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德美在是否攻打伊拉克问题上闹得很僵。8月3日，施罗德在汉诺威一次竞选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不计任何后果谈论并考虑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他还表示“德国不准备参与军事冒险，而且也不再是个用支票外交取代政治的国家。”施罗德意思非常清楚，第一，反对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第二，德国既不会出兵也不会出钱。这对积极准备对伊战争并希望得到盟国支持的美国来讲，犹如头上浇下的一盆冷水，心理别提多别扭了。
　　二战后美国在占领西德期间对德国人曾施以“种种恩惠”，通过马歇尔计划和民主化改革，使西德人“脱胎换骨”，不仅成为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而且成为美国在大西洋联盟中最坚定的盟友之一。许多西德人对美国盟友充满了感激之情，以骄傲著称的德国人对美国敬畏有加，必恭必敬。在美国人看来，德国是标准的“乖孩子和好学生”。德国统一后，随着实力增长，民族自信心也越来越强，大国外交政策日趋明显，对美国虽然也有一些“意见”,双方有时也闹些别扭，甚至在内部大吵大嚷，但面子上对美国还算客客气气，没有什么“失礼之处”。
　　这次施罗德突然敢对美国大声说不，完全出乎美国意料。
　　
　　德国不再沉默
　　
　　施罗德敢对美国公开说不，决非“一时性起”。施罗德上台后不久，就赶上北约空袭南联盟，德国政府为了履行盟国义务，参与了北约的军事行动，结果在国内没少挨骂。更有甚者，美国人在狂轰滥炸一番后拍拍屁股走人，剩下一个烂摊子让欧洲人收拾，德国为此花了不少钱。德国人对美国使用贫铀弹尤其不满，这可是欧洲地界，环境污染与德国息息相关。9.11事件发生后，欧洲盟国对美国表现出巨大的同情和帮助。美国驻德使馆前摆满了德国民众自发表达悼念的花圈和蜡烛，在勃兰登堡门举行的9·11追思大会上，德国政要全部出动，25万民众自发前往悼念。德国人是真心实意想帮美国一把，共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以报答“当年美国对德国之恩”。然而好景不长，美国很快将下一个目标对准了巴格达，非要用武力把萨达姆赶下台不可。这下德国人不干了，为了重建阿富汗，德国人投入上亿欧元并参加了国际和平部队。如果美国要打伊拉克，德国又不知该花多少冤枉钱。更何况中东是欧洲原油主要供应地和商品重要输出市场，是欧盟的近邻，一旦对伊拉克动武，欧盟国家在石油供应、产品出口、移民压力、安全防范等方面面临一系列严重问题。
　　德美之间的争吵，实质上是欧美间较量的继续。今年1月底，布什政府提出“邪恶轴心论”后，引发了欧美间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论战。欧盟还依照自己利益发展和伊朗的关系，批准与朝鲜的三年合作计划。具体到伊拉克问题上，欧洲早就表明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立场，并通过各种途径向美表达自己的意向，可美国就是不听，依然我行我素，搞得欧洲人很难再忍受下去了。按照德国外长菲舍尔的话，美国这样做根本没有考虑欧洲盟国的利益，德国决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德军获得“自由行动”权利
　　
　　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争执，在国际关系中本是正常的事。国家利益不同，有争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德美吵架就不同寻常了。一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拥有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实力和影响”，当今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敢和它公开叫板。更重要的是德国立场的变化。施罗德此次对美态度被舆论界认为是德国走向世界政治大国新的一步。
　　德国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这句话本身就足以引起欧洲和世界的震动。亨利·基辛格博士有句名言：“至少300年来，德国的地位问题一直是欧洲稳定的关键所在”。自从1871年俾斯麦通过铁血政策统一德国后，德国就没让欧洲和世界歇心过。这个能量特别巨大的民族，表面严肃但内心却蕴藏着炙热的欲望岩浆，他们不甘平庸的行为，希望“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杰出”，结果却是“要么像圣人，要么像魔鬼”。战后至今，如何防止德国人再次形成可能的破坏力一直是欧洲和世界政治家必须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北约建立时的初衷是“挡住俄国人、压住德国人、留住美国人，”至今未有本质变化。美国制订冷战后外交战略时也一直含有防范德国的因素。
　　近代以来，德国一直在为两个命题苦恼，一是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政治经济制度；二是如何确定自己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应该说，在二战结束前，德国对两个命题的解决都是不成功的，她自身能量的爆发往往在伤害外部世界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二战后，盟国对德国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德国人也对历史进行了严肃的反思，他们决心建立一个民主的德国，一个与邻居们友好相处的德国，一个值得人们信赖的德国。为此，联邦德国在民主和法制领域作了大量努力，力求通过民主和法制，杜绝法西斯再次兴起的条件，防止德国重走对外侵略之路。对此，德国前总理科尔对“波恩共和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随着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德国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问题又一次浮出台面。欧洲国家再次战战兢兢关注着身边这位巨人。“德国人的欧洲，还是欧洲人的德国？”“统一后的德国将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这些成为上世纪90年代欧洲人最关心的话题。
　　欧洲人是严肃的，他们知道，依据德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他们的实力，德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不是不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德国成为一个友好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大国，一个为欧洲和世界欢迎的大国。
　　德国人是聪明的，他们要借一切机会重圆大国之梦。科尔政府时期，德国修改了宪法，使联邦军队可以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德国还正式向联合国提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申请，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施罗德上台后的着着棋路，都显示出一种“宏伟布局”，表现出德国要做“欧盟领导国家”和“世界政治大国”的“雄心壮志”。施罗德明白，德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至少要克服两个缺陷：一是从综合国力来看，德至多是一个“中等强国”，且面临许多经济难题；二是由于历史原因，德介入国际事务，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仍有许多限制。为此，施罗德一方面创造条件，通过加强德国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借助欧盟整体力量来弥补自身实力不足，同时等待时机。9.11事件发生后，施罗德发表声明宣称：“我们愿意为国际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特别是参加为保卫自由和人权、建立稳定和安全而采取的军事行动”，“我们的军事介入将突破欧洲范围，这对德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来讲是一个质的飞跃”。舆论认为，施罗德借反恐之机使德军获得在世界上“自由行动”的权利，表明德国已经完全摆脱了战后束缚，标志着德向“世界政治大国”方向大大迈进一步。有了行动自由，有欧盟国家做后盾，这是德国敢于对美说“不”的基础条件。
　　
　　负责任的大国
　　
　　德国人又是理智的，他们汲取历史教训，明白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应有的责任和界限。德国人在取得军事行动自由的同时却没有增加军队和军事开支，以避免邻国的担忧。他们在介入国际事务时更多注意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协调；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注重协调与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主张开展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提倡发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注重国际法和环境保护；强调通过增加发展援助等国际合作方式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凡此种种，为德国赢得了负责任的好名声。这就是德国在寻求大国之路上与历史上最大的不同，也是德国在走向政治大国之路上能够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德美在伊拉克问题上发生矛盾的价值分歧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