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冬天,我途经深圳逗留一天后转机回家。彼时的深圳有一家新开的药店“大参林”,顾名思义,主打商品自然是和人参相关的一切:长白山老山参、西洋参、红参、高丽参、白参……那年我买了一根15年参龄的吉林山参给年迈的祖父母做礼物,600元,不贵,那时人工培植的人参不过10元一枝。走出药店时我突然有刹那的恍惚:这是人参啊,传说中续命的神物,怎么会这么轻易?
　　
　　我们从老辈人的传说和武侠小说、电视剧中收获了这样的印象:人参是能起死回生的,何首乌是能返老还童的,雪莲是可以令人容颜常驻的……那些植物生长于杳无人迹的深山老林,总是在历尽艰辛后才踏破铁鞋无觅处地被找到。在寻找的过程中还需要一系列独特的仪式和装备,否则只会南辕北辙。然而现在,任何一个中等规模的药店都可以买到那些传说中颇具神性的药材,而药效却似乎“不过尔尔”。
　　
　　人参
　　中国所有本土药材中,人参要排第二,就找不出第一。说的不是药效:见效只看对症,让一个伤风患者吃人参简直是笑话。但在奇效和传说、知名度上,人参绝对是居于魁首。
　　《本草纲目》中的人参,能“治男妇一切虚症,发热、自汗、眩晕……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胎前产后诸病”;但在民间,人参却早已远超药材,是一种汲取天地精华的灵物,能延年益寿、起死回生。《梁书》中的陈留孝子阮孝绪,因母病到钟山采参,鹿引获此草,服之遂愈。《太平御览》中的人参形似人体,会作人呼声。唐朝索性称人参为“草妖”、“地精”,完全不是当归石斛决明子等寻常草药能比肩的。
　　从前,人们公认上党郡紫团山的人参最为名贵,然而明清时代长白山人参一跃为魁首。清赵慎畛的《榆巢杂识》卷下即云:“昔陶宏景称人参上党者佳,今惟辽阳吉林宁古塔诸山中,所产株滋盛,且味厚效神,上党直为凡品。”天寒地远魂飞苦的塞外严酷之地,却因了人参的存在成为关内穷苦人谋生的福田。要知道一苗普通的山参抵得上一个好劳力干半年甚至几年的收成。要是运气好,遇上传说中幻化了形象的千年参精,更是几辈子的荣华富贵。
　　是的,那时的人参是会幻形的,长白山一带的人们言之凿凿:多少年的会变成戴红肚兜的娃娃,多少年的是清灵少女,多少年的是褐衣老翁……
　　这样有灵性的精怪怎么会被轻易抓到?于是挖参人中渐渐流行起一些颇具神秘色彩的契约、手段和工具,数百年因袭下来,便成为只有放山人才会懂得的独特仪式和暗语。
　　一个周姓的山东放山人后裔曾记载下自己家族采参的经验:每年立秋前要进山,因为在茫茫的原始森林里,在斑驳什色的草丛中,寻找一颗绿色小草,就像在大海里寻找一根针一样,唯有此时山参结的籽粒开始变红,成为寻找的最佳时机。如果半路遇到蛇,这会是发财的吉兆。发现山参后要大喊一声“棒槌”,不然人参会遁地逃走。据说,还要在人参上栓一根红线,这就破了它的仙法。种种仪式完毕后还不能马上挖,而要在旁边钉上一个木棍,并把山参的枝叶剪下来——放山人的规矩,别人做了记号的山参是不会碰的——要等到有参客购买或下山前才来挖掘。
　　采参的艰辛很难道尽:深山老林,夜晚有被野兽袭击的危险;白天有迷路的危险,许多放山人进入长白山后就再没回来,加上每年适合进山的时间不过短短十几天,人参的难得、售价的昂贵也就可想而知。
　　清代赵翼的《人参诗》中记载,“一两三百金,其品犹居次。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今人也许对三百两银子没有什么概念,但想想《红楼梦》中刘姥姥得了二十两银子便“喜得浑身痒痒”,说够我们庄户人家过一年的。三百两银子是什么概念?何况还只买得起次品!难怪曾中进士、授编修、任知府、主扬州安定书院的一代名流赵翼,为购买人参为儿治病,竟到了“中宵抚空囊,徨不能寐”的尴尬境地。
　　高官名流尚且如此,于彼时的草民就只能是“不要迷恋参,它只是个传说”了。
　　
　　何首乌及其他
　　排名第一的人参底下,还有何首乌、雪莲、灵芝、黄精……
　　还是《本草纲目》记载,何首乌一名野苗,二名交藤,三名夜合,四名地精,五名何首乌。“何首乌”一名,出自唐朝文学家李翱的《何首乌录》:元和七年,一个平素喜好养生术的僧人文象去茅山朝拜,在华阳洞口遇到一位老人,老人看到文象颇有些仙人的模样和风度,就此传授给文象长寿秘方。这便引出何首乌的故事来:一个身体孱弱的何姓老人因为服食了夜交藤,头发渐渐变黑,而且身强力壮,竟活到一百六十多岁,诞育了十九个子女。夜交藤更名为何首乌,便始于此。
　　黑芝麻也能乌发,枸杞也能补肾,大枣也能延年益寿,为什么何首乌却独独列入“仙品”。答案很简单:它的形状。传说中,上了千年的何首乌吸收日月精华,逐渐变成人形,分雌雄两种形态。千年何首乌何等罕见,一旦获得,吃下去最次延年益寿,最强则拔宅飞升。传说八仙中的张果老便是因为服食何首乌而最终位列仙班。
　　让我们来看看理论依据吧:清朝汪灏在《广群芳谱》卷九十八中写道:“去根若获九数者,服之乃仙,故名九真藤。”又引《李远附录》说:“何首乌生长五十年者,大小如拳,名‘山奴’,服一年后,毛发青黑;生长一百年者,大小如碗,名‘山哥’,服一年后,面色红悦;生长一百五十年者,大小如盆,名‘山伯’,服一年,齿落复生;生长二百年者,如斗大的栲栳,名‘山翁’,服一年,颜色如童子,行走如飞;生长三百年者,号称‘山精’,已长成纯阳之体,服之可成地仙。”言之凿凿,难怪幼年时的鲁迅常常去百草堂中拔出何首乌的根来看看,有没有人形的。
