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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先生去世的消息,毫不令我意外。他静静地躺在医院里已经一个多月了。十天前,丁太太打来电话,说这一次恐怕比较“麻烦”。我懂她的意思。多少回,他大难不死,虽有凶险,终于化险为夷。但这次,一直高烧不退,一直昏迷不醒,刚刚退烧,松了一口气,不料又烧了起来。结果实难逆料。
丁先生和丁太太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从不愿麻烦别人,也从不肯做劳师动众的事情。丁太太说,如果丁先生这次在劫难逃,也不打算开追悼会或向遗体告别。怀念他,就请好其书,好其画,从而想见其人。老朋友,大多已届高龄,大热天往返劳顿,于生者有伤,于死者何益?一动不如一静,或可写一些文字,留下他生活的痕迹,留下一片情谊。至于一群不相干的人,行礼如仪,鞠躬如也,了无意趣。她劝我不要去医院探望,因为探望昏迷不醒的病人已经没有意义。
人生如寄。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存留在这个世上的,也不过是短暂的过客。谁都会有归去的时辰,即便现在烈火烹油,势焰熏天,就算留下一座巨大的坟茔,一处高耸的墓碑,甚至营造起宏伟的殿堂,并不能为他的生存再添辉煌。我活过,我做了,我无愧,这就够了。何必管那些身后的哀荣。这是人的睿智,也是经历了曲折人生的彻悟。
造化弄人,这是一句老话,谁不曾受过命运的拨弄?丁聪先生的一生,有太多的事是他万万不曾料到的。
丁聪出生于画家之家。父亲丁悚是海上名家。丁聪从小喜欢画画,我看到过他四岁时画的一张京剧人物,很惊异于他把握形象的能力。可是,画家的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走上绘画的道路。这大概就叫“干一行,怨一行”吧。可是万万不曾料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反倒促成了丁聪的决心。我不知道当他饱尝绘画道路的无尽艰辛之后,是否领悟了父亲用心之苦,但我确实知道,在他晚年,时时怀念着反对他学画的“老丁”。不过他不曾后悔。他说:“我就是要画!”
丁聪提着画笔走上了抗日的战场,丁聪提着画笔参加了反独裁、争民主的战场,丁聪进了被通缉的黑名单,逃亡香港。他当时的漫画直到前些年还被台湾一家报纸整版刊出,编者写道:要知道国民党为何丢掉了大陆,请看丁聪的漫画。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当他欢天喜地庆祝“解放”,热情洋溢投入新社会的建设时,他忽然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就像当年发配宁古塔、充军伊犁,他被发往北大荒,丢下了结婚一年、刚刚生下“小小丁”的太太。他到老也不曾明白凭什么落下来这个罪名,到老也不曾明白怎么可以無根无据随便入人以罪。但是他不曾颓唐。他说:“我还是要画!”
戴在他头上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他回到了北京。他满以为从此就“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但他很快发现,无形的帽子仍如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在他头上。果然,一到“文革”,他又被一顿“横扫”,劳动改造去了。他在“干校”养猪,不再希望这个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新社会”会有根本的改变,以为此生将终老是乡,不再有重操画笔的希望。可他万万不曾料到,竟会有那一声惊雷,那一道电闪,刺破长空。他终于放下了喂猪的料勺,又拿起了画笔。他还是要画,只要一息尚存。
如果说上个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是丁聪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那么,从70年代到本世纪初,就是丁聪第二个创作高峰。中间数十年的磨难,使他曾经追求过的梦想幻灭,但成就了他对社会更为深沉浑厚的理解与剖析。这或许可说是造化那一点残酷的公正。但这公正却不是人人都可领有,得到的人要付出血和泪的代价。
