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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轼不仅是北宋年间中国文坛上最耀眼的巨星，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苏轼的一生虽然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仕途屡遭贬逐，历经许多坎坷，时时处于人生的逆境，特别是贬谪黄州期，处于一种极端孤独与寂寞的处境，感到人生如梦，但他并未因此而对苦难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也没有因此否定人生，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儒家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广泛吸收了佛、禅、道、玄诸家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和心灵境界的人生哲学，将精神的超越作为人生的一种境界来追求和实践，力求自我超脱，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本问试从苏轼的生平事迹和部分作品对其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进行探求研究。
关键词：苏轼人生态度 超然物外乐观旷达 探求研究
一、苏轼的生平事迹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苏轼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里，他的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读书务知大义”，“诗多至千余篇”。[1]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为人聪明，辩智过人”。 [2]母亲程氏，是一个善良而有知识的妇女，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小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他的外祖父亦富于藏书，为苏轼早年接触庄子思想提供了条件。这样一个富于文化传统的家庭环境造就了苏轼这样一个著名的文学家。
当苏轼２１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他对待人生又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牴牾。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祐，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２２岁中进士，２６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４４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
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3]
二、从其作品探其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奔走四方，经历过许多坎坷，见识了人生路上的许多风风雨雨，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生活阅历。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总是用一个哲人的眼光去审视世间的一切，用海洋一样阔大的胸怀去包容一切，对尘世的沉浮总以冷静、旷达、乐观的态度对待。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反映了超然物外、乐观旷达 的人生态度。并豪无掩饰的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思堂记》）。[4]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经转化为理性的思考。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由于苏轼超然物外、乐观旷达的精神，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得出。这样的诗歌，经乐观旷达的苏轼微笔一点，不但优美动人，而且又极富哲理，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
又如《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善于领略自然美景的诗人眼中，西湖的晴姿雨态都是美好奇妙的。“晴方好”“雨亦奇”，是诗人对西湖美景的赞誉。在这些美好景色中也要有一种乐观旷达的心境和人生态度此情次景才如此恬适清新。《慈湖夹阻风》：“此生归路愈茫然”“人间何处不巉岩”。暗示人们不要贪恋捷径坦途，人生难免碰上□岩逆风。这种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正是苏轼开朗的性格和爽朗乐观的人生态度的体现。《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等诗，融情入景，借景写情，都显现出作者履险如夷、破忧为喜的开阔襟怀和诗人在逆境中依然对生活充满乐观和自信的人生态度。
黄州、惠州、儋州，皆东坡贬谪流放之地。而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地在他的笔下却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来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 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四十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苏轼能从贬谪流放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幽默的笔调化解之，表现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其乐观旷达的精神可见一斑。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轩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气势雄放。[5]
苏轼的词里，也同样表现出一种乐观旷达、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
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分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笑谈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通过雄奇壮阔的自然美景来展现自己的人生感慨，借以表现忘怀无我、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临江仙·夜归东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豰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这是一种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的大彻大悟的人生哲学。同时也体现出一种乐观旷达的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
在惠州时，他写下了“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的名句，表现了一种超然于纷争之处的淡泊心境。道家的清静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已经体现为苏轼的一种人生态度的旷达。即使长期身居天涯海角，他也达观地看待身边的一切：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减字木兰花》）
这是一种随遇而安的自适的心态。在生机勃勃的大自然面前，个人的进退成败已变得微不足道。胸中的荣辱得失之念已成为眼云烟。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韩魏公醉白堂记》，或表达关心稼穑、与民同乐的思想，或体现游于物外、无往不乐的襟怀，或赞扬严于律己、廉于取名的风节,都善于借事寓理寄情,且文意翻澜,发人深思。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遭受政治迫害，贬谪到黄州已经两年了。“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水中的鲜鱼，山间的新笋，总之，江城的一切风物，都给政治失意的苏轼带来了莫大的慰藉。这时，他曾站立在江边赤壁之上，眺望如画江山，唱出了“大江东去”的豪放歌声。他还在七月十六日一个幽静的夜晚，驾舟畅游于赤壁之下的长江水面，写下了千古名作《前赤壁赋》。作者在走出监狱到达流放地而几乎丧失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一点也不灰心丧气，并且那么坦荡、旷达，具有强烈的生活信念，正是通过赤壁之游来表达对宇宙人生的见解。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江上之清风”有声，“山间之明月”有色，江山无尽，天地无私，风月长存，声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固然表现了他对政治迫害的蔑视，对于所追求的理想的坚持，可是身处逆境的他依然那么豁达、开朗、乐观、自信，不正体现他那乐观旷达、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吗？
三、小结
综观苏轼的生平事迹，以及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一生多次受到排斥打击，遭受了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时时处于人生的逆境，面对这如梦的人生，他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与佛、禅、道、玄诸家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和心灵境界的人生哲学很好的结合，构成了苏东坡洒脱无拘，随缘自适，超然物外，乐观旷达的人生哲学，“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6]力求自我超脱，从而巧妙得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等的矛盾，并通过他的文学创作来表达一种对于社会、人生以及宇宙本体的思索以及他对待人生超旷达观的襟怀和态度。
参考文献：
[1]曾巩全集.卷四十三.志铭八首. 曾巩.
