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家族经营的大通银行早年曾经积极在中国发展业务，其前身之一权益信托公司（Equitable Trust Company）在上海、天津和香港都设有分支。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日本人关闭了这些分支机构。1945年，分支机构得以再次开张。但是1949年，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这些分支机构收归国有，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的业务再次被终止。不久以后，朝鲜战争爆发，大多数美国政府官员担心中国会出兵到香港。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洛克菲勒的舅舅停止了在香港的业务。
　　众所周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和中国都把对方看作自己的敌人。直到70年代初，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尝试转变对中国的战略，最终在1972年2月成功访华。
　　尼克松回国后不久，洛克菲勒就开始探索进入中国的可能性。亨利·基辛格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美国高级外交官，给洛克菲勒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提示和帮助。基辛格不仅为洛克菲勒指明了进入中国的桥梁——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大使，而且以一个外交官的经验告诫洛克菲勒必须要有耐心。因为刚刚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中国对于允许外国人入境仍极其谨慎，而且尤其不喜欢那些代表了资本家的美国商人和银行家。
　　洛克菲勒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基辛格的说法是正确的，而且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基辛格的支持显然非常关键。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第一次抵达纽约的时候，大通银行的副总裁Leo Pierre考虑到代表团可能会需要启动资金，主动提供了一笔5万美元的资金。大通银行这一积极的姿态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此为契机，1973年1月，洛克菲勒邀请了黄华大使和夫人到自己家中喝下午茶。洛克菲勒提出希望能够到中国进行访问，但是并没有得到黄华大使的及时回应。凑巧的是，就在当天晚上，在一个由联合国秘书长组织的小规模宴会上，刚刚告别的洛克菲勒和黄华大使又见面了。发现洛克菲勒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只有高级外交官参加的宴会，黄华大使感到很吃惊。洛克菲勒相信，这次“愉快的巧合”暗示了洛克菲勒的兴趣和关系并不只局限在金融领域。
　　几个月以后，黄华大使告诉洛克菲勒：他已经被列入被邀请参加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从拉瓦尔品第首航北京的名单。正式邀请是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PIFA）的名义发出的。洛克菲勒在出发前，特地约见了美国外交协会的专家和中国问题学者。专家告诉洛克菲勒：要争取见到周恩来总理。
　　有了专家的鼓励，洛克菲勒在抵达北京之后，通过中方的接待人员表达了拜会周总理的愿望，并最终得以实现。1973年6月29日晚10:45，洛克菲勒乘车到达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亲自在台阶上迎接。周总理饶有兴致地与洛克菲勒讨论了国际经济和货币形势，包括很多在其他人看来十分枯燥的国际货币体制。会谈一直进行到凌晨1点才结束。
　　这是洛克菲勒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银行家。那天下午，他签署了一份协议，大通银行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中国银行的第一家美国代理行。
　　1977年初，洛克菲勒又获得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以美国外交协会主席的身份第二次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