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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盛唐诗人王维、孟浩然是山水田园诗的代表诗人。两人的诗作在创作题材、诗歌风格、审美趣味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两人的社会地位、人生经历、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两人的山水田园诗作表现出许多不同之处。诗人的出生与成长的地理环境影响了诗人的性格气质，而诗作题材对象所处的地理环境则部分决定了诗歌作品的文学特性。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作的不同之处，对于从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出发研究历代文学家与文学作品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王维 孟浩然 山水田园诗
文学即是人学，文学的背后是文化，任何国家的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任何作家的成长也都有其的特定的文化基因，因此，任何文学作品就有其产生的特定的文化基因，但是，“决定文化基因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
山水田园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朵奇葩，是以自然山水、田园风景、田园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王维和孟浩然的创作致力于山水诗、田园诗的合流，并把山水田园诗的演绎推向顶峰。然而王维生活在多山多水、民风剽悍的晋北文化区，孟浩然则出生在南方杏花春雨的荆楚鱼米之乡。两人自小开始生活的自然山水环境对其气质与个性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纪昀说：“王孟诗大段相近，而体格又自微别。”两人的山水田园诗作自然而然地会因各自接受的文化基础和人生的游历体现出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两人在“山水田园诗”这一种文体的创作中，作品会因为两位诗人所接受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是文体地域性的一个主要表现。地理因素和文化传统会对作家人格与文学创作发生作用。谈及文体的地域性，就涉及到现代“地理学”的学科知识。
20世纪末期，中国学者积极倡导建立“文学地理学”这门兼具文理性质的新兴跨领域研究学科，是一门极具活力与开发潜力的学科，旨在文学研究中从“地理学”这个新的学术视角出发，去发掘文学作品背后蕴藏的地理内涵与人文气息，推动文学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全面发展。“文学的地理性，是指某一作家的成长与某一作品的产生，往往与特定的自然山水环境存在必然的联系。文学的地理性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根据盛唐山水田园诗这一题材与王孟所著唐诗，本文拟从文学地理学的几个核心问题简单分析王、孟山水田园诗的不同之处。
一、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综述
（一）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概念
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我国大陆逐渐兴起的一个批评与研究文学的学科。文学地理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地理而是文学。
（二）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
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
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创作主体（文学家、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等）、文学作品主体（读者和批评家）和文学接受（作品形态），地理环境则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
（三）文学地理学的基本任务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了文学地理学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文学家（以及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象等构成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家（以及文学由文学家组成的文学家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地理学”这个学科体系为桥梁，去研究文学各要素之间与地理环境的动态变化关系。
（四）文学地理学的古今渊源
我国古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从来不乏空间地理维度，从《诗经》六艺之“风”按照不同的王国和地区来分类到班固写作《汉书·地理志》，以及地志、方志等，在某种程度来说是自觉地依据地理维度把文学分类的意识。唐宋以来，许多文学流派习惯于以地域冠名，例如“吴中四士”、“江西诗派”、“桐城派”等，这样的命名体现了各流派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态度的地域色彩。
直到20世纪初，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和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人才具有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精神和态度，把古人初级形态的地理意识发展成有条理的专论。后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地理学的学术研究环境才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争取到更多自由，慢慢走向理性与成熟。
