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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的余温还未完全消散,2013已经向老去的年华里又迈进了一步,昔日的青年已老,今天尚且年轻的人们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标识着自我存在的价值。生活在继续,艺术也一样,躲过了被烂尾的“世界末日”,我们是该庆幸虚幻寓言的又一次扯淡呢(之前那次是被诺查·丹马斯寓言的1999)?还是会对奇迹并未如期而至的爽约而略感失望呢?我属于后者。
2013年1月在UCCA开幕的“ON|OFF—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观念与实践”展览,为之前就已持续升温的“青年艺术”展览及活动带来了更多的具有延续性的话题,尽管策展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让展览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性,并在学术姿态上与其他展览间拉开距离,但量贩式的展览模式还是免不了让人将其与其他展览和活动放在一起说事儿。以翻墙软件的切换状态来比喻年轻一代的整体状态,同样也在展览中形成了一种个体与群体间反复切换的临界现实:艺术家做的认真,但穿梭在琳琅满目又数量众多的作品间,却总免不了浮光掠影式的快速观看。尤其是对于大部分的影像作品来说,多数观众(包括我)都是一带而过的,但如鄢醒等著名艺术家的影像封地前却总是人头攒动。观众也许未必真能搞清楚他们在表达什么,但“名气”本身的如雷贯耳却足以让人期待在其中找到一些与众不同的看点来。从集体肖像中脱颖而出的英俊面孔少不了媒体的推波助澜,但也透射出明星身份在不同界面间劈腿的泛化光芒。而在公共心理中自然分化出的仰视、平视和俯视等不同的姿态中,对于“平等”的强调也更多了一层假设的虚幻味道。“ON/OFF”的策展人之一孙冬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现在对于年轻艺术家的关注恰恰折射出中年一代的创造力危机,总把当下未解决的问题寄希望于下一代身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与之前一代的艺术家相比,社会环境和生存模式的改变已将游戏规则进一步细化,关于“话语权”的争夺也早已不再是以某种口号般的自我标榜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在网络上只言片语的累积就能够汇聚成正能量的潮流或负能量风暴的当下,对自我洞察的敏锐与社会步调的共振让空间和作品具有了更强的参与性。而“口水”的力量也在驱策着艺术家和策展人对自我的路线做出修正,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最终能否分化出“口水”中犀利且实在的盐分也并非一门简单的功课。当群体出镜的舆论力量弱化之后—与上世纪90年代喜欢归类风格的美术史手法不同,年轻一代策展人的聪明之处或许正在于不下定义的“低调”表态,或在指出他者“谬误”基础上的变调“重复”等—个体的状态(“真实”或“被包装”后的状态)在艺术中的显现也会回归到杂乱的当代空间中去继续蔓延,但亲眼看到的就一定会比道听途说到的更接近“真实”的内核吗?当下的“真实”是怎样的?是付晓东所说的“整体碎片化”的社会环境,还是艺术家自言作品销售状况时的无奈自嘲?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叛逆心理在不同的时代中都会颠覆掉很多既定的规则,而坐拥王城后的起义者其内心微妙的变化也会逐渐累积成另一些具有合法性的习惯壁垒。已经年过半百的崔健在一次访谈中说:“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里。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我的困惑和你的困惑是一样的,只是你我所说的东西、关注的点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不一样,只是你们在变化。”我们并不具备在近距离的感同身受中,对孰是孰非的宏观走向做出曲直判断的能力,通过几个人写的文章、策展人、艺术家和艺术行业从业者的现身说法等,本期专题希望能够呈现出一些不尽相同的思考角度和状态陈述,其中难免会有修饰和做作的一面;就像有些艺术家在言语带刺的个人逻辑中,也很善于利用媒体来进行自我宣传的延展一样,媒体也已经或正在成为当代艺术发生的有效场域之一:同样面临着各种问题,同样也在艺术的借尸还魂中寻找着自己的出路—“阳光和灯光同时照着我的身体,要么我选择孤独,要么我选择堕落。”—在阳光和灯光混杂的舞台上,孤独和堕落或许并不是矛盾针锋相对的两极。就像张楚在上世纪90年代时歌唱过“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从物理年龄上看他已经老了,但这句话也随之老了吗?(文/郝科)
