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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5日，天津防守战役结束。
正是这天，我变成了被俘的“蒋匪军”官兵。我本是冒名顶替的一个上尉，如果是马克·吐温，他会说：“不知道那天被俘的究竟是不是山东临沂的王鼎钧，也不知道今天写自传的究竟是不是河北徐水的王鹤霄。”我可没有那份俏皮轻松。据相关资料说，解放天津，“全歼”守军13万人。“歼”的意思是“杀尽”，从那一天起，我们已是死人，是虽死犹生的人，是该死没死的人。
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
解放军攻克天津的时候，对处理大批俘虏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缴械就擒的国民党军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许有代表性。我们这十几个后勤军官听从解放军的指挥，离开住所。路上只见掉下来的招牌，断了的电话线，倾斜翻转的电车汽车。成群结队的解放军交臂而过，没人看我们，我偷偷地看他们。我们走进一所学校，只见成群的俘虏从各个方向陆续涌来，挤满了房子，挤满了院子。他们都是在第一线缴械就擒的战斗人员，军官跟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律不佩军衔，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阶级，比方说，士兵穿又脏又旧的军服，连长穿干干净净的军服，团长穿崭新的军服。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管理我们，我们人数这么多，他们仅仅一位营指导员，身旁几个通信兵，门口几个卫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
虽说是押送和集中监视，他们却并未怎样注意我们，反倒是我，赶紧趁机观察新事物。虽说是东北解放军入关，但那些战士并不魁梧健壮，个个脸色憔悴，嘴唇皴裂，双手赤红，我担心他们生冻疮。有人光着头，大概是战斗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没人伸手来摘我们的皮帽子，很难得！他们没穿大衣，腰间扎着宽大的布带，想是为了御寒。装备陈旧，多是民间用手工缝制，土布的颜色单调，军容灰暗，只有腰间插着一双崭新布鞋。兵贵神速，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还记得国民党军宿营的时候，照例派人四出侦察，报告说百里之内并无敌踪，于是放心睡觉，谁知拂晓时分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中，神通就在这双布鞋。个别看，解放军哪里是雄师？何以席卷江山？当时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官陷入沉思，没有答案。
我设法挤到办公室门口去看指导员，他抽烟，看不出香烟牌子，闻气味品质不坏。一个国民党军军官挤进来向他介绍自己是什么团的团长，跟指导员攀同乡，团长是在战斗位置上被俘的，他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要求指导员行个方便，让他回去看看孩子，他发誓一定回来报到。又有一个军官挤进来，他说他跟解放军司令员刘亚楼是亲戚，刘亚楼指挥解放天津的战斗，目前人在市内，他要求去找刘亚楼见面。那位指导员一面抽烟一面微笑，慢动作撕开香烟盒，掏出铅笔来写字，他用香烟盒的反面写报告，向上级请示。通信兵去了又回来，字条上面批着两个字：“不准。”用的也是铅笔。他们的公文程序怎么简化到这般程度，我非常惊异。指导员拿批示给他们看，不说话。
战斗结束了，许多国民党军军官没有回家，有些太太真勇敢，牵着小孩出来找丈夫。她们有人找到我们这一站，卫兵不许她们进来，但是可以替她们传话：“某某团的副团长某某在这里没有？你太太带着孩子在门口找你！”这样的话由大门外传到大门里，由院子里传到屋子里，没有反应。于是有人高声喊叫，重复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回音。于是有人低声议论，就算他在这里也不敢出头承认，他还想隐瞒身份呢。那时国民党军军官被俘后常常谎报级职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将校官冒充尉官，这样做都是枉费心机，以后还有多次清查，总有办法一个一个揪出来。
