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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城市化”运动带来之“外来人”及其身份悖论表现为：“农民工”，既无土地承栽其自然人身份，也无职业承载的劳动者身份，成为“新移民”中被最当先、最厉害、也最恢弘异化出的城市“另类人”；“飘飘族”为追求价值体现选择的主动流浪，好不容易避免了“化外之民”遭遇，却好容易就遭受“界外之民”待遇，使自己在已故土和他热土都成为“界外人”；“留守者”在有家缺亲或有亲缺家的境遇中自我放逐，成为“不孤之孤”的“孤单人”。
[关键词]城市化；新移民；身份悖论
[作者简介]王世瑛(1952～)，男，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旅游分院教授。(江西南昌 330100)
一、由“13”引起的论题
“13”及其故事，一个让基督教文化圈的民族、国家和人们都不喜欢的人造数字和神灵话语，却常常不由自主侵入这些人们的脑海，也正是这样“不喜欢”的“文化禁忌”，虔诚地牵引着规矩教堂或习俗民间，于对离经叛道的犹大罪恶谴指中，为“耶稣受难”的神圣彰显，小心而坚定地呵护了上帝信徒们无以承受、不堪承受、不敢承受的信仰危机。
2010年，同样一个“13”及其故事，在将儒释道文化传统视为遗存古迹而继往无心的当前中国，却见一种“现代打工仔告别存在式”的触目惊心，逼迫出此刻中华国人思维潜情绪中挥之不去的悲剧情节和悲感忧虑，以及此后需要长期艰难舒缓的历史疼痛。
如果说，十字架圣灵后的“13”在苦难的人生中自以为是地找到一条宗教迷醉的魂魄出路，那么，被富士康大厦垫铺出的“13”怨恨。以决绝世间存在的毁灭姿势，自为不是地走向一条红尘迷茫的生命死途。中国没有“悲剧”文学传统，也许因为鲜鲜活活的“悲世”人生，令书斋笔墨苍白无力!
伫立好像到处都“阳光明媚”的今天，当13个鲜活性命，在倾诉无门却掷地有声的悲怆中，给自己的终极归属策划出“肉体向下”这精神弧线的“孤魂世相”。我们，活着的我们，骤然发现，面对亡灵人们不仅需要有极大的智慧来审视发展径路上的目的误读和目标错观，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来检视“跌毁于地”的“人”的碎片。
二、“城市化”运动带来之“人”及其身份悖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城市化带来的“新移民”不仅成为当前中国独特的社会族群，更成为当前中国之人的“另类”。
1 “农民工”及其身份悖论。本文“农民31"特指代那些从乡间田地流动进城市，由于少知识缺技术，只好也只能在城市环境最差、劳务最重、力苦最累、酬薪最底境遇下劳作的底层“新移民”。
他们被城市化卷进了“工”行业，亦或连原来赖以栖身的土地也因“原因”而失去后，却不仅被人而且被己依旧的“农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做着“紧张快节奏、严肃不活波”的工作，既没被“流水线”串联成“团队”，又过着“散散的”集体日子，生动地默契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生活。工人有家，农民有家，“农民工”非无家也非有家。“家”是一个概念，是无门无户?还是有家无庭?或是有家有门有庭有户但在远处?慢慢地自己就丰富了或抽空了对“家”的想象。
概念之“家”，带来了好处：“农民工”可以“自由自主择业”无牵挂，要牵挂的因“山高皇帝远”，目不所及，力不所能。所以一旦不被“择优”了，“落岗不落志”，可以失所而流离的或散走于街头巷尾，或汗流浃背地奔波于屋前舍后，“深挖沟、广造楼、做新房”，自己却蜗宿于城中村，交替着“择业”与“创业”。没梦的从前，在乡村还是一等村民，有梦的现在，来到“城村”做了“二等村民”，是上阶了?还是降级了?已经没有空闲思索，倒头能睡，虽然没孩子老婆热的床头有点凉，或者本来就没老婆，凉惯了。