本文拟从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文学的空间批评等方面论述北方辋川诗人王维与南方襄阳的诗人孟浩然两人在山水田园诗的不同之处。
二、王维、孟浩然及其山水田园诗
（一）王维
王维（701-761），字摩诘，善音律，本籍山西祁县，出生于山西蒲州，蒲州时为三晋文化区之属。其家族虽为五大望族之一的太原王氏望族，然父亲早逝、家境衰落。王维的一生深受其母亲崔氏笃信佛教的影响——崔氏是当时著名高僧大照禅师的弟子，“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王维一生奉事佛道，不沾荤腥、不衣锦绣；妻亡后无续弦亦无子嗣。王维在日后的入仕与出仕的政治道路和文学、书画、音乐等艺术创作方面都显露出佛教的思想与追求，故世号“诗佛”。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进士擢第，解褐为太乐丞，同年秋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十四年春自济州离任，淇上为官，不久隐于淇。十七年回长安闲居，并从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佛。二十二年赴洛阳，隐嵩山。二十三年（735）宰相张九龄擢为右拾遗，二十五年奉命出使凉州，并在河西节度使暮中任职。二十六年回长安任监察御史。二十八年冬，赴岭南。翌年春，自岭南北归，辞官隐于终南。天宝十五年（756），为安史叛军授予伪职，后肃宗宥其罪。晚年常居辋川蓝田别业，“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并编有《辋川集》。 （二）孟浩然
孟浩然（689—740），以字行，本籍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县）人。襄阳隶属荆楚文化区，拥有楚文化的优良传统。孟浩然本宅在襄阳郭外的涧南园，“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北阻雪》），其一生经历简单：“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旧唐书·文苑列传》）孟浩然40岁以前，一直住在襄阳，“隐鹿门山，以诗自适。”他极爱游览，足迹踏遍这一带的山水名胜之地，岘山、万山、鹿门山等，并作诗纪念。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冬入长安应举，次年还乡后北上洛阳，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夏秋之际“自洛之越”，畅游吴越山水，自富阳至永嘉，开元二十一年还乡后弹冠出仕入张九龄幕府，后辞官大隐，“余意在山水，闻之谐夙心”（《听郑五弹琴》）。
（三）两人山水田园诗略论
王维之诗，历来最受推崇的评价无出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右。对于孟浩然，苏轼亦评论道：“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酒手，无材料耳。”其中不难看出苏轼对二人诗作的赞誉程度。提及王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精通音律”“擅长书画”“信仰佛教”这三点因素，他的诗，诗情与画意统一，并将诗人对自然的独特的情感体验融入到景物之中，有些诗在幽邃宁静的艺术境界中参入禅理。而孟浩然的诗，其一生经历较简单，或写游历所见各地山水景色，或写家乡自然风光，其中往往在抒写孤高的情怀中夹杂着失意的情绪，在以景色自娱中融入了羁旅乡思之苦。
历代一直有学者比较王孟的山水田园诗在审美意趣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如绘画特征、宗教态度等。往往山水田园诗最易被忽略的就是山水田园的共性特征——地理环境，其个性特点则在诗作中的自然意象、人文景观、空间建构形式等方面凸显。而这些，正是笔者试图努力探索的。
三、王孟诗中的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
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主要有两类：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
所谓自然意象，主要是指由于自然造化而形成的原始自然物象，如山水河海云雾星辰太阳月亮彩虹，以及大地上生存的动物和生长的植物。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经过太多的人工雕琢、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自然物体与生命存在，就是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意象。山水田园诗，顾名思义，其描写对象无非是自然山水、田园风景与生活，具体来说，就是青山、流水、花木虫鱼之类的自然风景与动植物。然而从这些自然意象的入诗及在诗中的排列可以揣摩出作者的审美视角。
所谓人文意象，主要是指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与人的创造相关的物象，如北京的故宫、南京的总统府、上海的豫园、成都的武侯祠等。
（一）王维的山水田园诗（部分）：
《青溪》：“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
《瓜园诗》：“黄鹂啭深木，朱槿照中园。犹羡松下客，石上闻清猿。”
《秋夜独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渭川田家》：“雉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春中山园作》：“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杨，荷锄觇泉脉。”
《早秋山中作》：“草间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薄暮悲。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期。”
