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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此次访谈中，崔延虎教授针对目前国内生态人类学发展的历程、困境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做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他指出，我国生态人类学正在成为人类学中的热门分支学科，尤其在生态建设成为国家的顶层设计后，但是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建设、实际应用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挑战。未来应在本土理论构建、专业人才培养、跨学科建设、研究视角转变以及实际应用等五个方面研究进一步努力。此外，新疆作为一个生态、文化多样性的重叠区域，对国内的生态人类学发展可以有更多的贡献。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 生态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2-0101-09
崔延虎教授是国内最早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长期在新疆做草原游牧民族、绿洲生态等相关研究，对新疆的生态系统、民族文化、社会变迁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在30年的研究生涯中，崔延虎教授经历了生态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也对本学科的优势、困境及未来发展方向有着独到的见解。我们对崔延虎教授进行了专访，因篇幅所限，本次访谈分为上下两篇。
范明明（以下简称范）：崔老师，您是国内比较早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开始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
崔延虎（以下简称崔）：我本科学的是英語，很偶然的机会，最后被人类学抓走了。那是1984年，我在西安读研究生的时候，学校请来几个美国教授，其中一位美国俄亥俄大学的人类学家给我们上写作课。他给我们的范文中有不少人类学的文章，比如研究印第安人的、研究非洲部落的，这些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是新疆来的，这里的多民族文化环境使我对这些研究不同文化的文章有一种亲切感，那是我接触人类学学科最早的经历。到了1988年，我接受英国一个教育基金会的邀请，到英国做了6周的学术访问，在那里接触了几位人类学家。1990年下旬，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Caroline Humphrey博士派了一位年轻老师到新疆，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内亚环境与文化保护国际合作课题”。1991年2月我到了剑桥参与这个课题的研究，1994年课题结束后回国。期间我们接受了一段培训后，我于1993年回到新疆，在阿勒泰市的汗德尕特乡和哈密地区巴里坤县萨尔乔克乡做了近九个月的田野调查。这是我学习社会人类学和接受系统训练一段最重要的经历。课题主要研究围绕阿尔泰山脉的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草原生态环境与社会变化，参与人员来自俄罗斯图瓦、布里亚特，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新疆，参与者的学科背景既有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也有自然科学专业。Caroline Humphrey博士是国际上研究内亚牧区的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她对我们安排的培训是多学科的，课题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内亚牧区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变迁上，回国以后我开始做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在牧区生态人类学领域。后来新疆师范大学的民族学硕士点建立后，我带两个方向的学生，一个是“环境与社会”，另一个是“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当时还不敢用“生态人类学”的名称，因为我们的硕士点是民族学，人类学是社会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生态人类学是二级学科下面的一个方向。在“环境与社会”这个方向内，对学生的教学和培训基本上是按生态人类学搞的。在国内人类学民族学圈子里，我是一个不受门派约束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无门无派。
范：中国的生态人类学是上世纪80-90年代才开始发展的，进入21世纪逐渐形成规模，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和几个研究团队，您怎么看待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
崔：从我不很全面的了解看，国内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介绍性论文开始的。我认为在人类学这个领域中，生态人类学发展还算是比较快的。在百度学术网上输入“生态人类学”字样，现在大概有上千页的链接。国内生态人类学的整体发展，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引进国外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个引进阶段到2008年左右结束，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基于田野调查的著述，比如云南大学尹绍亭及其带领的团队，一直走在学科发展前列，有很多高水准的成果出版或发表。吉首大学杨庭硕老师主要研究地域在湖南、湖北、贵州，也出版了一些著作，其中有些在国内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把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转到了国内的民族地区，最早是在西南、西北地区，然后是内蒙古地区，也就是进入了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尹老师发起组织了一些讨论会，其中2007年在云南大学召开了“生态人类学高级论坛”，来自厦门大学的曾少聪老师做了海洋生态人类学的论文报告。这个会议标志着生态人类学学科在国内的发展有了一个比较紧密的群体，把研究领域扩大了。尹老师研究云南和贵州的民族生态文化，成果斐然；云南师范大学崔明昆老师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做的非常深入和细致；杨庭硕老师的团队在吉首大学成为学校学术重点团队，在罗康隆老师的支持下，研究领域逐渐扩大，成果也更多；内蒙古大学阿拉坦宝力格老师做的蒙古游牧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成果很是喜人。更为重要的是，就在2000年后，尹绍亭老师、麻国庆老师及其他老师们培养的一批博士和硕士相继毕业，成为了国内生态人类学研究群体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田野调查做得很扎实，论文大都聚焦在国内西南、北方、西北民族地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国内来讲，从第一阶段的国外理论的引进，到开始研究集中在国内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社会及环境研究，生态人类学成为国内人类学研究比较热的一个分支学科。那个时候的学术期刊和相关的学术网页，以“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为题的文章非常多。
范：生态人类学目前在国内发展的困境是什么？
崔：首要问题是国外引进来的理论与中国语境适应的问题。国外，特别是欧美的研究大多数基于在非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做的调查，形成的理论是否完全能够解释我们国家悠久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后来也感觉到，国内生态人类学研究形成的经验、认识、话语，欧美的学者们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有一个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问，“你们的范式是什么？”也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研究范式出来。我当时也比较困惑，过去我们使用西方建构的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我们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资料，但是我们自己感觉到这些理论用在中国的一些地区的具体案例上，解释起来很费劲。不是说不能解释，但是用西方生态人类学的理论解释我们的民族志资料的时候会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西方的生态人类学早期形成的理论对国家的作用基本不涉及，但是我们研究的这些地区的具体案例，比如云南的“刀耕火种”、新疆牧区的游牧，为什么成为了需要改造和抛弃的生計方式？加上媒体的宣传，形象很负面，这和国家的政策导向等有关。占据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社会发展史、进化理论认为“刀耕火种”、游牧是落后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得按照我们这边的历史和逻辑来解释。
第二，国外早期生态人类学形成理论的调查地区社会，大多数属于被西方认为是“原始”（primitive）的，没有系统的书写历史，因此缺乏长时段、大尺度的民族志描写和理论阐释。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没有发生过文化中断的现象，而且有着连续不断的历史书写。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历史上的游牧群体，他们的历史书写，其中生态文化的书写和记录，包括存在于民间代代口述相传的自然生态知识，尤为丰富多样。无论是在西南还是在北方，各个民族社会都有丰富的认识自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土生态文化。与西方生态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相比，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有着长时段的历史和本土知识的记录，这对中国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来说是宝贵的“本土文本”。显然，为了能够应用西方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做我们的研究，忽视这些“本土文本”，“削足适履”是不可取的。国外生态人类学家提出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出发点、对象、设定的目标等没问题，他们的理论和方法是不是完全适用我们这里就值得讨论。
范：那么，这些国外的理论，对于中国生态人类学以后的发展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的方面？
崔：第一，需要再认识斯图尔德的适应理论。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文化生态学的一个最基本观点是，文化是特定人群对特定自然生态环境适应的结果。他依据的是对类似肖肖尼这样的印第安人部落调查获得的资料，有没有复杂社会的人类群体对复杂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人造的生态环境的适应问题？这在当前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中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我接触过的一些研究生抱怨说，他们的田野调查点“不典型”，是不是受国外生态人类学早期调查对象形成的定势模式有关？适应理论对生态人类学研究有着重要的认识作用，但是我们在面对已经发生巨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来讲，需要进行改造和创新，来适应复杂社会的生态人类学研究需要。适应总是存在的，而且现在的适应比肖肖尼那些印第安人的适应更加困难。比如，人类社会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就是生态人类学研究面临的新问题。我们不仅面对着一个支离破碎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面对着一个人造的“自然”生态环境。所以，我觉得适应理论仍然是我们观察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但是需要把它应用到复杂社会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中，需要通过认真的田野调查创新和改造。我们要看在复杂社会和“人造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现在的人类群体怎么适应。