他们倾其“全能”为所想所在之安身立命的城市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自己的“尽力”贡献与“尽心”服务，却每每因薪酬被拖欠、安全被危险、休息被加班、权利被合同……等所谓“愿”情形，维权很无力；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三金保险覆盖、合同劳务待遇，社区组织归属”的“不”享受，依法真有据，城市化在其创造的“编外”意思拓展中，伸义出了非工非农，非村非市的“民”概念及其权利义务新诠释。
他们尽管“已是”不可能再归返农村安家敬业的城市“打工仔”，却被“不是”市民的政策法律性框定而“游民”于城乡“插花地带”，乡花只能、只好也只有插在城边钵上，大约是他们不甘心的“甘心选择”。似乎成家很久了，却无可谓说立业也很久了，那个自己工作或服务的单位，特别喜欢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一拨来，一拨一拨去，拨来拨去，景象煞是壮观。当然，还有无能胜任“固定工”、“合同工”的社会自由“农民工”，常常很全心全意地喜欢了被有单位、有职业、有岗位、拿薪水、吃劳保、发工服、戴凉帽的“固定工”、“合同工”指使着去从事指使者职业、职权、岗位份内但要“力气”操作的事情，“这样一来”，“你闲我累”至少能够虽难养家确也糊口，官有等级，人、民也有层级，没有技术文化、知识水平的“农民工”，能指使和卖弄的只有手上功夫的量“力”而行，不服还真不行。他们……。
他们不是能被普通观念认识、一般意义概括、逻辑推导理解的现代或现任工人，而属具有时代鲜明“另类个性”的“农民工”。如果说这些“农民工”们有相同点，则是：一般技术要求不高，基本劳动时间较长，加班无制度，酬薪无规则，因为要吃饭所以“自主择业”还没想好，就自主“被择业”了，中国偌大的劳动力市场，你不“被”，有人抢着“被”；有不相同点，则是：以不同的坐姿、站姿、行姿、或坐站行精诚混合姿及各异劳动术能和高低作为，辛勤奉献于或阔大、或狭小、或豪华、或简陋、或先进、或落后、或有规、或无则的不同单位。单位，在中国的制度意义里内涵很大，但他们被制度在单位之外。
于是，可以结论：在“农民工”的词组后面如果可以再加个字组成另一词组，则往往无法加“人”，而有可能加“具”，因为加“人”则违反字词搭配规则，会混乱概念模糊定义。
也许，换句话结论可能更为清楚清晰：在向工业化和城市化挺进的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工”愿意放弃几乎全部或大部分从前熟悉的生活状态和生产方式，以陌生地探索与勇敢地实践，来实现自己城市“民”身份的社会认同与他人认可。但没有土地承载的自然人身份与没有职业承载的劳动者身份结合出的“农民工”，只能是在怀着自己梦想的人生途中，被最当先、最厉害、也最恢弘异化出的城市“另类人”。中国人对文字或语言的控制能力，具有异乎寻常的自然天赋。一个“农民工”词组，不多一字也不少一音，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些“非工非农、亦工亦农、半工半农”之“农民工”所有的生活景象，然而也正是这文字语言意蕴的精深，又十分遗憾地揭示“农民工”定义的身份悖论。
2 “飘飘族”及其身份悖论。本文“飘飘族”特指代那些从具有自己户口的城市，走进无自己户口城市的中产或白领“新移民”，一般表现为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的人群。 这群以“飘飘”为族征的“新移民”，很多属于新生代，相当不少具有学历层次高、文化水平高和技术能力高等坊间普遍认为的“三高特征”。他们最核心问题，其实是“三高特征”背后的“价值宗旨：自我找寻“我”价值的体现，不屈不饶地溶人陌生城市进行自我人生打拼，开一片属于“我”的天空实现自己。所以，从深层次解剖，他们最显著特征应当是自己赋予“我”的心态眼界高。正是这种自我“心态眼界高”赋予的自我“不甘心”，才促使“飘飘们”选择以告别故土远奔异地来规划和实现包括父辈、父父辈与自己共同梦想了多少年的未来。