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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报还一报》（又译《量罪记》）诞生以来，众多文学评论者对其政治主题的阐释存在争议。从17世纪的君主权威崇拜到19、20世纪的现代理性政治观念，评论者对该剧政治主题的讨论焦点不断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各种《一报还一报》的改写本也不断地体现不同时代作家们各自的政治观。对该剧政治主题的批评观点变迁，源自西方主流政治观念的时代演变以及莎剧经典本身的意义多元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一报还一报》； 政治主题； 批评； 多元意义； 流变
初演于1604年的《一报还一报》（又译《量罪记》）是莎士比亚的重要剧作，有评论家称其为莎士比亚所创作的“最为复杂、最自相矛盾的戏剧”（Lever， 1965）。该剧的核心主题在于探究政治公平正义的尺度。自该剧诞生以来，随着不同历史语境的变迁，评论家对该剧政治主题批评的焦点也在随时代主流政治观而演变。从17世纪推崇君主权威的道德政治观，到18世纪的现代理性政治观，再到20世纪的后现代政治观念，批评家对该剧政治主题的解读在西方政治观念演变的影响下不断变化。对莎剧评价的迥异，实际上是因发声者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产生的，官方文化、大众话语、文化资本和权力运作，都成为对这部戏剧批评观点流变的因素。通过对该剧经典批评话语流变的梳理，本文尝试探究影响该作品评价的多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内外影响因素。
1. 17—18世纪对《一报还一报》的评论争议
据记载，《一报还一报》一剧于1604年在英国首次演出。莎士比亚创作该剧的灵感来自乔治·维特斯通（George Whetstone）与格拉迪·辛西奥（Geraldi Cinthio）分别于1565年与1578年创作的两部作品，Hecatommithi和Promos and Cassanda。故事讲述了贤明的维也纳公爵文森修归隐一段时间后，将权位让于他认为在政治上颇有造诣、人品道德颇受信任而且处世原则性极强的安哲鲁，让他治理维也纳城邦之内淫乱之风泛滥的问题。安哲鲁雷厉风行地颁布了很多严厉的法规。富家子克劳迪奥随即成了第一个被“开刀”的对象，他令未婚妻怀孕，从而触犯了安哲鲁的法规，面临绞刑。危急之时，克劳迪奥的姐姐修女伊莎贝拉去说服安哲鲁，求他顾念情谊，网开一面。安哲鲁被伊莎贝拉的才智与坚贞打动，提出以伊莎贝拉的初夜换得克劳迪奥的赦免。随后，文森修公爵和伊莎贝拉巧妙安排暗恋安哲鲁的玛丽安娜假扮伊莎贝拉，揭穿安哲鲁的虚伪和滥权，将安哲鲁罢免。最后文森修公爵和伊莎贝拉完婚，结局圆满。这样一部戏剧引起了评论家无数的争议，也给后世剧作家改写该剧留下了巨大空间。本剧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被评论家质疑，包括正面人物文森修和伊莎贝拉，而这些争议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变化。
18世纪，受到清教主义历史语境的影响，评论家对该剧的评论主要围绕该剧的道德争议展开。德莱顿、约翰逊和柯勒律治对该剧完全持批评态度。柯勒律治认为，该剧的罪魁祸首安哲鲁最后逃脱了法律的惩罚是对“正义”的极大挑衅。也有更多的评论家将焦点对准伊莎贝拉，认为她答应安哲鲁以自身的贞洁来换取弟弟克劳迪奥免除死刑，而后却让玛丽安娜来替其施展“美人计”，这一行为反映了伊莎贝拉的道德虚伪。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一报还一报》的许多改写本也聚焦于其道德主题方面的争议。在威廉·戴夫南特（William Davenant）的《针对恋人的律法》（The Law against Lovers）（1662）和查尔斯·戈尔登（Charles Gildon）的《美是最好的辩才》（Beauty the Best Advocate）（1700）这些早期的改写本中，改写者们将伊莎贝拉建议色诱的环节改为调包计，从而减轻了人们对伊莎贝拉本人道德品质的批判。然而，这些改动仅仅是基于两位作者对莎翁的敬意。当时仍然有许多评论家质疑伊莎贝拉的道德问题，认为她后来建议色诱安哲鲁以及答应公爵的求婚是出尔反尔的小人行为，体现了表里不一的非君子品质。她虽然口口声声要捍卫贞洁，但实质上，她真正在意的只是自己的名节。她同意色诱安哲鲁，结果却是让另一个女人替她完成这一计划，还同意了文森修公爵的求婚，这一点让许多评论家认定了她的虚伪。为了避免人们对伊莎贝拉道德问题的诟病，达文纳特删除了伊莎贝拉结婚的情节以及对安哲鲁的美人计安排。