俘虏实在太多了，解放军不断增加临时收容的地方，我们这里一批人疏散出去，腾出空间，开始进行下一个程序，“区分山羊绵羊”。第一步，军官和士兵分开，他们把士兵带走了。第二步，上校以上的军官和中校以下的军官分开，他们又把上校以上的军官带走了。斩头去尾，我们中间这一段人数最多，这才发现我们那个单位只来了我们十几个“呆鸟”，别人早有脱身之计，人人秘而不宣。两个月后我逃到上海，发现我们的新老板先到一步，住在一栋花园洋房里。四个月后我逃到台北，陆续遇见许多同仁，他们也都是狡兔。
俘虏分类之后进行编队，编队之后立即前往指定的地点受训，指导员不再微笑，也没有讲话，他只是冷冷地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讲话，只是冷冷地工作，一片“晚来天欲雪”的感觉。他们为什么不讲话？这是不祥之兆吗？由闹哄哄到冷冰冰，看看日色西沉，解放军似乎要赶快把俘虏弄出天津市区，出门以后指导员不见了，他的脸色还像块冰压在我心上。
来受训是教你赶上形势
第二天黎明上路，有大队解放军同行。我放慢脚步，一再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他们，他们的基本训练简单马虎，肩上的步枪东倒西歪。我注意他们的枪械，那时，“共军用步枪打败国民党军的飞机大炮”，已经成为流行的口号。我只看见日军的制式步枪“三八式”，国民党军的制式步枪“中正式”。我心头一凛，想起我在沈阳背过擦过的那支枪，那支枪流落何方？我还记得它的号码，真想看看他们每个人的枪，看他们的号码离我多近多远。解放军打天津，除了飞机以外，大炮机枪冲锋枪什么武器都有，据“火器堂”网上资料，抗战8年，内战4年，联勤的兵工厂大约制造了50万支“中正式”步枪，我想平津战役结束时，总有30万支已经握在解放军手中了吧？以后，中共派志愿军抗美援朝，正好用“中正式”跟联合国军大战三百回合。
我们一直往北走，天气忽然起了变化，风沙扑面而来，那风沙强悍诡异，难以形容。我拉低帽檐，掏出手帕遮脸，闭紧眼睛赶路，每隔几秒钟睁开一条缝，看一看脚下的路，尘土细沙趁势钻进来。四面一片蒙蒙的黄，空气有颜色也有重量，鼻孔太小，难以呼吸。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风也停了。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瓦房很多。我们先在村头一字排开，解放军战士抬了一个箩筐来，我们在军官监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把所有的东西掏出来，钞票、银元、戒指、手表，都放在箩筐里，我理解，这是防止我们逃亡。所有的文件也要放进去，钢笔、照片、符号、日记本，我明白，这是要从里面找情报。他们做应该做的事情。好在我除了一张符号以外，什么财物也没有。我的职位是个上尉军需啊，军队里不是常说“穷书记、富军需”吗，解放军军官看了我一眼，他怎知道我实际上是个“穷书记”？虽然怀疑，倒也让我过关。他强调受训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会发还，这位军官是我们的指导员。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们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里，屋里没有任何家具，每一栋房屋都没有门，应该是民夫拆下门做担架去支援前方的战争了。每一栋房屋也没有窗棂，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来。既然门窗“洞”开，解放军战士管理俘虏，要看要听，十分方便。夜间风雪出入自如，仿佛回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生活。
我必须说，解放军管理俘虏还算和善宽松，伙食也不坏，一天两餐，菜里有肉。我们早晨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是集体跑步，这时，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俘虏全员到齐，有200人左右，解放军驻扎的人员大约是两个班，果然以一当十。跑步之后，大家在广场集合，班长登台教唱，第一天学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天夜里降了一场浅浅的雪，天公慈悲，没刮大风，早晨白云折射天光，总算晴了。第二天学的是“换枪换枪快换枪，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来大批美国枪”。我听了不觉一笑，也不知是他们有幽默感，还是我有幽默感。
所谓受训，除了跑步，就是唱歌。跑步容易唱歌难，终于有这么一天，早操以后，班长教唱，劈头就是“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我张口结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解放军班长领头起句以后，全场默然，指导员一向不说话，脸色像上了一层釉子，这时带着枪的兵走过来，指着我们的鼻子喝问：“你们为什么不唱？为什么不唱？”队伍里这才有了嗡嗡之声。他不满意，又一个一个指着鼻子喝令：“大声唱！大声唱！”队伍里的歌声这才一句一句提高。
