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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辛欣是不是一个过气的作家？她与王朔、刘索拉等作家同时成名。当年，她写书、执导话剧、第一个骑自行车沿着中国大运河旅行，策划编辑的《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是现代中国第一部大型口述历史作品，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蜚声海外。
1988年，她突然消失在大陆公众的视野，远赴美国求学。这20年间，她转身成为了经济学家、数码剪接师、专栏作家、导演。今年她以书归国，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我》。如今年轻的读者对这位曾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已不甚了解，以第一人称作为称呼的自传显示着张辛欣强烈的个性从未改变。
作家莫言评价《我》：“这是一个人的自传，也是一代人的写照。她回顾了自己的半生，也回顾了国家的历史。她对自己的清算，让我看到了成长与觉醒。”某种意义上，张辛欣确实是一代人的代表，他们的人生轨迹相似：遭遇
文革、上山下乡、回城上大学、出国。但张辛欣却没有被打上同时代的烙印，她没有学会服从，不喜欢人山人海的蓝色，她保有的是原始且强烈的生命力、不熄的叛逆、沉痛的自省。
逆着红色奔跑
张辛欣强烈的个性包裹在有礼有节的教养之下，采访时，她会特意感谢记者为采访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认真思考、回答每一个问题。但仍然能感觉到她强烈且不随意附和与不合作的态度。当问及她的军人家庭出身时，她第一句话就是：“拜托，请别用军队大院定义《我》！”她不想被定义，被归类。
但她的教养要求她礼貌待人，她在《我》中写道：“教养让我从来不当着别人面说人家有多坏。”这就是张辛欣所受的教育。现年58岁的张辛欣，出生于军人家庭，是60年代在北京军属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在张辛欣看来，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军属大院远不如她所住的军属大院“豪华”。
张辛欣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学家，是主旋律电影《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主要编辑之一；母亲为新华社摄影部工作了一生。张辛欣不能免于被打上“红色家庭”和“军人家庭”的标签，但她不肯合作。
自传《我》就是反抗。也许有人误以为这是自恋，但张辛欣说：“在美国，me是新生代代名词，人人都是‘me’。 而外国人看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是集体的，没有个人，根本不关注‘我’。但现在的中国，谁不‘我’？这本书的读者，都深觉自我历史被遗忘了，都觉得自己被甩出快速主道，用‘我’不遗余力地抵抗着喧嚣下的孤独。《我》这个书名，比任何超级明星的自传，更能担当一个‘我’。”她坚持用“我”作书名。
张辛欣的不合作与反叛是对当时的时代，但个体对抗社会，其力量非常微弱。张辛欣仍然没有摆脱时代的控制。小学六年级她正惴惴不安地担心是否能考上好中学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她欣喜若狂于可以丢掉书本不用参加考试。跟着院子里的孩子一起到别人家抄家，学习当“红卫兵”。假办了一张中学学生证，随着串联的队伍挤着免费的火车到全国“讨饭式”地游荡，而后混在知青的队伍里被火车拉到了北大荒扛着锄头开地，挑着桶子浇粪。几年后，想方设法回到北京上大学。
她那一代人的青春就是一个国家的镜子，时刻映照当时社会的变动。张辛欣的命运在时代中如同一棵无力的小草，随着没有方向的风乱摆。但张辛欣要逆着红色奔跑，强烈的个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让她在时代里迷失。她努力改变时代所强加给她的生命路线，她阅读、思考，审视自己的良心。她的青春期被决定，但她没有放弃作出改变。
在小说中，不羁的激情和沉痛的内省贯穿始终，独特的经历、充沛的情感、触目的历史交织在《我》中。有人担心一个人的自传是否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张辛欣也没有答案，她说：“我能看见自己生命的冒险性、传奇性和投机性……在野地里走着，悬崖上有一枚人人都看见的烂陶片，只是在考古的人眼中，它在说着盛唐景象。需要有训练的目光。我怕我浪费了与我有关的‘材料’。”她不想浪费与她生命交织在一起的这个国家的记忆，于是她把个人的经历写成了历史。