成功是他们最憧憬、最豪壮也最坚定的奋斗坐标，也是他们最敏感、最脆弱、最幻梦咀嚼甜味和苦涩的“人生果”，永远不满意“春种秋收”的等待，也就永远很无奈“春种如何春收”的命题。做“种树不乘凉”的“母亲失败”?!不能想象，不敢想象，也畏惧面对，尽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时，曾经“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天天、时时告诫或勉励自己要“敢于担当”，但说说可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不可以来真的，当下变现让“飘飘们”失去了站在自己大地上“稳稳”看视“我”的“平心态”，灵魂“飘忽不定”，“输不起”又常常“输”。
这“不能普通、不可平凡、不需知足”的自我高心态眼界的形成，一方面源于改革开放后客观形成的个人价值度量之空间位置、职业位置、金钱位置、甚至年龄位置和容貌位置等等一系列“地位性”认同的“类肯定”价值标准。一方面源于我国改革开放与城市化运动从先期政策先占、利益先得、区域先好、生活先美之“先富”导向，渐渐慢慢就走歪成纵向不增量、横向大扩容的，既无资源存量根据、又无资源合理规划的“圈地”性“大城市化”、“大都市化”或既无道理支持、又无规矩支撑的“争荣”性“中心城市化”等“大化运动”造成的“抢富”行为。也许这是我国现代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无法绕过去的“代价之路”，但这虽非“武训”确实“文化”地摇曳了国人传统几千年的“大化、权化、深化、全化”之人情、人性、人心、人间、人欲、人望旗帜，顽强跃进的“经济现代化”径路，客观而必然要迫使了“化内之民”全面招商、全民经商、全国创业、全新展示……等风生水起的“大化行动”和改革成本的全民承受，却无能“大化”甚至“微化”改革布局的整体同步推进和改革成果的全局利益均衡，只好汇全桌酒菜聚于首席。如果说以前还只是“末席淘汰”，现在则非首席、上席或要席，无以能言成功或先富。
由此而成的这城市“大化运动”的实践现实，是很有意味地客观造就了地缘性政策倾斜和地缘性经济繁荣的“非全图景”：东部对西部的殖民；沿海对内地的殖民；资本对人才人力的殖民；先富对后富的殖民等，从而又迫使“三高特征”的“飘飘们”当然要“进京赶考”或“抢占席位”般从“化外”卯足了劲急进并长留于“化内”，好使个人地位性意义价值及增值得到社会“类肯定”的里外认同。然，合符价值理性和增值理性建构的宏说却悖论真情感受和真性感受垒砌的职业人生：这群中层白领“飘飘们”荣耀地显现于自己的身份故土时，故土并不承载他之所以“中产阶级”的勋绩，他是“他故乡”的“另类人”；那片承载了自己所有工作与生活骄傲的城市热土，热土却只给他身份的立基拨拉出一方“外来人”的位置，他是“他城市”的“另类人”。在总是“他”与“另类”的“眼光”里，“我”的眼界自然找不到“我”之自己。
由是，得出结论：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些水，似乎属于“中产阶级”的“飘飘们”，终于常常不是自己的“我”：奋斗得到“肯定”，却属于“另类”；好不容易避免了“化外之民”遭遇，却好容易就遭受“界外之民”待遇。在人的深处，在夜的深处，在人与夜相对的深处，在暗暗触摸灵魂与明明探手价值的互倾诉深处，这些“新移民”运动带来的、与“农民工”只有一墙之隔、一尺之距的“飘飘族”之“中产阶级”，在“我、你、他”和“故土、热土”之“另类”和“界外”状态，不仅没理清自己的“人”身份，且时刻苦恼着“我”的身份悖论，痛极之余，则呈现以开放心态走出家乡，却以比“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更少诗化更显文白的“宅男宅女”走向自闭。
3 “留守者”及其身份悖论。本文“留守者”特指代那些不能随行子女、父母或配偶远去城市谋生，留守在家乡的孤老、儿童与婚姻伴侣。