第二，政治生态学。过去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不太注意权力和决策对于人地关系的影响。现在看来，在我们中国乃至全球目前的语境下，权力、资本和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当然不是全部搬过来。
第三，过程生态人类学。我们的研究不太注重过程，新的生态人类学理论提醒我们，可能过程比最后的结果在生态人类学研究中更重要。过程中的人地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再加上刚才讲的政治生态学理论，各种权力、决策等等，特别是资本等对一个具体社会的人地关系的影响，无论是微型社会还是大社会，只有在过程中才可以观察。
第四，生态学本身最近20年有一个新的发展领域，深生态学（deep-ecology）。过去生态学研究一个自然群落中的各种关系，深生态学研究自然群落中生物多样性各种各样的关系，以及扰动它们的另外的系统（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说这个扰动最大的力量来自人类社会本身，最近在欧美的研究中借助了深生态学的角度看这种扰动。因为我们现在进行的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与工业发展，这个扰动了不得，生态学的这个新理论认识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生态人类学研究也需要从生态学角度看问题，过去我们比较多地从人类学的角度看问题，再加上生态学这个角度更好。
现在国内有些学者认为斯图尔德的适应理论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过时了，我感觉不是。我们都在适应，包括这些研究者自己都在适应（只不过是适应的范围或者对象不同）。拿我做了近20多年调查的阿勒泰市汗德尕特乡来说，30年前，两个调查村是传统的牧业村，现在虽然一年的四季游牧依然在进行，但是游牧的方式、时间以及牧民与外部世界的交换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牧民在冬草场的住房与过去完全不同了，手机成为了牧民联络最主要的工具。以前牧民骑马走三、四个小时到乡政府所在地办事，现在手机一拨，问题解决了；使用汽车转场，乡里派医疗车巡回在牧道上，商人们的汽车跟着游牧的牧民和畜群走；牧道也变了，春秋草场成为了阿勒泰市著名的旅游景点，人来人往。看到这一切，你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原来我们参与游牧时熟悉的很多东西不见了，但是游牧还在，牧民们在适应这种变化。五十多岁的牧民用手机打电话，二、三十多岁、甚至十几岁的拿着手机，一边放牧，一边通过手机“看”外部世界。作为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者，我们也处在适应过程中。适应理论的基本东西没有过时，生态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适应的关系，而且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与生态学家们一样，需要观察和研究自然生态环境怎么适应人类社会，怎么适应来自人类社会的干扰。
范：目前我国生态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与以往不同，“生态”已经成为热门词汇，作为一门与现实问题紧密联系的学科，面对着国家不断出现的新议题，比如生态文明、“两山论”、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未来学科建设与发展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崔：第一，基于本土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建设或理论构建依然是第一位的。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我们自己还没有一套完全基于中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存在的生态人类学理论。我们国家有着历史悠久的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体系，而且这个体系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包括生态环境史，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地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形成的哲学观念。在理论构建上我一直思考三个问题：一是现在应该多做一些区域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探索，按照不同的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特征，探索和形成我们的理论认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莫兰教授的《生态人类学导论》，我认为这是一本比较成熟的生态人类学导论。这本著作与其他学者的著作不大一样，强调不同的地理生态区域的研究。其框架结构按照不同气候地理地带，如温带、热带、湿地、干旱区、高山区等等，论述生态人类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我们的生态人类学在理论建设问题上是不是先考虑按照中国的地理生态区域，比如说干旱区、中原的农区、西南的亚热带地区、中南的水区，以及海洋海岛，通过扎实的调查，逐步形成一些理论。二是要做结合的研究。比如古今结合，古人提出“天人合一”等等这些历史上形成的认识，需要探究古人怎么通过观察得出这些结论，然后和我们现在观察得出的结论结合起来。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结合问题上要尊重文化多样性。具体来讲，要特别重视不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本土生态文化。三是中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和调查要注重过程研究。我们现在博硕士论文大多都比较偏重于描写他们观察到的结果，对于过程的研究比较少。尹老师《刀耕火种》那本书里面实际上对刀耕火种整个过程，包括被消灭掉的过程都有非常好的描写。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互动过程中逐渐演变来的。我们现在田野调查时只看到了当时呈现出来的现状和一些结果，如果没有过程研究，我们不知道人与自然的、人与特定生态环境的关系是怎么演变的，演变过程中他们的文化是怎么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而这些文化又怎么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我觉得理论建设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三块。最近几年， 我在塔里木河流域了一些调查做，一直在问当地的农民，他们记忆中的塔里木河，上一辈、上上一辈传下来的关于塔里木河的一百多年的记忆是什么？在最近一百多年中（对这个时期的记忆比较靠谱），塔里木河河道是怎么摆动的？他们怎么样随着这个摆动而适应变化，调整自己的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搞不清楚，就很难说我们在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人类学调查和得出的结论是接近事实的。我们需要若干个这种过程描写构建起我们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生态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的研究比较缺少的。大部分已经出版发表的成果呈现的是现象、现状和产生的结果，这些现状到底之前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不是太清楚。 第二，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可能和其他的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田野调查有点区别，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需要至少连续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因为认识一个小型区域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参与四季自然循环和人类活动的过程，没有长期的、不间断的对于整个过程的田野调查，我们对一个小型或微型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不能说是“全面”的，更不能说是“深刻的”。现在国内，很多生态人类学的学者们，特别是研究生们，在现行制度安排上很少做一个年度连续性的田野调查实践。我们的博士们现在田野调查到底做多长时间，假如能认认真真做连续性的六到九个月就是相当不错的了。但是没有这种不间断的、长时段的田野调查，能够说我们已经对一个小型或微型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了解“清楚”了吗？对田野点的选择，我们依然受传统人类学观念影响的认识，即一定要找一个“典型”的或“有代表性”的“传统”存在比较明显的田野调查点。然而，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家，现代化和全球化影响波及到了过去我们认为的“传统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社会的变化也在发生变化，现在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因素和过去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因素有很大不同。就是说田野点的选择已经无法找到“传统”的、受外界干扰不多的地点了。选择有传统与现代都存在，而且有冲突的田野调查点不可避免。当代的人类学调查和研究对象已经没有我们“理想”中的那种部落和村社，应该面对当代社会。
第三，我们需要处理好多学科和跨学科的问题。生态人类学研究者，绝大部分人的学科背景是民族学、人类学或者社会学，我们缺乏生态人类学研究和观察所必需的自然科学（地理、生态、生物）的视角和方法。前面提到的剑桥大学课题研究中，Humphrey 博士组织的培训内容确实让我耳目一新。除了人类学理论、调查方法的培训外，多学科的培训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影响。请来的老师中有一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环境学教授，他是一位国际上知名的动物环境行为学家，他讲马、斑马与草地环境的关系，讲马的食草行为对草地环境的影响，声情并茂，至今我还记得他的讲课动作。另外一位老师是剑桥大学北极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讲气候与环境的关系，讲北极气候变化对内亚草原生态环境和牧民的影响，当时对我来讲，真是前所未闻。受到这种多学科研究的影响，过去20多年来，我与本校的海鹰教授合作做研究，他是一位干旱区地理生态学家。我和他一起做调查、向他学习，获得生态学、植物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从自然学科的角度认知草原、荒漠植物以及草原、荒漠植物群落，以及它们与其他环境因素的关系等，一起讨论新疆的生态环境及变化，收获很大。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合作做生态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会慢慢觉得各自的学科知识是互补的。我的看法是，缺乏多学科的视角和研究，生态人类学总好像少了一条腿。因为生态人类学和其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不一样，其他分支学科主要针对的是人及其社会、文化，而生态人类学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对所研究地区的地理、生态、生物存在及其与社会的关联不懂，在书本和网络上抄点资料，没有实地观察的认识，这样的研究不是认真的学术研究。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将来的学科建设中注意。
