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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以二次革命为界来看袁世凯时期的责任内阁，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一方面的专题论述，只在一些关于民国的史书中有所提到。本文认为二次革命前责任内阁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效的限制了袁世凯的独裁和专制，维护了民主共和。但在这积极现象的背后，武力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二次革命失败后，议员们失去了武装这个基础，责任内阁只是一个招牌，一个躯壳。
关键词：二次革命前；责任内阁
所谓责任内阁就是以议会为国家权力中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取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内阁，政府对议会负责。
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采用责任内阁制，即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理对议会负责，总理对总统要办的事，如不同意可以驳回，总统颁布命令必须由总理副署才能生效。从1912年责任内阁开始实行到袁世凯1916年死去，短短的几年中，责任内阁的实行，应该说以1913年的二次革命为限明显分为两个时期。二次革命之前，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控制一些地盘，掌握一批军队。一些内阁官员又是军队领导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袁世凯，维护了共和体制。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控制了南方数省，在京的国民党议员失去了武力基础，逐渐走向分化，在国会中的优势荡然无存。对袁世凯的集权失去了抵制力。在没有任何限制下的袁世凯越走越远，废约法，撤国会，行帝制，走向一条死亡路。下面将从二次革命前政府与议会间的政治争斗分析袁世凯时期的责任内阁。
一、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国家政权体制上实行议会责任制。
根据临时约法规定，唐绍仪出任内阁第一任总理，，作为同盟会员的唐上任后，遇着事情，都要和蔡元培和宋教仁商量，但对袁世凯事事强调责任、据理力争，与袁世凯的意见多有不容。对于有争议之事，就搬出临时约法，拒绝署名，使得袁世凯不能为所欲为，使得袁世凯非常不高兴。以至于袁世凯对唐绍仪说：“我老了，总统还是由你来当吧！”在全国裁军问题上，唐绍仪提出全国一盘棋，而不是袁世凯提出的南方裁军为重。1912年4月10日，袁世凯不顾《各部管制通则》关于各部设次长一人的规定，以总统令任命张元奇、荣勋二人为内务部次长，但根据临时约法，袁世凯的任命令必须送到参议院，面对袁世凯的任命咨文，全体议员“以咨文而忽然变更参议院议决案，并无提出修正案，在法律上已不正当，何时增加在未向参议院提出前，袁已任命”，违背临时约法。表示不能因为私人原因增加次长，更不能用政府咨文改变法律。对于袁世凯的任命不予通过，袁世凯没有任何办法，只的收回任命书。
1912年5月发生的王芝祥事件，使埋藏已久的唐、袁矛盾迅速激化。为了限制袁世凯，早在南北议和时，南方革命党人把王志祥任直隶总督作为一项和谈方面，唐绍仪为了缓和南北争论，口头上答应了革命党人的要求，并把此事报告了袁世凯。对王芝祥的任命袁世凯也表示无异议，并让王芝祥来京赴任。但是当王芝祥到京后，袁世凯又授意北洋将领冯国璋等人联名上书反对。袁世凯以军队反对，引发事端为由，转令王芝祥到南京主持军事。
根据民国的临时约法规定：总统签署命令必须总理副署。对这一命令，唐绍仪声明：如不任命王芝祥为直隶总督，坚决不副署。为了表示抗议，“遂于翌早出京，留辞国务总理之呈词，不告而去。”唐绍仪离去后，内阁中同盟会员蔡元培、陈其美等四人也联袂辞职。唐内阁出于解体状态。唐绍仪的出走，内阁中的同盟会员强烈指责袁世凯，陈其美情绪激昂强烈质问袁世凯“唐总理因受迫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南方革命党势力比较大的地方纷纷谴责袁世凯，把袁世凯比作破坏法国民主制的拿破仑。
唐绍仪内阁解体后，一些同盟会员提议组织政党内阁，此举遭到了袁世凯的极力反对，共和党趁机提议无党派人士担任内阁总理，组织超然内阁。在熊希龄的推荐下，无党派的陆徵祥出任内阁总理，组织超然内阁。由于陆徵祥是袁世凯的心腹，因此遭到了同盟会的坚决抵制。“此次既系超然内阁，凡本会员皆不得加入，务使本会主张前后一致”陆徵祥到任后，同盟会内阁成员王正廷、陈其美、蔡元培等人纷纷辞职，使陆内阁只留其名。当陆带所拟阁员名单到参议院讨论通过时，同盟会则提出“不信任总理问题”。对陆提议的六名阁员全部给予否决。遭受打击陆徵祥闭门称病，不理政事。民初的共和制出现了无议会之怪相。1912年7月，袁世凯让陆军总长段祺瑞代替病中的陆徵祥重提议员名单交参议院审议，审议时，段祺瑞让大批军警进入，监督参议院审议，在军警的胁迫下，段祺瑞所提议员名单全部通过。军警介入议会活动，有力说明了民初民主共和制的不正常境况。缺少内阁总理的议会制显然有违临时约法，迫不得已的袁世凯去电邀请孙中山、黄兴商量组阁事宜。双方商定，内阁总理有袁世凯确定，但总理和阁员必须加入国民党。
