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生态批评属于文本和文化研究的范畴，于20世纪70年代末发轫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生态批评本质上探索的是人类社会和超人类世界，即人和“自然”之间复杂的、动态的关系。本文概述了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浪潮、第二浪潮和第三次浪潮，同时列举了北美以外世界各地出现的各种生态批评范式，其中就包括中国的生态批评。从根本上说，生态批评致力于揭示人类如何理解自己和他者的关系，以及为什么作为个人和作为一个物种的我们，会以现在这样的行为方式与自然界互动，哪怕这样的行为实际上违背了我们自己的最大利益，有时甚至是危及我们的基本生存。环境哲学家和生态批评家有时使用“生命之爱”（对生物的爱）和“生态恐惧症”（对自然的厌恶和恐惧）这类词汇来描述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生态批评被描述为“环境角度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然而，生态批评关注的最根本的是，我们人类是如何思考的，如何使用语言和其他文化表现形式的，以及我们与超人类世界的互动如何丰富并挑战了我们的生活。
[关键词]生态批评；自然；环境；生命之爱；生态恐惧症
[中图分类号]I3/7-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3-0120-09
[作者简介]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1960— ），男，美国爱达荷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英语系文学与环境教授，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SLE）创始人之一，《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ISLE）杂志主编，主要从事环境文学与生态批评的教学和研究。
[译者简介]施经碧（1970— ），女， 浙江平阳人，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研究（江苏南京 210014）。
Title： On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By： Scott Slovic
Abstract： Ecocriticism is a field of textual and cultural studies that emerged in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1970s. Ecocriticism in nature explores the complicated， chang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society and the more-than-human world—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This article briefl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criticism through its first-wave， second-wave， and third-wave phases. The article also offers examples of various non-North American varieties of ecocriticism， including Chinese ecocriticism. Ecocriticism basically tries to reveal how human beings understand themselves in relation to “the other” and why we， as individuals and as a species， behave as we do in our interactions with the natural world， even when our behaviors sometimes work against our own best interests， sometimes our very survival. Environmental philosophers and ecocritics sometimes use words such as “biophilia”（love of living things）and “ecophobia”（dislike or fear of nature）to describe human attitudes toward nature. The field of ecocriticism can be described as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from 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Still， on the most basic level， ecocriticism is concerned with human beings—how we think， how we use language and other forms of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how our own lives are enriched and challenged by our engagement with the more-than-human world.
Key words： ecocriticism；nature；environment；biophilia；ecophobia
想象一下不需要与任何形式的自然界互动便能生存的社会或人类个体。目前，我正在阅读沙曼·阿普特·拉塞尔（Sharman Apt. Russell）的书《饥饿：一部非自然的历史》（2005）①。作者在第一章谈到某些古怪的人类个体——极度肥胖的人，以及在特别的期间内停止进食的“饥饿艺术家”。例如，在2003年，一位美国魔术师曾经把自己禁闭在塔桥边一个大小为6英尺×6英尺×3英尺的箱子内达44天不进食。但是，这位名为大卫·布莱恩的“表演者”有没有喝水？有没有呼吸空气？那个重达465磅、以符号“A.B.”闻名于公众的苏格兰男人又怎么样呢？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减去276磅，禁食达13个月。然而在这个漫长的饥饿期，这位A.B.先生仍然是依赖这个星球、依赖自然才幸存下来。纵观历史，人类一直依赖着与自然的关系才得以存在。 有人可能会说，问题是很多文化或者把自然看成想当然的事物，或者正如生态文学批评家西蒙·埃斯托克（Simon C. Estok）最近所写的那样，人们已经形成对自然的敌对态度，认为人类如果要取得成功和获取舒适就要统治自然、剥削自然，而不是与非人类世界形成一种共生的或合作的关系。埃斯托克称这种对自然的敌意为“生态恐惧症”，并认为这是很多当代社会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是人类需要克服的，如果人类想继续在这个星球上很好地生存下去②。
上文所描述的是一种悖论，一种奇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境况，即我们知道每个人都需要自然，但是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又认为自己是不需要物质这个累赘的。我们认为自己聪明到可以战胜自然界：既能在凉爽舒适的地区居住，又能在炎热的地区定居；可以吃任何想吃的食物，不受时间、季节的限制；可以在一天之内飞越广阔的区域；可以为了进食或其他的目的消灭别的物种，甚至是那些比自己强大的动物，甚至是那些在基因上与自己极近的动物，如黑猩猩。我认为，人类或多或少属于我刚才所描述的情况中的一种。我也知道，我本人就是这样的，尽管我是所谓的环保主义学者。这个网络时代的某些学者甚至提出自然界不再有意义，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网络的虚拟空间而非自然界。然而，我们还是得吃喝并呼吸，需要有实体空间来安置我们的身体。不少人会说，除非我们能在庭院里、上班或上学途中感觉到微风拂过皮肤，听到鸟儿啾啾而鸣，否则我们的精神无法获得满足。与西蒙·埃斯托克“生态恐惧症”相对立的观念来自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所表述的“生命之爱”，一种内在的、固有的对生物的本能的爱③。有人可能会扩大这个概念的内涵，认为人类内心存在一种对世界的基本的爱，正是这种本质意义上的爱诱导了我们的行为，甚至可能激发了我们的生存愿望，促使我们繁衍可能会同样热爱和颂扬地球的子孙后代。