历史中国的人口大迁徙，几乎不存在要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主观意识动因，基本是由于战争、政治和灾难等客观情形形成被迫移民，呈现出显著的“非自愿和举家搬迁”两大特点。然，改革开放之后，随经济建设出现的“新移民运动”，恰恰与历史大迁徙动因及两大特点整个反衬对应：“惟经济动因与非举家却很自愿”。
由此，“新移民”运动带来之“留守者”在身份境遇上出现难解甚至无解的矛盾：他们是父母，有孩儿，却孤身瘦影、暖冷独处，甚至曾经“养儿防老”的期盼，在城市化与“新移民”运动的致富路上，子父两代演义了“你在前方做大，我在后方带小”的“战时奇观”，这该是叫“支前”还是日“驻守”?多少次灿烂憧憬的以为天伦之乐，却少了子趣空空落落，别人也许是站在家乡望北京，他们总是站在家门望子影。
他们是宝贝，有父母，却孑然一身、哭笑伶仃，一番番臆想自己在父母膝前怀里撒娇的快乐，于逐渐淡忘又愈加念记的亲爱情绪里，唤声爸妈，泪在梦里。
他们是夫妻，儿时同乡戏谑，稍大同桌诵读，再后共度良宵、恩爱绵绵，不说旧代男耕女织，但也每日夫勤妇贤，此时却寡妇、鳏夫的过着单身日子，性是需要的，但“你”不可以“耍性子”，默默忍受成为惟一，从前是守节，今天是守留。
他们不是被弃被遗被抛，却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被心绪或心情遗弃；他们不是浪子，却在陌生或熟悉的自己家乡、家里天天流浪，他们不是囚徒，却在无判决书的有期或无期之“感情徒刑”里自己放逐自己；他们甚至会佯装唾骂畜牲或真切溺宠雏禽来找回某些模糊的温情日子，借此安慰无解的寂寞；他们也许从正月初一开始，就默默惦念下一个三十除夕，只是或慈祥着脸刻意掩饰，或娇态了话蓄意稚气。……
结论：他们是爹娘，但称呼要于儿女跟前才是名正言顺；他们是心肝，但要疼爱于爹妈亲抚中才见得意忘怀。人的家庭身份及功能，不仅纵向沟通了血统代际关系，而其横向串联了血缘亲系关系，并奠定了人社会状态“我、你、他”的元文明存在式，缺一不可。“新移民”运动带来之“人”的“留守者”身份，予假性“家庭破碎”形成“存两头空中间”或“上下缺一无长幼”的日常“真支离”，令父母、儿女有身无份，成为失却了能够在平时、平常称谓中赖以身份确立的“秩序”的“孤单人”。所谓：有父母的“孤儿”，有子女的“孤老”，有家庭的“浪子”，有配偶的“单身”。
总结论：安居乐业是和谐民生最为要紧的大事，家庭是食色之人性至情的和谐乐园，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要为“我”之身份的人，是人社会的起因与结果。故社会前进的前提，定然是要建立在人及人的身份确证上。但身份不是概念。身份需要能够赖以成立的身份载体，需要我们能够予以人之身份，提供可以确证的社会、家庭、人之现实基石。社会、家庭、人，谁不提供或不能提供这载体与基石，谁就必然承受由此带来的身份迷茫和精神锤击。
[参考文献]
[1]央草，新移民运动[M]，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2007.
[关键词]城市化；新移民；身份悖论
[作者简介]王世瑛(1952～)，男，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旅游分院教授。(江西南昌 330100)
一、由“13”引起的论题
“13”及其故事，一个让基督教文化圈的民族、国家和人们都不喜欢的人造数字和神灵话语，却常常不由自主侵入这些人们的脑海，也正是这样“不喜欢”的“文化禁忌”，虔诚地牵引着规矩教堂或习俗民间，于对离经叛道的犹大罪恶谴指中，为“耶稣受难”的神圣彰显，小心而坚定地呵护了上帝信徒们无以承受、不堪承受、不敢承受的信仰危机。
2010年，同样一个“13”及其故事，在将儒释道文化传统视为遗存古迹而继往无心的当前中国，却见一种“现代打工仔告别存在式”的触目惊心，逼迫出此刻中华国人思维潜情绪中挥之不去的悲剧情节和悲感忧虑，以及此后需要长期艰难舒缓的历史疼痛。
如果说，十字架圣灵后的“13”在苦难的人生中自以为是地找到一条宗教迷醉的魂魄出路，那么，被富士康大厦垫铺出的“13”怨恨。以决绝世间存在的毁灭姿势，自为不是地走向一条红尘迷茫的生命死途。中国没有“悲剧”文学传统，也许因为鲜鲜活活的“悲世”人生，令书斋笔墨苍白无力!