丁聪是厚道人,他的画笔虽然犀利,但待人却万分仁厚。丁聪是和气人,平日里对人总是笑脸相迎,但骨子里却刚直不阿。为此,他吃尽苦头。“反右”的时候,要他检举一位朋友的“反动言行”,他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落井下石,于是,他自己成了右派。“文革”之时,又有人强逼他交代一位朋友的“罪行”,并列举此人种种“劣迹”以作“诱导”。丁先生听后说:“这个人真坏。”逼他的人大感兴趣,催他赶快交代此人“坏”在哪里。丁先生慢悠悠地说:“我同他相交那么多年,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居然一点也不告诉我!天底下竟有这么坏的人。”为此,他挨了一顿铁棍,打得头破血流,回到家中。此事若非丁太太谈及,谁也不会知道。人的骨气,人的品性,时穷乃见。就在鼓励告密的时代,他也坚守着做人的底线。
丁先生生命的最后两年,最遗憾也最痛苦的,是他已无法作画。常坐轮椅,反应也不如先前敏捷,但他谦和仁厚风趣之性不改。今年春节前我和妻子去看他,他始终含着笑意。别后,丁太太问他,刚才来的那位女士是谁?他脱口道:“陈家长。”丁太太既然是他认可的“家长”,那么我的妻子自然是“陈家长”了。春节后我去看他,他依旧是笑意盈盈。丁太太问他是否认识我。他用上海话回答说:“假使我勿认得伊,格末还认得啥人。”听到这话,我万分受用。每次见到他,都能感觉他拳拳的情意,也总是叹息自己的无力,既不能纾解他的病痛,也不能给他什么宽慰,只能从心底为他祝福,期望好人平安。幸好我同他合作的全部作品四卷五册,已在他生前结集印出,书名都是他亲笔题写。开作品研讨会的那天,丁先生大病之后,仍兴致不减为每位到会的朋友在书上签名。遗憾的是书已出版三年,稿酬分文未付。合同俱在,出版社的爽约令我无颜面对常年卧病的丁聪先生。丁聪先生的去世,使我背负了沉重的、无法偿还的感情债务。
丁先生就这样走了,静静地、无声无息,像一片秋叶摇落,像一朵白云飘逝。不设灵堂,不作告别,平淡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就是这平淡,才显出了隽永。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活在亲人们、朋友们、读者们的心底,才是真寿者。
古人称德劭之人离世为鹤驾西归。借此美好愿望,妄撰一偈以送丁公:
来也无迹,去也无踪。白云苍狗,秋月春风。难合时宜,命蹇途凶。宠辱无系,贵贱等空。秉性坚贞,耻为附庸。行我所行,攻我所攻。九死未悔,有始有终。嗨!君今跳出苦海去,还望天上人间再相逢。
(选摘自《文汇报》2009年6月2日)
丁先生和丁太太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从不愿麻烦别人,也从不肯做劳师动众的事情。丁太太说,如果丁先生这次在劫难逃,也不打算开追悼会或向遗体告别。怀念他,就请好其书,好其画,从而想见其人。老朋友,大多已届高龄,大热天往返劳顿,于生者有伤,于死者何益?一动不如一静,或可写一些文字,留下他生活的痕迹,留下一片情谊。至于一群不相干的人,行礼如仪,鞠躬如也,了无意趣。她劝我不要去医院探望,因为探望昏迷不醒的病人已经没有意义。
人生如寄。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存留在这个世上的,也不过是短暂的过客。谁都会有归去的时辰,即便现在烈火烹油,势焰熏天,就算留下一座巨大的坟茔,一处高耸的墓碑,甚至营造起宏伟的殿堂,并不能为他的生存再添辉煌。我活过,我做了,我无愧,这就够了。何必管那些身后的哀荣。这是人的睿智,也是经历了曲折人生的彻悟。
造化弄人,这是一句老话,谁不曾受过命运的拨弄?丁聪先生的一生,有太多的事是他万万不曾料到的。
丁聪出生于画家之家。父亲丁悚是海上名家。丁聪从小喜欢画画,我看到过他四岁时画的一张京剧人物,很惊异于他把握形象的能力。可是,画家的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走上绘画的道路。这大概就叫“干一行,怨一行”吧。可是万万不曾料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反倒促成了丁聪的决心。我不知道当他饱尝绘画道路的无尽艰辛之后,是否领悟了父亲用心之苦,但我确实知道,在他晚年,时时怀念着反对他学画的“老丁”。不过他不曾后悔。他说:“我就是要画!”