展示上述两种互相冲突的亲生物冲动和恐生态冲动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我们与自然世界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事实上，这不仅仅是21世纪第一世界的都市处境（这种都市处境是后现代工业化和怀疑论的结果）。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诞生之初起就已开始从实用的、审美的和哲学的角度思索我们和其他物种的关系。我们是如何做到培育植物以供食用，或是如何狩猎体型比我们大、动作比我们迅捷的动物的？南部欧洲比利牛斯山脉岩洞墙壁上画的鹿和牛类动物可能用的什么颜料？除了与人类不同，生活在人类之中的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除了在主体性方面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几个月前，我在法国图卢兹市作系列演讲期间，参观了存在于地下半英里达14，000年的尼奥洞窟，那里的岩壁上画着色彩丰富且鲜艳的羚羊类动物。附近的其他岩洞，例如著名的拉斯科克斯洞窟，据说还要古老数千年。参观尼奥洞窟几天后，我去了西雅图、华盛顿，与摄影家兼数字化艺术家克里斯·乔丹（Chris Jordan）交谈。他用尖端的计算机软件处理数千幅运动型多用途汽车标识的影像、手机影像和塑料袋影像，创造出犹如他的《运转数字：一幅美国自画像》（Running the Numbers： An American Self-Portrait，2009）一书中的艺术品。这些影像旨在刺激生活在消费程度极高的社会中的市民，促使他们认识到盘剥地球资源的危害以及废弃生活消费品导致的污染。克里斯·乔丹称他的工作过程为“跨标量的虚构”（ the trans-scalar imaginary）。尽管我只提到了不多的几个视觉艺术的例子来代表从古至今就存在的“环境艺术”，但是人类对与自然关系既着迷又迷惑的感受是一样的。 这种入迷与困惑激发人类创作出关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歌曲、故事和报道，而且这种创作普遍存在于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类文化中。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当我们讨论主要的文学类型，如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时，在某种程度上谈论的也是交流的类别——歌曲、故事和信息性报道，人类依赖这些方式互相传达有意义的、令人愉快的且有用的思想。
以上所描述的是环境艺术的必要性。环境艺术不仅包括文学艺术和视觉艺术，还包括音乐、戏剧、电影/电视和其他人类表达形式——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复杂的、有时又是矛盾的关系。这与生态批评有怎样的联系呢？如果说环境艺术是人类探索和描述与自然关系的美好的或审美的交流模式，那么，生态批评则是竭力阐释并将此艺术语境化的学术性模式。换句话说，像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春天的池塘》这样一首关于季节变化的诗，就是环境文学的一个实例；格伦·阿德尔森（Glenn Adelson）和约翰·埃尔德（John Elder）于2006年发表的文章《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春天的池塘〉中的意义生态系统》①就是生态批评作品。这本书②中的文章（尽管其中一些文章包括精致的甚至是诗意的故事叙述）都属于生态批评作品。这些作品研究的作家和文学文本广泛多样，但是，只有其中的少部分会被生态批评学者关注和研究——我稍后再解释这一点。
首先，我要讨论的是生态批评的种类。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最先由威廉·鲁科特（William H. Rueckert）在他1978年发表的文章《文学和生态学：生态批评实验》题目中使用③。这个术语借助这篇文章漂移到学术界，但是直到多年后才被人们所熟知。实际上，在鲁科特使用这一术语之前，学者们就一直在研究文学中的自然主题和环境问题，而且已经有很多年了。例如，大卫·梅泽尔（David Mazel）出版了一本早期生态批评文集《百年早期生态批评》（2001）④，确认了从1864—1964年百年期间的很多作品为生态批评作品，为当代生态批评奠定了基础。鲁科特可能是第一个使用“生态批评”这个术语的学者，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批评家们才使该术语摆脱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并把它运用于关注环境的文学研究领域，使环境文学研究在这段时期得到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广为人知的生态批评定义出现在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的著作《生态批评读者》（1996）中。她在书中写到，生态批评是“对文学和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①。之前的文学研究者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关注审美设计和文本中的人性语境（性别、心理学、社会地位、种族等），相对于这种趋势，格罗费尔蒂和哈罗德·弗洛姆（Harold Fromm）合作编辑了《生态批评读者》一书。格罗费尔蒂以及这本文集中的作者都认为，考虑更广泛的文学“环境语境”和其他人类表达方式是重要的。毕竟，正如梅泽尔在他的著作《美国文学环境保护主义》（2000）开端戏谑而深刻的评论：生态批评家研究文学时，“仿佛地球是重要的”②，而且因为地球并非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文学批评家）都重要，所以，所有的人也许都应该在思考文学时尽量不要忽略地球。 也许现在生态批评领域争论的核心是：是应该限定该领域的范围（例如确定明晰的方法论，确定可供研究的文本，确定适合该领域的有助于定义该领域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是维持该领域的广泛性和开放性，保持生态批评家和生态批评定义的模糊性更好？英国学者彼得·巴里（Peter Barry）在他的畅销书《最初的理论》（2002）中以“生态批评”为最后一章的题目。在这一章，他明确了几个从环境角度进行文学研究的具体策略，例如：“从生态中心的角度”重读经典文学；把“生态中心概念”如“增长和能源，平衡和不平衡”应用到各种情况和现象中；“特别强调把自然置于作品的突出位置的作家”；欣赏“事实的”、甚至是科学类的作品（这些经常被文学批评家所忽略）；不理会那些注重以社会的或语言的方式建构现实的批评理论③。但是，巴里概括了上述几个有限的生态批评实践后，在总结的时候引用了我的评论，正如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曾经对他的评价，那就是广泛的并且“容纳大众”④。
这实际上是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环境批评的未来》（2005）中说的：“文学研究的环境转向最好被理解为不同实践汇集的广场而不是单一僵化的独立体系。”⑤布伊尔建议将生态批评描述为一群关注同一方向或向着大致同样的方向移动的学者，尽管他们的学术实践方式各异。“广场”（请把机场候机楼想成一个这样的区域：通过这个区域，尽管每个乘客和机场工作人员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穿行，但他们都向着可识别的方向移动）这个词意味着在环境问题方面的共同兴趣，尽管读者或批评家具体的关注点可能并不相同。
最近几年，一些生态批评家，例如波多黎各大学的卡米洛·高米迪斯（Camilo Gomides）和韩国成均馆大学的西蒙·埃斯托克（前文提到过），都主张生态批评领域需要一个范围较窄小、更具体的方法论。高米迪斯在2006年的文章中“给生态批评下了个新定义”：“生态批评是这样一个促进问询的领域：提倡和分析能够提出人类和自然互动的道德问题的艺术品，同时促进读者在能约束几代人的限制中生活。”⑥这是一个简洁而极有吸引力的定义，有好几方面令人佩服，其中之一就是，艺术和学术结合起来引导观众在地球上过着对自然更加负责的生活的可能性。当我读到这个定义时，我想到了美国印第安作家约瑟夫·布鲁契克（Joseph Bruchac）那篇赏心悦目的文章《循环是看待事物的方式》（1993）。作者在文章中讲述了格拉斯凯博的故事，这是一个北美东北部土族传统中的无赖，他有一次捕获了森林中所有的动物，装进自己的“猎物袋”中，导致后代再无可猎之物，他的子民最终受到饥饿的威胁。讲完这个传统故事，布鲁契克为21世纪的读者揭开了故事的寓意，把这个故事的道德层面，即对自然欠考虑的利用和当代人的习惯联系起来①。在某种意义上，布鲁契克对这个故事寓意的揭示就是对高米迪斯关于生态批评新定义的的完美阐释。
同样地，埃斯托克在2009年同一篇文章的前言开头就提到：
策略上的直白是早期生态批评的特点，这种直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矛盾模糊，从而对生态批评的成功起到了作用，使之在学术界获得立足点和信誉，但是，也导致了关于生态批评该做什么的不确定性。一些学者觉得，借爱德华·艾比的《有意破坏帮》中的人物萨维斯博士的话：“我们做着做着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刀刃似乎变钝了。②