第四，现在需要坚决地把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从所谓的“简单社会”研究转向复杂社会的研究。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社会，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复杂社会，或者有人说的“后自然社会”“后现代社会”，那么在复杂社会的田野调查必然会面对复杂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生态人类学的调查结论和认识与早期欧美人类学家研究“简单社会”形成的认识有巨大的或“质”的差别。这些结论有可能成为我们形成理论非常重要的来源。30多年前我们到中国帕米尔高原地区，那里受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非常晚，用官方语言来说，这个地区的发展非常缓慢。最近十几年我多次到这里，发现在北京援疆团队大力推动下，基础设施建设好像飞跃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是塔什库尔干县县城，在乡村、牧区，也都是这样。援疆单位把北京的发展、社会管理的经验推及到了帕米尔高原，所有这些同时也在改变着那里的塔吉克社会和文化，变化之大使我感到非常惊讶。1984年我第一次到帕米尔高原留下的记忆与近些年来的所见所闻对不上号了。在这样一个处于急剧变化的复杂社会里，生态人类学应该研究复杂社会，非常复杂的人与自然关系。
第五，生态人类学研究者不仅直接进入了田野调查的社会，也身处这个社会所在的生态环境中，面对着社会和生态环境急剧变化的现实，看到传统文化的消失、生态环境变差等一系列问题，就会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给国家和地区提出建议，这很自然，这是应用生态人类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个学科应该为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服务，但是怎么服务？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刚才你提到国家不断出现的新议题，比如生态文明、“两山论”、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生态人类学确实有自己独特的可以做贡献的领域，但不是说生态人类学的一些理论或我们形成的认识可以直接成为国家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依据。我们的一些认識、理论通过转化，首先能够被决策者理解和接受；其次能够被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的老百姓理解和接受。这需要人类学家做大量的工作，我觉得有几个方面需要思考：第一，态度必须严肃。有一些建言的文章把作者看到的现象和某些理论凑到一块，就提出了如何做、做什么的许多建议。还有一些是依据国家提出的议题，凑上一些事例，就形成了政策建议或发展建议，实际上有多少具有可行性？包括我们学科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不单写一章“政策建议或应用”类的文字也不行。但是海量的“政策或发展建议”中有多少得到决策者的认可和接受，起到了作用？所以生态人类学研究者在为国家和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提供服务、提出政策或发展建议时，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随心所欲。第二，认识必须客观。一些涉及到生态人类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文，对传统生态文明和传统本土知识的认识和评价有点脱离实际。传统农耕时期和游牧时期形成的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理念和方法在那些时期是适用的，但是到了现在大规模的工业化、信息化时期，是不是或能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为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服务？需要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按照严格的学术方法去芜存菁、保护和弘扬传统生态文化中的精华，扬弃不适应今天社会发展的内容。在传统社会形成的那些观念、方法是不是在今天完全适用，要打问号，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个事情。我们生态人类学必须认识、阐释传统的生态文化和生态行为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和生态智慧，而不是完全照搬传统社会的一些做法。第三，持严肃客观批评的学术立场。生态人类学在为国家和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建议的时候要保持学术批判的态度，因为存在着各种有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当然，在我们目前的环境中，批评和批判比较难做，但是还得做，换一种能够被接受的方式来做。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古村镇大会，在会上一个公司展示了他们的“古村镇保护和创新方案”，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蛋糕的模子，把古村镇所有的元素揉到一块，按照同质化的方式进行改造和新建。按照那种设计方案，每一个村镇基本上都是一种思路，一个标准，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没有了。从公司的角度看，这个方案如果被接受，是一个盈利的事情；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这个方案很新而且标准化程度很高，只要有钱做起来不难。但是忽视了一个问题，这个高度标准化的方案把（生态）文化多样性这个中国古村的灵魂抽取掉了。我们在发言的时候指出，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搞古村保护，又走了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那种套路，千村一貌，是不可取的。 生态人类学研究可以、也能够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生态人类学应该承担而且可以承担的责任，我想，要做到有所贡献，生态人类学研究者应该恪守严肃客观的学术态度、学术规则，通过认真的田野调查，把不同地区、各个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和优秀的生态文化挖掘好、整理好、阐释清楚，在这个基础上按照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提出分区域、注重乡村的理论和方法建议。同时，对那些胡编乱造、哗众取宠的“理论”和“策略”，保持一个严肃客观批判的态度。
范：您对生态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的思考非常地系统和全面，尤其您提到的复杂系统、政策层面的应用等都非常必要和紧迫，现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落地与发声还是挺困难的，尤其为决策部门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有效的政策建议很难，应该怎么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呢？
崔：不能说“非常系统和全面”，仅仅是个人在过去数十年间田野调查和做研究的一点体会。一方面，我们生态人类学研究者，通过过去数十年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获得了中国各个区域、各民族本土生态文化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为我们这个多元一体国家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起了一个初步的知识体系，对快速发展的中国人与自然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着来自田野的切身感受，所有这些使我们坚信，生态人类学研究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等基本国策的实施和落实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无需置疑。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落地与发声还是挺困难的”问题，这需要从两方面看。
首先，学科研究在理论建构上依然薄弱，实际上这是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在引进国外生态人类学理论和建构，将其植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论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没有形成能够解释这片大地上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也许是中国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和现实非常复杂的原因所致，但生态人类学学科内研究力量、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不足或薄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还有，由于复杂的原因，急功近利的“研究”思维也影响着學科的发展。
其次，从各级决策层和大众对于这个学科的了解和接受角度看，生态人类学究竟对发展的中国，特别是对国家生态文明国策的实施和不同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究竟有什么作用，恐怕对此了解的政府人员和大众很少，即使是那些直接参与和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官员们对这个学科的认知情况也是如此。我曾经参与关于新疆生态发展战略的一些会议，讨论生态文明建设时绝大多数官员的发言只能是“背书”，他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基础之一的生态文化的认识还只是集中在美化环境、改善人居条件等方面。这些与生态人类学学科知识的普及远远不够有关，也与整个社会对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不到位有关。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需要下大力气推动和解决的问题，生态人类学研究者需要考虑走进另外一个“田野”，即如何参与到各个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实施中去，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汲取营养，提升自己，反过来反哺生态文明建设。
想多谈几句的是，生态人类学学科发展和服务于国家发展决策，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研究思路，以及如何提供准确信息与咨询建议。我前面多次提到，生态人类学研究应该是多学科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和融合是不能回避的研究思路。现在有一个倾向，即多学科等于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就可以了，比如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受到一种驱动，一定要搞数据，但是对人类社会的研究，甚至包括对自然的研究，完全依靠数据并不能得出定性的结论。现在决策部门也要求你提供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是什么叫准确的数据？人类学研究者往往通过获取当地政府数据和做问卷获得需要的数据。当地政府数据的准确性问题一直有疑问，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按照社会学的方法做问卷，获得的数据准确吗？20多年前我在阿勒泰地区一个乡做了近7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也做了问卷调查。田野调查即将结束时，我对所做问卷获得的信息，特别是数据的准确性发生了怀疑，因为近6个月的参与式观察，我对着田野点的了解深入了。为了验证，我又用同样的问卷选做了十几家的问卷调查，结果令人吃惊。十几户问卷第二次做完之后，我与之前做的一对照，第一次做的问卷里面获得的数据和信息中60%是有问题的，第二次问到的答案比较真实。
