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注定会顺着某种轨迹运动。
　　70年代中,混沌和暴力充斥在空气里,曾伙同一些大一点的娃儿,做了一把火药枪,上英语课的时候在教室后面放了一响,看着上了年纪的老师被气得浑身发抖,一群人在那里嘻嘻哈哈,满不在乎。那时不喜欢去上课,成天喜欢和一帮哥们儿在大街上闲逛,同女孩约会,记得家里藏有一些苏联的雕塑的书,看了书里的人体雕塑,照着做了一个,放在书包里,不时修修做做,过程中,心里充满极大快意。
　　在美院附中到大学的这一段时间,是中国闸门打开的时侯,那时的人们少有也并不清楚什么是物质的诱惑,生活得非常的精神。我们那时的学习基本上从印刷品的“误读”得来,一小块文字,很糟糕的印刷品,都可能激起你心中的快意和感动。从“伤痕艺术”到“乡土艺术”到“85新潮美术”,人们前仆后继涌向理想的彼岸,日子清贫但还算高兴。
　　“89现代艺术大展”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展览,整个场面的仪式感,有一些超出艺术本身的东西,展览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激动人心。当时参展的画是自己卷起来,带上火车,为了省钱方便,内框拆了随车托运。展览的效果出乎自己的预想,第一次有了所谓边缘化的感觉,总感到自己的东西格格不入,没有一个明确的切入点。随后的一段时间,自愿的放逐和边缘化,觉得学院的,官方的,前卫的潮流都跟自己没关系,离自己想象中的艺术的彼岸很远很远。这是转折的一年。
　　1995年得到一次机会去荷兰,这期间游历了欧洲,真正面对以前在印刷品上看见的无数西方大师的原作。在不同文化的场景里来审视自身,能更清楚地明白一些道理,很庆幸中国的体制本身成就了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力量,过度的压抑反而成为创造的动力。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内心的慌乱和叛逆的情绪几乎是同时产生的,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很明显的中国符号的东西,尺幅巨大,而且是有意识地去贴这种标签,是一种追问?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内心的根在西方文化,这让我很失落,因为西方文化对我来说遥远而陌生,让我心仪的东西我并不了解。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流亡者,身在此处而心在彼地,也许命中注定就此流亡,永远放逐自己。
　　搬到黄桷坪到现在,20年过去了。有些景象是永恒的,矗立的烟囱,不停的冒烟,市井的生动,便宜的生活,永远都像一幅世纪末的图画。我的家就在学院的对面,早晨起来在门口吃一碗小面,然后去学校或工作室,工作室离这儿不远,在铁路医院旁,不久的将来,美院会搬到新的地方,黄桷坪的风景也许会消亡。这就是我的放逐地。
　　我想我属于幸运的人,经历了历史的剧烈变化,在潮流中漂荡,随波逐流。“85新潮美术”时期让我体验到反叛体制的意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一直在学院体制的庇护下生存和发展,也许还会继续。本质上我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虚无的世界观,无法去面对生活的正面和积极的意义,毫无方向感。花很多时间在无聊的兴趣上,麻将,军事模型……
　　但艺术的意义一直困惑着我,督促着我,直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