埃斯托克把这个问题作为他支持新术语“生态恐惧症”的基础。他认为这个术语可能是将来生态批评的焦点和目的。他表示，生态批评家应该成为“生态恐惧症的猎人”，辨认并谴责这种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恐惧倾向（害怕/憎恨/破坏自然）。我最近一直在阅读文化批评家柯蒂斯·怀特（Curtis White）的作品——例如读其2007年的文章《工作生态学》。他在文中说，我们生活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完全是被公司和资本主义体系所控制，而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变成绿色”，因为“环境保护主义的规则不是它的思考方式”③。换句话说，在当今许多社会中，“生态恐惧症”是普遍而猖獗的。自从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数个世纪前开始——至少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的开端，我们在最近的2至3个世纪以来，可能一直忙着以各种表现自然的艺术形式鉴别对自然的敌意态度。
但是，其他生态批评家在承认生态恐惧症的力量是一种破坏环境的观念和源头的同时，会继续支持一种更宽泛的或胸襟豁达的生态批评主义观。我属于后一个群体。首先，我发现近几年像艺术家之类的学者不喜欢聚集在一起。我们没有很好地追随各个流派方向，而是保持一个具有想象力的独立个体。以这本书中的文章为例，17位投稿者在主题、文本等方面都遵循相当不同的方法。如果我要求各篇文章的作者都按照同一个具体的方法写，我可以说，将不会有好的结果，你现在手中拿的很可能只是很薄的一本书！
更重要的是，在频繁的环球旅行中，我和来自各种文化的生态批评家交流，注意到这些文化在术语、审美观及政治的当务之急方面的显著不同。让我简单概述一下刚才的意思。在澳大利亚，一个产生不少世界一流生态批评家的国度，地理环境从极度干旱的沙漠到丰茂的热带森林，从耸立的高山到广阔的海岸，地形地貌差异巨大。那里的生态批评家当然倾向于我所说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他们对文学和人生经历的理解基于地理位置对语言和心理状态的影响。也许将这个观点陈述得最清楚的是马克·阙蒂尼克（Mark Tredinnick）的书《土地的荒野音乐：偶遇巴里·洛佩兹、彼得·马修森、特里·T. 威廉斯和杰姆斯·高尔文》（2005），他在书中表明，这些美国作家从他们家乡的土地（在此书正文前简要的博士论文中，阙蒂尼克在他的讨论中列入了澳大利亚）上形成文学风格①。塔斯马尼亚学者彼得·海（Peter Hay）是《西方环境思想的主要趋势》（2002）一书的作者，他让要求回归本土岛屿和岛屿文化的呼声更为广泛②。同时，萝丝琳·D. 海恩斯（Roslynn D. Haynes）在她的《寻早中心：文学中的澳大利亚沙漠》（1998）一书中强烈表明澳大利亚“红热中心”的高温和干旱对艺术表现的影响③。这些只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几个例子。 在中国，生态批评正蓬勃发展，并有着独特的中国视角。例如，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中文）中用一整章的篇幅分析汉字“风”的“语义场”④。在中国，泥土占卜（即风水）是一个多层次的、语义特别丰富的概念。中国生态批评方法具有多样性。另一个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的代表是生态美学家曾繁仁和程相占。他们倾向于在文学和艺术中挖掘一些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概念——包括宋朝（公元969—1279）的箴言如“天人合一”（“人类与宇宙是一个和谐的统一”）⑤或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庄子的“自然大美”（“自然是最美的”），他们试图用这样简练的语言所表达出的观念去改变当代中国消费社会，使之走向新的道路。
另一方面，在印度，生态批评家尼玛尔·塞尔维莫尼（Nirmal Selvamony）领导一群学者致力于把提奈（tinai，来自于次大陆东南地区的传统泰米尔生态思想）运用到文学作品的研究中⑥。在南非，丹·怀利（Dan Wylie）认为，“布须曼人”的自然观可能有助于把本地南部非洲人对自然的领悟植入文本和处所⑦。法国学者贝特朗·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发展了地理批评理论，把它作为一种应用方式，从而把诸如德勒兹的超越性和德里达的指涉性这样的理论概念应用到空间体验中⑧。而在世界另一边的德国，休伯特·扎普夫（Hubert Zapf）领导奥格斯堡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致力于理解文化生态学，一个准-黑格尔分析模式，能发现文学作品中的生态张力⑨。我还能列举很多这样的例子，如从土耳其到阿根廷、芬兰到日本。把如此之多不同的观点塞入一个狭窄的生态批评模式，其难处（不，应该说是策略上的和实践上的不可能性）也解释了我为什么努力支持观念更加多元化的生态批评模式。
当代生态批评最明显的趋势之一就是，把环境观点运用到本土文学，或运用到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比较中。在2000年，帕特里克·D.墨菲（Patrick D. Murphy）意识到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当时他在其著作《自然转向的文学研究的更广阔的天地》中写道：
如果说生态批评的发展受阻于只关注非小说类的散文和具备非小说类文学性质的小说，那么它的发展同时也受制于只关注英美文学。为了扩大读者和批评家的理解范围，有必要考虑赋予某些种类以优先权，也要给予某些民族文学和其中的种族以特权。
这样的考虑能使自然导向文学的概念更具包罗广泛的性质。这种考虑还能使批评家和读者们，例如像我自己这样主要关注美国文学的人，把文学置于一个国际化的、比较的框架体系中。我把这样的反思看成是提高我们的意识、扩大生态批评领域的方法之一。①
确实，重要的国际生态批评家，如日本的野田研一（Ken-ichi Noda）和山里胜己（Katsunori Yamazato），韩国的金原中（Won-Chung Kim）和申斗浩（Doo-ho Shin），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使之成为只关注美国文学的专家。但是，他们最近几年开始写日本文学和韩国文学中的环境问题，或者说他们已经开始了本国作者和英美作者的比较研究。例如，比较日本作者宫泽贤治（Miyazawa Kenji）和美国作家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尽管我也是研究美国文学的专家，本科和研究生攻读的都是美国文学，但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靠拢生态批评的比较研究。我已经在文章《在世界比较语境中教授美国环境文学》②中描述了一些我在比较生态批评方面的课程。
实际上，当我开始思考这本书中需要强调的作者和文学作品时，我正在准备研究生的研讨会，主题是比较生态批评和国际环境文学，而编辑这本书却要把焦点投注在北美（和英国的几个）作家身上，所以内心很纠纠结。在最近教授的课程中，我加入了这些作者和文本：巴休（Matsuo Bashō）1966年的《通向北部深处的小路》③，玛乔丽·艾葛森（Marjorie Agosín）2008年的《大地和大海：一个智利人的回忆录》④，奥梅罗·阿里达吉斯（Homero Aridjis）1998年的《以不同方式观看的眼睛：诗歌精选》⑤。所有这些作家——还有很多来自东亚和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都值得被选入像本书这样的文集内，也值得被选入中学和大学的环境文学课程中。我曾经参加在华盛顿瑞典大使馆举办的斯堪的纳维亚环境研究会议，所以我在最近的课程中决定采用以下作家的作品：彼得·赫格（Peter Hoeg）1997年的《女人和大猩猩》⑥和克斯廷·埃克曼（Kerstin Ekman）1997年的《黑水》⑦等。其他各种各样的作品还包括：阿勒欧·卡彭帖尔（Alejo Carpentier）2001年的《消失的台阶》⑧，勒·克莱齐奥（J. M. G. Le Clézio）1993年的《勘探者》⑨和2002年的《圆形的和其他冷酷的事实》⑩，其克斯·姆达（Zakes Mda）2006年的《召集鲸鱼者》{11}，威提·伊希玛埃拉（Witi Ihimaera）1987年的《骑鲸者》①，奥罕·帕慕克（Orhan Pamuk）2004年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回忆》②，提姆·温顿（Tim Winton）2003年的《尘土音乐》③和 2008年的《呼吸》④，等等。
最重要的一点是，正如我在本文所表明的，环境表达是全球现象，尽管各类文化中必定有非常重要的大众团体，但是认识到文化的丰富本土特色似乎也很重要。至于生态批评的策略和重点，尽管大家都努力发展被土耳其批评家瑟皮尔·奥帕曼（Serpil Oppermann）半开玩笑地称为“生态批评的一个普遍的实践性理论”—— 类似物理学领域学者做出的相似努力，多元化一直是生态批评领域最重要的方面。