这件事情给我的教训就是人类学做问卷调查一定要小心，在后来的很多调查中，我很少做问卷调查，我宁可缠上一个人问他一天。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怎么把自然科学，比如生态学所要做的量化研究和我们这种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得出认识，是需要磨合的。我们自己的学识和方法上现在完全掌握不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和海鹰教授这样的自然科学研究者合作。他从高山到盆地大概一公里半的垂直带，搞十个样方；我在旁边跟着一群羊，记录下羊群在哪里停留时间最长，比较喜欢啃食哪些草。然后问牧民，一天从下面到上面赶几趟羊，羊在哪里停留最多。那么这一公里多的垂直带上，羊群的移动、行为、吃草频率和草地垂直带样方中植被的变化，一对照就看清楚了。海鹰教授做的量化调查，如草场盖度、密度等，和我们对这群羊啃食的观察，结合起来，得出的关于载畜量、放牧密度等结论基本上是准确的，我的观察获得定性资料和他的数据可以对上号。
人类学的诱惑正是在这个地方，老让你犯错误，当时说搞清楚了，过了十天再过去看，发现自己搞清楚的事情还不完全是这样。所以我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就同一个问题会多访谈几个人。被调查对象具有共同认识的那一点，可能就是比较接近真实的。因为每个人谈东西，他自己自身的经历，都可能影响他叙述出来的东西。
范：新疆的自然生态环境特别复杂多样，沙漠、盆地、高山、草场、农田各种类型都有，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特别复杂多样的地区。您在这个地区已经进行了大概三十多年的研究了，从您的角度来看，新疆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比较棘手的有哪些问题？或者比较有意义的点有哪些方面？
崔：我觉得新疆应该是国内做生态人类学调查和研究比较好的一个地区。第一，生物多样性。新疆的生物多样性在于他的生态环境多样性，这里除了没有海洋，地球上其他的地理单元在新疆都有。第二，文化多样性。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很明显，文化多样性特征非常明显。第三，新疆文化多样性还体现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积淀，历史上受东来西往的文化影响，积淀下的东西形成了历史文化的复杂性。这几个方面对生态人类学研究来讲，既提供了比较好的研究对象和资源，也构成了学术和其他方面的挑战，因为对象太多、资源太丰富而让我们感到力不从心。我自己认为，在新疆做生态人类学研究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转变现在单一民族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做国家在场的生态人类学调查。这个分两个方面看：一是我前些年做了一个新疆生态文化类型区的划分。第一类是森林-草原生态文化，第二类是沙漠绿洲生态文化，第三类是高原生态文化，主要是帕米尔高原的生态文化，第四类是屯垦绿洲生态文化。这四个实际上是按照生态功能区划分的，按照这个分类，你会发现每一个生态文化区里面不是单一的民族。比如说森林草原，就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还有一部分维吾尔族。在这样一个区域之内，生存着多个历史悠久的游牧群体。所以以单一民族为基点进行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就显得不足。在帕米尔高原，柯尔克孜人和塔吉克人在那里生存了非常长的历史。然而，近70多年来，这里居民的民族成分在增加，逐渐有了维吾尔族、回族和汉族等人口，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二是国家在场的生态文化区。现在这些生态文化区不是过去那种“原始的、朴素的、粗犷的”部落区域，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这里对这些民族社会的改造、整合，帮助他们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国家的建设工程，包括民生建设工程对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改造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中石化、中石油进驻塔里木盆地，当地人与自然关系增添了新的因素和变数，外来人群生态环境行为与当地绿洲居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差异和互借互融，使沙漠绿洲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有了新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与内容，整体上复杂化了，这就是国家在场的影响。我觉得国家在场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甚至是一个重要领域。
第二，这些年我们感觉到，新疆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对水以及水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做了一些牧区哈萨克、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人民与水关系的调查，了解他们怎么看待水、应用水，他们和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特别是有多少关于水的各种各样的禁忌与仪式，等等。后来我们把关注点集中到了绿洲，绿洲离不开水，没有水就没有绿洲，在这里是个常识。我们针对绿洲居民进行水的调查，主要是维吾尔族农民，也包括一些汉族农民。对水与不同生态文化区域内居民关系的调查，形成了我们对新疆不同生态文化区内人和自然关系的一些新认识，这个研究我们还在继续。最近，我们还关注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涉及水资源和对生态环境、生计的影响问题。
第三，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决策研究。政治生态学讲的是政治决策及其对生态区域和人地关系的影响。我们主要研究他们的决策，决策分三个方面，各级政府的决策，大大小小的企业在农牧区的决策，农牧民自己的决策，这三个方面缺一不。王晓毅教授和他的团队在内蒙做了长期调查，成果非常多。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从政治生态人类学角度讲，牧区现在的问题就是各种决策博弈的问题，政治生态人类学的一个角度是研究博弈。
第四，区域生态文化多样性。现在，新疆生态文化研究连一本著作都没有。论文倒是有，各种各样的论文，而且大多数是研究单一民族的生态文化。我前面讲了，这种单一民族生态文化研究已经不能全貌反映现在的人与自然关系，需要从区域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现在非常想做高原、沙漠绿洲、森林草原的基于不同区域生态文化田野调查与研究。换一种视角来看，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和认识。这是基础性的东西，以前调查不多，需要把这个搞清楚。即使做单一民族生态文化研究，也要看传统形成的生态文化、形成的过程和最后积淀起来的那种文化是什么样的，这个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什么，然后再看不同区域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念有沒有共同的东西。我们这些年做的调查，对纳日碧力戈教授这些年一直提倡的共生共荣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就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一个核心价值观。
第五，需要搞清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关于生态人类学的定义非常多，这个学科在某种意义上是认识和研究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关系的桥梁。我个人感觉生态人类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探究这个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看作是地球这辆车上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裴盛基教授指出，人类社会对地球各种生命形式的巨大影响， 使生物多样性不再是一个与人类社会相互分割的自然单元，人类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经济、资源管理、政策法律、伦理道德等，与生物多样性的管理密切相关。他又说，人类活动改变生物多样性的生存状态是由文化价值观决定的，文化表达人与生物多样性的互动关系。新疆是一个做这两个多样性关系研究的好地方，但是我们与尹绍亭和杨庭硕老师他们团队做的研究相比，落后了一大截，我们对本土知识的搜集整理不够。特别是这些年来，这种搜集整理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我也比较着急。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关系搞不清楚，生态文化多样性就说不清楚。第六，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人类学研究非常重要。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现在全球气候发生了变化。最近十几年，新疆气候变化明显的特征是温度升高，降雨量增加，过去新疆人老盼着夏天天气凉一点，下雨多一点。今年，降雨量明显多了。这种变化，对草原、绿洲和高原生态环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在牧区和绿洲的调查初步显示出，出现的变化已经对牧民和农民的生计产生了影响，适应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测。当年在剑桥大学参与课题研究的时候，Humphrey博士很有远见，请来给我们做培训的学者中，有剑桥大学北极研究所的学者，给我们讲北极地区气候变化对欧亚草原地带的影响。我们当时有点糊里糊涂，亚州北部草原放牧羊群还要受北极气候变化的影响？现在慢慢感受到了这种影响。比如牧民游牧到夏牧场的时间推迟了，意味着他们和牲畜在夏牧场的时间缩短了，如果九月底开始降雪，他们就得驱赶着牲畜赶快下山。降雨时间变化和降雨量增加对新疆棉花生产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棉花生长期间雨水过多，日照不足，导致棉花生长出现问题。如果气候变化趋势是长期的，那么对新疆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发生非常大的影响。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不同生态区域的人类社会是怎么样适应气候变化的。在牧区田野调查中了解到，牧民有一套应对极端天气的传统知识体系，如何使这个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这是生态人类学研究面临的挑战。我自己认为，人类学所有的分支学科中，生态人类学可能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能够与自然科学直接对话的学科。
第七，按照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新疆现在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这里面就产生了两个大的问题。我们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出新疆到中亚，走出帕米尔高原到南亚，到巴基斯坦，乃至更远的地方，这些地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干旱区半干旱区。也有沙漠绿洲、草场森林等生态系统。第二点，这些地区的宗教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与新疆的相似性比较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包括了人类生态文明共同体，维系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维系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态文明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如果新疆生态人类学形成了研究干旱区、半干旱区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无疑对帮助国家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有帮助。生态人类学家介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调查研究沿线地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化，然后提出对策、参与培训等，可以降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生态环境和当地文化可能遭到负面影响乃至遭受破坏的风险。这对于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和建设，无疑是有用的。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向华武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 生态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2-0101-09