对“红色贵族”不以为然
书香：出身军人家庭对您的影响大吗？从小生长在军属大院中，您觉得自己和普通的孩子有什么区别？
张辛欣：拜托，请别用军队大院定义《我》！我对“新阶级”是敏感的。很早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被注定的阶层，这在book2更直接。对所谓“红色贵族”我不以为然，有贵族吗？有文化吗？张狂是军队大院的吗？富二代也一样！
而瞎闹、好奇、暗恋、孤独，是所有普通孩子的正常特征，也是自传小说《我》的主线。北京胡同长大的70后读者发现，我的寄宿小学阶层压迫和他在胡同里类似；杭州读者的9岁半女儿觉得，那时小孩阶层很有趣啊。我一点没有觉得我不是“普通孩子”，不过是有一天读普希金传记讲到他小时候上“皇村小学”，启发我看到我的假贵族小学也可以写出色彩。无色彩的故事谁喜欢读？至少我不喜欢写。
我和“普通孩子”有区别：我从另一个星球来。在军队大院，我是新住户；在胡同学校，我是新生；对于胡同，我是另类孩子；对于美国，我是外来移民，我是“外星人”。
书香：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在您的小说中，周围的孩子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比如您书中提到的少年杀猫。您觉得这种凶狠和残暴是为什么呢？之前会有这种气氛还是突然形成的？
张辛欣：那是人性残暴式狂欢的隐秘本性遇到爆发的时机而已，而人类在任何历史事件中都要趁机发泄点自我的。用少年虐杀动物来表现，属于艺术作品的常用手法。我用这类画面和记忆勾连读者的类似潜在心理记忆。我不喜欢直写惨烈文史。世界看我们本就是一个惨烈血腥文化，但是写惨烈文史资料不是《我》的目的。
《我》建造了北京并见证了毁灭
书香：作为北京人，您之后一直在国外生活，在其他作家的书中，比如北岛的《城门开》，他用文字构建了他记忆中的北京，您心目中的北京和现在的北京区别大吗？
张辛欣：四川的读者告诉我，《我》建造了北京并见证了毁灭。这正是这本书的一部分野心，不过我用个人成长故事带动它，使得每个小段落生动。我预设的目标就不是像林海音、像老舍那样写北京，我也不是北岛。怀旧不是《我》的目的，但可能让读者因为自己的类似过去着迷。
西安读者告诉我：“最喜欢看你写小时候，小街，小圈子，小吃，而，你，渐渐地在大暴力中走得这么远，这么远。”这也是《我》的法文翻译家的看法：一个古典京城小姑娘在中国当代大事变的剧烈颠覆下，不得不迫使自己迅速长大。
书香：在您的小说中，也有部分提到下乡时的美好，比如大雪时分的美景，同为下乡青年的王小波说：“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有趣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您觉得这是对的吗？
张辛欣：所谓“改进”，是说个人命运的和内心精神的本能需求的改进？
你看《我》BOOK1的下乡段落，我写到第一天干完活，嘻嘻哈哈和女工一起冲脚，我就想，我也在这里嬉笑一辈子？那是16岁不到的我的真实想法。你如果读Book2，我作为医疗队员到西双版纳，和知青接触，我看他们是用南疆的眼光看北疆，生命显得更无望了。我借用殖民小说家康拉德的视角，给读者更多审美观的视野。不过，我庆幸我的游走，我的脱离，我是北京来的摩亚泰(傣语医生)，而非“知青”，这些真实感受也写在里面了。这样写，是写另一层感受：我们这些伪中学生，知识可怜的青少年劳工，对比书中的丈夫斯蒂夫——我的美国同代人，教育没被中断，从大学、研究院一路念完，随时地享受各类艺术，自由地获得全天下资讯——他和我，谁更配“知青”头衔？这样想和这样写时，我很想哭。
书香：史铁生曾评价说：“张辛欣的小说里不仅有调侃、自嘲、叛逆，还有深沉的东西，有内在的痛感和深省。”这种痛感和深省是来自曾当过“红卫兵”还是对历史的痛感？
张辛欣：对历史的。写的时候，一段段经历都很有趣，包含很多古典劳作知识，在后现代工业时代甚至显得有壮丽感，《我》有两章题目是中西合璧，“江湖·奥德赛”。英文总造新字，我为什不？！但是，写着、观察着这个“我”，我的从北到南，从中国到美国的大游走，也是在不断地拆毁，不断地遗忘，这也是轮回的意思吧。我，太多事件，太多冲击，太多遗忘，这恰是世界解读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当代方式：不记忆，无反省，对个体生命不珍惜。史铁生在给我此评价不久便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很多年没有任何来往，有时看他唯一写我的这几个句子，想象他的灵魂在四维空间飘荡，感激他的深意短评。
书香两岸张辛欣
对“红色贵族”不以为然