我一直不肯学唱，于是被指导员带进办公室。我模仿连长向副团长抗辩的态度，立正站好，姿势笔挺，有问必答，一口一个“报告指导员”。他好像很受用，但是仍然厉声斥责，“你已经解放了，为什么不唱解放军的歌？”我告诉他，我是唱八路军的歌长大的。不待他考问，我自动唱起来，我采取提要式的唱法，“在那密密的树林里，有我们无数好兄弟”。唱了两句，马上换另外一首，“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再换一首，“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兵要当八路军”。再换一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军不打抗日军”。
他大喝一声：“够了！你这些歌现在没人唱了，你到这里来受训，就是教你赶上形势。”我说报告指导员，八路军的那些歌真好，我们爱唱，有人禁止也禁不住。现在教的歌哪里比得上？现在这支歌怎么这么低俗？这哪里像解放军的歌？我不顾他的反应，连唱带说，他用锐利的眼神观察我，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我后来知道，他们认为抗拒或争辩都是真情流露，他们对“真情”有兴趣，如果我马上无条件适应，他反而认为是虚伪，引起他们的戒备怀疑。
他沉默片刻，忽然问我对这里的生活有什么意见。“报告指导员，没有意见。”怎么会没有？他不信。“报告指导员，抗战的时候，国民党捉到了八路军要活埋，我们都是该死没死的人，在这里吃得饱，睡得好，当然没有批评。”这几句话他听得进。你对国民党还有什么幻想？“报告指导员，没有任何幻想。”是不是还想倚靠蒋介石？“报告指导员，我跑江湖混饭吃，从来没倚靠蒋介石。”大概这句话太没水平，他皱了一下眉头。那么你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报告指导员，我的父亲是南京的难民，我要到南京去养活他。”我简化问题，隐瞒了弟弟和妹妹。他说南京马上要解放了，全中国都要解放了，你去南京也是白去。他说他也有父母，个人的问题要放在全国解放的问题里解决。
他静待我的反应，我默不作声。他拿出一本小册子来交给我，说这是我从未读过的书，他用警告的语气说，“接受新知识的时候要用心，还要虚心。”他等着听我的心得报告。那时候我的左眼开始肿胀疼痛，天津失守那天，我们逆风行军，沙尘伤害了我的眼睛。他不看也不问我的病痛，他显然打算教我用一只眼睛读他指定的教材。
俘虏营里没有医疗服务，班长忽然慈悲，替我弄到一截纱布，我只能把左眼包起来，乍看外表，倒是很像个伤兵。他们闭上一只耳朵，没再强迫我唱歌，难道我已在享受某种优待？代价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隐身，也许因而不能脱身，我那年才24岁，对共产党多少有用处。
脚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吗？显然没有。如果我的左眼长期发炎得不到治疗，必定失明，共产党不会要一个残废的人，那样我就可以一只眼睛去南京。我猜父亲看见一个“眇目”的儿子回来，不会有快乐的表情，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许会得到慷慨的施舍。我在两利两害之间忐忑不安。那时我的父亲并不知道他自己也面临选择：损失一个儿子或者仅仅损失儿子的一只眼睛。
我始终没读指导员交给我的那本书，只是偶然揭开封面看了一眼。果真“开卷有益”，封面里空白的那一页盖了一个图章：“东北军政大学冀热辽边区分校图书馆”，正好盖在左下角。我大吃一惊，天造地设，一张空白的公文纸，可以由我写一张路条。我以前从未想到逃走，这时左右无人，不假思索，我悄悄把它撕下来。解放军显然还未建立文书制度，士兵文化水平低，没有能力鉴别公文真伪，如果他们不放我，我也有办法！图章的印文是楷书简体，草莽色彩鲜明，后来知道，共产党的印信一律废弃篆书。
散场以后可以回家吗
我在俘虏营的那段日子，外面发生了两件大事，蒋介石总统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傅作义接受局部和平，北平解放。
我们看不到报纸，两件事都由班长口头宣布，我还记得，蒋氏引退的消息夜晚传到俘虏营，我们都已躺好，宿舍里没电灯，班长站在黑暗里说，蒋介石“引退”了，理由是“不能视事”。我了解《中华民国宪法》，其中提到总统“缺位”和总统“因故不能视事”，两者有很大的区别，班长声调平静，用字精准，把“不能视事”重复了一次，表示强调，很有政治水准。也许是黑暗遮住了脸孔吧，大家竟鼓起掌来，那时大家在心理上忽然变成观众，歹戏拖棚，不如早点落幕，散场回家。