2.19世纪对《一报还一报》的批评
19世纪是对《一报还一报》的评论大量涌现的时期。19世纪评论家对该作品的评论总体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念。“虽然在什么是不道德的问题上，19世纪与18世纪的观念未有实质的改变，但与17世纪相比，19世纪时人们对其在作品中的呈现更加宽容”（Stead， 1971）。19世纪，评论家关注的问题主要在于该剧呈现问题的 “坦诚度”。19世纪的沃尔特·拉雷（Walter Raleigh）， E. K.钱伯斯（E. K. Chambers）等人体现了对《一报还一报》的19世纪批评传统，他们争论的重点不在于安哲鲁的恶，而在于一些原本的“好人”（如文森修公爵和伊莎贝拉等人）的离经叛道。几乎所有这一时期的评论家都在讨论文森修的归隐、让位以及伊莎贝拉不够光明磊落的行为。“既然文森修公爵对安哲鲁的品德和缺陷没有充分的了解，为什么要把整治社会风气的任务交给他呢？”G.威爾森·奈特（G. Wilson Knight）认为该剧最大的胜利在于剧中体现的超越法律的仁慈。莎士比亚并未对任何一个人物表达明确的谴责，这也许才是真正可贵之处，这种可以体谅人性的缺点和错误，而不站在一个制高点去进行道德批判的模糊性与复杂性才是该剧最具人性闪光点的智慧（Stead， 1971）。
在对《一报还一报》的评论中，还有一位评论家E. M. W.梯利雅得（E. M. W. Tylliard）（1984）分析了《一报还一报》的创作缘起。他认为就戏剧而言，该剧来源于两种素材的融合，一是真实生活的材料——一位母亲屈服于滥权，舍身去救自己的丈夫；其二是传统戏剧的素材，即统治者微服出巡，但素材的来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的构思和选材。 Dollimore， J.
关键词：《一报还一报》； 政治主题； 批评； 多元意义； 流变
初演于1604年的《一报还一报》（又译《量罪记》）是莎士比亚的重要剧作，有评论家称其为莎士比亚所创作的“最为复杂、最自相矛盾的戏剧”（Lever， 1965）。该剧的核心主题在于探究政治公平正义的尺度。自该剧诞生以来，随着不同历史语境的变迁，评论家对该剧政治主题批评的焦点也在随时代主流政治观而演变。从17世纪推崇君主权威的道德政治观，到18世纪的现代理性政治观，再到20世纪的后现代政治观念，批评家对该剧政治主题的解读在西方政治观念演变的影响下不断变化。对莎剧评价的迥异，实际上是因发声者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产生的，官方文化、大众话语、文化资本和权力运作，都成为对这部戏剧批评观点流变的因素。通过对该剧经典批评话语流变的梳理，本文尝试探究影响该作品评价的多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内外影响因素。
17—20世纪对《一报还一报》的批评
1. 17—18世纪对《一报还一报》的评论争议
