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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建筑明器相关资料的搜集，对资料进行分类，同时对建筑明器相关研究有了初步的认识。
关键字；汉代 建筑 明器
汉代地面建筑存在数量相当少，现在能看到的、相对形象的研究古建筑资料是建筑明器。《礼制·檀弓》曾有记载“······夫明器，鬼器也。”桓宽在《盐铁论》中说“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因此建筑明器是指作为随葬品的建筑模型。建筑明器种类繁多，杨焕成先生按照使用类型的不同，将建筑明器分为住宅、仓房、作坊、戏楼、楼橹等；杨勇先生据模型明器所代表的建筑在功能、用途上的不同，将其分为仓楼、仓房、院落、平房、楼院、台榭、戏楼、望楼、阙、磨房、作坊、厕所猪圈、井等十三类。现阶段，关于古建筑明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学、考古学和美术研究三个领域，建筑学领域主要目的是复原汉代建筑，来研究其建筑结构和建筑技术；考古学领域主要目的是复原真实的汉代社会生活；美术研究则围绕空间和视觉文化，试图发现建筑明器的表现意义。
在中国古建筑发展史上，将两汉时期比作是古代建筑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古建筑的建筑结构体系和建筑形式特点基本形成，建筑普遍使用了砖、石、石灰、瓦等建筑材料，楼阁建筑形式的出现，并在建筑的许多部位上运用了彩绘和雕、塑装饰纹样。在搜集资料过程中，笔者发现汉代建筑明器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均有出土，且各地或多或少存在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风格样式。河南是出土此类建筑明器最多的省之一，其出土建筑明器数量之大、完整性相对较高好、建筑技巧成熟度高。河南地区建筑明器发现于西汉，东汉末年走向衰落，河南博物院编著的《河南出土建筑明器》一书曾对河南出土的汉代建筑明器进行了全面梳理，对其进行定名，并运用考古类型学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和年代研究。此书的出版发行为汉代考古分期断代增添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得到了杨育彬、杨焕成等的高度评价。
笔者认为可以根据研究重点的不同，可以将研究汉代建筑明器的文章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建筑明器整体性把握和区域性研究，及建筑明器的起源和作为作为随葬品所反映的社会形态。高至喜曾详细介绍了长沙东汉墓中出土的曲尺式陶制房屋模型及其他类型明器，并认为长沙出土的陶屋与广州出土的陶屋在结构和风格上十分接近。朱顺龙结合汉代文献资料和汉代出土的建筑明器，初步探讨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建筑明器、田地池塘模型、仓灶模型、动物圈厕等不同类型的明器分别反映出汉代的家庭经济生活、耕作形式、积贮思想、家庭副业等经济形态。李思思通过分析建筑明器的出土环境、视觉表达、制作技术以及与墓葬中其他元素的关系来表现建筑明器所反映的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方面的问题。丁丽娜对河套地区出土汉代陶明器进行类型学分析，通过与周边出土陶明器的比较研究考察河套地区的地域特色，并进一步展现河套地区“农牧交错带”的文化融合性及汉代的思想和生活。除上述之外，还有唐长寿、罗惠珍、赵林等同样通过研究汉代建筑明器来反映了汉代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第二类是关于某一种建筑明器的研究或某种建筑明器某一方面研究。武玮对河南地区出土的陶仓楼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并分析其演变过程，总结了河南汉墓出土陶仓楼的地域特点。韩长松等著重介绍了这座七层连阁彩绘陶仓楼，突出了其特点，同时对其在建筑技术、装饰艺术等方面的价值予以阐述，并推断此楼年代应在东汉中期或略晚。张勇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为主，结合建筑技法和装饰特点认为人形柱陶楼是以休憩、瞭望、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台榭类建筑，应定名为人形柱三层绿釉陶榭，时代为东汉中晚期，甚至可蠡测墓主人为刘承或刘承、刘宠二王执政时期王室贵戚。张勇先生还著有多篇文章，是相关河南出土的某一建筑明器的年代问题，如《淮阳彩绘陶院落的年代问题》、《焦作七层连阁彩绘陶仓楼的年代问题》等。关于某一种建筑明器的研究文章还很多，张良皋、刘冠、杨焕成等对汉代建筑明器进行了深度的研究。第三类关于建筑明器单个构件的、建筑技术特征和建筑形式和风格的研究。