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一支兵马”喻之，
可见吕振羽的价值
1941年3月，灰褐色的浓雾吞噬着山城重庆。大自然用它神奇的魔幻力量，掩盖了本来十分清晰的事物，制造出一种灰蒙蒙、冷冰冰的气氛。
在城中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巷深处，著名的中共南方局所在地曾家岩50号赫然在目。这是一座临山岩而建的三层楼房，透过楼上的木格窗棂，嘉陵江风光尽收眼底。因为这里是周恩来在重庆市区的办公生活住地，故又被称为周公馆。
这天，吕振羽应周恩来之约准时来到周公馆。此前，吕振羽已数次来过这里，聆听周恩来指示，心殊惬意。然此次情况却迥然相异，因为这是在“皖南事变”形势异常紧张的背景下周恩来特意安排的一次谈话。吕振羽知道，这次谈话将决定他的未来。
其实吕振羽抵重庆，也是周恩来在两年半前电示湖南省委直接点名要来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时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的吕振羽奉命南下。在天津驶往烟台的海轮上，他与邓颖超、王世英不期而遇。当时烟台军警盘查甚严，邓颖超见吕振羽没有行李，容易暴露，便将一只衣箱递给他，装扮成一道旅行的样子，吕振羽始得以顺利下船。在分手时，王世英介绍吕到南京找时任中共谈判代表的叶剑英。不料，吕到南京后未能与叶剑英联系上，于是便写信给在延安的周小舟请示。周小舟此前曾作为中共代表率吕振羽在南京与国民党中央委员、时任南京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接触，希望寻求一条国共谈判的渠道。任务完成后，周小舟返回延安。
接到吕振羽信后，周小舟立刻复信云：“家父嘱，盼兄速回湘开荒……”吕振羽知道这是党组织要求他回家乡湖南工作，便立刻启程前往长沙。吕振羽在长沙接受了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的直接领导，参与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及“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组织工作。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吕振羽觉得一些工作的开展难免受到国民党的掣肘，于是便向徐特立建议，在湖南以延安“抗大”的模式，办一所共产党人自己的学校，培养抗战干部。经徐特立及中共湖南省委的批准，吕振羽择长沙塘田寺小镇办起了“塘田战时讲学院”，并任副院长兼党代表。对办自己的抗日干部学校，吕振羽充满着激情，亲自写了院歌歌词：“我们是迎着大时代的巨浪！勇敢热烈的青年共聚一堂。加紧学习，奋勇救亡，在这里锻炼得意志成钢，把思想武装。实行抗战建国的主张，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同学们起来，走向光明的路上！”
学院开学后，影响日渐扩大。但却为当局嫉恨与不容。1938年冬，湖南国民党报纸发表文章称“教授吕某，于北平危岌时，贪生怕死，逃回湖南，纠集同类，以文化抗敌为名，进行阴谋活动”，同时称“塘田战时讲学院”是共产党的“西南抗大”。不久，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及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薛岳均电示有关方面，要求查撤“塘田战时讲学院”。面对恶劣的环境，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同意下，学院被迫解散。时在重庆的周恩来闻知情况后，直接电示湖南省委转告吕振羽，要求他立即转道广西桂林来重庆工作。
吕振羽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文学造诣亦深，尤善写诗。在离开湖南时，他特地写下小诗，抒发惜别之情。其诗云：“启明出溪田，朝渡田禾津。艄公恳恳意，不负故山民。红旗遥在望，但听共产吟。”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接到周恩来电报后，精心安排转道而来的吕振羽前往重庆。当时安排吕振羽乘坐的汽车为宋庆龄从国外募捐来的医疗手术专用车，故沿途避免了麻烦。
山城重庆，又有雾都之称。身临其境，吕振羽感触颇深。一是自然气候形成的雾气迷濛，而更主要的则是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在政治上亦给人一种迷离朦胧的感觉。