崔延虎教授是国内最早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长期在新疆做草原游牧民族、绿洲生态等相关研究，对新疆的生态系统、民族文化、社会变迁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在30年的研究生涯中，崔延虎教授经历了生态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也对本学科的优势、困境及未来发展方向有着独到的见解。我们对崔延虎教授进行了专访，因篇幅所限，本次访谈分为上下两篇。
范明明（以下简称范）：崔老师，您是国内比较早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开始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
崔延虎（以下简称崔）：我本科学的是英語，很偶然的机会，最后被人类学抓走了。那是1984年，我在西安读研究生的时候，学校请来几个美国教授，其中一位美国俄亥俄大学的人类学家给我们上写作课。他给我们的范文中有不少人类学的文章，比如研究印第安人的、研究非洲部落的，这些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是新疆来的，这里的多民族文化环境使我对这些研究不同文化的文章有一种亲切感，那是我接触人类学学科最早的经历。到了1988年，我接受英国一个教育基金会的邀请，到英国做了6周的学术访问，在那里接触了几位人类学家。1990年下旬，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Caroline Humphrey博士派了一位年轻老师到新疆，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内亚环境与文化保护国际合作课题”。1991年2月我到了剑桥参与这个课题的研究，1994年课题结束后回国。期间我们接受了一段培训后，我于1993年回到新疆，在阿勒泰市的汗德尕特乡和哈密地区巴里坤县萨尔乔克乡做了近九个月的田野调查。这是我学习社会人类学和接受系统训练一段最重要的经历。课题主要研究围绕阿尔泰山脉的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草原生态环境与社会变化，参与人员来自俄罗斯图瓦、布里亚特，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新疆，参与者的学科背景既有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也有自然科学专业。Caroline Humphrey博士是国际上研究内亚牧区的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她对我们安排的培训是多学科的，课题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内亚牧区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变迁上，回国以后我开始做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在牧区生态人类学领域。后来新疆师范大学的民族学硕士点建立后，我带两个方向的学生，一个是“环境与社会”，另一个是“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当时还不敢用“生态人类学”的名称，因为我们的硕士点是民族学，人类学是社会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生态人类学是二级学科下面的一个方向。在“环境与社会”这个方向内，对学生的教学和培训基本上是按生态人类学搞的。在国内人类学民族学圈子里，我是一个不受门派约束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无门无派。
范：中国的生态人类学是上世纪80-90年代才开始发展的，进入21世纪逐渐形成规模，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和几个研究团队，您怎么看待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
崔：从我不很全面的了解看，国内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介绍性论文开始的。我认为在人类学这个领域中，生态人类学发展还算是比较快的。在百度学术网上输入“生态人类学”字样，现在大概有上千页的链接。国内生态人类学的整体发展，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引进国外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个引进阶段到2008年左右结束，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基于田野调查的著述，比如云南大学尹绍亭及其带领的团队，一直走在学科发展前列，有很多高水准的成果出版或发表。吉首大学杨庭硕老师主要研究地域在湖南、湖北、贵州，也出版了一些著作，其中有些在国内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把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转到了国内的民族地区，最早是在西南、西北地区，然后是内蒙古地区，也就是进入了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尹老师发起组织了一些讨论会，其中2007年在云南大学召开了“生态人类学高级论坛”，来自厦门大学的曾少聪老师做了海洋生态人类学的论文报告。这个会议标志着生态人类学学科在国内的发展有了一个比较紧密的群体，把研究领域扩大了。尹老师研究云南和贵州的民族生态文化，成果斐然；云南师范大学崔明昆老师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做的非常深入和细致；杨庭硕老师的团队在吉首大学成为学校学术重点团队，在罗康隆老师的支持下，研究领域逐渐扩大，成果也更多；内蒙古大学阿拉坦宝力格老师做的蒙古游牧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成果很是喜人。更为重要的是，就在2000年后，尹绍亭老师、麻国庆老师及其他老师们培养的一批博士和硕士相继毕业，成为了国内生态人类学研究群体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田野调查做得很扎实，论文大都聚焦在国内西南、北方、西北民族地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国内来讲，从第一阶段的国外理论的引进，到开始研究集中在国内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社会及环境研究，生态人类学成为国内人类学研究比较热的一个分支学科。那个时候的学术期刊和相关的学术网页，以“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为题的文章非常多。
范：生态人类学目前在国内发展的困境是什么？
崔：首要问题是国外引进来的理论与中国语境适应的问题。国外，特别是欧美的研究大多数基于在非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做的调查，形成的理论是否完全能够解释我们国家悠久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后来也感觉到，国内生态人类学研究形成的经验、认识、话语，欧美的学者们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有一个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问，“你们的范式是什么？”也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研究范式出来。我当时也比较困惑，过去我们使用西方建构的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我们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资料，但是我们自己感觉到这些理论用在中国的一些地区的具体案例上，解释起来很费劲。不是说不能解释，但是用西方生态人类学的理论解释我们的民族志资料的时候会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西方的生态人类学早期形成的理论对国家的作用基本不涉及，但是我们研究的这些地区的具体案例，比如云南的“刀耕火种”、新疆牧区的游牧，为什么成为了需要改造和抛弃的生計方式？加上媒体的宣传，形象很负面，这和国家的政策导向等有关。占据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社会发展史、进化理论认为“刀耕火种”、游牧是落后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得按照我们这边的历史和逻辑来解释。
第二，国外早期生态人类学形成理论的调查地区社会，大多数属于被西方认为是“原始”（primitive）的，没有系统的书写历史，因此缺乏长时段、大尺度的民族志描写和理论阐释。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没有发生过文化中断的现象，而且有着连续不断的历史书写。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历史上的游牧群体，他们的历史书写，其中生态文化的书写和记录，包括存在于民间代代口述相传的自然生态知识，尤为丰富多样。无论是在西南还是在北方，各个民族社会都有丰富的认识自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土生态文化。与西方生态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相比，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有着长时段的历史和本土知识的记录，这对中国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来说是宝贵的“本土文本”。显然，为了能够应用西方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做我们的研究，忽视这些“本土文本”，“削足适履”是不可取的。国外生态人类学家提出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出发点、对象、设定的目标等没问题，他们的理论和方法是不是完全适用我们这里就值得讨论。
范：那么，这些国外的理论，对于中国生态人类学以后的发展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的方面？
崔：第一，需要再认识斯图尔德的适应理论。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文化生态学的一个最基本观点是，文化是特定人群对特定自然生态环境适应的结果。他依据的是对类似肖肖尼这样的印第安人部落调查获得的资料，有没有复杂社会的人类群体对复杂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人造的生态环境的适应问题？这在当前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中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我接触过的一些研究生抱怨说，他们的田野调查点“不典型”，是不是受国外生态人类学早期调查对象形成的定势模式有关？适应理论对生态人类学研究有着重要的认识作用，但是我们在面对已经发生巨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来讲，需要进行改造和创新，来适应复杂社会的生态人类学研究需要。适应总是存在的，而且现在的适应比肖肖尼那些印第安人的适应更加困难。比如，人类社会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就是生态人类学研究面临的新问题。我们不仅面对着一个支离破碎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面对着一个人造的“自然”生态环境。所以，我觉得适应理论仍然是我们观察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但是需要把它应用到复杂社会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中，需要通过认真的田野调查创新和改造。我们要看在复杂社会和“人造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现在的人类群体怎么适应。