对于那些只想稍稍了解一下文学的环境解读法以教授或学习基本课程的人，所有这些一定显得相当严肃和乏味。其实，这个领域的学者们因为意见不一而互相指责对方的情况很多，如指责对方对鱼类的错误描述⑤，指责对方太过赞美环境文学的美⑥，指责对方过分着迷于某些人的批评理论⑦。其实幽默诙谐也是有的——至少有一点儿。例如在2011年6月，在文学与环境研究会于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召开的一次环境幽默讨论会上，迈克尔·P. 布朗奇（Michael P. Branch）发表的演讲《拧上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个生态批评家？》就很幽默。他的答案是：十个。布朗奇的这十个思考人造光需求的生态批评家，从关心灯泡接口形状的性别敏感度极高的学者，到能源意识强烈的想知道我们是否应该拧下灯泡的批评家都有！这个十人名单上的最后两个生态批评家，既不拧上、也不拧下灯泡，他们“争论灯泡发出的光是第一波、第二波还是第三波”⑧。为什么谈起“波”来了呢？我想通过简单回顾生态批评发展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了较充分地讨论生态批评，你可以追溯到我2009 年发表的题为《生态批评第三波》⑨的文章。劳伦斯·布伊尔在他2005的一本书中开始用“波”这个隐喻来描写生态批评的发展，这个比喻方法受到女性主义运用一系列“波”来描述女性主义发展的启发。布伊尔写道： 无法绘制出文学研究中的环境批评发展的明确地图。然而，确定几条表明发展的趋势线条还是可以办到的，如从生态批评发展的“第一波”到“第二波”或更新更明显的波。然而，第一波、第二波的区别不应该被认为是一条整齐、确切的演变线。
大多数早期生态批评发展中形成的趋势如今走势依然强劲，经过修改的第二波生态批评是以早期生态批评为基础，在与前辈的争论中建立的。在这种意义上，“重写本”（palimpsest）是比“波”更好的隐喻。⑩
我也认为重写本是个更好的隐喻，因为这意味着该领域的早期方法甚至到现在还是活跃和重要的；这些早期方法没有像海洋中真正的波浪那样被新的波浪所替代而消失。在生态批评领域，认为发展趋势的顺序是明确可辨识的这种观点是没有意义的。以下是我对于生态批评发展历史的极短的总结，这是我在1/4个世纪中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
第二波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到现在），那时，生态批评领域开始扩大到包含多种文类，甚至包括通俗文化——有些学者称之为“绿色文化研究”；被研究的作品和作家变得越来越呈现出多元文化性；在世界范围内，对本土环境文学的兴趣日益增长；环境正义生态批评开始在这个时期出现；生态批评的范围扩大到包括都市和郊区文本，还有农村和荒野场所方面的文本。
乔尼·亚当森（Joni Adamson）和我开始在《MELUS：美国的多民族文学》2009夏季特刊的前言中使用术语“第三波生态批评”①。起初，我们致力于新生态批评的比较趋势，这可以回溯到大约2000年（跨民族、跨文化的比较）。但是，后来我开始描述其他显著的趋向：全球关于“处所”②概念的融合与张力（“生态—世界大同主义”）和新生物区域主义[正如汤姆·林奇（Tom Lynch）③在关于“巢类”生物区的讨论中提到的]；日益强调物质生态女性主义和多性别方法（包括生态男性主义和绿色同性恋理论）；对动物界的强烈兴趣（进化生态批评，动物主观性/主体，素食主义，非人类物种的正义，后人文主义）；来自生态批评领域内部的批评（例如上文提到过的菲利普斯和科恩的批评），这种内部批评促进了生态批评的逐渐成熟；还有生态批评家们各式各样的新型行动主义[如约翰·费尔斯提纳（John Felstiner）把诗歌作为一种参与环境活动的手段④]。
你可能不需要知道所有这些研究的新趋向，如果你只是在把你的脚趾浸入生态批评学术研究之海洋。但是，不必焦急——海水是温暖的。[一些作家，例如阿拉斯加作家玛丽贝丝·霍丽曼（Marybeth Holleman）⑤写濒危北极熊，所以就可能会说海水太暖和了——但那是另一种情况了！]
本书的目的是提供一个使人乐于接受的、信息量大的介绍，介绍人文领域中最有活力、最具社会紧迫性的研究分支，提供一个关于它自身的趋向和传统，但同时又易于吸收其他学科、其他文学批评领域的词汇和观点的问询性的领域。请继续阅读本书后面的其他文章，努力领会这些文章作者对生态批评的观点。然后请自己动手写一篇！
（本文原载Scott Slovic，eds.，Critical Insights：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Ipswich，MA：Salem Press，a division of EBSCO Publishing，2013.论文中文版为本刊首发）
[关键词]生态批评；自然；环境；生命之爱；生态恐惧症
[中图分类号]I3/7-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3-0120-09
[作者简介]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1960— ），男，美国爱达荷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英语系文学与环境教授，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SLE）创始人之一，《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ISLE）杂志主编，主要从事环境文学与生态批评的教学和研究。
[译者简介]施经碧（1970— ），女， 浙江平阳人，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研究（江苏南京 210014）。
Title： On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By： Scott Slovic
Abstract： Ecocriticism is a field of textual and cultural studies that emerged in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1970s. Ecocriticism in nature explores the complicated， chang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society and the more-than-human world—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This article briefl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criticism through its first-wave， second-wave， and third-wave phases. The article also offers examples of various non-North American varieties of ecocriticism， including Chinese ecocriticism. Ecocriticism basically tries to reveal how human beings understand themselves in relation to “the other” and why we， as individuals and as a species， behave as we do in our interactions with the natural world， even when our behaviors sometimes work against our own best interests， sometimes our very survival. Environmental philosophers and ecocritics sometimes use words such as “biophilia”（love of living things）and “ecophobia”（dislike or fear of nature）to describe human attitudes toward nature. The field of ecocriticism can be described as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from 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Still， on the most basic level， ecocriticism is concerned with human beings—how we think， how we use language and other forms of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how our own lives are enriched and challenged by our engagement with the more-than-human world.