书香：出身军人家庭对您的影响大吗？从小生长在军属大院中，您觉得自己和普通的孩子有什么区别？
张辛欣：拜托，请别用军队大院定义《我》！我对“新阶级”是敏感的。很早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被注定的阶层，这在book2更直接。对所谓“红色贵族”我不以为然，有贵族吗？有文化吗？张狂是军队大院的吗？富二代也一样！
而瞎闹、好奇、暗恋、孤独，是所有普通孩子的正常特征，也是自传小说《我》的主线。北京胡同长大的70后读者发现，我的寄宿小学阶层压迫和他在胡同里类似；杭州读者的9岁半女儿觉得，那时小孩阶层很有趣啊。我一点没有觉得我不是“普通孩子”，不过是有一天读普希金传记讲到他小时候上“皇村小学”，启发我看到我的假贵族小学也可以写出色彩。无色彩的故事谁喜欢读？至少我不喜欢写。
我和“普通孩子”有区别：我从另一个星球来。在军队大院，我是新住户；在胡同学校，我是新生；对于胡同，我是另类孩子；对于美国，我是外来移民，我是“外星人”。
书香：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在您的小说中，周围的孩子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比如您书中提到的少年杀猫。您觉得这种凶狠和残暴是为什么呢？之前会有这种气氛还是突然形成的？
张辛欣：那是人性残暴式狂欢的隐秘本性遇到爆发的时机而已，而人类在任何历史事件中都要趁机发泄点自我的。用少年虐杀动物来表现，属于艺术作品的常用手法。我用这类画面和记忆勾连读者的类似潜在心理记忆。我不喜欢直写惨烈文史。世界看我们本就是一个惨烈血腥文化，但是写惨烈文史资料不是《我》的目的。
《我》建造了北京并见证了毁灭
书香：作为北京人，您之后一直在国外生活，在其他作家的书中，比如北岛的《城门开》，他用文字构建了他记忆中的北京，您心目中的北京和现在的北京区别大吗？
张辛欣：四川的读者告诉我，《我》建造了北京并见证了毁灭。这正是这本书的一部分野心，不过我用个人成长故事带动它，使得每个小段落生动。我预设的目标就不是像林海音、像老舍那样写北京，我也不是北岛。怀旧不是《我》的目的，但可能让读者因为自己的类似过去着迷。
西安读者告诉我：“最喜欢看你写小时候，小街，小圈子，小吃，而，你，渐渐地在大暴力中走得这么远，这么远。”这也是《我》的法文翻译家的看法：一个古典京城小姑娘在中国当代大事变的剧烈颠覆下，不得不迫使自己迅速长大。
书香：在您的小说中，也有部分提到下乡时的美好，比如大雪时分的美景，同为下乡青年的王小波说：“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有趣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
1988年，她突然消失在大陆公众的视野，远赴美国求学。这20年间，她转身成为了经济学家、数码剪接师、专栏作家、导演。今年她以书归国，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我》。如今年轻的读者对这位曾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已不甚了解，以第一人称作为称呼的自传显示着张辛欣强烈的个性从未改变。
作家莫言评价《我》：“这是一个人的自传，也是一代人的写照。她回顾了自己的半生，也回顾了国家的历史。她对自己的清算，让我看到了成长与觉醒。”某种意义上，张辛欣确实是一代人的代表，他们的人生轨迹相似：遭遇
文革、上山下乡、回城上大学、出国。但张辛欣却没有被打上同时代的烙印，她没有学会服从，不喜欢人山人海的蓝色，她保有的是原始且强烈的生命力、不熄的叛逆、沉痛的自省。
逆着红色奔跑
张辛欣强烈的个性包裹在有礼有节的教养之下，采访时，她会特意感谢记者为采访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认真思考、回答每一个问题。但仍然能感觉到她强烈且不随意附和与不合作的态度。当问及她的军人家庭出身时，她第一句话就是：“拜托，请别用军队大院定义《我》！”她不想被定义，被归类。
但她的教养要求她礼貌待人，她在《我》中写道：“教养让我从来不当着别人面说人家有多坏。”这就是张辛欣所受的教育。现年58岁的张辛欣，出生于军人家庭，是60年代在北京军属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在张辛欣看来，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军属大院远不如她所住的军属大院“豪华”。
张辛欣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学家，是主旋律电影《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主要编辑之一；母亲为新华社摄影部工作了一生。张辛欣不能免于被打上“红色家庭”和“军人家庭”的标签，但她不肯合作。