周俊玲以出土的建筑明器为资料，通过对建筑明器屋顶、屋身、台基的研究来提炼秦汉建筑风格的特质和不同区域建筑的审美特色，并达到用“地下之新材料”印证“之上之材料”的目的。周学鹰从出土文物为资料，认为汉代多层木架建筑已较为普及，建筑技术多样，叉柱造、通柱造等木构架形式并存，楼阁屋檐与平坐形式较多。刘临安从出土建筑明器探究汉代斗拱的形制特点及在建筑中的作用。耿庆刚通过对汉代院落结构、布局的分析。探讨其特征及主要构成部分空间位置关系，并结合文献对其所反映的阴阳五行来建构系统论宇宙图式的秦汉思想。成文光对陶仓上的动物造型进行了划分，分析了动物造型的制作方法和构图艺术，总结了动物造型的本身象征意蕴、神画表征意蕴和民俗认知意蕴。除此之外，张翔宇、郭建设等人也对代建筑明器的功能制作等都有研究。
两汉时期“厌胜之术”盛行，同时也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的住宅建筑风水术渐兴的阶段。风水观念与汉武帝时所推崇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思想相结合， 使得当时各种住宅在立面和平面布局上非常注意整体秩序。不少学者认为，汉代建筑明器是汉代经济的产物，而汉代陶仓楼则更是较多的反映了封建农业社会间中等阶层认识的宅院建筑形式。
汉代出土陶楼等明器能直观形象的表达古代建筑物的形制和技巧，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习惯，从某些方面能窥知当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研究古代建筑艺术、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灯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两汉时期封建经济迅速发展，地主阶层大多修建府邸园林，建造工艺精湛的单体建筑与群体建筑，同时，“视死如视生”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厚葬之风盛行，墓葬中的建筑最能直接体现当时的建筑观察和思想表达，虽然不可避免的会掺入艺术夸张成分和个人审美风格，但仍是为后世留下了相当可观的古建筑研究资料。
参考文献：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杨勇：《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杨焕成：《河南陶建筑明器》，《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
关键字；汉代 建筑 明器
汉代地面建筑存在数量相当少，现在能看到的、相对形象的研究古建筑资料是建筑明器。《礼制·檀弓》曾有记载“······夫明器，鬼器也。”桓宽在《盐铁论》中说“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因此建筑明器是指作为随葬品的建筑模型。建筑明器种类繁多，杨焕成先生按照使用类型的不同，将建筑明器分为住宅、仓房、作坊、戏楼、楼橹等；杨勇先生据模型明器所代表的建筑在功能、用途上的不同，将其分为仓楼、仓房、院落、平房、楼院、台榭、戏楼、望楼、阙、磨房、作坊、厕所猪圈、井等十三类。现阶段，关于古建筑明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学、考古学和美术研究三个领域，建筑学领域主要目的是复原汉代建筑，来研究其建筑结构和建筑技术；考古学领域主要目的是复原真实的汉代社会生活；美术研究则围绕空间和视觉文化，试图发现建筑明器的表现意义。
在中国古建筑发展史上，将两汉时期比作是古代建筑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古建筑的建筑结构体系和建筑形式特点基本形成，建筑普遍使用了砖、石、石灰、瓦等建筑材料，楼阁建筑形式的出现，并在建筑的许多部位上运用了彩绘和雕、塑装饰纹样。在搜集资料过程中，笔者发现汉代建筑明器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均有出土，且各地或多或少存在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风格样式。河南是出土此类建筑明器最多的省之一，其出土建筑明器数量之大、完整性相对较高好、建筑技巧成熟度高。河南地区建筑明器发现于西汉，东汉末年走向衰落，河南博物院编著的《河南出土建筑明器》一书曾对河南出土的汉代建筑明器进行了全面梳理，对其进行定名，并运用考古类型学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和年代研究。此书的出版发行为汉代考古分期断代增添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得到了杨育彬、杨焕成等的高度评价。