伫立好像到处都“阳光明媚”的今天，当13个鲜活性命，在倾诉无门却掷地有声的悲怆中，给自己的终极归属策划出“肉体向下”这精神弧线的“孤魂世相”。我们，活着的我们，骤然发现，面对亡灵人们不仅需要有极大的智慧来审视发展径路上的目的误读和目标错观，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来检视“跌毁于地”的“人”的碎片。
二、“城市化”运动带来之“人”及其身份悖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城市化带来的“新移民”不仅成为当前中国独特的社会族群，更成为当前中国之人的“另类”。
1 “农民工”及其身份悖论。本文“农民31"特指代那些从乡间田地流动进城市，由于少知识缺技术，只好也只能在城市环境最差、劳务最重、力苦最累、酬薪最底境遇下劳作的底层“新移民”。
他们被城市化卷进了“工”行业，亦或连原来赖以栖身的土地也因“原因”而失去后，却不仅被人而且被己依旧的“农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做着“紧张快节奏、严肃不活波”的工作，既没被“流水线”串联成“团队”，又过着“散散的”集体日子，生动地默契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生活。工人有家，农民有家，“农民工”非无家也非有家。“家”是一个概念，是无门无户?还是有家无庭?或是有家有门有庭有户但在远处?慢慢地自己就丰富了或抽空了对“家”的想象。
概念之“家”，带来了好处：“农民工”可以“自由自主择业”无牵挂，要牵挂的因“山高皇帝远”，目不所及，力不所能。所以一旦不被“择优”了，“落岗不落志”，可以失所而流离的或散走于街头巷尾，或汗流浃背地奔波于屋前舍后，“深挖沟、广造楼、做新房”，自己却蜗宿于城中村，交替着“择业”与“创业”。没梦的从前，在乡村还是一等村民，有梦的现在，来到“城村”做了“二等村民”，是上阶了?还是降级了?已经没有空闲思索，倒头能睡，虽然没孩子老婆热的床头有点凉，或者本来就没老婆，凉惯了。
他们倾其“全能”为所想所在之安身立命的城市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自己的“尽力”贡献与“尽心”服务，却每每因薪酬被拖欠、安全被危险、休息被加班、权利被合同……等所谓“愿”情形，维权很无力；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三金保险覆盖、合同劳务待遇，社区组织归属”的“不”享受，依法真有据，城市化在其创造的“编外”意思拓展中，伸义出了非工非农，非村非市的“民”概念及其权利义务新诠释。
他们尽管“已是”不可能再归返农村安家敬业的城市“打工仔”，却被“不是”市民的政策法律性框定而“游民”于城乡“插花地带”，乡花只能、只好也只有插在城边钵上，大约是他们不甘心的“甘心选择”。似乎成家很久了，却无可谓说立业也很久了，那个自己工作或服务的单位，特别喜欢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一拨来，一拨一拨去，拨来拨去，景象煞是壮观。当然，还有无能胜任“固定工”、“合同工”的社会自由“农民工”，常常很全心全意地喜欢了被有单位、有职业、有岗位、拿薪水、吃劳保、发工服、戴凉帽的“固定工”、“合同工”指使着去从事指使者职业、职权、岗位份内但要“力气”操作的事情，“这样一来”，“你闲我累”至少能够虽难养家确也糊口，官有等级，人、民也有层级，没有技术文化、知识水平的“农民工”，能指使和卖弄的只有手上功夫的量“力”而行，不服还真不行。他们……。
他们不是能被普通观念认识、一般意义概括、逻辑推导理解的现代或现任工人，而属具有时代鲜明“另类个性”的“农民工”。如果说这些“农民工”们有相同点，则是：一般技术要求不高，基本劳动时间较长，加班无制度，酬薪无规则，因为要吃饭所以“自主择业”还没想好，就自主“被择业”了，中国偌大的劳动力市场，你不“被”，有人抢着“被”；有不相同点，则是：以不同的坐姿、站姿、行姿、或坐站行精诚混合姿及各异劳动术能和高低作为，辛勤奉献于或阔大、或狭小、或豪华、或简陋、或先进、或落后、或有规、或无则的不同单位。单位，在中国的制度意义里内涵很大，但他们被制度在单位之外。
于是，可以结论：在“农民工”的词组后面如果可以再加个字组成另一词组，则往往无法加“人”，而有可能加“具”，因为加“人”则违反字词搭配规则，会混乱概念模糊定义。