见到吕振羽，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说：“你来得正好，现在理论战线上的斗争很激烈，调你来重庆，就是让你来参加战斗的。”当时在政治部第三厅，以郭沫若为首，集中了一大批知识界、文化界进步人士，其中有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胡绳、华岗等人，吕振羽很快便融入了这一战斗集体，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吕振羽同时还在搬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任教。由于吕振羽在当时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侯外庐说：“振羽的到来，政治上，我们多了一位知己，学术上，就像添了一支兵马。”
以“一支兵马”喻之，可见吕振羽的价值。
1940年10月，第三厅被国民党当局取消后，吕振羽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又参加了随后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利用合法身份，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吕振羽在重庆，可以说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的外交才华、人格魅力以及亲切和善的态度，均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很庆幸能有机会多次聆听周恩来的教诲。一次，他参加了周恩来召开的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会后异常兴奋，激情喷涌，遂赋五言诗一首：
温泉会群彦，北斗明路碣。
形势析明暗，方针条晰揭。
明彻若朝暾，深秋似春节。
谈笑寓褒贬，同声斥魑魅。
谆谆一席话，愚懦可感格。
归途相与语，黑夜逢明哲。
盛会不可忘，咸愿献一得。
然而，吕振羽没有料到，时间不长，他就不得不离开一向敬重的周恩来。原因是“皖南事变”后重庆形势的日趋紧张。为了保护部分革命力量和文化骨干，周恩来决定将一批目标较大的同志撤出重庆，名单上即有吕振羽。当时文化人的撤离选择地主要有两处：一是香港，因为在那里可以摆脱国民党的迫害。当时茅盾等人已去香港，在那里还可以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地域环境，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二是苏北盐城，那里是新四军新军部所在地，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十多天前，周恩来送走了与吕振羽同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胡风。胡风既是作家，又是文艺理论家，与吕振羽虽不同行，但相同的政治观点、相同的爱国热诚以及率真坦诚的性格，使他们相处得十分投契。当时周恩来决定胡风到香港是有特殊考虑的。此前，周恩来从日本东京报纸上获悉日共中央遭到了破坏。为此，他希望早年在日本学习时即与日共有联系的胡风，能够在香港、南洋一带通过日本侨民寻找日共关系。于是胡风成为继欧阳山、艾青等人后又一位撤离重庆的文化人。 胡风离开重庆后，周恩来便考虑到吕振羽，于是约请他前来一谈。
当吕振羽疾步来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办公室时，只见周恩来正临窗眺望。顺着他的视线，吕振羽看到那一排排伸向前方的屋顶以及远方的峭壁，看到嘉陵江那浑浊的江水正奔腾不息，倾泄而下。
见吕振羽到来，周恩来紧锁的眉头略有舒展。他对吕说：“重庆的形势你也知道了，我们估计国民党当局在日甚一日的反共气焰中，会迫害一些进步的左翼文化人士。为了保存力量，决定让一些有影响的文化人撤出重庆，你亦在其列。”继之，周恩来仿佛有些抱歉地接着说：“此前请你来重庆，是想我们在一起多做些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的工作。但现在情况变化了，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应对，以防不测。想必你能理解。”
眼见身边的一些朋友已经撤离，吕振羽也早有思想准备。但当神情严肃的周恩来正式通知他后，他还是觉得有些突然和茫然。
周恩来对吕振羽说，组织上已决定他前往苏北根据地。随后，周恩来便详细介绍了苏北的情况。他告诉吕振羽，新四军新军部已在苏北盐城重建，刘少奇、陈毅正在那里统率华中军民坚持抗战。作为新建根据地，那里急需大批人才。因此，周恩来要求吕振羽先去那儿工作，以后再伺机考虑前往延安。
周恩来一锤定音，决定了吕振羽的去向。吕振羽当即表示接受组织安排。之后，周恩来又与吕振羽一起研究了一些转移的细节，并告诉他路费已准备好，到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处直接领取即可。当夜，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吕振羽留宿曾家岩。