自传《我》就是反抗。也许有人误以为这是自恋，但张辛欣说：“在美国，me是新生代代名词，人人都是‘me’。 而外国人看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是集体的，没有个人，根本不关注‘我’。但现在的中国，谁不‘我’？这本书的读者，都深觉自我历史被遗忘了，都觉得自己被甩出快速主道，用‘我’不遗余力地抵抗着喧嚣下的孤独。《我》这个书名，比任何超级明星的自传，更能担当一个‘我’。”她坚持用“我”作书名。
张辛欣的不合作与反叛是对当时的时代，但个体对抗社会，其力量非常微弱。张辛欣仍然没有摆脱时代的控制。小学六年级她正惴惴不安地担心是否能考上好中学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她欣喜若狂于可以丢掉书本不用参加考试。跟着院子里的孩子一起到别人家抄家，学习当“红卫兵”。假办了一张中学学生证，随着串联的队伍挤着免费的火车到全国“讨饭式”地游荡，而后混在知青的队伍里被火车拉到了北大荒扛着锄头开地，挑着桶子浇粪。几年后，想方设法回到北京上大学。
她那一代人的青春就是一个国家的镜子，时刻映照当时社会的变动。张辛欣的命运在时代中如同一棵无力的小草，随着没有方向的风乱摆。但张辛欣要逆着红色奔跑，强烈的个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让她在时代里迷失。她努力改变时代所强加给她的生命路线，她阅读、思考，审视自己的良心。她的青春期被决定，但她没有放弃作出改变。
在小说中，不羁的激情和沉痛的内省贯穿始终，独特的经历、充沛的情感、触目的历史交织在《我》中。有人担心一个人的自传是否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张辛欣也没有答案，她说：“我能看见自己生命的冒险性、传奇性和投机性……在野地里走着，悬崖上有一枚人人都看见的烂陶片，只是在考古的人眼中，它在说着盛唐景象。需要有训练的目光。我怕我浪费了与我有关的‘材料’。”她不想浪费与她生命交织在一起的这个国家的记忆，于是她把个人的经历写成了历史。
对“红色贵族”不以为然
书香：出身军人家庭对您的影响大吗？从小生长在军属大院中，您觉得自己和普通的孩子有什么区别？
张辛欣：拜托，请别用军队大院定义《我》！我对“新阶级”是敏感的。很早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被注定的阶层，这在book2更直接。对所谓“红色贵族”我不以为然，有贵族吗？有文化吗？张狂是军队大院的吗？富二代也一样！
而瞎闹、好奇、暗恋、孤独，是所有普通孩子的正常特征，也是自传小说《我》的主线。北京胡同长大的70后读者发现，我的寄宿小学阶层压迫和他在胡同里类似；杭州读者的9岁半女儿觉得，那时小孩阶层很有趣啊。我一点没有觉得我不是“普通孩子”，不过是有一天读普希金传记讲到他小时候上“皇村小学”，启发我看到我的假贵族小学也可以写出色彩。无色彩的故事谁喜欢读？至少我不喜欢写。
我和“普通孩子”有区别：我从另一个星球来。在军队大院，我是新住户；在胡同学校，我是新生；对于胡同，我是另类孩子；对于美国，我是外来移民，我是“外星人”。
书香：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在您的小说中，周围的孩子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比如您书中提到的少年杀猫。您觉得这种凶狠和残暴是为什么呢？之前会有这种气氛还是突然形成的？
张辛欣：那是人性残暴式狂欢的隐秘本性遇到爆发的时机而已，而人类在任何历史事件中都要趁机发泄点自我的。用少年虐杀动物来表现，属于艺术作品的常用手法。我用这类画面和记忆勾连读者的类似潜在心理记忆。我不喜欢直写惨烈文史。世界看我们本就是一个惨烈血腥文化，但是写惨烈文史资料不是《我》的目的。
《我》建造了北京并见证了毁灭
书香：作为北京人，您之后一直在国外生活，在其他作家的书中，比如北岛的《城门开》，他用文字构建了他记忆中的北京，您心目中的北京和现在的北京区别大吗？
张辛欣：四川的读者告诉我，《我》建造了北京并见证了毁灭。这正是这本书的一部分野心，不过我用个人成长故事带动它，使得每个小段落生动。我预设的目标就不是像林海音、像老舍那样写北京，我也不是北岛。怀旧不是《我》的目的，但可能让读者因为自己的类似过去着迷。
西安读者告诉我：“最喜欢看你写小时候，小街，小圈子，小吃，而，你，渐渐地在大暴力中走得这么远，这么远。”这也是《我》的法文翻译家的看法：一个古典京城小姑娘在中国当代大事变的剧烈颠覆下，不得不迫使自己迅速长大。