[2]附录.卷上. 老苏先生哀词（并引）.曾巩
[3]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版.
[4]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版.
[5]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版.
[6]苏轼评传.曾枣庄.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1.
关键词：苏轼人生态度 超然物外乐观旷达 探求研究
一、苏轼的生平事迹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苏轼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里，他的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读书务知大义”，“诗多至千余篇”。[1]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为人聪明，辩智过人”。 [2]母亲程氏，是一个善良而有知识的妇女，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小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他的外祖父亦富于藏书，为苏轼早年接触庄子思想提供了条件。这样一个富于文化传统的家庭环境造就了苏轼这样一个著名的文学家。
当苏轼２１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他对待人生又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牴牾。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祐，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２２岁中进士，２６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４４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
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3]
二、从其作品探其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奔走四方，经历过许多坎坷，见识了人生路上的许多风风雨雨，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生活阅历。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总是用一个哲人的眼光去审视世间的一切，用海洋一样阔大的胸怀去包容一切，对尘世的沉浮总以冷静、旷达、乐观的态度对待。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反映了超然物外、乐观旷达 的人生态度。并豪无掩饰的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思堂记》）。[4]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经转化为理性的思考。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由于苏轼超然物外、乐观旷达的精神，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得出。这样的诗歌，经乐观旷达的苏轼微笔一点，不但优美动人，而且又极富哲理，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
又如《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善于领略自然美景的诗人眼中，西湖的晴姿雨态都是美好奇妙的。“晴方好”“雨亦奇”，是诗人对西湖美景的赞誉。在这些美好景色中也要有一种乐观旷达的心境和人生态度此情次景才如此恬适清新。《慈湖夹阻风》：“此生归路愈茫然”“人间何处不巉岩”。暗示人们不要贪恋捷径坦途，人生难免碰上□岩逆风。这种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正是苏轼开朗的性格和爽朗乐观的人生态度的体现。《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等诗，融情入景，借景写情，都显现出作者履险如夷、破忧为喜的开阔襟怀和诗人在逆境中依然对生活充满乐观和自信的人生态度。
黄州、惠州、儋州，皆东坡贬谪流放之地。而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地在他的笔下却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来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 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四十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苏轼能从贬谪流放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幽默的笔调化解之，表现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其乐观旷达的精神可见一斑。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轩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气势雄放。[5]
苏轼的词里，也同样表现出一种乐观旷达、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
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分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笑谈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通过雄奇壮阔的自然美景来展现自己的人生感慨，借以表现忘怀无我、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临江仙·夜归东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豰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这是一种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的大彻大悟的人生哲学。同时也体现出一种乐观旷达的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
在惠州时，他写下了“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的名句，表现了一种超然于纷争之处的淡泊心境。道家的清静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已经体现为苏轼的一种人生态度的旷达。即使长期身居天涯海角，他也达观地看待身边的一切：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减字木兰花》）
这是一种随遇而安的自适的心态。在生机勃勃的大自然面前，个人的进退成败已变得微不足道。胸中的荣辱得失之念已成为眼云烟。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韩魏公醉白堂记》，或表达关心稼穑、与民同乐的思想，或体现游于物外、无往不乐的襟怀，或赞扬严于律己、廉于取名的风节,都善于借事寓理寄情,且文意翻澜,发人深思。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遭受政治迫害，贬谪到黄州已经两年了。“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水中的鲜鱼，山间的新笋，总之，江城的一切风物，都给政治失意的苏轼带来了莫大的慰藉。这时，他曾站立在江边赤壁之上，眺望如画江山，唱出了“大江东去”的豪放歌声。他还在七月十六日一个幽静的夜晚，驾舟畅游于赤壁之下的长江水面，写下了千古名作《前赤壁赋》。作者在走出监狱到达流放地而几乎丧失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一点也不灰心丧气，并且那么坦荡、旷达，具有强烈的生活信念，正是通过赤壁之游来表达对宇宙人生的见解。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江上之清风”有声，“山间之明月”有色，江山无尽，天地无私，风月长存，声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固然表现了他对政治迫害的蔑视，对于所追求的理想的坚持，可是身处逆境的他依然那么豁达、开朗、乐观、自信，不正体现他那乐观旷达、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吗？
三、小结
综观苏轼的生平事迹，以及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一生多次受到排斥打击，遭受了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时时处于人生的逆境，面对这如梦的人生，他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与佛、禅、道、玄诸家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和心灵境界的人生哲学很好的结合，构成了苏东坡洒脱无拘，随缘自适，超然物外，乐观旷达的人生哲学，“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6]力求自我超脱，从而巧妙得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等的矛盾，并通过他的文学创作来表达一种对于社会、人生以及宇宙本体的思索以及他对待人生超旷达观的襟怀和态度。
参考文献：
[1]曾巩全集.卷四十三.志铭八首. 曾巩.
[2]附录.卷上. 老苏先生哀词（并引）.曾巩
[3]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版.
[4]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版.
[5]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版.
[6]苏轼评传.曾枣庄.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