《送丘为往唐州》：“槐色阴清昼，杨花惹暮春。”
《奉寄韦太守陟》：“寒塘映衰草，高馆落疏桐。”
《春日上方即事》：“柳色青山映，梨花夕鸟藏。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
《与卢象集朱家》：“柳条疏客舍，槐叶下秋诚。”
《登河北城楼作》：“高城眺落日，极浦映苍山。岸火孤舟宿，渔家夕鸟还。”
《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
《送钱少府还蓝田》：“每侯山樱发，时问海燕归。”
《酬黎居士淅川作》：“著处是莲花，无心变杨柳。松龛藏药裹，石唇安茶臼。”
《林园即事寄舍弟》：“松含风里声，花对池中影。”
《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
《和陈监四郎秋雨中思从弟据》：“袅袅秋风动，凄凄烟雨繁。声连鹊观，色暗凤凰原。细柳疏高阁，轻槐落洞门。”
王维生活在北方骏马冀风、山林竦峙的三晋文化区，他的游迹多以山行为主，他的诗中常出现日月、白云、青峰、槐树、松树、泉流、坚石、花木、鸟禽等各种自然意象，故其诗中事物氤氲着青葱的山岚味。并且这些意象是以对举的方式入诗的，“黄鹂”啼“朱槿”、“衰草”照“疏桐”、“柳条”邀“槐叶”、“泉声咽危石”对“日色冷青松”；而且音韵上也很工致齐整，“漾漾”对“澄澄”、“袅袅”对“凄凄”。王维知属辞且工书画、善音律，不但是唐山水田园诗的领军人物，还开创了水墨山水画派。“画中最妙言山水，摩诘峰峦两面起。”若从色调着眼，可见王诗中的自然意象多以青翠的冷色系入画境，偶有山樱、荷花一抹红点缀于万绿丛中，却无喧宾夺主之闹意；且“青”必配“白”，不留全白，亦不能独青，这体现出“大白若愚”的唐代文化之审美特征。
其中，王维诗中有一个自然意象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白云。在王维的诗歌中，“白云”共出现了二十四次。云卷云舒本自天意，来去任迹无羁，漂浮高空，洁白的云朵最是无根之物，自然界恐无一物能与之媲美。王维选“白云”入诗，借物抒怀，一方面体现了他对高洁如皓云的修齐之德的精神追求与理想抱负，另一方面是他向往恬淡自由、诗书鼓瑟的平静生活。 王维一生仕途多舛，政治上的烦闷是自己无计可施的，倒是无限江山可供寻觅栖息之处，出仕与入仕的矛盾往往在寄情山水中得以排解和启发，其诗中描写了各种生活中常见的自然景物——自然环境的清新平静，处在无拘无束的自然环境中，自会心生无限感慨，这其中便寄托了他的远大政治抱负下内心世界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
王维的诗多山，其诗中的人文意象也多“住在”山里，蓝田别业、辋川别业，以及隐居辋川时的竹里馆、辛夷坞、椒园等。这些地方，环境幽静秀美，宛如世外桃源，王维孤身在此，思绪万千、从容修行。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山高人为峰，云海在脚下。在更多的情境下，登高山而临下方，不免心情激荡而思绪万千，英雄情怀溢于心中。面对自然万象的宏博，人们会因为身心在天地茫茫之中的舒展感到肉体的微渺与易逝，这种认知让人沮丧不安，心生悲寂。为弥补人类对自身缺憾的愤懑，英雄出现了，尽管是想象，却可以在认知上得到安慰，此中寄托了建功立业的美好愿望，启发人们找到安全感和心灵的归属。
（二）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部分）：
《万山潭作》：“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
《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西山寻辛谔》：“落日清川里，谁言独羡鱼。石潭窥洞彻，沙岸历纡徐。”
《广陵别薛八》：“广陵相遇罢，彭蠡泛舟还。樯出江中树，波连海上山。”
《宿武陵即事》：“岭猿相叫啸，潭嶂似空虚。”
《南阳北阻雪》：“孤烟村际起，归雁天边去。积雪覆平皋，饥鹰捉寒兔。”
《彭蠡湖中望庐山》：“香炉初上日，瀑水喷成虹。”
《题大禹寺义公禅房》：“义公习禅处，结宇依空林。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山暝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岘山送萧员外之荆州》：“亭楼明落照，井邑秀通川。涧竹生幽兴，林风入管弦。”
孟浩然生在南方杏花春雨的楚文化区，中年“自吴赴越”畅游永嘉一带，此处正是江南水乡人杰地灵之处。钱塘江、渔浦潭、桐庐江、建德江等秀水壮澜之滨，孟公每驾舟船而游，且朝发暮归，因此孟浩然的山水诗作的时间叙事结构完整，多出现舟、帆、江树、荷花、猿等“水意象”，流淌着润而不湿的水雾气。
综观孟诗，有一个意象非常突出——船，它是一种媒介，是具体的“物”与情感的“兴”的统一。这个意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孟浩然畅游吴越，舟、船是游览山水的必备交通媒介；再联系诗人的一生徘徊在仕途边缘的遭际，诗中的具体可用之“船”已经超越了工具性的实用价值，承载着舟楫济川与扁舟江湖的入仕与进仕之间的思想矛盾。孟浩然“唯先在邹鲁，家世重儒风”（《书怀贻京邑同好》），从其家世背景和传统士人对“学而优则仕”的信仰，孟浩然是有仕进之意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然终其一生，政治上困顿失意，隐逸终身。通过舟船这个载体诗人寄予了政治上的抱负，徜徉在南方山水之间，既是无法入仕的视角转移，纵然在秀美清丽的山水中，忘掉人生的不得已也只是一时的，怅惘的失意倒是真实的。孟诗中出现大量的舟船意象，所在的表达情境是与诗人内心深处的仕隐抉择紧紧偎依的。
除此以外，孟诗中还流露出“见贤思齐”的“美人情怀”，这一点直接体现在怀念“庞德公”、“羊公”的诗句：“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与诸子登岘山》），“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登鹿门山怀古》）。羊公、庞德公，都是德高望重的贤士；有所不同的是，羊公文学成就高，政绩突出；而庞德公坚决不做官且耕读传家。孟浩然追思这两位贤人，其实也是他心中对于仕隐的抉择：怀念羊公，渴望成为羊公那样的贤臣实现自己的抱负，成就功名；无奈仕途无道，只能归隐山园，亲力耕作，洁身自好，感叹庞德公高风久逝，丹桂犹存。此外，襄阳城留下“孟亭”纪念孟浩然，鹿门山建三高祠纪念孟浩然等人，这两处人文意象是非常实在非常深刻的历史纪念，如此高的历史评价仅独孟公有之，虽然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但他真正放下功名利禄，甘愿过着艰苦寂寞的隐居生活，为人耿直，凛然有君子风范。