散场以后一定可以回家吗？天晓得！资料显示，内战第一年，60万俘虏参军，第二年，70万俘虏参军。济南10万俘虏，或参军，或劳动生产，一个不放。共产党占有东北全境后决定释放俘虏，而我恰恰在这个时候被俘，硬仗已经打完，俘虏太多，无处消耗，索性由他们投奔国民党，国民党既要照顾他们，又要防范他们，双方必然产生矛盾，他们纵然抗拒洗脑，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点影响，他们不知不觉会把影响带到国府统治的地区，成为活性的“病灶”。世事总是如此，千千万万小人物的命运系于大人物一念之间。必须说，共产党这一招高明！国民党军退守台湾，大陆失败的教训深刻难忘，万事防谍当先，尽力布置一个无菌室，那千千万万“匪区来归官兵”跟有洁癖的人吃一锅饭，难免动辄得咎，军政机构疑人也要用，用人也要疑，额外消耗多少元气。
我们在俘虏营过阴历年，万年历显示，那是1949年1月29日，岁次己丑。事后推想，那时他们已经决定释放我们了，所以停止一切争取吸收的工作。大约是为了留些“去思”，过年这天午餐加菜，质优量丰，一个高官骑着马带着秧歌队出现，据说是团政委。我第一次看见扭秧歌，身段步伐很像家乡人“踩高跷”，亲切，可是无论如何你不能拿它当作中国的“国风”。他们唱的是“今年1949年，今年是个解放年，锣鼓喧天闹得欢，我给大家来拜年”。先是纵队绕行，然后横队排开，唱到最后一句，全体向我们鞠躬，我又觉得折煞。
团政委登台训话，我用我的一只眼睛努力看他，希望看得清、记得牢。他的气质复杂，我当时用三个成语概括记下：文质彬彬、威风凛凛、阴气沉沉。
家乡父老常说“一分材料一分福”，团政委口才好，胜过连指导员营指导员。他称赞我们都是人才，可惜走错了路，迷途知返不嫌晚，谁愿意参加解放军，他伸出双手欢迎。然后他加强语气，谁对国民党还有幻想，解放军发路费，发路条，愿意去南京的去南京，愿意去广州的去广州，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你们去的地方都要解放，你们前脚到，解放军后脚到，水流千遭归大海，谁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一番话铿锵有声，惊心动魄。他最后强调解放军守信用，说话算数，路条路费明天就发给你们，任你们行动自由。大家听呆了，不敢鼓掌。演说完毕，团政委上马，他还要到另一个村庄去演说，大概他要走遍附近的村庄。
从1949年1月15日天津失守，我当天被俘，到1月29日过年，我次日被释放，中间管训15天，解放军果然说话算话。
正是这天，我变成了被俘的“蒋匪军”官兵。我本是冒名顶替的一个上尉，如果是马克·吐温，他会说：“不知道那天被俘的究竟是不是山东临沂的王鼎钧，也不知道今天写自传的究竟是不是河北徐水的王鹤霄。”我可没有那份俏皮轻松。据相关资料说，解放天津，“全歼”守军13万人。“歼”的意思是“杀尽”，从那一天起，我们已是死人，是虽死犹生的人，是该死没死的人。
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
解放军攻克天津的时候，对处理大批俘虏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缴械就擒的国民党军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许有代表性。我们这十几个后勤军官听从解放军的指挥，离开住所。路上只见掉下来的招牌，断了的电话线，倾斜翻转的电车汽车。成群结队的解放军交臂而过，没人看我们，我偷偷地看他们。我们走进一所学校，只见成群的俘虏从各个方向陆续涌来，挤满了房子，挤满了院子。他们都是在第一线缴械就擒的战斗人员，军官跟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律不佩军衔，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阶级，比方说，士兵穿又脏又旧的军服，连长穿干干净净的军服，团长穿崭新的军服。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管理我们，我们人数这么多，他们仅仅一位营指导员，身旁几个通信兵，门口几个卫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
虽说是押送和集中监视，他们却并未怎样注意我们，反倒是我，赶紧趁机观察新事物。虽说是东北解放军入关，但那些战士并不魁梧健壮，个个脸色憔悴，嘴唇皴裂，双手赤红，我担心他们生冻疮。有人光着头，大概是战斗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没人伸手来摘我们的皮帽子，很难得！他们没穿大衣，腰间扎着宽大的布带，想是为了御寒。装备陈旧，多是民间用手工缝制，土布的颜色单调，军容灰暗，只有腰间插着一双崭新布鞋。兵贵神速，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还记得国民党军宿营的时候，照例派人四出侦察，报告说百里之内并无敌踪，于是放心睡觉，谁知拂晓时分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中，神通就在这双布鞋。个别看，解放军哪里是雄师？何以席卷江山？当时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官陷入沉思，没有答案。