第二，政治生态学。过去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不太注意权力和决策对于人地关系的影响。现在看来，在我们中国乃至全球目前的语境下，权力、资本和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当然不是全部搬过来。
第三，过程生态人类学。我们的研究不太注重过程，新的生态人类学理论提醒我们，可能过程比最后的结果在生态人类学研究中更重要。过程中的人地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再加上刚才讲的政治生态学理论，各种权力、决策等等，特别是资本等对一个具体社会的人地关系的影响，无论是微型社会还是大社会，只有在过程中才可以观察。
第四，生态学本身最近20年有一个新的发展领域，深生态学（deep-ecology）。过去生态学研究一个自然群落中的各种关系，深生态学研究自然群落中生物多样性各种各样的关系，以及扰动它们的另外的系统（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说这个扰动最大的力量来自人类社会本身，最近在欧美的研究中借助了深生态学的角度看这种扰动。因为我们现在进行的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与工业发展，这个扰动了不得，生态学的这个新理论认识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生态人类学研究也需要从生态学角度看问题，过去我们比较多地从人类学的角度看问题，再加上生态学这个角度更好。
现在国内有些学者认为斯图尔德的适应理论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过时了，我感觉不是。我们都在适应，包括这些研究者自己都在适应（只不过是适应的范围或者对象不同）。拿我做了近20多年调查的阿勒泰市汗德尕特乡来说，30年前，两个调查村是传统的牧业村，现在虽然一年的四季游牧依然在进行，但是游牧的方式、时间以及牧民与外部世界的交换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牧民在冬草场的住房与过去完全不同了，手机成为了牧民联络最主要的工具。以前牧民骑马走三、四个小时到乡政府所在地办事，现在手机一拨，问题解决了；使用汽车转场，乡里派医疗车巡回在牧道上，商人们的汽车跟着游牧的牧民和畜群走；牧道也变了，春秋草场成为了阿勒泰市著名的旅游景点，人来人往。看到这一切，你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原来我们参与游牧时熟悉的很多东西不见了，但是游牧还在，牧民们在适应这种变化。五十多岁的牧民用手机打电话，二、三十多岁、甚至十几岁的拿着手机，一边放牧，一边通过手机“看”外部世界。作为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者，我们也处在适应过程中。适应理论的基本东西没有过时，生态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适应的关系，而且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与生态学家们一样，需要观察和研究自然生态环境怎么适应人类社会，怎么适应来自人类社会的干扰。
范：目前我国生态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与以往不同，“生态”已经成为热门词汇，作为一门与现实问题紧密联系的学科，面对着国家不断出现的新议题，比如生态文明、“两山论”、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未来学科建设与发展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崔：第一，基于本土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建设或理论构建依然是第一位的。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我们自己还没有一套完全基于中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存在的生态人类学理论。我们国家有着历史悠久的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体系，而且这个体系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包括生态环境史，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地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形成的哲学观念。在理论构建上我一直思考三个问题：一是现在应该多做一些区域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探索，按照不同的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特征，探索和形成我们的理论认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莫兰教授的《生态人类学导论》，我认为这是一本比较成熟的生态人类学导论。这本著作与其他学者的著作不大一样，强调不同的地理生态区域的研究。其框架结构按照不同气候地理地带，如温带、热带、湿地、干旱区、高山区等等，论述生态人类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我们的生态人类学在理论建设问题上是不是先考虑按照中国的地理生态区域，比如说干旱区、中原的农区、西南的亚热带地区、中南的水区，以及海洋海岛，通过扎实的调查，逐步形成一些理论。二是要做结合的研究。比如古今结合，古人提出“天人合一”等等这些历史上形成的认识，需要探究古人怎么通过观察得出这些结论，然后和我们现在观察得出的结论结合起来。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结合问题上要尊重文化多样性。具体来讲，要特别重视不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本土生态文化。三是中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和调查要注重过程研究。我们现在博硕士论文大多都比较偏重于描写他们观察到的结果，对于过程的研究比较少。尹老师《刀耕火种》那本书里面实际上对刀耕火种整个过程，包括被消灭掉的过程都有非常好的描写。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互动过程中逐渐演变来的。我们现在田野调查时只看到了当时呈现出来的现状和一些结果，如果没有过程研究，我们不知道人与自然的、人与特定生态环境的关系是怎么演变的，演变过程中他们的文化是怎么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而这些文化又怎么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我觉得理论建设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三块。最近几年， 我在塔里木河流域了一些调查做，一直在问当地的农民，他们记忆中的塔里木河，上一辈、上上一辈传下来的关于塔里木河的一百多年的记忆是什么？在最近一百多年中（对这个时期的记忆比较靠谱），塔里木河河道是怎么摆动的？他们怎么样随着这个摆动而适应变化，调整自己的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搞不清楚，就很难说我们在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人类学调查和得出的结论是接近事实的。我们需要若干个这种过程描写构建起我们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生态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的研究比较缺少的。大部分已经出版发表的成果呈现的是现象、现状和产生的结果，这些现状到底之前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不是太清楚。 第二，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可能和其他的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田野调查有点区别，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需要至少连续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因为认识一个小型区域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参与四季自然循环和人类活动的过程，没有长期的、不间断的对于整个过程的田野调查，我们对一个小型或微型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不能说是“全面”的，更不能说是“深刻的”。现在国内，很多生态人类学的学者们，特别是研究生们，在现行制度安排上很少做一个年度连续性的田野调查实践。我们的博士们现在田野调查到底做多长时间，假如能认认真真做连续性的六到九个月就是相当不错的了。但是没有这种不间断的、长时段的田野调查，能够说我们已经对一个小型或微型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了解“清楚”了吗？对田野点的选择，我们依然受传统人类学观念影响的认识，即一定要找一个“典型”的或“有代表性”的“传统”存在比较明显的田野调查点。然而，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家，现代化和全球化影响波及到了过去我们认为的“传统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社会的变化也在发生变化，现在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因素和过去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因素有很大不同。就是说田野点的选择已经无法找到“传统”的、受外界干扰不多的地点了。选择有传统与现代都存在，而且有冲突的田野调查点不可避免。当代的人类学调查和研究对象已经没有我们“理想”中的那种部落和村社，应该面对当代社会。
第三，我们需要处理好多学科和跨学科的问题。生态人类学研究者，绝大部分人的学科背景是民族学、人类学或者社会学，我们缺乏生态人类学研究和观察所必需的自然科学（地理、生态、生物）的视角和方法。前面提到的剑桥大学课题研究中，Humphrey 博士组织的培训内容确实让我耳目一新。除了人类学理论、调查方法的培训外，多学科的培训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影响。请来的老师中有一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环境学教授，他是一位国际上知名的动物环境行为学家，他讲马、斑马与草地环境的关系，讲马的食草行为对草地环境的影响，声情并茂，至今我还记得他的讲课动作。另外一位老师是剑桥大学北极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讲气候与环境的关系，讲北极气候变化对内亚草原生态环境和牧民的影响，当时对我来讲，真是前所未闻。受到这种多学科研究的影响，过去20多年来，我与本校的海鹰教授合作做研究，他是一位干旱区地理生态学家。我和他一起做调查、向他学习，获得生态学、植物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从自然学科的角度认知草原、荒漠植物以及草原、荒漠植物群落，以及它们与其他环境因素的关系等，一起讨论新疆的生态环境及变化，收获很大。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合作做生态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会慢慢觉得各自的学科知识是互补的。我的看法是，缺乏多学科的视角和研究，生态人类学总好像少了一条腿。因为生态人类学和其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不一样，其他分支学科主要针对的是人及其社会、文化，而生态人类学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对所研究地区的地理、生态、生物存在及其与社会的关联不懂，在书本和网络上抄点资料，没有实地观察的认识，这样的研究不是认真的学术研究。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将来的学科建设中注意。