1912年9月底，赵秉钧被提议任内阁总理，由于在议会中，国民党占三分之二议席，提议顺利通过。黄兴于是游说总理和阁员加入国民党，并希望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以免重蹈前两任内阁短时间垮台的闹剧。在黄兴的努力下，一些内阁总长加入了国民党。这就出了议会民主制中的怪现象，赵内阁中除陆军总长段祺瑞和海军总长没有党籍，其余都是国民党员，这就形成了国民党内阁。政党内阁制却变成了内阁政党制。
由于国会选举临近，赵秉钧内阁和议会的关系相对融洽，袁世凯与国民党在各取所需的前提下开展合作。民初的政治局势实现了难得的安定。袁世凯来希望或得国民党控制的议会支持，巩固政府：对国名党而言，借助袁世凯，充实国民党实力，为以后国会选举做准备，便于组阁。
三届内阁的更迭表明，临时参议院根据临时约法对袁世凯的独裁活动给予一定的抵制，维护了民初的政治体制，发挥了责任内阁的作用。体现了议会的内在价值。
在参议院屡遭碰壁的袁世凯，便开始千方百计的来分化和瓦解革命党人。1912年8月袁世凯和黎元洪以“鼓惑军士，勾結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的罪名杀害了在武昌首役中建立功勋的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等，参议院内共和党人对此事件非常愤怒，于是向参议院提出《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诉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连续三天，参议院内同盟会、共和党态度一致谴责袁和黎，面对参议院的责问，袁把责任都推给了黎元洪，并向参议院表示歉意。 二次革命前的参议院，都是由各省都督选派的，当时处于革命的高潮阶段，所选出的代表多为革命党人，内阁各部长中同盟会员占一定比重，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后，经过各省重选，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的说来“同盟会议员在临时参议院内，势力仍大，且党略较优于他党，步武也較整齐”。如在第一任唐绍仪内阁中，同盟会员有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黄兴，连唐绍仪在宣誓总理任职时表示加入同盟会。因此唐内阁被称为同盟会内阁，以同盟会议员为主的内阁在对袁世凯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应当说，责任内阁充分利用了临时约法所赋予的内阁权力，对袁的集权进行了有效的抵制。但也应当看到，在议员们行使权力的背后是有武力作为支撑。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在南京设有留守府，黄兴任留守，控制着南方八个省的地盘，继续统辖着几十万部队，这些都是袁世凯实行独裁的巨大障碍，这也是同盟会在国会抵制袁世凯的巨大资本。军队力量参与期间的责任内阁权力的发挥，归根到底还要看国家的军事力量掌握在谁的手里，二次革命前，国家军事力量掌握在革命党领导的新军手里。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国家军事力量为袁世凯的北洋军所掌控。
二、1913年3月的宋教仁被刺案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
李烈钧在江西，柏文蔚在安徽，胡汉民在广东宣布独立。上海、四川、福建等南方诸省也随之独立，二次革命爆发。但是随着北洋军的进攻，仅坚持两个月就宣布失败，独立的各省也相继取消独立，袁世凯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从此，袁世凯的气焰更加嚣张了，责任内阁成了袁世凯粉饰民主共和的招牌。历史证明“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机关，都等于零”。失去武力和地盘支撑的责任内阁只能是袁世凯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袁世凯没用吹灰之力，便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共和糟蹋的一点不剩，民主共和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壳，一个招牌。
纵观二次革命前袁世凯时期的责任内阁，我们不难发现：责任内阁作用的发挥和武力有密切的关系，正如袁世凯的统治需要他的北洋军作为他的社会基础一样，责任内阁作用的发挥也需要武力作为他社会基础。离开这个基础，责任内阁便寸步难行，在拥有武装的强人袁世凯面前，便显得苍白无力。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恣意妄行，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也应看到：作为辛亥革命后引进的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探索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开端，是对中国传统政治一次伟大创新和实践。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民主潮流向前发展，1916年恢复帝制的袁世凯也在民主共和的大潮中被迫取消帝制。