　　雪莲和灵芝也许要稍逊一筹,尽管在晋《穆天子传》中,天子向王母求长生不老药,王母取天山雪莲赠之;而灵芝有“仙草”、“瑞草”之称,如果屋里突然长出灵芝就是发达之兆,然而相比起人参和何首乌,还是“偏软”了一些。
　　幸好有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白发魔女传》中,练霓裳一夜白发,卓一航守候十几年只为等天山雪莲开花,来让心上人重归昔日美好的容颜。而灵芝则是白娘子为救活许仙,去云雾缥缈的昆仑山与仙童生死搏斗后方夺回的奇药。与爱情相关的挣扎,总是容易令世人尤其是女人铭记,因此灵芝和雪莲在人心中划下凄美的一笔,凸显于药材之中。
　　有趣的是黄精:它并不那么声名远扬,也没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奇妙功效,然而在历代不满足于红尘纷扰,想要骑鹤入青云的道教神仙家们眼里,黄精却是最常见的一味药物。《神仙传》里,许多老少男女神仙都是通过服饵黄精脱胎换骨走上长生之路的。张华《博物记》中说:“昔黄帝问天姥曰:‘天地所生,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姥曰:‘太阳之草名黄精,食之可以长生。’”这大概是有关服饵黄精的早期记载。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说:“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
　　这些灵性的植物们往往各有归属地:昆仑的灵芝天山的雪莲,长白山的人参王屋的黄精……这些都是传说中仙人行游、居住之地,也为这些植物渲染出无限的神性。
　　
　　神性的湮灭
　　2009年的10月底,四川省犍为县的一位女士用1800元钱买来一株酷似人形的何首乌。这并非“新闻”,近几十年来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颇有些戏谑的真相是:这些都是人造的。将幼小的何首乌放置于人形模具中,天长日久长成的何首乌自然“天生”具备人形。这还算有良心的,更次一等的是索性用生长速度更快的山药和薯蓣来培植。
　　千年人形何首乌的神话渐渐在人们愈来愈多的怀疑中崩塌。也许这只是个极端的例子,但谁又能说,我们的那些药材的神奇不都是打了折扣?
　　雪莲不是想象中的冰清玉洁惊鸿一瞥,实物是灰黑色的一坨;人工培植的人参和灵芝,最便宜的不过几元钱,换算到清朝估计会令人飙泪;失去了修真功能的黄精成为了一味普通的药材……最掉价的是,它们变得很方便购买,在药店中,散装的、盒装的、精装的,无处不在。
　　与药材的普及形成反比的,是药效。人参不再是续命的神物,用“独参汤”来吊命的传奇是否还有人演绎?雪莲、灵芝和何首乌都成了普通药材或养生食材,至于那些古怪的黄精修仙烹饪法,更是至此绝矣。
　　或许站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会觉得这一切才正常:从前是神乎其神,是以讹传讹,是过分夸大。然而站在传统的角度,这却是一个断层:中国的山水大地是神性的,连带着这片广袤大地上生长的一切也都具备了浓厚的神性。自然的自由主义,使传统中国社会如同一座植被丰富的山脉,即使在偏僻的角落也产生过奇花异卉。中国延续五千年的伟大文明传统就是这种自由生长天人合一的结果,哪怕是最铁血的政治都要向这种神性低头……属于皇家的某地若长出紫芝,皇帝必视为瑞兆,是要沐浴更衣祭天祭祖的。
　　彼时的昆仑山不仅是个山脉,而是西王母和神鸟的居处;彼时的王屋山不仅是一座山,而是修道者云集的修真之所;彼时的长白山居住着仙人和种种《山海经》中才有的精怪……而现在它们只是山,只是寻常自然景观。
　　地域神性的湮灭,直接导致了物质神性的湮灭。当灵芝、人参、雪莲们的成分被严格解析,用实验结果来描述药效时,谁还能从那些化学分子式中看到神性?倘若觉得还是太“虚”,我们不妨再回到唯物上——
　　在从前,中药的采摘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寒性的药物,一定要在背阴的山坡或者潮湿的水边采摘;热性的药物,一定要在向阳的山坡或者干燥的地方采摘。采摘的时节、忌讳什么材质的器皿、几年生的药材药效最好……这些都有严格的规定,代代流传,不容轻忽。而现代的培育和采摘,早已完全背离了这些不成文的规定,药效的减弱也就可想而知了。药草药效的减弱,也z直接导致了中医疗效的减弱。神性的消亡,也在想象之中。
　　20世纪末,尼采借狂人之口宣称:“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他是指绝对的科学和理性,令人之存在显得更加无足轻重,更加无所事事,在事物外在秩序中更加可有可无。而我们,在21世纪的开头,是否也如尼采一样狂喊:神性,死了,真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