Key words： ecocriticism；nature；environment；biophilia；ecophobia
想象一下不需要与任何形式的自然界互动便能生存的社会或人类个体。目前，我正在阅读沙曼·阿普特·拉塞尔（Sharman Apt. Russell）的书《饥饿：一部非自然的历史》（2005）①。作者在第一章谈到某些古怪的人类个体——极度肥胖的人，以及在特别的期间内停止进食的“饥饿艺术家”。例如，在2003年，一位美国魔术师曾经把自己禁闭在塔桥边一个大小为6英尺×6英尺×3英尺的箱子内达44天不进食。但是，这位名为大卫·布莱恩的“表演者”有没有喝水？有没有呼吸空气？那个重达465磅、以符号“A.B.”闻名于公众的苏格兰男人又怎么样呢？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减去276磅，禁食达13个月。然而在这个漫长的饥饿期，这位A.B.先生仍然是依赖这个星球、依赖自然才幸存下来。纵观历史，人类一直依赖着与自然的关系才得以存在。 有人可能会说，问题是很多文化或者把自然看成想当然的事物，或者正如生态文学批评家西蒙·埃斯托克（Simon C. Estok）最近所写的那样，人们已经形成对自然的敌对态度，认为人类如果要取得成功和获取舒适就要统治自然、剥削自然，而不是与非人类世界形成一种共生的或合作的关系。埃斯托克称这种对自然的敌意为“生态恐惧症”，并认为这是很多当代社会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是人类需要克服的，如果人类想继续在这个星球上很好地生存下去②。
上文所描述的是一种悖论，一种奇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境况，即我们知道每个人都需要自然，但是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又认为自己是不需要物质这个累赘的。我们认为自己聪明到可以战胜自然界：既能在凉爽舒适的地区居住，又能在炎热的地区定居；可以吃任何想吃的食物，不受时间、季节的限制；可以在一天之内飞越广阔的区域；可以为了进食或其他的目的消灭别的物种，甚至是那些比自己强大的动物，甚至是那些在基因上与自己极近的动物，如黑猩猩。我认为，人类或多或少属于我刚才所描述的情况中的一种。我也知道，我本人就是这样的，尽管我是所谓的环保主义学者。这个网络时代的某些学者甚至提出自然界不再有意义，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网络的虚拟空间而非自然界。然而，我们还是得吃喝并呼吸，需要有实体空间来安置我们的身体。不少人会说，除非我们能在庭院里、上班或上学途中感觉到微风拂过皮肤，听到鸟儿啾啾而鸣，否则我们的精神无法获得满足。与西蒙·埃斯托克“生态恐惧症”相对立的观念来自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所表述的“生命之爱”，一种内在的、固有的对生物的本能的爱③。有人可能会扩大这个概念的内涵，认为人类内心存在一种对世界的基本的爱，正是这种本质意义上的爱诱导了我们的行为，甚至可能激发了我们的生存愿望，促使我们繁衍可能会同样热爱和颂扬地球的子孙后代。
展示上述两种互相冲突的亲生物冲动和恐生态冲动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我们与自然世界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事实上，这不仅仅是21世纪第一世界的都市处境（这种都市处境是后现代工业化和怀疑论的结果）。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诞生之初起就已开始从实用的、审美的和哲学的角度思索我们和其他物种的关系。我们是如何做到培育植物以供食用，或是如何狩猎体型比我们大、动作比我们迅捷的动物的？南部欧洲比利牛斯山脉岩洞墙壁上画的鹿和牛类动物可能用的什么颜料？除了与人类不同，生活在人类之中的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除了在主体性方面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几个月前，我在法国图卢兹市作系列演讲期间，参观了存在于地下半英里达14，000年的尼奥洞窟，那里的岩壁上画着色彩丰富且鲜艳的羚羊类动物。附近的其他岩洞，例如著名的拉斯科克斯洞窟，据说还要古老数千年。参观尼奥洞窟几天后，我去了西雅图、华盛顿，与摄影家兼数字化艺术家克里斯·乔丹（Chris Jordan）交谈。他用尖端的计算机软件处理数千幅运动型多用途汽车标识的影像、手机影像和塑料袋影像，创造出犹如他的《运转数字：一幅美国自画像》（Running the Numbers： An American Self-Portrait，2009）一书中的艺术品。这些影像旨在刺激生活在消费程度极高的社会中的市民，促使他们认识到盘剥地球资源的危害以及废弃生活消费品导致的污染。克里斯·乔丹称他的工作过程为“跨标量的虚构”（ the trans-scalar imaginary）。尽管我只提到了不多的几个视觉艺术的例子来代表从古至今就存在的“环境艺术”，但是人类对与自然关系既着迷又迷惑的感受是一样的。 这种入迷与困惑激发人类创作出关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歌曲、故事和报道，而且这种创作普遍存在于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类文化中。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当我们讨论主要的文学类型，如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时，在某种程度上谈论的也是交流的类别——歌曲、故事和信息性报道，人类依赖这些方式互相传达有意义的、令人愉快的且有用的思想。
以上所描述的是环境艺术的必要性。环境艺术不仅包括文学艺术和视觉艺术，还包括音乐、戏剧、电影/电视和其他人类表达形式——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复杂的、有时又是矛盾的关系。这与生态批评有怎样的联系呢？如果说环境艺术是人类探索和描述与自然关系的美好的或审美的交流模式，那么，生态批评则是竭力阐释并将此艺术语境化的学术性模式。换句话说，像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春天的池塘》这样一首关于季节变化的诗，就是环境文学的一个实例；格伦·阿德尔森（Glenn Adelson）和约翰·埃尔德（John Elder）于2006年发表的文章《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春天的池塘〉中的意义生态系统》①就是生态批评作品。这本书②中的文章（尽管其中一些文章包括精致的甚至是诗意的故事叙述）都属于生态批评作品。这些作品研究的作家和文学文本广泛多样，但是，只有其中的少部分会被生态批评学者关注和研究——我稍后再解释这一点。
