联在1930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
　　事情的真相如何呢？鲁迅不可能知道，这个所谓的“实业党”审判案，只不过是斯大林制造的无数假案和冤案中的一件。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著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中译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关于这次宣传性的审判作了颇为详细的介绍。8位受审的，都是著名的技术专家，审判中捏造出的罪名荒唐离奇。斯大林亲自编导的这一场审判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用被告的供词来证明苏联面临武装干涉的威胁，搞一次极其广泛的宣传运动。审判还有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经济工作的失败提供替罪羊。计划经济体制斫丧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计划中的高指标无法完成，物资匮乏，在居民中滋长了不满现状的情绪，于是找一些技术知识分子来开刀，说经济生活中的困难是因为他们组织了怠工之类的破坏活动，从而把人们的不满情绪引到这些被告身上去。果然，他们引起了人们的愤恨，在审判进行时，苏联所有机关和团体都纷纷集会，与会者都要求枪毙“实业党”的领导人。最后宣判竟是一个不杀，首犯拉姆仁（按：在本書中译为“拉姆津”）才判了十年监禁，当然让人觉得是宽大之至了。
　　鲁迅生前，无法看到苏联的秘密档案，无法获知现今人们多少知道了的苏联真相。这样倒也好，他临终之际就不必为《我们不再受骗了》这篇文章感到不安了。这大约也是做梦比梦醒了要幸运一些的意思吧。
　　
　　【编者附记】
　　《重读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是朱正先生的“重读鲁迅”多篇文章中的一篇。
　　朱正是鲁迅研究专家，认真求实，素来为学界称道。他在《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中说到进入21世纪对于鲁迅遗产的估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鲁迅的著作大体包括3个部分：一是文学创作，小说、散文等，不仅开启了“五四”新文学风气之先，而且艺术和思想都达到了当时无人企及的高度。二是学术研究，如《中国小说史略》，有开创性的价值，但限于资料等原因，也有一定的缺失。三是杂文。鲁迅的杂文集中，怀人忆旧的篇章和文学短论的文字，我们会像阅读散文及学术性文章去欣赏。通常说鲁迅杂文，主要指那些社会批评及文化批评。这部分文章显出了鲁迅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深思和洞察，对国家命运和世道人心的深切关怀。即使鲁迅所批判的时弊完全消除，它们也将会作为思想史上的一种文献得到读者的赞叹和欣赏。但杂文中有少数时评和政论，因为鲁迅当时并不真正了解相关情况，是为自己并不深知的东西强作辩护。几十年之后，情况变化了，档案公开了，今天的读者了解到相关真相，就很容易发现这些文章说得不对。这一点，我们不必讳言。《我们不再受骗了》就是一例。朱正强调：“比起文章来，更重要的是鲁迅这个人，他的入世的态度，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对强暴的反抗和对弱者的同情，他为了中国进步不懈的努力，他身上那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的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形象，这精神，必将永世长存。”
　　重读，如同旧地重游，即使风景依旧，因为诸多因素，重游者也会有新的感受。
　　（余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