据记载，《一报还一报》一剧于1604年在英国首次演出。莎士比亚创作该剧的灵感来自乔治·维特斯通（George Whetstone）与格拉迪·辛西奥（Geraldi Cinthio）分别于1565年与1578年创作的两部作品，Hecatommithi和Promos and Cassanda。故事讲述了贤明的维也纳公爵文森修归隐一段时间后，将权位让于他认为在政治上颇有造诣、人品道德颇受信任而且处世原则性极强的安哲鲁，让他治理维也纳城邦之内淫乱之风泛滥的问题。安哲鲁雷厉风行地颁布了很多严厉的法规。富家子克劳迪奥随即成了第一个被“开刀”的对象，他令未婚妻怀孕，从而触犯了安哲鲁的法规，面临绞刑。危急之时，克劳迪奥的姐姐修女伊莎贝拉去说服安哲鲁，求他顾念情谊，网开一面。安哲鲁被伊莎贝拉的才智与坚贞打动，提出以伊莎贝拉的初夜换得克劳迪奥的赦免。随后，文森修公爵和伊莎贝拉巧妙安排暗恋安哲鲁的玛丽安娜假扮伊莎贝拉，揭穿安哲鲁的虚伪和滥权，将安哲鲁罢免。最后文森修公爵和伊莎贝拉完婚，结局圆满。这样一部戏剧引起了评论家无数的争议，也给后世剧作家改写该剧留下了巨大空间。本剧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被评论家质疑，包括正面人物文森修和伊莎贝拉，而这些争议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变化。
18世纪，受到清教主义历史语境的影响，评论家对该剧的评论主要围绕该剧的道德争议展开。德莱顿、约翰逊和柯勒律治对该剧完全持批评态度。柯勒律治认为，该剧的罪魁祸首安哲鲁最后逃脱了法律的惩罚是对“正义”的极大挑衅。也有更多的评论家将焦点对准伊莎贝拉，认为她答应安哲鲁以自身的贞洁来换取弟弟克劳迪奥免除死刑，而后却让玛丽安娜来替其施展“美人计”，这一行为反映了伊莎贝拉的道德虚伪。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一报还一报》的许多改写本也聚焦于其道德主题方面的争议。在威廉·戴夫南特（William Davenant）的《针对恋人的律法》（The Law against Lovers）（1662）和查尔斯·戈尔登（Charles Gildon）的《美是最好的辩才》（Beauty the Best Advocate）（1700）这些早期的改写本中，改写者们将伊莎贝拉建议色诱的环节改为调包计，从而减轻了人们对伊莎贝拉本人道德品质的批判。然而，这些改动仅仅是基于两位作者对莎翁的敬意。当时仍然有许多评论家质疑伊莎贝拉的道德问题，认为她后来建议色诱安哲鲁以及答应公爵的求婚是出尔反尔的小人行为，体现了表里不一的非君子品质。她虽然口口声声要捍卫贞洁，但实质上，她真正在意的只是自己的名节。她同意色诱安哲鲁，结果却是让另一个女人替她完成这一计划，还同意了文森修公爵的求婚，这一点让许多评论家认定了她的虚伪。为了避免人们对伊莎贝拉道德问题的诟病，达文纳特删除了伊莎贝拉结婚的情节以及对安哲鲁的美人计安排。
2.19世纪对《一报还一报》的批评
19世纪是对《一报还一报》的评论大量涌现的时期。19世纪评论家对该作品的评论总体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念。“虽然在什么是不道德的问题上，19世纪与18世纪的观念未有实质的改变，但与17世纪相比，19世纪时人们对其在作品中的呈现更加宽容”（Stead， 1971）。19世纪，评论家关注的问题主要在于该剧呈现问题的 “坦诚度”。19世纪的沃尔特·拉雷（Walter Raleigh）， E. K.钱伯斯（E. K. Chambers）等人体现了对《一报还一报》的19世纪批评传统，他们争论的重点不在于安哲鲁的恶，而在于一些原本的“好人”（如文森修公爵和伊莎贝拉等人）的离经叛道。几乎所有这一时期的评论家都在讨论文森修的归隐、让位以及伊莎贝拉不够光明磊落的行为。“既然文森修公爵对安哲鲁的品德和缺陷没有充分的了解，为什么要把整治社会风气的任务交给他呢？”G.威爾森·奈特（G. Wilson Knight）认为该剧最大的胜利在于剧中体现的超越法律的仁慈。莎士比亚并未对任何一个人物表达明确的谴责，这也许才是真正可贵之处，这种可以体谅人性的缺点和错误，而不站在一个制高点去进行道德批判的模糊性与复杂性才是该剧最具人性闪光点的智慧（Stead， 1971）。
在对《一报还一报》的评论中，还有一位评论家E. M. W.梯利雅得（E. M. W. Tylliard）（1984）分析了《一报还一报》的创作缘起。他认为就戏剧而言，该剧来源于两种素材的融合，一是真实生活的材料——一位母亲屈服于滥权，舍身去救自己的丈夫；其二是传统戏剧的素材，即统治者微服出巡，但素材的来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的构思和选材。 Dollimore，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