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薛雷、齐珊珊和陈龙结束了海地的维和任务，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后，每当听到周围有鞭炮声响起，他们最先想到的不是哪里在办喜事、哪里开业大酬宾了，而是看看哪里适合躲藏、哪里安全。
　　2005年12月，他们和中国维和队伍一起奔赴海地，开始了长达八个多月的维和任务。在海地时，他们住在简易板房里，傍晚的时候，铁皮的房顶上时常响起噼里啪啦的枪声，就如同有人在头顶上放鞭炮。薛雷说：“刚到的时候，听到头顶上的枪声就会有些害怕，后来就慢慢习惯了。”身处海地，枪声似乎是一种日常的声音。做好安全防护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每次站岗或巡逻需要穿戴的设备都重达四十斤。在平均气温四十多度的太子港，负重四十斤，即使什么都不干，都是件痛苦的事，何况他们还要站岗、巡逻和执行任务。
　　薛雷的第一次巡逻是和当地警察一起的，巡逻回来的路上他们接到了一个当地警察下班路上被枪杀了的通报，他们立即赶往现场，至今他还记得身中五枪的当地警察，就那样躺在路边。这给了刚刚到海地的薛雷重重一击。“当地民众中有些人对警察不满，有的也会迁怒于我们维和人员，所以针对当地警察和维和人员的袭击不少。”薛雷说道，他们在海地的八个多月，每个月都有维和人员牺牲，少则四五人，最多的一个月牺牲了12名维和人员。
　　维和队伍中女生很少，齐珊珊作为一名刚刚24岁的姑娘，刚到海地没多久，就遭遇了紧急情况。2005年的最后一天，她和战友们在海地国家监狱驻守。下午他们正在装甲车下巡逻时，突然被示威人群包围了，其中有很多持有武器的反政府武装分子。他们只有两辆装甲车和十几个人，而示威人群多达百人。他们只好撤到装甲车上，示威人群不断拍打和摇晃装甲车。“当时情况十分危急，真的有一种就要牺牲在这里的感觉，我身边的两个战友抓着我的手给了我力量。”齐珊珊不断联系联海团请求支援，最终在傍晚时，靠着联海团支援和海地警察的里应外合，他们突出了重围。
　　在海地的时候，薛雷、齐珊珊、陈龙，虽然不在同一个队伍里，但是他们经常轮换执勤岗位。他们维和期间，正好赶上了海地的大选，选票统计的地方紧挨着他们居住的营区，形势很严峻，当地的各种武装势力都把这片区域当成了众矢之的。有的非法武装势力会把废旧车辆或是轮胎烧着，封堵道路。有一次封堵时间近两天，致使营区的供给都断了。沒有了供给，营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了。
　　“中国营地可能是维和期间唯一没有被攻击过的营地。”陈龙说，国家的实力和政治立场，会影响当地人对维和部队的态度。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他（她）们，都为伟大的祖国骄傲。
　　从海地回来的薛雷，瘦了四十斤。“今天洋葱，明天土豆，想不瘦也难。”
　　在海地，他们几乎吃不到青菜。齐珊珊回来后和家人的第一顿饭，妈妈问她想吃什么，她说：“我就想吃根黄瓜。”妈妈当时就哭了。他们的供给由联合国提供，但是当食品运到营地时，“肉，是冷冻的硬疙瘩块，情况还好，菜，就惨不忍睹了，一多半都变成了烂菜叶。”海地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不止蔬菜，连饮用水都很少，海地地处热带气候，不分冬夏，全年异常炎热。
　　对于齐珊珊来说上厕所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厕所就是一个塑料大闷罐，在海地那种天气里，上个厕所就像洗了个桑拿，还有难以忍受的气味。”齐珊珊回忆时带着淡然而又平和的笑容，实际上维和的艰辛早已成为她难以忘却的记忆。
　　面对恶劣的环境和难熬的日子，陈龙用了三个字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忍着呗”。每个人一周只有三分钟与国内联系的通话时间，“当时的电话传输是滞后的，一边说完话后，另一边要五到八秒后才能听到，交流起来相当困难。”这三分钟常常只够报一个平安。
　　薛雷觉得，接受联合国荣誉勋章的那一刻，倍感荣耀，好像之前吃的所有苦都不算什么了。2019年8月，薛雷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第十八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当会场上响起，“接下来入场的是海地代表团”时，薛雷心中还是有了异样的波动，“可能对这个国家还是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现如今，薛雷、齐珊珊、陈龙都在济南特警队工作，十多年过去，他们还是站在维和维稳的第一线，Peace keeping（保卫和平），他们一直都在。
　　TIPS
　　在中国驻海地维和官兵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