五、文学的地理批评与空间批评
文学的地理批评，主要包括对作家生长与成长的地理环境、对作家所关注的自然地理形态、对作品中自然山水描写形式与方式、对作品中地理空间建构形态与方式等因素的分析。
现有的所谓空间批评，主要包括对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空间观念的分析、对具体的文学作品中空间形态的分析。
（一）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三则中写道：“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王维的诗，是“无我之境”；孟浩然的诗，是“有我之境”。
王维熟谙禅旨、精通艺术，他的山水田园诗典型地体现了禅宗所追求的隐遁空门、默语无际的精神观念，在山水之间悠悠吟咏中流露着古井无波、静中观照的参禅姿态。王维的诗极力追求一个“美”字，禅宗佛理与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水乳交融。多方位集中地追求“美”，促使其诗歌在时间的序列中逐渐展示现实画卷的美，让人在想象中如临其境。
王诗中寂静冥冥的景象触目皆是。诗人在描绘自然景物中寄情山水、潜心自然，字里行间处处可见诗人的“默语无际，不言言也”的心境。无论是独酌月色的“弹琴复长啸”，还是花落夜静的“月出惊山鸟”，读者已经沉醉在诗中的无边风月，陪着诗人对竹弹琴、对月抒怀，静静地享受着孤独以及孤独带来的恬静高雅。月儿惊扰的怎么是鸟儿？那分明就是王维跳动着与月同飞的心灵啊！其实，花落无意、月出无心，万籁俱寂，鸟惊无为，这是诗人超意识灵觉与幽深清的宇宙意志形成的感应，是一种无为无碍的生命情态。那王维“以物观物”，忠实地把握大自然动静相生、以静示动的客观规律，从自然中体会到宇宙万物的禅意体悟到其中的生命韵律，借幽静的自然环境衬托自己心中的宁静，达到物我双泯的境界，正如司空图《诗品·冲淡》中所说的“素处以默，妙机其微”。 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大多作于求“遇”不得、长期漫游时期，其文字折射出个人穷通得失与怨怼之气。与王维诗中着力表现“静”相对，孟浩然的诗执意追求“清”。孟浩然对于“清”的情韵风度的追求，实乃其主体精神和清高性格的必然所致，也是其人生际遇的暗示。孟诗以“清”为其艺术人格的景语构图，由于失意的惆怅和怨怼的愤懑，其诗格调下沉、情韵寒淡。“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秋登万山寄张五》），读孟浩然的诗，仿佛有一位漂泊浪子在岸边面向故乡娓娓述说着心中的无限乡愁。孟诗的情感，多是个人失意惆怅的愁情，其思想感情较少联系社会环境，思想的社会性较单纯而情感较复杂，如“浦上摇归恋，舟中失梦魂”（《入峡赠弟》）、“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二）彩绘与白描
王维在《题友人云母幛子》写道：“自有山泉入，非因彩画来。”这句诗高度概括了王维诗作孜孜以求的综合美。山泉入眼，既是大自然的景，也有大自然的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山水田园诗画是动态的彩画，白、青、红、绿、黄等色彩一一入画，他懂得如何运用语言将画卷的色彩魅力带入诗作，而且非常有画面感、层次感、动态感。比如“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一句诗便是一幅“竹林莲池、浣女捣衣、渔舟轻荡”的画面，而且有色有声，隐隐约约仿佛还传来女子清脆的嬉笑声和波涛划开水面的征棹声。王维就像一个画家，独立于画面之外，用彩笔把大自然的景物绘得逼真细腻。
清人贺贻孙说：“诗中有画，不独摩诘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写生。其便娟之姿，逸宕之气，似欲超王而上，然终不能出王范围内者，王厚于孟故也。吾尝譬之：王如一轮秋月，碧天似洗；而孟则江月一色，荡漾空明。虽同此月，而孟所得者，持其光与影耳。”
如果说王维是一个彩绘画家，那么孟浩然就是以一位游客的视角勾勒眼前之景，他不懂精细的艺术形式，不钩奇抉异，在白描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又似不经意道出。孟浩然在诗中描绘了清新的大自然，创造了清远的艺术境界，给人整体上感受是“清”。“清”即清新活泼、明净娟秀，与浑浊板滞、繁冗华丽形成鲜明对照。孟诗对景色并不着意刻画，而是景随情迁，更看重的是旅游中的过程和即景的感兴。他的名篇《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诗人用简净的语言平平叙述，“淡到看不见诗”（闻一多《孟浩然》），然而细细读去，那画面在移动镜头中慢慢拉开，一派农家田园乐的场面跃然纸上。不过是普通的村庄、简单的鸡黍，主客之间亲切融融相约重阳赏菊。淡淡的一首诗，语言纯朴，画面又富有层次，诗人见到老朋友的喜悦融在家常饭中，非常有艺术感染力，仿佛是诗人带着读者一起去拜访了老朋友。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是一副彩图，然而诗人只是简单铺叙青山绿树围绕着村庄。就是这么平淡的白描，写出了山峦脚下绿树环绕的村庄，旷远幽静，而不孤僻冷傲。这幅画卷，不是诗人一气呵成的，而是由近及远慢慢铺展，借着诗人的视角向远方推移。还有“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水天相连，景色非常绚烂，而孟浩然却是用了“若”、“如”这两个喻词，平平静静地把绚烂的画面描写得富有诗意。
王维作诗，选取一个聚焦视角，以画家的身份独立于画面之外，充分调用丰富的艺术形式，把画面描绘得五彩缤纷，绘声绘色，动中有静。孟浩然则是置身景中，以自己的视角带领读者领略自然之景，远近推移、移步换形、多有动感。