首先，我要讨论的是生态批评的种类。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最先由威廉·鲁科特（William H. Rueckert）在他1978年发表的文章《文学和生态学：生态批评实验》题目中使用③。这个术语借助这篇文章漂移到学术界，但是直到多年后才被人们所熟知。实际上，在鲁科特使用这一术语之前，学者们就一直在研究文学中的自然主题和环境问题，而且已经有很多年了。例如，大卫·梅泽尔（David Mazel）出版了一本早期生态批评文集《百年早期生态批评》（2001）④，确认了从1864—1964年百年期间的很多作品为生态批评作品，为当代生态批评奠定了基础。鲁科特可能是第一个使用“生态批评”这个术语的学者，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批评家们才使该术语摆脱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并把它运用于关注环境的文学研究领域，使环境文学研究在这段时期得到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广为人知的生态批评定义出现在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的著作《生态批评读者》（1996）中。她在书中写到，生态批评是“对文学和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①。之前的文学研究者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关注审美设计和文本中的人性语境（性别、心理学、社会地位、种族等），相对于这种趋势，格罗费尔蒂和哈罗德·弗洛姆（Harold Fromm）合作编辑了《生态批评读者》一书。格罗费尔蒂以及这本文集中的作者都认为，考虑更广泛的文学“环境语境”和其他人类表达方式是重要的。毕竟，正如梅泽尔在他的著作《美国文学环境保护主义》（2000）开端戏谑而深刻的评论：生态批评家研究文学时，“仿佛地球是重要的”②，而且因为地球并非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文学批评家）都重要，所以，所有的人也许都应该在思考文学时尽量不要忽略地球。 也许现在生态批评领域争论的核心是：是应该限定该领域的范围（例如确定明晰的方法论，确定可供研究的文本，确定适合该领域的有助于定义该领域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是维持该领域的广泛性和开放性，保持生态批评家和生态批评定义的模糊性更好？英国学者彼得·巴里（Peter Barry）在他的畅销书《最初的理论》（2002）中以“生态批评”为最后一章的题目。在这一章，他明确了几个从环境角度进行文学研究的具体策略，例如：“从生态中心的角度”重读经典文学；把“生态中心概念”如“增长和能源，平衡和不平衡”应用到各种情况和现象中；“特别强调把自然置于作品的突出位置的作家”；欣赏“事实的”、甚至是科学类的作品（这些经常被文学批评家所忽略）；不理会那些注重以社会的或语言的方式建构现实的批评理论③。但是，巴里概括了上述几个有限的生态批评实践后，在总结的时候引用了我的评论，正如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曾经对他的评价，那就是广泛的并且“容纳大众”④。
这实际上是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环境批评的未来》（2005）中说的：“文学研究的环境转向最好被理解为不同实践汇集的广场而不是单一僵化的独立体系。”⑤布伊尔建议将生态批评描述为一群关注同一方向或向着大致同样的方向移动的学者，尽管他们的学术实践方式各异。“广场”（请把机场候机楼想成一个这样的区域：通过这个区域，尽管每个乘客和机场工作人员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穿行，但他们都向着可识别的方向移动）这个词意味着在环境问题方面的共同兴趣，尽管读者或批评家具体的关注点可能并不相同。
最近几年，一些生态批评家，例如波多黎各大学的卡米洛·高米迪斯（Camilo Gomides）和韩国成均馆大学的西蒙·埃斯托克（前文提到过），都主张生态批评领域需要一个范围较窄小、更具体的方法论。高米迪斯在2006年的文章中“给生态批评下了个新定义”：“生态批评是这样一个促进问询的领域：提倡和分析能够提出人类和自然互动的道德问题的艺术品，同时促进读者在能约束几代人的限制中生活。”⑥这是一个简洁而极有吸引力的定义，有好几方面令人佩服，其中之一就是，艺术和学术结合起来引导观众在地球上过着对自然更加负责的生活的可能性。当我读到这个定义时，我想到了美国印第安作家约瑟夫·布鲁契克（Joseph Bruchac）那篇赏心悦目的文章《循环是看待事物的方式》（1993）。作者在文章中讲述了格拉斯凯博的故事，这是一个北美东北部土族传统中的无赖，他有一次捕获了森林中所有的动物，装进自己的“猎物袋”中，导致后代再无可猎之物，他的子民最终受到饥饿的威胁。讲完这个传统故事，布鲁契克为21世纪的读者揭开了故事的寓意，把这个故事的道德层面，即对自然欠考虑的利用和当代人的习惯联系起来①。在某种意义上，布鲁契克对这个故事寓意的揭示就是对高米迪斯关于生态批评新定义的的完美阐释。
同样地，埃斯托克在2009年同一篇文章的前言开头就提到：
策略上的直白是早期生态批评的特点，这种直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矛盾模糊，从而对生态批评的成功起到了作用，使之在学术界获得立足点和信誉，但是，也导致了关于生态批评该做什么的不确定性。一些学者觉得，借爱德华·艾比的《有意破坏帮》中的人物萨维斯博士的话：“我们做着做着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刀刃似乎变钝了。②
埃斯托克把这个问题作为他支持新术语“生态恐惧症”的基础。他认为这个术语可能是将来生态批评的焦点和目的。他表示，生态批评家应该成为“生态恐惧症的猎人”，辨认并谴责这种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恐惧倾向（害怕/憎恨/破坏自然）。我最近一直在阅读文化批评家柯蒂斯·怀特（Curtis White）的作品——例如读其2007年的文章《工作生态学》。他在文中说，我们生活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完全是被公司和资本主义体系所控制，而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变成绿色”，因为“环境保护主义的规则不是它的思考方式”③。换句话说，在当今许多社会中，“生态恐惧症”是普遍而猖獗的。自从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数个世纪前开始——至少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的开端，我们在最近的2至3个世纪以来，可能一直忙着以各种表现自然的艺术形式鉴别对自然的敌意态度。