参考文献
[1]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
[2]谢俊美著《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
姜广峰（1974--），男，山东枣庄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二次革命前；责任内阁
所谓责任内阁就是以议会为国家权力中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取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内阁，政府对议会负责。
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采用责任内阁制，即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理对议会负责，总理对总统要办的事，如不同意可以驳回，总统颁布命令必须由总理副署才能生效。从1912年责任内阁开始实行到袁世凯1916年死去，短短的几年中，责任内阁的实行，应该说以1913年的二次革命为限明显分为两个时期。二次革命之前，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控制一些地盘，掌握一批军队。一些内阁官员又是军队领导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袁世凯，维护了共和体制。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控制了南方数省，在京的国民党议员失去了武力基础，逐渐走向分化，在国会中的优势荡然无存。对袁世凯的集权失去了抵制力。在没有任何限制下的袁世凯越走越远，废约法，撤国会，行帝制，走向一条死亡路。下面将从二次革命前政府与议会间的政治争斗分析袁世凯时期的责任内阁。
一、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国家政权体制上实行议会责任制。
根据临时约法规定，唐绍仪出任内阁第一任总理，，作为同盟会员的唐上任后，遇着事情，都要和蔡元培和宋教仁商量，但对袁世凯事事强调责任、据理力争，与袁世凯的意见多有不容。对于有争议之事，就搬出临时约法，拒绝署名，使得袁世凯不能为所欲为，使得袁世凯非常不高兴。以至于袁世凯对唐绍仪说：“我老了，总统还是由你来当吧！”在全国裁军问题上，唐绍仪提出全国一盘棋，而不是袁世凯提出的南方裁军为重。1912年4月10日，袁世凯不顾《各部管制通则》关于各部设次长一人的规定，以总统令任命张元奇、荣勋二人为内务部次长，但根据临时约法，袁世凯的任命令必须送到参议院，面对袁世凯的任命咨文，全体议员“以咨文而忽然变更参议院议决案，并无提出修正案，在法律上已不正当，何时增加在未向参议院提出前，袁已任命”，违背临时约法。表示不能因为私人原因增加次长，更不能用政府咨文改变法律。对于袁世凯的任命不予通过，袁世凯没有任何办法，只的收回任命书。
1912年5月发生的王芝祥事件，使埋藏已久的唐、袁矛盾迅速激化。为了限制袁世凯，早在南北议和时，南方革命党人把王志祥任直隶总督作为一项和谈方面，唐绍仪为了缓和南北争论，口头上答应了革命党人的要求，并把此事报告了袁世凯。对王芝祥的任命袁世凯也表示无异议，并让王芝祥来京赴任。但是当王芝祥到京后，袁世凯又授意北洋将领冯国璋等人联名上书反对。袁世凯以军队反对，引发事端为由，转令王芝祥到南京主持军事。
根据民国的临时约法规定：总统签署命令必须总理副署。对这一命令，唐绍仪声明：如不任命王芝祥为直隶总督，坚决不副署。为了表示抗议，“遂于翌早出京，留辞国务总理之呈词，不告而去。”唐绍仪离去后，内阁中同盟会员蔡元培、陈其美等四人也联袂辞职。唐内阁出于解体状态。唐绍仪的出走，内阁中的同盟会员强烈指责袁世凯，陈其美情绪激昂强烈质问袁世凯“唐总理因受迫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南方革命党势力比较大的地方纷纷谴责袁世凯，把袁世凯比作破坏法国民主制的拿破仑。
唐绍仪内阁解体后，一些同盟会员提议组织政党内阁，此举遭到了袁世凯的极力反对，共和党趁机提议无党派人士担任内阁总理，组织超然内阁。在熊希龄的推荐下，无党派的陆徵祥出任内阁总理，组织超然内阁。由于陆徵祥是袁世凯的心腹，因此遭到了同盟会的坚决抵制。“此次既系超然内阁，凡本会员皆不得加入，务使本会主张前后一致”陆徵祥到任后，同盟会内阁成员王正廷、陈其美、蔡元培等人纷纷辞职，使陆内阁只留其名。当陆带所拟阁员名单到参议院讨论通过时，同盟会则提出“不信任总理问题”。对陆提议的六名阁员全部给予否决。遭受打击陆徵祥闭门称病，不理政事。民初的共和制出现了无议会之怪相。1912年7月，袁世凯让陆军总长段祺瑞代替病中的陆徵祥重提议员名单交参议院审议，审议时，段祺瑞让大批军警进入，监督参议院审议，在军警的胁迫下，段祺瑞所提议员名单全部通过。军警介入议会活动，有力说明了民初民主共和制的不正常境况。缺少内阁总理的议会制显然有违临时约法，迫不得已的袁世凯去电邀请孙中山、黄兴商量组阁事宜。双方商定，内阁总理有袁世凯确定，但总理和阁员必须加入国民党。
1912年9月底，赵秉钧被提议任内阁总理，由于在议会中，国民党占三分之二议席，提议顺利通过。黄兴于是游说总理和阁员加入国民党，并希望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以免重蹈前两任内阁短时间垮台的闹剧。在黄兴的努力下，一些内阁总长加入了国民党。这就出了议会民主制中的怪现象，赵内阁中除陆军总长段祺瑞和海军总长没有党籍，其余都是国民党员，这就形成了国民党内阁。政党内阁制却变成了内阁政党制。