王孟的山水田园诗整体上抒发了对祖国河山的赞美之情，也表达了自己的独特情愫，二人的山水田园诗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是由于二人具体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的差异，尤其是两人生活的南北方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直接影响了两人山水田园诗歌在题材选取、创作风格、艺术手法等方面的不同。文学地理学是个蓬勃发展的新学科，从这个新的研究视域去探讨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不同之处，有许多新的比较成果，在这些新的比较成果中去品王、孟的诗，会带来更多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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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王维 孟浩然 山水田园诗
文学即是人学，文学的背后是文化，任何国家的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任何作家的成长也都有其的特定的文化基因，因此，任何文学作品就有其产生的特定的文化基因，但是，“决定文化基因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
山水田园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朵奇葩，是以自然山水、田园风景、田园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王维和孟浩然的创作致力于山水诗、田园诗的合流，并把山水田园诗的演绎推向顶峰。然而王维生活在多山多水、民风剽悍的晋北文化区，孟浩然则出生在南方杏花春雨的荆楚鱼米之乡。两人自小开始生活的自然山水环境对其气质与个性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纪昀说：“王孟诗大段相近，而体格又自微别。”两人的山水田园诗作自然而然地会因各自接受的文化基础和人生的游历体现出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两人在“山水田园诗”这一种文体的创作中，作品会因为两位诗人所接受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是文体地域性的一个主要表现。地理因素和文化传统会对作家人格与文学创作发生作用。谈及文体的地域性，就涉及到现代“地理学”的学科知识。
20世纪末期，中国学者积极倡导建立“文学地理学”这门兼具文理性质的新兴跨领域研究学科，是一门极具活力与开发潜力的学科，旨在文学研究中从“地理学”这个新的学术视角出发，去发掘文学作品背后蕴藏的地理内涵与人文气息，推动文学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全面发展。“文学的地理性，是指某一作家的成长与某一作品的产生，往往与特定的自然山水环境存在必然的联系。文学的地理性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根据盛唐山水田园诗这一题材与王孟所著唐诗，本文拟从文学地理学的几个核心问题简单分析王、孟山水田园诗的不同之处。
一、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综述
（一）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概念
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我国大陆逐渐兴起的一个批评与研究文学的学科。文学地理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地理而是文学。
（二）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
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
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创作主体（文学家、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等）、文学作品主体（读者和批评家）和文学接受（作品形态），地理环境则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
（三）文学地理学的基本任务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了文学地理学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文学家（以及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象等构成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家（以及文学由文学家组成的文学家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地理学”这个学科体系为桥梁，去研究文学各要素之间与地理环境的动态变化关系。
（四）文学地理学的古今渊源
我国古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从来不乏空间地理维度，从《诗经》六艺之“风”按照不同的王国和地区来分类到班固写作《汉书·地理志》，以及地志、方志等，在某种程度来说是自觉地依据地理维度把文学分类的意识。唐宋以来，许多文学流派习惯于以地域冠名，例如“吴中四士”、“江西诗派”、“桐城派”等，这样的命名体现了各流派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态度的地域色彩。
直到20世纪初，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和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人才具有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精神和态度，把古人初级形态的地理意识发展成有条理的专论。后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地理学的学术研究环境才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争取到更多自由，慢慢走向理性与成熟。
本文拟从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文学的空间批评等方面论述北方辋川诗人王维与南方襄阳的诗人孟浩然两人在山水田园诗的不同之处。