但是，其他生态批评家在承认生态恐惧症的力量是一种破坏环境的观念和源头的同时，会继续支持一种更宽泛的或胸襟豁达的生态批评主义观。我属于后一个群体。首先，我发现近几年像艺术家之类的学者不喜欢聚集在一起。我们没有很好地追随各个流派方向，而是保持一个具有想象力的独立个体。以这本书中的文章为例，17位投稿者在主题、文本等方面都遵循相当不同的方法。如果我要求各篇文章的作者都按照同一个具体的方法写，我可以说，将不会有好的结果，你现在手中拿的很可能只是很薄的一本书！
更重要的是，在频繁的环球旅行中，我和来自各种文化的生态批评家交流，注意到这些文化在术语、审美观及政治的当务之急方面的显著不同。让我简单概述一下刚才的意思。在澳大利亚，一个产生不少世界一流生态批评家的国度，地理环境从极度干旱的沙漠到丰茂的热带森林，从耸立的高山到广阔的海岸，地形地貌差异巨大。那里的生态批评家当然倾向于我所说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他们对文学和人生经历的理解基于地理位置对语言和心理状态的影响。也许将这个观点陈述得最清楚的是马克·阙蒂尼克（Mark Tredinnick）的书《土地的荒野音乐：偶遇巴里·洛佩兹、彼得·马修森、特里·T. 威廉斯和杰姆斯·高尔文》（2005），他在书中表明，这些美国作家从他们家乡的土地（在此书正文前简要的博士论文中，阙蒂尼克在他的讨论中列入了澳大利亚）上形成文学风格①。塔斯马尼亚学者彼得·海（Peter Hay）是《西方环境思想的主要趋势》（2002）一书的作者，他让要求回归本土岛屿和岛屿文化的呼声更为广泛②。同时，萝丝琳·D. 海恩斯（Roslynn D. Haynes）在她的《寻早中心：文学中的澳大利亚沙漠》（1998）一书中强烈表明澳大利亚“红热中心”的高温和干旱对艺术表现的影响③。这些只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几个例子。 在中国，生态批评正蓬勃发展，并有着独特的中国视角。例如，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中文）中用一整章的篇幅分析汉字“风”的“语义场”④。在中国，泥土占卜（即风水）是一个多层次的、语义特别丰富的概念。中国生态批评方法具有多样性。另一个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的代表是生态美学家曾繁仁和程相占。他们倾向于在文学和艺术中挖掘一些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概念——包括宋朝（公元969—1279）的箴言如“天人合一”（“人类与宇宙是一个和谐的统一”）⑤或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庄子的“自然大美”（“自然是最美的”），他们试图用这样简练的语言所表达出的观念去改变当代中国消费社会，使之走向新的道路。
另一方面，在印度，生态批评家尼玛尔·塞尔维莫尼（Nirmal Selvamony）领导一群学者致力于把提奈（tinai，来自于次大陆东南地区的传统泰米尔生态思想）运用到文学作品的研究中⑥。在南非，丹·怀利（Dan Wylie）认为，“布须曼人”的自然观可能有助于把本地南部非洲人对自然的领悟植入文本和处所⑦。法国学者贝特朗·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发展了地理批评理论，把它作为一种应用方式，从而把诸如德勒兹的超越性和德里达的指涉性这样的理论概念应用到空间体验中⑧。而在世界另一边的德国，休伯特·扎普夫（Hubert Zapf）领导奥格斯堡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致力于理解文化生态学，一个准-黑格尔分析模式，能发现文学作品中的生态张力⑨。我还能列举很多这样的例子，如从土耳其到阿根廷、芬兰到日本。把如此之多不同的观点塞入一个狭窄的生态批评模式，其难处（不，应该说是策略上的和实践上的不可能性）也解释了我为什么努力支持观念更加多元化的生态批评模式。
当代生态批评最明显的趋势之一就是，把环境观点运用到本土文学，或运用到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比较中。在2000年，帕特里克·D.墨菲（Patrick D. Murphy）意识到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当时他在其著作《自然转向的文学研究的更广阔的天地》中写道：
如果说生态批评的发展受阻于只关注非小说类的散文和具备非小说类文学性质的小说，那么它的发展同时也受制于只关注英美文学。为了扩大读者和批评家的理解范围，有必要考虑赋予某些种类以优先权，也要给予某些民族文学和其中的种族以特权。
这样的考虑能使自然导向文学的概念更具包罗广泛的性质。这种考虑还能使批评家和读者们，例如像我自己这样主要关注美国文学的人，把文学置于一个国际化的、比较的框架体系中。我把这样的反思看成是提高我们的意识、扩大生态批评领域的方法之一。①
确实，重要的国际生态批评家，如日本的野田研一（Ken-ichi Noda）和山里胜己（Katsunori Yamazato），韩国的金原中（Won-Chung Kim）和申斗浩（Doo-ho Shin），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使之成为只关注美国文学的专家。但是，他们最近几年开始写日本文学和韩国文学中的环境问题，或者说他们已经开始了本国作者和英美作者的比较研究。例如，比较日本作者宫泽贤治（Miyazawa Kenji）和美国作家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尽管我也是研究美国文学的专家，本科和研究生攻读的都是美国文学，但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靠拢生态批评的比较研究。我已经在文章《在世界比较语境中教授美国环境文学》②中描述了一些我在比较生态批评方面的课程。