2013年1月在UCCA开幕的“ON|OFF—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观念与实践”展览,为之前就已持续升温的“青年艺术”展览及活动带来了更多的具有延续性的话题,尽管策展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让展览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性,并在学术姿态上与其他展览间拉开距离,但量贩式的展览模式还是免不了让人将其与其他展览和活动放在一起说事儿。以翻墙软件的切换状态来比喻年轻一代的整体状态,同样也在展览中形成了一种个体与群体间反复切换的临界现实:艺术家做的认真,但穿梭在琳琅满目又数量众多的作品间,却总免不了浮光掠影式的快速观看。尤其是对于大部分的影像作品来说,多数观众(包括我)都是一带而过的,但如鄢醒等著名艺术家的影像封地前却总是人头攒动。观众也许未必真能搞清楚他们在表达什么,但“名气”本身的如雷贯耳却足以让人期待在其中找到一些与众不同的看点来。从集体肖像中脱颖而出的英俊面孔少不了媒体的推波助澜,但也透射出明星身份在不同界面间劈腿的泛化光芒。而在公共心理中自然分化出的仰视、平视和俯视等不同的姿态中,对于“平等”的强调也更多了一层假设的虚幻味道。“ON/OFF”的策展人之一孙冬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现在对于年轻艺术家的关注恰恰折射出中年一代的创造力危机,总把当下未解决的问题寄希望于下一代身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与之前一代的艺术家相比,社会环境和生存模式的改变已将游戏规则进一步细化,关于“话语权”的争夺也早已不再是以某种口号般的自我标榜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在网络上只言片语的累积就能够汇聚成正能量的潮流或负能量风暴的当下,对自我洞察的敏锐与社会步调的共振让空间和作品具有了更强的参与性。而“口水”的力量也在驱策着艺术家和策展人对自我的路线做出修正,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最终能否分化出“口水”中犀利且实在的盐分也并非一门简单的功课。当群体出镜的舆论力量弱化之后—与上世纪90年代喜欢归类风格的美术史手法不同,年轻一代策展人的聪明之处或许正在于不下定义的“低调”表态,或在指出他者“谬误”基础上的变调“重复”等—个体的状态(“真实”或“被包装”后的状态)在艺术中的显现也会回归到杂乱的当代空间中去继续蔓延,但亲眼看到的就一定会比道听途说到的更接近“真实”的内核吗?当下的“真实”是怎样的?是付晓东所说的“整体碎片化”的社会环境,还是艺术家自言作品销售状况时的无奈自嘲?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叛逆心理在不同的时代中都会颠覆掉很多既定的规则,而坐拥王城后的起义者其内心微妙的变化也会逐渐累积成另一些具有合法性的习惯壁垒。已经年过半百的崔健在一次访谈中说:“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里。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我的困惑和你的困惑是一样的,只是你我所说的东西、关注的点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不一样,只是你们在变化。”我们并不具备在近距离的感同身受中,对孰是孰非的宏观走向做出曲直判断的能力,通过几个人写的文章、策展人、艺术家和艺术行业从业者的现身说法等,本期专题希望能够呈现出一些不尽相同的思考角度和状态陈述,其中难免会有修饰和做作的一面;就像有些艺术家在言语带刺的个人逻辑中,也很善于利用媒体来进行自我宣传的延展一样,媒体也已经或正在成为当代艺术发生的有效场域之一:同样面临着各种问题,同样也在艺术的借尸还魂中寻找着自己的出路—“阳光和灯光同时照着我的身体,要么我选择孤独,要么我选择堕落。”—在阳光和灯光混杂的舞台上,孤独和堕落或许并不是矛盾针锋相对的两极。就像张楚在上世纪90年代时歌唱过“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从物理年龄上看他已经老了,但这句话也随之老了吗?(文/郝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