二、王维、孟浩然及其山水田园诗
（一）王维
王维（701-761），字摩诘，善音律，本籍山西祁县，出生于山西蒲州，蒲州时为三晋文化区之属。其家族虽为五大望族之一的太原王氏望族，然父亲早逝、家境衰落。王维的一生深受其母亲崔氏笃信佛教的影响——崔氏是当时著名高僧大照禅师的弟子，“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王维一生奉事佛道，不沾荤腥、不衣锦绣；妻亡后无续弦亦无子嗣。王维在日后的入仕与出仕的政治道路和文学、书画、音乐等艺术创作方面都显露出佛教的思想与追求，故世号“诗佛”。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进士擢第，解褐为太乐丞，同年秋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十四年春自济州离任，淇上为官，不久隐于淇。十七年回长安闲居，并从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佛。二十二年赴洛阳，隐嵩山。二十三年（735）宰相张九龄擢为右拾遗，二十五年奉命出使凉州，并在河西节度使暮中任职。二十六年回长安任监察御史。二十八年冬，赴岭南。翌年春，自岭南北归，辞官隐于终南。天宝十五年（756），为安史叛军授予伪职，后肃宗宥其罪。晚年常居辋川蓝田别业，“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并编有《辋川集》。 （二）孟浩然
孟浩然（689—740），以字行，本籍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县）人。襄阳隶属荆楚文化区，拥有楚文化的优良传统。孟浩然本宅在襄阳郭外的涧南园，“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北阻雪》），其一生经历简单：“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旧唐书·文苑列传》）孟浩然40岁以前，一直住在襄阳，“隐鹿门山，以诗自适。”他极爱游览，足迹踏遍这一带的山水名胜之地，岘山、万山、鹿门山等，并作诗纪念。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冬入长安应举，次年还乡后北上洛阳，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夏秋之际“自洛之越”，畅游吴越山水，自富阳至永嘉，开元二十一年还乡后弹冠出仕入张九龄幕府，后辞官大隐，“余意在山水，闻之谐夙心”（《听郑五弹琴》）。
（三）两人山水田园诗略论
王维之诗，历来最受推崇的评价无出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右。对于孟浩然，苏轼亦评论道：“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酒手，无材料耳。”其中不难看出苏轼对二人诗作的赞誉程度。提及王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精通音律”“擅长书画”“信仰佛教”这三点因素，他的诗，诗情与画意统一，并将诗人对自然的独特的情感体验融入到景物之中，有些诗在幽邃宁静的艺术境界中参入禅理。而孟浩然的诗，其一生经历较简单，或写游历所见各地山水景色，或写家乡自然风光，其中往往在抒写孤高的情怀中夹杂着失意的情绪，在以景色自娱中融入了羁旅乡思之苦。
历代一直有学者比较王孟的山水田园诗在审美意趣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如绘画特征、宗教态度等。往往山水田园诗最易被忽略的就是山水田园的共性特征——地理环境，其个性特点则在诗作中的自然意象、人文景观、空间建构形式等方面凸显。而这些，正是笔者试图努力探索的。
三、王孟诗中的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
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主要有两类：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
所谓自然意象，主要是指由于自然造化而形成的原始自然物象，如山水河海云雾星辰太阳月亮彩虹，以及大地上生存的动物和生长的植物。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经过太多的人工雕琢、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自然物体与生命存在，就是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意象。山水田园诗，顾名思义，其描写对象无非是自然山水、田园风景与生活，具体来说，就是青山、流水、花木虫鱼之类的自然风景与动植物。然而从这些自然意象的入诗及在诗中的排列可以揣摩出作者的审美视角。
所谓人文意象，主要是指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与人的创造相关的物象，如北京的故宫、南京的总统府、上海的豫园、成都的武侯祠等。
（一）王维的山水田园诗（部分）：
《青溪》：“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
《瓜园诗》：“黄鹂啭深木，朱槿照中园。犹羡松下客，石上闻清猿。”
《秋夜独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渭川田家》：“雉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春中山园作》：“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杨，荷锄觇泉脉。”
《早秋山中作》：“草间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薄暮悲。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期。”
《送丘为往唐州》：“槐色阴清昼，杨花惹暮春。”
《奉寄韦太守陟》：“寒塘映衰草，高馆落疏桐。”
《春日上方即事》：“柳色青山映，梨花夕鸟藏。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
《与卢象集朱家》：“柳条疏客舍，槐叶下秋诚。”
《登河北城楼作》：“高城眺落日，极浦映苍山。岸火孤舟宿，渔家夕鸟还。”
