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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住在一栋破旧的老房子里,像极了“一窝怪人”。但对于小说家爱德华·道克斯来说,拥有成群的兄弟姐妹最大的好处在于,能使你获得过人的情商。
每个孩子的童年各不相同,“只缘身在此山中”,自己自然见怪不怪。上世纪80年代末,每当我和我的一群兄弟姐妹到一个地方,旁观者看我们的眼神和表情总会使我们困惑——但我们不过是从一辆老旧皮实的四轮马车鱼贯而下,花的时间长一些罢了。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人多势众”,而我是他们的“老大”。然后是老二抱抱、老三贝贝、老四维治、老五胖胖、老六鹅鹅,最后是老七黑客。我们给所有东西都起了外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的家位于英国柴郡,那是一栋位置偏远、凌乱破败的老式爱德华式建筑,房子里没有地毯和窗帘。我家的开销总是入不敷出。很少有朋友来我家做客,因为房子的位置太偏僻,实在难以描述清楚。
家里的家具大多破旧不堪,单单听到“装饰”这个词就能让我们充满期待,欢欣雀跃。家里有一些十分古老的炊具和一支接近“史前”的浴缸,浴缸的样子就像一艘大船,长长的水管和排水管一到晚上就叮叮咣咣地响个不停。层层的蛛网在房间内纵横交织,厚厚的尘土和昆虫尸体是卧室的点缀。一走进屋,烟熏火燎的气味便扑面而来。
我们的爸爸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他在口腔诊所工作,致力于根管治疗的研究——牙科的一种专业技术。到了周末,他会设法一边修理坏了的自行车、洗衣机、水龙头、电灯或小货车,一边给我们讲早期人类学。我们的妈妈在1987年知道自己有一半的俄罗斯血统后,开办了一个小机构,当起了音乐会策划人,小生意运作得很好,而这个小型机构——她的办公室,事实上就是我那还在吃奶的小弟弟的卧室。她一边听着刺耳的老旧磁带播放的拉赫马尼诺夫和柴可夫斯基,一边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音乐家们手工赶制着宣传海报。
我们的童年时光,看上去像放养——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事实上我们对父母的教诲言听计从,我们就像一群童子军:无论他们做什么,我们也跟着做,任何他们不认可的事情,我们绝不会任其发生。做家务对我们来说更是不在话下。但他们对我们的爱与陪伴并不比别的家庭少。如今听到“育儿方式”这个词,总能令他们捧腹大笑——哪里需要什么方式?他们的方式分明就是没有方式嘛!
“妈妈去商店了吗?”从曼彻斯特的学校一回到家我就问。
“去了。”一个小不点儿说(小不点儿是我们用来称呼弟弟妹妹的词语)。
“我们现在有什么可吃?”我又问。小不点儿们就会指着妈妈买来的几袋东西。
“有生菜,”老二抱抱马上答话,他一边吮着手指,另一只手翻动着食品袋,“还有芥末和威化巧克力。没别的了。”
我们6个索性一同扑向那些食品袋,把袋子全部敞开,有的在桌子旁,有的在椅子上,有的在地上——每个人的位置基本上取决于每个人的身高。袋子里一般会有20多颗生菜、7罐英式芥末,有时可能有一些芹菜,然后是6包哈佛威化——这是我们爸爸唯一有时间吃的东西。我们就是这样逐渐学习做饭的——以及逐渐学会做一切事——我们一起动手,七手八脚、七上八下——一幅有点儿怪异的画面吧。我们可能这几天做生菜和谷物沙拉,如果妈妈买了其他东西,可能过几天就做金枪鱼奶酪萨拉米沙拉。被我们占领的厨房,用刀山火海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凶险程度令中世纪的马戏团都黯然失色——但是我们谁也不介意。
生于一个大家庭最主要的好处,现在想来我觉得应该是磨练情商。在亲密和谐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体察周围人的复杂情感是日常交往的需要,所以这个人在感知他人情感世界方面必定拥有过人的洞察力和直觉。
除了情商高,生于大家庭还赋予了我们丰富的想象力、极强的幽默感和语言驾驭能力。在大家庭的饭桌上,如果爸爸妈妈问了话,谁回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第一个答。我敢打包票,我弟弟妹妹们的创造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们小时候常绞尽脑汁地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吸引父母的注意力——他们即兴耍宝的时间越长,父母关注他们的时间也就越长。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长大了,但我们吃饭的速度、说话的语速,始终不减当年(而且我们说话的时候,没有人能插得了话!)如果让我们独自一人安静地坐上5分钟,简直能把我们逼疯。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能准确地叫出我们的名字,我们一定激动得令当事人感到莫名其妙,假如还能说出我們的偏好,我们简直会感动得痛哭流涕。如果和我们中的某一个结伴出游,你的旅程一定会轻松无比,因为我们需求少、要求低,不给旅伴添麻烦,从不给自己加戏。