也许，换句话结论可能更为清楚清晰：在向工业化和城市化挺进的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工”愿意放弃几乎全部或大部分从前熟悉的生活状态和生产方式，以陌生地探索与勇敢地实践，来实现自己城市“民”身份的社会认同与他人认可。但没有土地承载的自然人身份与没有职业承载的劳动者身份结合出的“农民工”，只能是在怀着自己梦想的人生途中，被最当先、最厉害、也最恢弘异化出的城市“另类人”。中国人对文字或语言的控制能力，具有异乎寻常的自然天赋。一个“农民工”词组，不多一字也不少一音，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些“非工非农、亦工亦农、半工半农”之“农民工”所有的生活景象，然而也正是这文字语言意蕴的精深，又十分遗憾地揭示“农民工”定义的身份悖论。
2 “飘飘族”及其身份悖论。本文“飘飘族”特指代那些从具有自己户口的城市，走进无自己户口城市的中产或白领“新移民”，一般表现为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的人群。 这群以“飘飘”为族征的“新移民”，很多属于新生代，相当不少具有学历层次高、文化水平高和技术能力高等坊间普遍认为的“三高特征”。他们最核心问题，其实是“三高特征”背后的“价值宗旨：自我找寻“我”价值的体现，不屈不饶地溶人陌生城市进行自我人生打拼，开一片属于“我”的天空实现自己。所以，从深层次解剖，他们最显著特征应当是自己赋予“我”的心态眼界高。正是这种自我“心态眼界高”赋予的自我“不甘心”，才促使“飘飘们”选择以告别故土远奔异地来规划和实现包括父辈、父父辈与自己共同梦想了多少年的未来。成功是他们最憧憬、最豪壮也最坚定的奋斗坐标，也是他们最敏感、最脆弱、最幻梦咀嚼甜味和苦涩的“人生果”，永远不满意“春种秋收”的等待，也就永远很无奈“春种如何春收”的命题。做“种树不乘凉”的“母亲失败”?!不能想象，不敢想象，也畏惧面对，尽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时，曾经“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天天、时时告诫或勉励自己要“敢于担当”，但说说可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不可以来真的，当下变现让“飘飘们”失去了站在自己大地上“稳稳”看视“我”的“平心态”，灵魂“飘忽不定”，“输不起”又常常“输”。
这“不能普通、不可平凡、不需知足”的自我高心态眼界的形成，一方面源于改革开放后客观形成的个人价值度量之空间位置、职业位置、金钱位置、甚至年龄位置和容貌位置等等一系列“地位性”认同的“类肯定”价值标准。一方面源于我国改革开放与城市化运动从先期政策先占、利益先得、区域先好、生活先美之“先富”导向，渐渐慢慢就走歪成纵向不增量、横向大扩容的，既无资源存量根据、又无资源合理规划的“圈地”性“大城市化”、“大都市化”或既无道理支持、又无规矩支撑的“争荣”性“中心城市化”等“大化运动”造成的“抢富”行为。也许这是我国现代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无法绕过去的“代价之路”，但这虽非“武训”确实“文化”地摇曳了国人传统几千年的“大化、权化、深化、全化”之人情、人性、人心、人间、人欲、人望旗帜，顽强跃进的“经济现代化”径路，客观而必然要迫使了“化内之民”全面招商、全民经商、全国创业、全新展示……等风生水起的“大化行动”和改革成本的全民承受，却无能“大化”甚至“微化”改革布局的整体同步推进和改革成果的全局利益均衡，只好汇全桌酒菜聚于首席。如果说以前还只是“末席淘汰”，现在则非首席、上席或要席，无以能言成功或先富。
由此而成的这城市“大化运动”的实践现实，是很有意味地客观造就了地缘性政策倾斜和地缘性经济繁荣的“非全图景”：东部对西部的殖民；沿海对内地的殖民；资本对人才人力的殖民；先富对后富的殖民等，从而又迫使“三高特征”的“飘飘们”当然要“进京赶考”或“抢占席位”般从“化外”卯足了劲急进并长留于“化内”，好使个人地位性意义价值及增值得到社会“类肯定”的里外认同。然，合符价值理性和增值理性建构的宏说却悖论真情感受和真性感受垒砌的职业人生：这群中层白领“飘飘们”荣耀地显现于自己的身份故土时，故土并不承载他之所以“中产阶级”的勋绩，他是“他故乡”的“另类人”；那片承载了自己所有工作与生活骄傲的城市热土，热土却只给他身份的立基拨拉出一方“外来人”的位置，他是“他城市”的“另类人”。在总是“他”与“另类”的“眼光”里，“我”的眼界自然找不到“我”之自己。