第四，现在需要坚决地把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从所谓的“简单社会”研究转向复杂社会的研究。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社会，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复杂社会，或者有人说的“后自然社会”“后现代社会”，那么在复杂社会的田野调查必然会面对复杂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生态人类学的调查结论和认识与早期欧美人类学家研究“简单社会”形成的认识有巨大的或“质”的差别。这些结论有可能成为我们形成理论非常重要的来源。30多年前我们到中国帕米尔高原地区，那里受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非常晚，用官方语言来说，这个地区的发展非常缓慢。最近十几年我多次到这里，发现在北京援疆团队大力推动下，基础设施建设好像飞跃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是塔什库尔干县县城，在乡村、牧区，也都是这样。援疆单位把北京的发展、社会管理的经验推及到了帕米尔高原，所有这些同时也在改变着那里的塔吉克社会和文化，变化之大使我感到非常惊讶。1984年我第一次到帕米尔高原留下的记忆与近些年来的所见所闻对不上号了。在这样一个处于急剧变化的复杂社会里，生态人类学应该研究复杂社会，非常复杂的人与自然关系。
第五，生态人类学研究者不仅直接进入了田野调查的社会，也身处这个社会所在的生态环境中，面对着社会和生态环境急剧变化的现实，看到传统文化的消失、生态环境变差等一系列问题，就会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给国家和地区提出建议，这很自然，这是应用生态人类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个学科应该为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服务，但是怎么服务？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刚才你提到国家不断出现的新议题，比如生态文明、“两山论”、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生态人类学确实有自己独特的可以做贡献的领域，但不是说生态人类学的一些理论或我们形成的认识可以直接成为国家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依据。我们的一些认識、理论通过转化，首先能够被决策者理解和接受；其次能够被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的老百姓理解和接受。这需要人类学家做大量的工作，我觉得有几个方面需要思考：第一，态度必须严肃。有一些建言的文章把作者看到的现象和某些理论凑到一块，就提出了如何做、做什么的许多建议。还有一些是依据国家提出的议题，凑上一些事例，就形成了政策建议或发展建议，实际上有多少具有可行性？包括我们学科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不单写一章“政策建议或应用”类的文字也不行。但是海量的“政策或发展建议”中有多少得到决策者的认可和接受，起到了作用？所以生态人类学研究者在为国家和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提供服务、提出政策或发展建议时，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随心所欲。第二，认识必须客观。一些涉及到生态人类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文，对传统生态文明和传统本土知识的认识和评价有点脱离实际。传统农耕时期和游牧时期形成的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理念和方法在那些时期是适用的，但是到了现在大规模的工业化、信息化时期，是不是或能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为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服务？需要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按照严格的学术方法去芜存菁、保护和弘扬传统生态文化中的精华，扬弃不适应今天社会发展的内容。在传统社会形成的那些观念、方法是不是在今天完全适用，要打问号，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个事情。我们生态人类学必须认识、阐释传统的生态文化和生态行为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和生态智慧，而不是完全照搬传统社会的一些做法。第三，持严肃客观批评的学术立场。生态人类学在为国家和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建议的时候要保持学术批判的态度，因为存在着各种有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当然，在我们目前的环境中，批评和批判比较难做，但是还得做，换一种能够被接受的方式来做。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古村镇大会，在会上一个公司展示了他们的“古村镇保护和创新方案”，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蛋糕的模子，把古村镇所有的元素揉到一块，按照同质化的方式进行改造和新建。按照那种设计方案，每一个村镇基本上都是一种思路，一个标准，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没有了。从公司的角度看，这个方案如果被接受，是一个盈利的事情；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这个方案很新而且标准化程度很高，只要有钱做起来不难。但是忽视了一个问题，这个高度标准化的方案把（生态）文化多样性这个中国古村的灵魂抽取掉了。我们在发言的时候指出，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搞古村保护，又走了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那种套路，千村一貌，是不可取的。 生态人类学研究可以、也能够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生态人类学应该承担而且可以承担的责任，我想，要做到有所贡献，生态人类学研究者应该恪守严肃客观的学术态度、学术规则，通过认真的田野调查，把不同地区、各个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和优秀的生态文化挖掘好、整理好、阐释清楚，在这个基础上按照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提出分区域、注重乡村的理论和方法建议。同时，对那些胡编乱造、哗众取宠的“理论”和“策略”，保持一个严肃客观批判的态度。
范：您对生态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的思考非常地系统和全面，尤其您提到的复杂系统、政策层面的应用等都非常必要和紧迫，现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落地与发声还是挺困难的，尤其为决策部门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有效的政策建议很难，应该怎么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呢？
崔：不能说“非常系统和全面”，仅仅是个人在过去数十年间田野调查和做研究的一点体会。一方面，我们生态人类学研究者，通过过去数十年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获得了中国各个区域、各民族本土生态文化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为我们这个多元一体国家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起了一个初步的知识体系，对快速发展的中国人与自然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着来自田野的切身感受，所有这些使我们坚信，生态人类学研究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等基本国策的实施和落实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无需置疑。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落地与发声还是挺困难的”问题，这需要从两方面看。
首先，学科研究在理论建构上依然薄弱，实际上这是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在引进国外生态人类学理论和建构，将其植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论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没有形成能够解释这片大地上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也许是中国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和现实非常复杂的原因所致，但生态人类学学科内研究力量、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不足或薄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还有，由于复杂的原因，急功近利的“研究”思维也影响着學科的发展。
其次，从各级决策层和大众对于这个学科的了解和接受角度看，生态人类学究竟对发展的中国，特别是对国家生态文明国策的实施和不同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究竟有什么作用，恐怕对此了解的政府人员和大众很少，即使是那些直接参与和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官员们对这个学科的认知情况也是如此。我曾经参与关于新疆生态发展战略的一些会议，讨论生态文明建设时绝大多数官员的发言只能是“背书”，他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基础之一的生态文化的认识还只是集中在美化环境、改善人居条件等方面。这些与生态人类学学科知识的普及远远不够有关，也与整个社会对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不到位有关。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需要下大力气推动和解决的问题，生态人类学研究者需要考虑走进另外一个“田野”，即如何参与到各个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实施中去，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汲取营养，提升自己，反过来反哺生态文明建设。
想多谈几句的是，生态人类学学科发展和服务于国家发展决策，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研究思路，以及如何提供准确信息与咨询建议。我前面多次提到，生态人类学研究应该是多学科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和融合是不能回避的研究思路。现在有一个倾向，即多学科等于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就可以了，比如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受到一种驱动，一定要搞数据，但是对人类社会的研究，甚至包括对自然的研究，完全依靠数据并不能得出定性的结论。现在决策部门也要求你提供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是什么叫准确的数据？人类学研究者往往通过获取当地政府数据和做问卷获得需要的数据。当地政府数据的准确性问题一直有疑问，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按照社会学的方法做问卷，获得的数据准确吗？20多年前我在阿勒泰地区一个乡做了近7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也做了问卷调查。田野调查即将结束时，我对所做问卷获得的信息，特别是数据的准确性发生了怀疑，因为近6个月的参与式观察，我对着田野点的了解深入了。为了验证，我又用同样的问卷选做了十几家的问卷调查，结果令人吃惊。十几户问卷第二次做完之后，我与之前做的一对照，第一次做的问卷里面获得的数据和信息中60%是有问题的，第二次问到的答案比较真实。
这件事情给我的教训就是人类学做问卷调查一定要小心，在后来的很多调查中，我很少做问卷调查，我宁可缠上一个人问他一天。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怎么把自然科学，比如生态学所要做的量化研究和我们这种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得出认识，是需要磨合的。我们自己的学识和方法上现在完全掌握不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和海鹰教授这样的自然科学研究者合作。他从高山到盆地大概一公里半的垂直带，搞十个样方；我在旁边跟着一群羊，记录下羊群在哪里停留时间最长，比较喜欢啃食哪些草。然后问牧民，一天从下面到上面赶几趟羊，羊在哪里停留最多。那么这一公里多的垂直带上，羊群的移动、行为、吃草频率和草地垂直带样方中植被的变化，一对照就看清楚了。海鹰教授做的量化调查，如草场盖度、密度等，和我们对这群羊啃食的观察，结合起来，得出的关于载畜量、放牧密度等结论基本上是准确的，我的观察获得定性资料和他的数据可以对上号。