我设法挤到办公室门口去看指导员，他抽烟，看不出香烟牌子，闻气味品质不坏。一个国民党军军官挤进来向他介绍自己是什么团的团长，跟指导员攀同乡，团长是在战斗位置上被俘的，他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要求指导员行个方便，让他回去看看孩子，他发誓一定回来报到。又有一个军官挤进来，他说他跟解放军司令员刘亚楼是亲戚，刘亚楼指挥解放天津的战斗，目前人在市内，他要求去找刘亚楼见面。那位指导员一面抽烟一面微笑，慢动作撕开香烟盒，掏出铅笔来写字，他用香烟盒的反面写报告，向上级请示。通信兵去了又回来，字条上面批着两个字：“不准。”用的也是铅笔。他们的公文程序怎么简化到这般程度，我非常惊异。指导员拿批示给他们看，不说话。
战斗结束了，许多国民党军军官没有回家，有些太太真勇敢，牵着小孩出来找丈夫。她们有人找到我们这一站，卫兵不许她们进来，但是可以替她们传话：“某某团的副团长某某在这里没有？你太太带着孩子在门口找你！”这样的话由大门外传到大门里，由院子里传到屋子里，没有反应。于是有人高声喊叫，重复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回音。于是有人低声议论，就算他在这里也不敢出头承认，他还想隐瞒身份呢。那时国民党军军官被俘后常常谎报级职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将校官冒充尉官，这样做都是枉费心机，以后还有多次清查，总有办法一个一个揪出来。
俘虏实在太多了，解放军不断增加临时收容的地方，我们这里一批人疏散出去，腾出空间，开始进行下一个程序，“区分山羊绵羊”。第一步，军官和士兵分开，他们把士兵带走了。第二步，上校以上的军官和中校以下的军官分开，他们又把上校以上的军官带走了。斩头去尾，我们中间这一段人数最多，这才发现我们那个单位只来了我们十几个“呆鸟”，别人早有脱身之计，人人秘而不宣。两个月后我逃到上海，发现我们的新老板先到一步，住在一栋花园洋房里。四个月后我逃到台北，陆续遇见许多同仁，他们也都是狡兔。
俘虏分类之后进行编队，编队之后立即前往指定的地点受训，指导员不再微笑，也没有讲话，他只是冷冷地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讲话，只是冷冷地工作，一片“晚来天欲雪”的感觉。他们为什么不讲话？这是不祥之兆吗？由闹哄哄到冷冰冰，看看日色西沉，解放军似乎要赶快把俘虏弄出天津市区，出门以后指导员不见了，他的脸色还像块冰压在我心上。
来受训是教你赶上形势
第二天黎明上路，有大队解放军同行。我放慢脚步，一再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他们，他们的基本训练简单马虎，肩上的步枪东倒西歪。我注意他们的枪械，那时，“共军用步枪打败国民党军的飞机大炮”，已经成为流行的口号。我只看见日军的制式步枪“三八式”，国民党军的制式步枪“中正式”。我心头一凛，想起我在沈阳背过擦过的那支枪，那支枪流落何方？我还记得它的号码，真想看看他们每个人的枪，看他们的号码离我多近多远。解放军打天津，除了飞机以外，大炮机枪冲锋枪什么武器都有，据“火器堂”网上资料，抗战8年，内战4年，联勤的兵工厂大约制造了50万支“中正式”步枪，我想平津战役结束时，总有30万支已经握在解放军手中了吧？以后，中共派志愿军抗美援朝，正好用“中正式”跟联合国军大战三百回合。
我们一直往北走，天气忽然起了变化，风沙扑面而来，那风沙强悍诡异，难以形容。我拉低帽檐，掏出手帕遮脸，闭紧眼睛赶路，每隔几秒钟睁开一条缝，看一看脚下的路，尘土细沙趁势钻进来。四面一片蒙蒙的黄，空气有颜色也有重量，鼻孔太小，难以呼吸。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风也停了。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瓦房很多。我们先在村头一字排开，解放军战士抬了一个箩筐来，我们在军官监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把所有的东西掏出来，钞票、银元、戒指、手表，都放在箩筐里，我理解，这是防止我们逃亡。所有的文件也要放进去，钢笔、照片、符号、日记本，我明白，这是要从里面找情报。他们做应该做的事情。好在我除了一张符号以外，什么财物也没有。