书香：在您的小说中，也有部分提到下乡时的美好，比如大雪时分的美景，同为下乡青年的王小波说：“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有趣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您觉得这是对的吗？
张辛欣：所谓“改进”，是说个人命运的和内心精神的本能需求的改进？
你看《我》BOOK1的下乡段落，我写到第一天干完活，嘻嘻哈哈和女工一起冲脚，我就想，我也在这里嬉笑一辈子？那是16岁不到的我的真实想法。你如果读Book2，我作为医疗队员到西双版纳，和知青接触，我看他们是用南疆的眼光看北疆，生命显得更无望了。我借用殖民小说家康拉德的视角，给读者更多审美观的视野。不过，我庆幸我的游走，我的脱离，我是北京来的摩亚泰(傣语医生)，而非“知青”，这些真实感受也写在里面了。这样写，是写另一层感受：我们这些伪中学生，知识可怜的青少年劳工，对比书中的丈夫斯蒂夫——我的美国同代人，教育没被中断，从大学、研究院一路念完，随时地享受各类艺术，自由地获得全天下资讯——他和我，谁更配“知青”头衔？这样想和这样写时，我很想哭。
书香：史铁生曾评价说：“张辛欣的小说里不仅有调侃、自嘲、叛逆，还有深沉的东西，有内在的痛感和深省。”这种痛感和深省是来自曾当过“红卫兵”还是对历史的痛感？
张辛欣：对历史的。写的时候，一段段经历都很有趣，包含很多古典劳作知识，在后现代工业时代甚至显得有壮丽感，《我》有两章题目是中西合璧，“江湖·奥德赛”。英文总造新字，我为什不？！但是，写着、观察着这个“我”，我的从北到南，从中国到美国的大游走，也是在不断地拆毁，不断地遗忘，这也是轮回的意思吧。我，太多事件，太多冲击，太多遗忘，这恰是世界解读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当代方式：不记忆，无反省，对个体生命不珍惜。史铁生在给我此评价不久便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很多年没有任何来往，有时看他唯一写我的这几个句子，想象他的灵魂在四维空间飘荡，感激他的深意短评。
书香两岸张辛欣
对“红色贵族”不以为然
书香：出身军人家庭对您的影响大吗？从小生长在军属大院中，您觉得自己和普通的孩子有什么区别？
张辛欣：拜托，请别用军队大院定义《我》！我对“新阶级”是敏感的。很早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被注定的阶层，这在book2更直接。对所谓“红色贵族”我不以为然，有贵族吗？有文化吗？张狂是军队大院的吗？富二代也一样！
而瞎闹、好奇、暗恋、孤独，是所有普通孩子的正常特征，也是自传小说《我》的主线。北京胡同长大的70后读者发现，我的寄宿小学阶层压迫和他在胡同里类似；杭州读者的9岁半女儿觉得，那时小孩阶层很有趣啊。我一点没有觉得我不是“普通孩子”，不过是有一天读普希金传记讲到他小时候上“皇村小学”，启发我看到我的假贵族小学也可以写出色彩。无色彩的故事谁喜欢读？至少我不喜欢写。
我和“普通孩子”有区别：我从另一个星球来。在军队大院，我是新住户；在胡同学校，我是新生；对于胡同，我是另类孩子；对于美国，我是外来移民，我是“外星人”。
书香：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在您的小说中，周围的孩子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比如您书中提到的少年杀猫。您觉得这种凶狠和残暴是为什么呢？之前会有这种气氛还是突然形成的？
张辛欣：那是人性残暴式狂欢的隐秘本性遇到爆发的时机而已，而人类在任何历史事件中都要趁机发泄点自我的。用少年虐杀动物来表现，属于艺术作品的常用手法。我用这类画面和记忆勾连读者的类似潜在心理记忆。我不喜欢直写惨烈文史。世界看我们本就是一个惨烈血腥文化，但是写惨烈文史资料不是《我》的目的。
《我》建造了北京并见证了毁灭
书香：作为北京人，您之后一直在国外生活，在其他作家的书中，比如北岛的《城门开》，他用文字构建了他记忆中的北京，您心目中的北京和现在的北京区别大吗？
张辛欣：四川的读者告诉我，《我》建造了北京并见证了毁灭。这正是这本书的一部分野心，不过我用个人成长故事带动它，使得每个小段落生动。我预设的目标就不是像林海音、像老舍那样写北京，我也不是北岛。怀旧不是《我》的目的，但可能让读者因为自己的类似过去着迷。
西安读者告诉我：“最喜欢看你写小时候，小街，小圈子，小吃，而，你，渐渐地在大暴力中走得这么远，这么远。”这也是《我》的法文翻译家的看法：一个古典京城小姑娘在中国当代大事变的剧烈颠覆下，不得不迫使自己迅速长大。
书香：在您的小说中，也有部分提到下乡时的美好，比如大雪时分的美景，同为下乡青年的王小波说：“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有趣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