《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
《送钱少府还蓝田》：“每侯山樱发，时问海燕归。”
《酬黎居士淅川作》：“著处是莲花，无心变杨柳。松龛藏药裹，石唇安茶臼。”
《林园即事寄舍弟》：“松含风里声，花对池中影。”
《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
《和陈监四郎秋雨中思从弟据》：“袅袅秋风动，凄凄烟雨繁。声连鹊观，色暗凤凰原。细柳疏高阁，轻槐落洞门。”
王维生活在北方骏马冀风、山林竦峙的三晋文化区，他的游迹多以山行为主，他的诗中常出现日月、白云、青峰、槐树、松树、泉流、坚石、花木、鸟禽等各种自然意象，故其诗中事物氤氲着青葱的山岚味。并且这些意象是以对举的方式入诗的，“黄鹂”啼“朱槿”、“衰草”照“疏桐”、“柳条”邀“槐叶”、“泉声咽危石”对“日色冷青松”；而且音韵上也很工致齐整，“漾漾”对“澄澄”、“袅袅”对“凄凄”。王维知属辞且工书画、善音律，不但是唐山水田园诗的领军人物，还开创了水墨山水画派。“画中最妙言山水，摩诘峰峦两面起。”若从色调着眼，可见王诗中的自然意象多以青翠的冷色系入画境，偶有山樱、荷花一抹红点缀于万绿丛中，却无喧宾夺主之闹意；且“青”必配“白”，不留全白，亦不能独青，这体现出“大白若愚”的唐代文化之审美特征。
其中，王维诗中有一个自然意象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白云。在王维的诗歌中，“白云”共出现了二十四次。云卷云舒本自天意，来去任迹无羁，漂浮高空，洁白的云朵最是无根之物，自然界恐无一物能与之媲美。王维选“白云”入诗，借物抒怀，一方面体现了他对高洁如皓云的修齐之德的精神追求与理想抱负，另一方面是他向往恬淡自由、诗书鼓瑟的平静生活。 王维一生仕途多舛，政治上的烦闷是自己无计可施的，倒是无限江山可供寻觅栖息之处，出仕与入仕的矛盾往往在寄情山水中得以排解和启发，其诗中描写了各种生活中常见的自然景物——自然环境的清新平静，处在无拘无束的自然环境中，自会心生无限感慨，这其中便寄托了他的远大政治抱负下内心世界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
王维的诗多山，其诗中的人文意象也多“住在”山里，蓝田别业、辋川别业，以及隐居辋川时的竹里馆、辛夷坞、椒园等。这些地方，环境幽静秀美，宛如世外桃源，王维孤身在此，思绪万千、从容修行。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山高人为峰，云海在脚下。在更多的情境下，登高山而临下方，不免心情激荡而思绪万千，英雄情怀溢于心中。面对自然万象的宏博，人们会因为身心在天地茫茫之中的舒展感到肉体的微渺与易逝，这种认知让人沮丧不安，心生悲寂。为弥补人类对自身缺憾的愤懑，英雄出现了，尽管是想象，却可以在认知上得到安慰，此中寄托了建功立业的美好愿望，启发人们找到安全感和心灵的归属。
（二）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部分）：
《万山潭作》：“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
《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西山寻辛谔》：“落日清川里，谁言独羡鱼。石潭窥洞彻，沙岸历纡徐。”
《广陵别薛八》：“广陵相遇罢，彭蠡泛舟还。樯出江中树，波连海上山。”
《宿武陵即事》：“岭猿相叫啸，潭嶂似空虚。”
《南阳北阻雪》：“孤烟村际起，归雁天边去。积雪覆平皋，饥鹰捉寒兔。”
《彭蠡湖中望庐山》：“香炉初上日，瀑水喷成虹。”
《题大禹寺义公禅房》：“义公习禅处，结宇依空林。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山暝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岘山送萧员外之荆州》：“亭楼明落照，井邑秀通川。涧竹生幽兴，林风入管弦。”
孟浩然生在南方杏花春雨的楚文化区，中年“自吴赴越”畅游永嘉一带，此处正是江南水乡人杰地灵之处。钱塘江、渔浦潭、桐庐江、建德江等秀水壮澜之滨，孟公每驾舟船而游，且朝发暮归，因此孟浩然的山水诗作的时间叙事结构完整，多出现舟、帆、江树、荷花、猿等“水意象”，流淌着润而不湿的水雾气。
综观孟诗，有一个意象非常突出——船，它是一种媒介，是具体的“物”与情感的“兴”的统一。这个意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孟浩然畅游吴越，舟、船是游览山水的必备交通媒介；再联系诗人的一生徘徊在仕途边缘的遭际，诗中的具体可用之“船”已经超越了工具性的实用价值，承载着舟楫济川与扁舟江湖的入仕与进仕之间的思想矛盾。孟浩然“唯先在邹鲁，家世重儒风”（《书怀贻京邑同好》），从其家世背景和传统士人对“学而优则仕”的信仰，孟浩然是有仕进之意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然终其一生，政治上困顿失意，隐逸终身。通过舟船这个载体诗人寄予了政治上的抱负，徜徉在南方山水之间，既是无法入仕的视角转移，纵然在秀美清丽的山水中，忘掉人生的不得已也只是一时的，怅惘的失意倒是真实的。孟诗中出现大量的舟船意象，所在的表达情境是与诗人内心深处的仕隐抉择紧紧偎依的。
除此以外，孟诗中还流露出“见贤思齐”的“美人情怀”，这一点直接体现在怀念“庞德公”、“羊公”的诗句：“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与诸子登岘山》），“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登鹿门山怀古》）。羊公、庞德公，都是德高望重的贤士；有所不同的是，羊公文学成就高，政绩突出；而庞德公坚决不做官且耕读传家。孟浩然追思这两位贤人，其实也是他心中对于仕隐的抉择：怀念羊公，渴望成为羊公那样的贤臣实现自己的抱负，成就功名；无奈仕途无道，只能归隐山园，亲力耕作，洁身自好，感叹庞德公高风久逝，丹桂犹存。此外，襄阳城留下“孟亭”纪念孟浩然，鹿门山建三高祠纪念孟浩然等人，这两处人文意象是非常实在非常深刻的历史纪念，如此高的历史评价仅独孟公有之，虽然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但他真正放下功名利禄，甘愿过着艰苦寂寞的隐居生活，为人耿直，凛然有君子风范。
五、文学的地理批评与空间批评
文学的地理批评，主要包括对作家生长与成长的地理环境、对作家所关注的自然地理形态、对作品中自然山水描写形式与方式、对作品中地理空间建构形态与方式等因素的分析。