人类学的诱惑正是在这个地方，老让你犯错误，当时说搞清楚了，过了十天再过去看，发现自己搞清楚的事情还不完全是这样。所以我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就同一个问题会多访谈几个人。被调查对象具有共同认识的那一点，可能就是比较接近真实的。因为每个人谈东西，他自己自身的经历，都可能影响他叙述出来的东西。
范：新疆的自然生态环境特别复杂多样，沙漠、盆地、高山、草场、农田各种类型都有，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特别复杂多样的地区。您在这个地区已经进行了大概三十多年的研究了，从您的角度来看，新疆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比较棘手的有哪些问题？或者比较有意义的点有哪些方面？
崔：我觉得新疆应该是国内做生态人类学调查和研究比较好的一个地区。第一，生物多样性。新疆的生物多样性在于他的生态环境多样性，这里除了没有海洋，地球上其他的地理单元在新疆都有。第二，文化多样性。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很明显，文化多样性特征非常明显。第三，新疆文化多样性还体现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积淀，历史上受东来西往的文化影响，积淀下的东西形成了历史文化的复杂性。这几个方面对生态人类学研究来讲，既提供了比较好的研究对象和资源，也构成了学术和其他方面的挑战，因为对象太多、资源太丰富而让我们感到力不从心。我自己认为，在新疆做生态人类学研究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转变现在单一民族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做国家在场的生态人类学调查。这个分两个方面看：一是我前些年做了一个新疆生态文化类型区的划分。第一类是森林-草原生态文化，第二类是沙漠绿洲生态文化，第三类是高原生态文化，主要是帕米尔高原的生态文化，第四类是屯垦绿洲生态文化。这四个实际上是按照生态功能区划分的，按照这个分类，你会发现每一个生态文化区里面不是单一的民族。比如说森林草原，就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还有一部分维吾尔族。在这样一个区域之内，生存着多个历史悠久的游牧群体。所以以单一民族为基点进行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就显得不足。在帕米尔高原，柯尔克孜人和塔吉克人在那里生存了非常长的历史。然而，近70多年来，这里居民的民族成分在增加，逐渐有了维吾尔族、回族和汉族等人口，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二是国家在场的生态文化区。现在这些生态文化区不是过去那种“原始的、朴素的、粗犷的”部落区域，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这里对这些民族社会的改造、整合，帮助他们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国家的建设工程，包括民生建设工程对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改造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中石化、中石油进驻塔里木盆地，当地人与自然关系增添了新的因素和变数，外来人群生态环境行为与当地绿洲居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差异和互借互融，使沙漠绿洲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有了新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与内容，整体上复杂化了，这就是国家在场的影响。我觉得国家在场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甚至是一个重要领域。
第二，这些年我们感觉到，新疆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对水以及水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做了一些牧区哈萨克、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人民与水关系的调查，了解他们怎么看待水、应用水，他们和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特别是有多少关于水的各种各样的禁忌与仪式，等等。后来我们把关注点集中到了绿洲，绿洲离不开水，没有水就没有绿洲，在这里是个常识。我们针对绿洲居民进行水的调查，主要是维吾尔族农民，也包括一些汉族农民。对水与不同生态文化区域内居民关系的调查，形成了我们对新疆不同生态文化区内人和自然关系的一些新认识，这个研究我们还在继续。最近，我们还关注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涉及水资源和对生态环境、生计的影响问题。
第三，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决策研究。政治生态学讲的是政治决策及其对生态区域和人地关系的影响。我们主要研究他们的决策，决策分三个方面，各级政府的决策，大大小小的企业在农牧区的决策，农牧民自己的决策，这三个方面缺一不。王晓毅教授和他的团队在内蒙做了长期调查，成果非常多。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从政治生态人类学角度讲，牧区现在的问题就是各种决策博弈的问题，政治生态人类学的一个角度是研究博弈。
第四，区域生态文化多样性。现在，新疆生态文化研究连一本著作都没有。论文倒是有，各种各样的论文，而且大多数是研究单一民族的生态文化。我前面讲了，这种单一民族生态文化研究已经不能全貌反映现在的人与自然关系，需要从区域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现在非常想做高原、沙漠绿洲、森林草原的基于不同区域生态文化田野调查与研究。换一种视角来看，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和认识。这是基础性的东西，以前调查不多，需要把这个搞清楚。即使做单一民族生态文化研究，也要看传统形成的生态文化、形成的过程和最后积淀起来的那种文化是什么样的，这个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什么，然后再看不同区域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念有沒有共同的东西。我们这些年做的调查，对纳日碧力戈教授这些年一直提倡的共生共荣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就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一个核心价值观。
第五，需要搞清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关于生态人类学的定义非常多，这个学科在某种意义上是认识和研究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关系的桥梁。我个人感觉生态人类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探究这个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看作是地球这辆车上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裴盛基教授指出，人类社会对地球各种生命形式的巨大影响， 使生物多样性不再是一个与人类社会相互分割的自然单元，人类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经济、资源管理、政策法律、伦理道德等，与生物多样性的管理密切相关。他又说，人类活动改变生物多样性的生存状态是由文化价值观决定的，文化表达人与生物多样性的互动关系。新疆是一个做这两个多样性关系研究的好地方，但是我们与尹绍亭和杨庭硕老师他们团队做的研究相比，落后了一大截，我们对本土知识的搜集整理不够。特别是这些年来，这种搜集整理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我也比较着急。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关系搞不清楚，生态文化多样性就说不清楚。第六，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人类学研究非常重要。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现在全球气候发生了变化。最近十几年，新疆气候变化明显的特征是温度升高，降雨量增加，过去新疆人老盼着夏天天气凉一点，下雨多一点。今年，降雨量明显多了。这种变化，对草原、绿洲和高原生态环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在牧区和绿洲的调查初步显示出，出现的变化已经对牧民和农民的生计产生了影响，适应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测。当年在剑桥大学参与课题研究的时候，Humphrey博士很有远见，请来给我们做培训的学者中，有剑桥大学北极研究所的学者，给我们讲北极地区气候变化对欧亚草原地带的影响。我们当时有点糊里糊涂，亚州北部草原放牧羊群还要受北极气候变化的影响？现在慢慢感受到了这种影响。比如牧民游牧到夏牧场的时间推迟了，意味着他们和牲畜在夏牧场的时间缩短了，如果九月底开始降雪，他们就得驱赶着牲畜赶快下山。降雨时间变化和降雨量增加对新疆棉花生产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棉花生长期间雨水过多，日照不足，导致棉花生长出现问题。如果气候变化趋势是长期的，那么对新疆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发生非常大的影响。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不同生态区域的人类社会是怎么样适应气候变化的。在牧区田野调查中了解到，牧民有一套应对极端天气的传统知识体系，如何使这个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这是生态人类学研究面临的挑战。我自己认为，人类学所有的分支学科中，生态人类学可能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能够与自然科学直接对话的学科。
第七，按照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新疆现在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这里面就产生了两个大的问题。我们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出新疆到中亚，走出帕米尔高原到南亚，到巴基斯坦，乃至更远的地方，这些地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干旱区半干旱区。也有沙漠绿洲、草场森林等生态系统。第二点，这些地区的宗教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与新疆的相似性比较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包括了人类生态文明共同体，维系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维系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态文明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如果新疆生态人类学形成了研究干旱区、半干旱区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无疑对帮助国家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有帮助。生态人类学家介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调查研究沿线地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化，然后提出对策、参与培训等，可以降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生态环境和当地文化可能遭到负面影响乃至遭受破坏的风险。这对于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和建设，无疑是有用的。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向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