实际上，当我开始思考这本书中需要强调的作者和文学作品时，我正在准备研究生的研讨会，主题是比较生态批评和国际环境文学，而编辑这本书却要把焦点投注在北美（和英国的几个）作家身上，所以内心很纠纠结。在最近教授的课程中，我加入了这些作者和文本：巴休（Matsuo Bashō）1966年的《通向北部深处的小路》③，玛乔丽·艾葛森（Marjorie Agosín）2008年的《大地和大海：一个智利人的回忆录》④，奥梅罗·阿里达吉斯（Homero Aridjis）1998年的《以不同方式观看的眼睛：诗歌精选》⑤。所有这些作家——还有很多来自东亚和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都值得被选入像本书这样的文集内，也值得被选入中学和大学的环境文学课程中。我曾经参加在华盛顿瑞典大使馆举办的斯堪的纳维亚环境研究会议，所以我在最近的课程中决定采用以下作家的作品：彼得·赫格（Peter Hoeg）1997年的《女人和大猩猩》⑥和克斯廷·埃克曼（Kerstin Ekman）1997年的《黑水》⑦等。其他各种各样的作品还包括：阿勒欧·卡彭帖尔（Alejo Carpentier）2001年的《消失的台阶》⑧，勒·克莱齐奥（J. M. G. Le Clézio）1993年的《勘探者》⑨和2002年的《圆形的和其他冷酷的事实》⑩，其克斯·姆达（Zakes Mda）2006年的《召集鲸鱼者》{11}，威提·伊希玛埃拉（Witi Ihimaera）1987年的《骑鲸者》①，奥罕·帕慕克（Orhan Pamuk）2004年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回忆》②，提姆·温顿（Tim Winton）2003年的《尘土音乐》③和 2008年的《呼吸》④，等等。
最重要的一点是，正如我在本文所表明的，环境表达是全球现象，尽管各类文化中必定有非常重要的大众团体，但是认识到文化的丰富本土特色似乎也很重要。至于生态批评的策略和重点，尽管大家都努力发展被土耳其批评家瑟皮尔·奥帕曼（Serpil Oppermann）半开玩笑地称为“生态批评的一个普遍的实践性理论”—— 类似物理学领域学者做出的相似努力，多元化一直是生态批评领域最重要的方面。
对于那些只想稍稍了解一下文学的环境解读法以教授或学习基本课程的人，所有这些一定显得相当严肃和乏味。其实，这个领域的学者们因为意见不一而互相指责对方的情况很多，如指责对方对鱼类的错误描述⑤，指责对方太过赞美环境文学的美⑥，指责对方过分着迷于某些人的批评理论⑦。其实幽默诙谐也是有的——至少有一点儿。例如在2011年6月，在文学与环境研究会于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召开的一次环境幽默讨论会上，迈克尔·P. 布朗奇（Michael P. Branch）发表的演讲《拧上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个生态批评家？》就很幽默。他的答案是：十个。布朗奇的这十个思考人造光需求的生态批评家，从关心灯泡接口形状的性别敏感度极高的学者，到能源意识强烈的想知道我们是否应该拧下灯泡的批评家都有！这个十人名单上的最后两个生态批评家，既不拧上、也不拧下灯泡，他们“争论灯泡发出的光是第一波、第二波还是第三波”⑧。为什么谈起“波”来了呢？我想通过简单回顾生态批评发展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了较充分地讨论生态批评，你可以追溯到我2009 年发表的题为《生态批评第三波》⑨的文章。劳伦斯·布伊尔在他2005的一本书中开始用“波”这个隐喻来描写生态批评的发展，这个比喻方法受到女性主义运用一系列“波”来描述女性主义发展的启发。布伊尔写道： 无法绘制出文学研究中的环境批评发展的明确地图。然而，确定几条表明发展的趋势线条还是可以办到的，如从生态批评发展的“第一波”到“第二波”或更新更明显的波。然而，第一波、第二波的区别不应该被认为是一条整齐、确切的演变线。
大多数早期生态批评发展中形成的趋势如今走势依然强劲，经过修改的第二波生态批评是以早期生态批评为基础，在与前辈的争论中建立的。在这种意义上，“重写本”（palimpsest）是比“波”更好的隐喻。⑩
我也认为重写本是个更好的隐喻，因为这意味着该领域的早期方法甚至到现在还是活跃和重要的；这些早期方法没有像海洋中真正的波浪那样被新的波浪所替代而消失。在生态批评领域，认为发展趋势的顺序是明确可辨识的这种观点是没有意义的。以下是我对于生态批评发展历史的极短的总结，这是我在1/4个世纪中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
第二波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到现在），那时，生态批评领域开始扩大到包含多种文类，甚至包括通俗文化——有些学者称之为“绿色文化研究”；被研究的作品和作家变得越来越呈现出多元文化性；在世界范围内，对本土环境文学的兴趣日益增长；环境正义生态批评开始在这个时期出现；生态批评的范围扩大到包括都市和郊区文本，还有农村和荒野场所方面的文本。
乔尼·亚当森（Joni Adamson）和我开始在《MELUS：美国的多民族文学》2009夏季特刊的前言中使用术语“第三波生态批评”①。起初，我们致力于新生态批评的比较趋势，这可以回溯到大约2000年（跨民族、跨文化的比较）。但是，后来我开始描述其他显著的趋向：全球关于“处所”②概念的融合与张力（“生态—世界大同主义”）和新生物区域主义[正如汤姆·林奇（Tom Lynch）③在关于“巢类”生物区的讨论中提到的]；日益强调物质生态女性主义和多性别方法（包括生态男性主义和绿色同性恋理论）；对动物界的强烈兴趣（进化生态批评，动物主观性/主体，素食主义，非人类物种的正义，后人文主义）；来自生态批评领域内部的批评（例如上文提到过的菲利普斯和科恩的批评），这种内部批评促进了生态批评的逐渐成熟；还有生态批评家们各式各样的新型行动主义[如约翰·费尔斯提纳（John Felstiner）把诗歌作为一种参与环境活动的手段④]。
你可能不需要知道所有这些研究的新趋向，如果你只是在把你的脚趾浸入生态批评学术研究之海洋。但是，不必焦急——海水是温暖的。[一些作家，例如阿拉斯加作家玛丽贝丝·霍丽曼（Marybeth Holleman）⑤写濒危北极熊，所以就可能会说海水太暖和了——但那是另一种情况了！]
本书的目的是提供一个使人乐于接受的、信息量大的介绍，介绍人文领域中最有活力、最具社会紧迫性的研究分支，提供一个关于它自身的趋向和传统，但同时又易于吸收其他学科、其他文学批评领域的词汇和观点的问询性的领域。请继续阅读本书后面的其他文章，努力领会这些文章作者对生态批评的观点。然后请自己动手写一篇！
（本文原载Scott Slovic，eds.，Critical Insights：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Ipswich，MA：Salem Press，a division of EBSCO Publishing，2013.论文中文版为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