现有的所谓空间批评，主要包括对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空间观念的分析、对具体的文学作品中空间形态的分析。
（一）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三则中写道：“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王维的诗，是“无我之境”；孟浩然的诗，是“有我之境”。
王维熟谙禅旨、精通艺术，他的山水田园诗典型地体现了禅宗所追求的隐遁空门、默语无际的精神观念，在山水之间悠悠吟咏中流露着古井无波、静中观照的参禅姿态。王维的诗极力追求一个“美”字，禅宗佛理与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水乳交融。多方位集中地追求“美”，促使其诗歌在时间的序列中逐渐展示现实画卷的美，让人在想象中如临其境。
王诗中寂静冥冥的景象触目皆是。诗人在描绘自然景物中寄情山水、潜心自然，字里行间处处可见诗人的“默语无际，不言言也”的心境。无论是独酌月色的“弹琴复长啸”，还是花落夜静的“月出惊山鸟”，读者已经沉醉在诗中的无边风月，陪着诗人对竹弹琴、对月抒怀，静静地享受着孤独以及孤独带来的恬静高雅。月儿惊扰的怎么是鸟儿？那分明就是王维跳动着与月同飞的心灵啊！其实，花落无意、月出无心，万籁俱寂，鸟惊无为，这是诗人超意识灵觉与幽深清的宇宙意志形成的感应，是一种无为无碍的生命情态。那王维“以物观物”，忠实地把握大自然动静相生、以静示动的客观规律，从自然中体会到宇宙万物的禅意体悟到其中的生命韵律，借幽静的自然环境衬托自己心中的宁静，达到物我双泯的境界，正如司空图《诗品·冲淡》中所说的“素处以默，妙机其微”。 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大多作于求“遇”不得、长期漫游时期，其文字折射出个人穷通得失与怨怼之气。与王维诗中着力表现“静”相对，孟浩然的诗执意追求“清”。孟浩然对于“清”的情韵风度的追求，实乃其主体精神和清高性格的必然所致，也是其人生际遇的暗示。孟诗以“清”为其艺术人格的景语构图，由于失意的惆怅和怨怼的愤懑，其诗格调下沉、情韵寒淡。“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秋登万山寄张五》），读孟浩然的诗，仿佛有一位漂泊浪子在岸边面向故乡娓娓述说着心中的无限乡愁。孟诗的情感，多是个人失意惆怅的愁情，其思想感情较少联系社会环境，思想的社会性较单纯而情感较复杂，如“浦上摇归恋，舟中失梦魂”（《入峡赠弟》）、“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二）彩绘与白描
王维在《题友人云母幛子》写道：“自有山泉入，非因彩画来。”这句诗高度概括了王维诗作孜孜以求的综合美。山泉入眼，既是大自然的景，也有大自然的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山水田园诗画是动态的彩画，白、青、红、绿、黄等色彩一一入画，他懂得如何运用语言将画卷的色彩魅力带入诗作，而且非常有画面感、层次感、动态感。比如“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一句诗便是一幅“竹林莲池、浣女捣衣、渔舟轻荡”的画面，而且有色有声，隐隐约约仿佛还传来女子清脆的嬉笑声和波涛划开水面的征棹声。王维就像一个画家，独立于画面之外，用彩笔把大自然的景物绘得逼真细腻。
清人贺贻孙说：“诗中有画，不独摩诘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写生。其便娟之姿，逸宕之气，似欲超王而上，然终不能出王范围内者，王厚于孟故也。吾尝譬之：王如一轮秋月，碧天似洗；而孟则江月一色，荡漾空明。虽同此月，而孟所得者，持其光与影耳。”
如果说王维是一个彩绘画家，那么孟浩然就是以一位游客的视角勾勒眼前之景，他不懂精细的艺术形式，不钩奇抉异，在白描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又似不经意道出。孟浩然在诗中描绘了清新的大自然，创造了清远的艺术境界，给人整体上感受是“清”。“清”即清新活泼、明净娟秀，与浑浊板滞、繁冗华丽形成鲜明对照。孟诗对景色并不着意刻画，而是景随情迁，更看重的是旅游中的过程和即景的感兴。他的名篇《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诗人用简净的语言平平叙述，“淡到看不见诗”（闻一多《孟浩然》），然而细细读去，那画面在移动镜头中慢慢拉开，一派农家田园乐的场面跃然纸上。不过是普通的村庄、简单的鸡黍，主客之间亲切融融相约重阳赏菊。淡淡的一首诗，语言纯朴，画面又富有层次，诗人见到老朋友的喜悦融在家常饭中，非常有艺术感染力，仿佛是诗人带着读者一起去拜访了老朋友。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是一副彩图，然而诗人只是简单铺叙青山绿树围绕着村庄。就是这么平淡的白描，写出了山峦脚下绿树环绕的村庄，旷远幽静，而不孤僻冷傲。这幅画卷，不是诗人一气呵成的，而是由近及远慢慢铺展，借着诗人的视角向远方推移。还有“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水天相连，景色非常绚烂，而孟浩然却是用了“若”、“如”这两个喻词，平平静静地把绚烂的画面描写得富有诗意。
王维作诗，选取一个聚焦视角，以画家的身份独立于画面之外，充分调用丰富的艺术形式，把画面描绘得五彩缤纷，绘声绘色，动中有静。孟浩然则是置身景中，以自己的视角带领读者领略自然之景，远近推移、移步换形、多有动感。
王孟的山水田园诗整体上抒发了对祖国河山的赞美之情，也表达了自己的独特情愫，二人的山水田园诗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是由于二人具体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的差异，尤其是两人生活的南北方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直接影响了两人山水田园诗歌在题材选取、创作风格、艺术手法等方面的不同。文学地理学是个蓬勃发展的新学科，从这个新的研究视域去探讨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不同之处，有许多新的比较成果，在这些新的比较成果中去品王、孟的诗，会带来更多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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