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西南民族研究出现了三场分歧.歧见的实质在于,“体质、语言和历史相结合”方法论对民族研究的重要性;该选择“造国民”还是“造民族”;否认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为“民族”以免人假借“民族自决”分裂中国,还是承认其差异,给予扶持,促进平等团结来维护主权.这些分歧被急迫、粗糙地处置,使得人们忽略了民族研究方法论转向“语言、历史和主权相结合”的潜在共识.将三场分歧置入主权政治为坐标的宽广时空视野下,不难发现,“造民族”与“造国民”实乃传统国家转向主权国家的同一过程之不同面向,不可能二选一,也非只能二选一,“造民族”并不妨碍“造国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实践也证明,承认中华民族及其组成分子为不同层次的“民族”,注重平等、团结奋斗,方能有效捍卫主权.历史地看,有主体意识和理论自觉的本土化方法论,对于当代中国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沿“主权”脉络继续往前走,仍有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