丁聪提着画笔走上了抗日的战场,丁聪提着画笔参加了反独裁、争民主的战场,丁聪进了被通缉的黑名单,逃亡香港。他当时的漫画直到前些年还被台湾一家报纸整版刊出,编者写道:要知道国民党为何丢掉了大陆,请看丁聪的漫画。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当他欢天喜地庆祝“解放”,热情洋溢投入新社会的建设时,他忽然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就像当年发配宁古塔、充军伊犁,他被发往北大荒,丢下了结婚一年、刚刚生下“小小丁”的太太。他到老也不曾明白凭什么落下来这个罪名,到老也不曾明白怎么可以無根无据随便入人以罪。但是他不曾颓唐。他说:“我还是要画!”
戴在他头上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他回到了北京。他满以为从此就“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但他很快发现,无形的帽子仍如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在他头上。果然,一到“文革”,他又被一顿“横扫”,劳动改造去了。他在“干校”养猪,不再希望这个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新社会”会有根本的改变,以为此生将终老是乡,不再有重操画笔的希望。可他万万不曾料到,竟会有那一声惊雷,那一道电闪,刺破长空。他终于放下了喂猪的料勺,又拿起了画笔。他还是要画,只要一息尚存。
如果说上个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是丁聪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那么,从70年代到本世纪初,就是丁聪第二个创作高峰。中间数十年的磨难,使他曾经追求过的梦想幻灭,但成就了他对社会更为深沉浑厚的理解与剖析。这或许可说是造化那一点残酷的公正。但这公正却不是人人都可领有,得到的人要付出血和泪的代价。
丁聪是厚道人,他的画笔虽然犀利,但待人却万分仁厚。丁聪是和气人,平日里对人总是笑脸相迎,但骨子里却刚直不阿。为此,他吃尽苦头。“反右”的时候,要他检举一位朋友的“反动言行”,他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落井下石,于是,他自己成了右派。“文革”之时,又有人强逼他交代一位朋友的“罪行”,并列举此人种种“劣迹”以作“诱导”。丁先生听后说:“这个人真坏。”逼他的人大感兴趣,催他赶快交代此人“坏”在哪里。丁先生慢悠悠地说:“我同他相交那么多年,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居然一点也不告诉我!天底下竟有这么坏的人。”为此,他挨了一顿铁棍,打得头破血流,回到家中。此事若非丁太太谈及,谁也不会知道。人的骨气,人的品性,时穷乃见。就在鼓励告密的时代,他也坚守着做人的底线。
丁先生生命的最后两年,最遗憾也最痛苦的,是他已无法作画。常坐轮椅,反应也不如先前敏捷,但他谦和仁厚风趣之性不改。今年春节前我和妻子去看他,他始终含着笑意。别后,丁太太问他,刚才来的那位女士是谁?他脱口道:“陈家长。”丁太太既然是他认可的“家长”,那么我的妻子自然是“陈家长”了。春节后我去看他,他依旧是笑意盈盈。丁太太问他是否认识我。他用上海话回答说:“假使我勿认得伊,格末还认得啥人。”听到这话,我万分受用。每次见到他,都能感觉他拳拳的情意,也总是叹息自己的无力,既不能纾解他的病痛,也不能给他什么宽慰,只能从心底为他祝福,期望好人平安。幸好我同他合作的全部作品四卷五册,已在他生前结集印出,书名都是他亲笔题写。开作品研讨会的那天,丁先生大病之后,仍兴致不减为每位到会的朋友在书上签名。遗憾的是书已出版三年,稿酬分文未付。合同俱在,出版社的爽约令我无颜面对常年卧病的丁聪先生。丁聪先生的去世,使我背负了沉重的、无法偿还的感情债务。
丁先生就这样走了,静静地、无声无息,像一片秋叶摇落,像一朵白云飘逝。不设灵堂,不作告别,平淡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就是这平淡,才显出了隽永。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活在亲人们、朋友们、读者们的心底,才是真寿者。
古人称德劭之人离世为鹤驾西归。借此美好愿望,妄撰一偈以送丁公:
来也无迹,去也无踪。白云苍狗,秋月春风。难合时宜,命蹇途凶。宠辱无系,贵贱等空。秉性坚贞,耻为附庸。行我所行,攻我所攻。九死未悔,有始有终。嗨!君今跳出苦海去,还望天上人间再相逢。
(选摘自《文汇报》2009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