由于国会选举临近，赵秉钧内阁和议会的关系相对融洽，袁世凯与国民党在各取所需的前提下开展合作。民初的政治局势实现了难得的安定。袁世凯来希望或得国民党控制的议会支持，巩固政府：对国名党而言，借助袁世凯，充实国民党实力，为以后国会选举做准备，便于组阁。
三届内阁的更迭表明，临时参议院根据临时约法对袁世凯的独裁活动给予一定的抵制，维护了民初的政治体制，发挥了责任内阁的作用。体现了议会的内在价值。
在参议院屡遭碰壁的袁世凯，便开始千方百计的来分化和瓦解革命党人。1912年8月袁世凯和黎元洪以“鼓惑军士，勾結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的罪名杀害了在武昌首役中建立功勋的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等，参议院内共和党人对此事件非常愤怒，于是向参议院提出《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诉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连续三天，参议院内同盟会、共和党态度一致谴责袁和黎，面对参议院的责问，袁把责任都推给了黎元洪，并向参议院表示歉意。 二次革命前的参议院，都是由各省都督选派的，当时处于革命的高潮阶段，所选出的代表多为革命党人，内阁各部长中同盟会员占一定比重，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后，经过各省重选，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的说来“同盟会议员在临时参议院内，势力仍大，且党略较优于他党，步武也較整齐”。如在第一任唐绍仪内阁中，同盟会员有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黄兴，连唐绍仪在宣誓总理任职时表示加入同盟会。因此唐内阁被称为同盟会内阁，以同盟会议员为主的内阁在对袁世凯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应当说，责任内阁充分利用了临时约法所赋予的内阁权力，对袁的集权进行了有效的抵制。但也应当看到，在议员们行使权力的背后是有武力作为支撑。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在南京设有留守府，黄兴任留守，控制着南方八个省的地盘，继续统辖着几十万部队，这些都是袁世凯实行独裁的巨大障碍，这也是同盟会在国会抵制袁世凯的巨大资本。军队力量参与期间的责任内阁权力的发挥，归根到底还要看国家的军事力量掌握在谁的手里，二次革命前，国家军事力量掌握在革命党领导的新军手里。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国家军事力量为袁世凯的北洋军所掌控。
二、1913年3月的宋教仁被刺案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
李烈钧在江西，柏文蔚在安徽，胡汉民在广东宣布独立。上海、四川、福建等南方诸省也随之独立，二次革命爆发。但是随着北洋军的进攻，仅坚持两个月就宣布失败，独立的各省也相继取消独立，袁世凯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从此，袁世凯的气焰更加嚣张了，责任内阁成了袁世凯粉饰民主共和的招牌。历史证明“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机关，都等于零”。失去武力和地盘支撑的责任内阁只能是袁世凯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袁世凯没用吹灰之力，便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共和糟蹋的一点不剩，民主共和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壳，一个招牌。
纵观二次革命前袁世凯时期的责任内阁，我们不难发现：责任内阁作用的发挥和武力有密切的关系，正如袁世凯的统治需要他的北洋军作为他的社会基础一样，责任内阁作用的发挥也需要武力作为他社会基础。离开这个基础，责任内阁便寸步难行，在拥有武装的强人袁世凯面前，便显得苍白无力。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恣意妄行，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也应看到：作为辛亥革命后引进的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探索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开端，是对中国传统政治一次伟大创新和实践。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民主潮流向前发展，1916年恢复帝制的袁世凯也在民主共和的大潮中被迫取消帝制。
参考文献
[1]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
[2]谢俊美著《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
姜广峰（1974--），男，山东枣庄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