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始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就党内民主生活而言，刘少奇曾反思：“由于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生活的国家，我党在过去大部分是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同时还由于某些同志有不正确的思想和对于党内民主的不正确了解，所以在党内民主生活上还没有养成一种习惯，以至在客观条件可能时，亦不能很好地很正确地实现民主生活。”
　　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党内民主问题时指出：“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同月，刘少奇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也谈到这一问题：“我们不只是要在形式上执行一些民主手续，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提倡一种民主的工作精神。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
　　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1941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党性等。
　　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由此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会上，党的高层领导人尖锐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会上进行了深刻检讨，不少同志两次发言，甚至三次发言，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会议的第一天，在毛泽东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后，张闻天第一个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损失，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我应当承认错误。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拔到中央机关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和损失。
　　在9月29日的会议上，张闻天再次作自我批评，“这次会议精神极好，对自己很有助”；“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严重，理论与实践脱离，这在过去是没有深刻了解到的”。张闻天的自我批评不是说空话，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就去了农村接触实际，以自己的行动补“课”。
　　博古也两次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的错误，自己感到十分痛心。现在我有勇气正视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克服。”王稼祥批评自己实际工作经验很少；林伯渠批评自己是老经验的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任弼时批评自己“毫无军事知识”……
　　在南方局整风学习期间，周恩来曾多次主持会议讨论如何“自我反省，各人检讨自己的缺点”。他认为，领导干部应在自我批评方面起示范作用。1943年，他在45岁生日这天还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以明心志。
　　延安时期曾担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后来评价认为，党内民主生活在延安时期是很好的，大家有啥说啥，敢说真话，从不拐弯抹角。他曾举例说，有个名叫窦商初的老团长，打仗的时候身上负过七次伤，从解放区来到延安，对有些事情看不惯，什么也不怕，什么话都敢讲。开小组会他讲，开大会他还上去讲，一讲就是半天。他讲完了，大家讨论他讲的话，哪些对、哪些不对，慢慢地跟他讲道理。他有气的时候，你说啥他也听不进；他缓过来了，你再给他提意见，他知道自己讲错了，就虚心接受了。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又先后作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党内政治生活。毛泽东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要求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号召大家“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开诚布公地解决问题；要求党委工作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对党外人士也要做到礼贤下士，一视同仁。解放战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序健康开展，是我们党能够顺利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政治保障。
　　（殷欣奎荐自七一网七一客户端/《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