我的职位是个上尉军需啊，军队里不是常说“穷书记、富军需”吗，解放军军官看了我一眼，他怎知道我实际上是个“穷书记”？虽然怀疑，倒也让我过关。他强调受训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会发还，这位军官是我们的指导员。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们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里，屋里没有任何家具，每一栋房屋都没有门，应该是民夫拆下门做担架去支援前方的战争了。每一栋房屋也没有窗棂，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来。既然门窗“洞”开，解放军战士管理俘虏，要看要听，十分方便。夜间风雪出入自如，仿佛回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生活。
我必须说，解放军管理俘虏还算和善宽松，伙食也不坏，一天两餐，菜里有肉。我们早晨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是集体跑步，这时，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俘虏全员到齐，有200人左右，解放军驻扎的人员大约是两个班，果然以一当十。跑步之后，大家在广场集合，班长登台教唱，第一天学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天夜里降了一场浅浅的雪，天公慈悲，没刮大风，早晨白云折射天光，总算晴了。第二天学的是“换枪换枪快换枪，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来大批美国枪”。我听了不觉一笑，也不知是他们有幽默感，还是我有幽默感。
所谓受训，除了跑步，就是唱歌。跑步容易唱歌难，终于有这么一天，早操以后，班长教唱，劈头就是“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我张口结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解放军班长领头起句以后，全场默然，指导员一向不说话，脸色像上了一层釉子，这时带着枪的兵走过来，指着我们的鼻子喝问：“你们为什么不唱？为什么不唱？”队伍里这才有了嗡嗡之声。他不满意，又一个一个指着鼻子喝令：“大声唱！大声唱！”队伍里的歌声这才一句一句提高。
我一直不肯学唱，于是被指导员带进办公室。我模仿连长向副团长抗辩的态度，立正站好，姿势笔挺，有问必答，一口一个“报告指导员”。他好像很受用，但是仍然厉声斥责，“你已经解放了，为什么不唱解放军的歌？”我告诉他，我是唱八路军的歌长大的。不待他考问，我自动唱起来，我采取提要式的唱法，“在那密密的树林里，有我们无数好兄弟”。唱了两句，马上换另外一首，“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再换一首，“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兵要当八路军”。再换一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军不打抗日军”。
他大喝一声：“够了！你这些歌现在没人唱了，你到这里来受训，就是教你赶上形势。”我说报告指导员，八路军的那些歌真好，我们爱唱，有人禁止也禁不住。现在教的歌哪里比得上？现在这支歌怎么这么低俗？这哪里像解放军的歌？我不顾他的反应，连唱带说，他用锐利的眼神观察我，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我后来知道，他们认为抗拒或争辩都是真情流露，他们对“真情”有兴趣，如果我马上无条件适应，他反而认为是虚伪，引起他们的戒备怀疑。
他沉默片刻，忽然问我对这里的生活有什么意见。“报告指导员，没有意见。”怎么会没有？他不信。“报告指导员，抗战的时候，国民党捉到了八路军要活埋，我们都是该死没死的人，在这里吃得饱，睡得好，当然没有批评。”这几句话他听得进。你对国民党还有什么幻想？“报告指导员，没有任何幻想。”是不是还想倚靠蒋介石？“报告指导员，我跑江湖混饭吃，从来没倚靠蒋介石。”大概这句话太没水平，他皱了一下眉头。那么你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报告指导员，我的父亲是南京的难民，我要到南京去养活他。”我简化问题，隐瞒了弟弟和妹妹。他说南京马上要解放了，全中国都要解放了，你去南京也是白去。他说他也有父母，个人的问题要放在全国解放的问题里解决。
他静待我的反应，我默不作声。他拿出一本小册子来交给我，说这是我从未读过的书，他用警告的语气说，“接受新知识的时候要用心，还要虚心。”他等着听我的心得报告。那时候我的左眼开始肿胀疼痛，天津失守那天，我们逆风行军，沙尘伤害了我的眼睛。他不看也不问我的病痛，他显然打算教我用一只眼睛读他指定的教材。
