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三伯倒下了，在家里躺着。
　　那天我牵着堂妹回到家，已是傍晚。冷风呼呼刮着，门前高大的杨树嚓嚓地响，屋后的骆驼山上斑鸠鸟不时呜叫。回到家，放下书包，父亲说，三伯近几天病情加重，让我去看看。
　　三伯躺在黑漆漆的木床上，正微笑着向堂妹嘘寒问暖，他的脸还像以往那样白皙，只是清瘦些。
　　“孩子，这几天都是你将妹妹带回来。累不？”三伯满脸堆笑。
　　“不累，我也是顺便的。”我连忙说。
　　“你三妈，我桌子上的柿子饼，你拿给孩子吃。”三伯脸向着三妈看去。
　　我拿着三妈给的柿子饼回到家，父亲正在做饭，我来到灶台下把火，跟父亲说三伯身体还好，只是瘦了些，父亲长叹一声。我问父亲，三伯得了什么病，父親只说是食道的毛病，不严重，还能吃饭。
　　夜晚，写完了作业。父亲招呼我吃刚用铁锅炒的花生。母亲说：“你三伯是苦命人，眼看着要熬出头了，你说这……”母亲的话看来没有说完，我就拽着父亲的衣襟，追问三伯怎么苦命。父亲说：“三伯出生时左手没有手指头，如光秃秃的树木，你爷爷奶奶念及他那只手不能干活儿，就省吃俭用供他读书。1957年到1959年，他读了师范，毕业后成为国家正式教师。本来这书教得好好的，他被打成‘右派’，赶上‘文化大革命’，还戴着高帽游街。”
　　“怎么，我们老师说，现在没有‘地富反坏右’了，我们家的富农帽子也摘掉了。”我快言快语。
　　“说是这样，可你三伯的‘右派’帽子还没摘掉，也不知什么时候安排他回校教书。”父亲说完叹息一声。
　　“应该快了吧，前两天还听他三伯说，他的一个同学平反了，已经安排教书了。”母亲说。
　　春天到了，门前万象河畔的柳树发出新芽，这些柳枝时常轻轻拂着河水，照照自己柔美的容颜;屋后的骆驼山上，高大的树上鸟儿婉转，在空荡的山谷回响。三伯偶尔起床去室外散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看到他来到屋后的骆驼山脚下，对着绿树红花，清脆鸟鸣，他禁不住自言自语：“这么美好的春天，这么美丽的景象，难道都不属于我了吗？”年少的我，当然不能理解三伯的心境，但今天看来，三伯对于疾病给予他的命运，多么的不甘。
　　三伯已经不能吃药了，饭也少吃。尽管三妈精心照料，但他的身体越来越消瘦，眼睛深深陷了下去，两颊上有两个坑。我时常看见三妈的眼睛红红的，七岁的堂妹每次回家，也知道帮三妈扫地、把火，我也常过去帮忙洗洗三伯的衣服。看着我们姐妹俩在他身边绕来绕去，他深陷的眼睛满含笑意。三伯待我很好，堂妹没上学前，他一直供我铅笔、本子，我优异的成绩惹来他对我的怜爱。我已是五年级的学生，略略懂得一些人间疾苦。
　　三伯不能吃饭了，这可急坏了父亲，三伯才39岁啊，他实在不忍心看着三伯就这样……从工地回来，父亲就去山上弄些松树枝晒干，挑到街上卖，然后去医院买些营养药，找医生给三伯挂上吊瓶。
　　那天，天阴沉沉的。我放学回家，听到三伯屋里女人的哭泣声，一种不祥的兆头涌上心头。走进三伯的家，三伯躺在地上的稻草上，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棉衣。三伯已经不能动弹了，再也不能喊我的乳名了。想到三伯对我的疼爱，我号啕大哭。三妈坐在地上，紧紧地扯着三伯的手，打着他的手，说三伯不该抛下年轻的她。村子里的人，看到这场景，都挥泪叹息。
　　要人殓了，和三伯见最后一面，灯光下的三伯竟然眼睛睁着，嘴巴也张开。父亲合上三伯的眼睛和嘴巴，并说：“三哥，你嘴巴张着，我知道你是饿着走的;你到死也没有闭眼，我知道你心愿未了。”三妈听了父亲的话，哭得更厉害了，趴在棺材上，怎么也拉不走。
　　三伯出殡后，我依然带着堂妹上下学。每次看见三妈，她的眼睛好像还红肿着。
　　“娘，三妈怎么和三伯的年龄差别那么大？”有一天，我突然向母亲问到这个问题。母亲向我讲述了三伯的婚事：
　　他的第一个女人姓徐，娘家把她许配给冯家做媳妇，她不满意冯家，看中三伯教书，有收入，就嫁给了三伯。后来她在回娘家的路上，被冯家人抢走。她带信要三伯救她，说只要把她救出来，她还嫁给三伯。三伯将家里的一囤稻谷全部卖掉，与冯家打起了官司。法庭审判，将徐姓女人发配回娘家，由娘家人重新安排。徐姓女人回娘家后，或许嫌弃三伯的那只残手，没有选择重嫁三伯。三伯的第二个女人，姓肖，她是死心塌地跟三伯过日子，谁知好景不长，她难产而死。经历了两次婚姻的打击，三伯对婚娴不抱希望了。几年后，息县那边过来一个女孩儿讨饭，十三四岁，孤苦伶仃，三伯收养了她。她当时坐在三伯家的大板凳上，两条腿还悬在空中呢。三妈就在三伯的腋下长大的。
　　“三伯真的命苦，好不容易和三妈能过平静的生活，怎么又得病了呢？”我好像突然长大了。“那他怎么葬在菜地边的山坳里，为什么不葬在我爷爷奶奶那边的坟里。”我又好奇地追问一句。
　　“傻孩子，能葬在祖坟的都是有儿子的人，你三伯只有两个女儿，没有资格进祖坟的。”母亲耐心解释。
　　“是这么回事。”我略有所悟。
　　三伯带着不甘和无尽的悲痛走向了另一个冷冰冰的世界。他去世的第二年，上面来了政策，给他平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