每个孩子的童年各不相同,“只缘身在此山中”,自己自然见怪不怪。上世纪80年代末,每当我和我的一群兄弟姐妹到一个地方,旁观者看我们的眼神和表情总会使我们困惑——但我们不过是从一辆老旧皮实的四轮马车鱼贯而下,花的时间长一些罢了。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人多势众”,而我是他们的“老大”。然后是老二抱抱、老三贝贝、老四维治、老五胖胖、老六鹅鹅,最后是老七黑客。我们给所有东西都起了外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的家位于英国柴郡,那是一栋位置偏远、凌乱破败的老式爱德华式建筑,房子里没有地毯和窗帘。我家的开销总是入不敷出。很少有朋友来我家做客,因为房子的位置太偏僻,实在难以描述清楚。
家里的家具大多破旧不堪,单单听到“装饰”这个词就能让我们充满期待,欢欣雀跃。家里有一些十分古老的炊具和一支接近“史前”的浴缸,浴缸的样子就像一艘大船,长长的水管和排水管一到晚上就叮叮咣咣地响个不停。层层的蛛网在房间内纵横交织,厚厚的尘土和昆虫尸体是卧室的点缀。一走进屋,烟熏火燎的气味便扑面而来。
我们的爸爸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他在口腔诊所工作,致力于根管治疗的研究——牙科的一种专业技术。到了周末,他会设法一边修理坏了的自行车、洗衣机、水龙头、电灯或小货车,一边给我们讲早期人类学。我们的妈妈在1987年知道自己有一半的俄罗斯血统后,开办了一个小机构,当起了音乐会策划人,小生意运作得很好,而这个小型机构——她的办公室,事实上就是我那还在吃奶的小弟弟的卧室。她一边听着刺耳的老旧磁带播放的拉赫马尼诺夫和柴可夫斯基,一边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音乐家们手工赶制着宣传海报。
我们的童年时光,看上去像放养——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事实上我们对父母的教诲言听计从,我们就像一群童子军:无论他们做什么,我们也跟着做,任何他们不认可的事情,我们绝不会任其发生。做家务对我们来说更是不在话下。但他们对我们的爱与陪伴并不比别的家庭少。如今听到“育儿方式”这个词,总能令他们捧腹大笑——哪里需要什么方式?他们的方式分明就是没有方式嘛!
“妈妈去商店了吗?”从曼彻斯特的学校一回到家我就问。
“去了。”一个小不点儿说(小不点儿是我们用来称呼弟弟妹妹的词语)。
“我们现在有什么可吃?”我又问。小不点儿们就会指着妈妈买来的几袋东西。
“有生菜,”老二抱抱马上答话,他一边吮着手指,另一只手翻动着食品袋,“还有芥末和威化巧克力。没别的了。”
我们6个索性一同扑向那些食品袋,把袋子全部敞开,有的在桌子旁,有的在椅子上,有的在地上——每个人的位置基本上取决于每个人的身高。袋子里一般会有20多颗生菜、7罐英式芥末,有时可能有一些芹菜,然后是6包哈佛威化——这是我们爸爸唯一有时间吃的东西。我们就是这样逐渐学习做饭的——以及逐渐学会做一切事——我们一起动手,七手八脚、七上八下——一幅有点儿怪异的画面吧。我们可能这几天做生菜和谷物沙拉,如果妈妈买了其他东西,可能过几天就做金枪鱼奶酪萨拉米沙拉。被我们占领的厨房,用刀山火海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凶险程度令中世纪的马戏团都黯然失色——但是我们谁也不介意。
生于一个大家庭最主要的好处,现在想来我觉得应该是磨练情商。在亲密和谐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体察周围人的复杂情感是日常交往的需要,所以这个人在感知他人情感世界方面必定拥有过人的洞察力和直觉。
除了情商高,生于大家庭还赋予了我们丰富的想象力、极强的幽默感和语言驾驭能力。在大家庭的饭桌上,如果爸爸妈妈问了话,谁回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第一个答。我敢打包票,我弟弟妹妹们的创造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们小时候常绞尽脑汁地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吸引父母的注意力——他们即兴耍宝的时间越长,父母关注他们的时间也就越长。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长大了,但我们吃饭的速度、说话的语速,始终不减当年(而且我们说话的时候,没有人能插得了话!)如果让我们独自一人安静地坐上5分钟,简直能把我们逼疯。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能准确地叫出我们的名字,我们一定激动得令当事人感到莫名其妙,假如还能说出我們的偏好,我们简直会感动得痛哭流涕。如果和我们中的某一个结伴出游,你的旅程一定会轻松无比,因为我们需求少、要求低,不给旅伴添麻烦,从不给自己加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