俘虏营里没有医疗服务，班长忽然慈悲，替我弄到一截纱布，我只能把左眼包起来，乍看外表，倒是很像个伤兵。他们闭上一只耳朵，没再强迫我唱歌，难道我已在享受某种优待？代价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隐身，也许因而不能脱身，我那年才24岁，对共产党多少有用处。
脚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吗？显然没有。如果我的左眼长期发炎得不到治疗，必定失明，共产党不会要一个残废的人，那样我就可以一只眼睛去南京。我猜父亲看见一个“眇目”的儿子回来，不会有快乐的表情，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许会得到慷慨的施舍。我在两利两害之间忐忑不安。那时我的父亲并不知道他自己也面临选择：损失一个儿子或者仅仅损失儿子的一只眼睛。
我始终没读指导员交给我的那本书，只是偶然揭开封面看了一眼。果真“开卷有益”，封面里空白的那一页盖了一个图章：“东北军政大学冀热辽边区分校图书馆”，正好盖在左下角。我大吃一惊，天造地设，一张空白的公文纸，可以由我写一张路条。我以前从未想到逃走，这时左右无人，不假思索，我悄悄把它撕下来。解放军显然还未建立文书制度，士兵文化水平低，没有能力鉴别公文真伪，如果他们不放我，我也有办法！图章的印文是楷书简体，草莽色彩鲜明，后来知道，共产党的印信一律废弃篆书。
散场以后可以回家吗
我在俘虏营的那段日子，外面发生了两件大事，蒋介石总统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傅作义接受局部和平，北平解放。
我们看不到报纸，两件事都由班长口头宣布，我还记得，蒋氏引退的消息夜晚传到俘虏营，我们都已躺好，宿舍里没电灯，班长站在黑暗里说，蒋介石“引退”了，理由是“不能视事”。我了解《中华民国宪法》，其中提到总统“缺位”和总统“因故不能视事”，两者有很大的区别，班长声调平静，用字精准，把“不能视事”重复了一次，表示强调，很有政治水准。也许是黑暗遮住了脸孔吧，大家竟鼓起掌来，那时大家在心理上忽然变成观众，歹戏拖棚，不如早点落幕，散场回家。
散场以后一定可以回家吗？天晓得！资料显示，内战第一年，60万俘虏参军，第二年，70万俘虏参军。济南10万俘虏，或参军，或劳动生产，一个不放。共产党占有东北全境后决定释放俘虏，而我恰恰在这个时候被俘，硬仗已经打完，俘虏太多，无处消耗，索性由他们投奔国民党，国民党既要照顾他们，又要防范他们，双方必然产生矛盾，他们纵然抗拒洗脑，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点影响，他们不知不觉会把影响带到国府统治的地区，成为活性的“病灶”。世事总是如此，千千万万小人物的命运系于大人物一念之间。必须说，共产党这一招高明！国民党军退守台湾，大陆失败的教训深刻难忘，万事防谍当先，尽力布置一个无菌室，那千千万万“匪区来归官兵”跟有洁癖的人吃一锅饭，难免动辄得咎，军政机构疑人也要用，用人也要疑，额外消耗多少元气。
我们在俘虏营过阴历年，万年历显示，那是1949年1月29日，岁次己丑。事后推想，那时他们已经决定释放我们了，所以停止一切争取吸收的工作。大约是为了留些“去思”，过年这天午餐加菜，质优量丰，一个高官骑着马带着秧歌队出现，据说是团政委。我第一次看见扭秧歌，身段步伐很像家乡人“踩高跷”，亲切，可是无论如何你不能拿它当作中国的“国风”。他们唱的是“今年1949年，今年是个解放年，锣鼓喧天闹得欢，我给大家来拜年”。先是纵队绕行，然后横队排开，唱到最后一句，全体向我们鞠躬，我又觉得折煞。
团政委登台训话，我用我的一只眼睛努力看他，希望看得清、记得牢。他的气质复杂，我当时用三个成语概括记下：文质彬彬、威风凛凛、阴气沉沉。
家乡父老常说“一分材料一分福”，团政委口才好，胜过连指导员营指导员。他称赞我们都是人才，可惜走错了路，迷途知返不嫌晚，谁愿意参加解放军，他伸出双手欢迎。然后他加强语气，谁对国民党还有幻想，解放军发路费，发路条，愿意去南京的去南京，愿意去广州的去广州，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你们去的地方都要解放，你们前脚到，解放军后脚到，水流千遭归大海，谁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一番话铿锵有声，惊心动魄。他最后强调解放军守信用，说话算数，路条路费明天就发给你们，任你们行动自由。大家听呆了，不敢鼓掌。演说完毕，团政委上马，他还要到另一个村庄去演说，大概他要走遍附近的村庄。
从1949年1月15日天津失守，我当天被俘，到1月29日过年，我次日被释放，中间管训15天，解放军果然说话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