由是，得出结论：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些水，似乎属于“中产阶级”的“飘飘们”，终于常常不是自己的“我”：奋斗得到“肯定”，却属于“另类”；好不容易避免了“化外之民”遭遇，却好容易就遭受“界外之民”待遇。在人的深处，在夜的深处，在人与夜相对的深处，在暗暗触摸灵魂与明明探手价值的互倾诉深处，这些“新移民”运动带来的、与“农民工”只有一墙之隔、一尺之距的“飘飘族”之“中产阶级”，在“我、你、他”和“故土、热土”之“另类”和“界外”状态，不仅没理清自己的“人”身份，且时刻苦恼着“我”的身份悖论，痛极之余，则呈现以开放心态走出家乡，却以比“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更少诗化更显文白的“宅男宅女”走向自闭。
3 “留守者”及其身份悖论。本文“留守者”特指代那些不能随行子女、父母或配偶远去城市谋生，留守在家乡的孤老、儿童与婚姻伴侣。
历史中国的人口大迁徙，几乎不存在要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主观意识动因，基本是由于战争、政治和灾难等客观情形形成被迫移民，呈现出显著的“非自愿和举家搬迁”两大特点。然，改革开放之后，随经济建设出现的“新移民运动”，恰恰与历史大迁徙动因及两大特点整个反衬对应：“惟经济动因与非举家却很自愿”。
由此，“新移民”运动带来之“留守者”在身份境遇上出现难解甚至无解的矛盾：他们是父母，有孩儿，却孤身瘦影、暖冷独处，甚至曾经“养儿防老”的期盼，在城市化与“新移民”运动的致富路上，子父两代演义了“你在前方做大，我在后方带小”的“战时奇观”，这该是叫“支前”还是日“驻守”?多少次灿烂憧憬的以为天伦之乐，却少了子趣空空落落，别人也许是站在家乡望北京，他们总是站在家门望子影。
他们是宝贝，有父母，却孑然一身、哭笑伶仃，一番番臆想自己在父母膝前怀里撒娇的快乐，于逐渐淡忘又愈加念记的亲爱情绪里，唤声爸妈，泪在梦里。
他们是夫妻，儿时同乡戏谑，稍大同桌诵读，再后共度良宵、恩爱绵绵，不说旧代男耕女织，但也每日夫勤妇贤，此时却寡妇、鳏夫的过着单身日子，性是需要的，但“你”不可以“耍性子”，默默忍受成为惟一，从前是守节，今天是守留。
他们不是被弃被遗被抛，却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被心绪或心情遗弃；他们不是浪子，却在陌生或熟悉的自己家乡、家里天天流浪，他们不是囚徒，却在无判决书的有期或无期之“感情徒刑”里自己放逐自己；他们甚至会佯装唾骂畜牲或真切溺宠雏禽来找回某些模糊的温情日子，借此安慰无解的寂寞；他们也许从正月初一开始，就默默惦念下一个三十除夕，只是或慈祥着脸刻意掩饰，或娇态了话蓄意稚气。……
结论：他们是爹娘，但称呼要于儿女跟前才是名正言顺；他们是心肝，但要疼爱于爹妈亲抚中才见得意忘怀。人的家庭身份及功能，不仅纵向沟通了血统代际关系，而其横向串联了血缘亲系关系，并奠定了人社会状态“我、你、他”的元文明存在式，缺一不可。“新移民”运动带来之“人”的“留守者”身份，予假性“家庭破碎”形成“存两头空中间”或“上下缺一无长幼”的日常“真支离”，令父母、儿女有身无份，成为失却了能够在平时、平常称谓中赖以身份确立的“秩序”的“孤单人”。所谓：有父母的“孤儿”，有子女的“孤老”，有家庭的“浪子”，有配偶的“单身”。
总结论：安居乐业是和谐民生最为要紧的大事，家庭是食色之人性至情的和谐乐园，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要为“我”之身份的人，是人社会的起因与结果。故社会前进的前提，定然是要建立在人及人的身份确证上。但身份不是概念。身份需要能够赖以成立的身份载体，需要我们能够予以人之身份，提供可以确证的社会、家庭、人之现实基石。社会、家庭、人，谁不提供或不能提供这载体与基石，谁就必然承受由此带来的身份迷茫和精神锤击。
[参考文献]
[1]央草，新移民运动[M]，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