笔者认为可以根据研究重点的不同，可以将研究汉代建筑明器的文章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建筑明器整体性把握和区域性研究，及建筑明器的起源和作为作为随葬品所反映的社会形态。高至喜曾详细介绍了长沙东汉墓中出土的曲尺式陶制房屋模型及其他类型明器，并认为长沙出土的陶屋与广州出土的陶屋在结构和风格上十分接近。朱顺龙结合汉代文献资料和汉代出土的建筑明器，初步探讨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建筑明器、田地池塘模型、仓灶模型、动物圈厕等不同类型的明器分别反映出汉代的家庭经济生活、耕作形式、积贮思想、家庭副业等经济形态。李思思通过分析建筑明器的出土环境、视觉表达、制作技术以及与墓葬中其他元素的关系来表现建筑明器所反映的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方面的问题。丁丽娜对河套地区出土汉代陶明器进行类型学分析，通过与周边出土陶明器的比较研究考察河套地区的地域特色，并进一步展现河套地区“农牧交错带”的文化融合性及汉代的思想和生活。除上述之外，还有唐长寿、罗惠珍、赵林等同样通过研究汉代建筑明器来反映了汉代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第二类是关于某一种建筑明器的研究或某种建筑明器某一方面研究。武玮对河南地区出土的陶仓楼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并分析其演变过程，总结了河南汉墓出土陶仓楼的地域特点。韩长松等著重介绍了这座七层连阁彩绘陶仓楼，突出了其特点，同时对其在建筑技术、装饰艺术等方面的价值予以阐述，并推断此楼年代应在东汉中期或略晚。张勇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为主，结合建筑技法和装饰特点认为人形柱陶楼是以休憩、瞭望、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台榭类建筑，应定名为人形柱三层绿釉陶榭，时代为东汉中晚期，甚至可蠡测墓主人为刘承或刘承、刘宠二王执政时期王室贵戚。张勇先生还著有多篇文章，是相关河南出土的某一建筑明器的年代问题，如《淮阳彩绘陶院落的年代问题》、《焦作七层连阁彩绘陶仓楼的年代问题》等。关于某一种建筑明器的研究文章还很多，张良皋、刘冠、杨焕成等对汉代建筑明器进行了深度的研究。第三类关于建筑明器单个构件的、建筑技术特征和建筑形式和风格的研究。周俊玲以出土的建筑明器为资料，通过对建筑明器屋顶、屋身、台基的研究来提炼秦汉建筑风格的特质和不同区域建筑的审美特色，并达到用“地下之新材料”印证“之上之材料”的目的。周学鹰从出土文物为资料，认为汉代多层木架建筑已较为普及，建筑技术多样，叉柱造、通柱造等木构架形式并存，楼阁屋檐与平坐形式较多。刘临安从出土建筑明器探究汉代斗拱的形制特点及在建筑中的作用。耿庆刚通过对汉代院落结构、布局的分析。探讨其特征及主要构成部分空间位置关系，并结合文献对其所反映的阴阳五行来建构系统论宇宙图式的秦汉思想。成文光对陶仓上的动物造型进行了划分，分析了动物造型的制作方法和构图艺术，总结了动物造型的本身象征意蕴、神画表征意蕴和民俗认知意蕴。除此之外，张翔宇、郭建设等人也对代建筑明器的功能制作等都有研究。
两汉时期“厌胜之术”盛行，同时也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的住宅建筑风水术渐兴的阶段。风水观念与汉武帝时所推崇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思想相结合， 使得当时各种住宅在立面和平面布局上非常注意整体秩序。不少学者认为，汉代建筑明器是汉代经济的产物，而汉代陶仓楼则更是较多的反映了封建农业社会间中等阶层认识的宅院建筑形式。
汉代出土陶楼等明器能直观形象的表达古代建筑物的形制和技巧，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习惯，从某些方面能窥知当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研究古代建筑艺术、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灯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两汉时期封建经济迅速发展，地主阶层大多修建府邸园林，建造工艺精湛的单体建筑与群体建筑，同时，“视死如视生”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厚葬之风盛行，墓葬中的建筑最能直接体现当时的建筑观察和思想表达，虽然不可避免的会掺入艺术夸张成分和个人审美风格，但仍是为后世留下了相当可观的古建筑研究资料。
参考文献：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杨勇：《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杨焕成：《河南陶建筑明器》，《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