吕振羽即将远行。当时的情景，其挚友侯外庐后来有详细回忆：
“他告诉我，他要去新四军，我极表赞成，也没有掩饰自己的钦羡。‘皖变’之后而愿往新四军者，谁能不敬佩他的大勇。告别时，振羽神情庄严，嘱托我照顾他的年青的弟弟持平。他把那次辞行当作最后作别，表示他此去前线，抱着不赶走敌寇誓不回头的决心。吕振羽去新四军踏上征程前的行状，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就在那一次告别之后，对振羽的一种新的认识从我脑际掠过。我觉得，振羽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超科学界朋友之上。那是一种英雄气概。”
吕振羽正是带着这种英雄气概踏上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之路的。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时真。
为盐城扑面而来的抗战文化气息所感染
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苏北大地染绿点翠，生机盎然，到处弥漫着暖融融的春的气息。吕振羽夫妇月底辗转抵达盐城时，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久违了的春意。
早在重庆时，吕振羽对这海隅城市已有所闻。作为历史学家，他知道盐城是一个因盐而兴的城市，是诞生过民族英雄陆秀夫的一方热土，尤其是刘少奇、陈毅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高擎抗战大旗，盐城亦由此成为整个华中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然而真正了解盐城，还是在吕振羽身临其境之后。
踏上盐城的土地，吕振羽不仅为这里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小桥流水的独特地域特征所吸引，更为扑面而来的抗战文化气息所感染。
在吕振羽之前，盐城已云集了大批文化人，可谓集一时之甚。他们分别来自重庆、香港、上海等地。热心诗歌文学者有丘东平、陈岛、戈茅、许幸之、林山、辛劳等；美术工作者有莫朴、刘汝醴、铁璎、鲁莽、赖少奇等；从事音乐者有何士德、孟波、章枚等；戏剧创作者有刘保罗、许晴、吴蔷、黄其明等；新闻出版者有王阑西、黄源、刘述周、李恩求等，另外还有著名文人学者彭康、钱俊瑞、李一氓、孙冶方、艾寒松、薛暮桥、蒋天佐、骆耕漠、夏征农……这是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正是他们汇组成一支庞大的文化大军，擂起抗日的战鼓，形成敌后抗战的“第二战线”。盐城缘此又被誉为“敌后文化城”。
此前，吕振羽没有料到在这偏僻的苏北地区，竟有这样厚重的文化氛围，他来不及抖落一路的风尘，便迫不及待地融入其间。一首题为《进入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七绝由心而出：
行到栟茶心便宽，
盐城夜半斗星光。
鸡声催晓号声响，
曙色徇徇满早窗。
这首诗很能体现他当时的心境。一种根据地的全新环境所给予他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栟（栟，读bēn）茶是盐城之南的一处地名，与盐城相邻。从敌占区和国统区那种沉闷、压抑的气氛中解脱出来，吕振羽顿时感到气舒意畅，心旷神怡。
在吕振羽抵达盐城的数天前，盐城刚刚召开了一次被陈毅称之为“破天荒”的文化盛会，即“苏北文协”成立大会。正是由于苏北文化人云集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苏北文协”被期许“为苏北未来的新文化事业创造一个崭新光大的时代”。作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专程到会，并作《苏北文协任务》的报告。这是刘少奇一生中专门针对文化工作所作的为数不多的报告之一。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全文刊载，影响广布。可以说，苏北文协的成立，不独对苏北文化，对整个华中根据地抗战文化的开展无疑也是一个福音。
标志着苏北文化大军空前大汇合的苏北文化大会刚刚闭幕，吕振羽即赶来了。他仿佛还能感受到会议的余热，并通过弥漫四周的文化气息，领悟到这个城市的魅力所在。
在盐城西南，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泰山庙，内有飞檐重甍、雕梁画栋的三进大堂以及若干间东西厢房。整个寺庙气势恢宏，庄严肃穆。当时，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新军部就驻在泰山庙。
正是在泰山庙，吕振羽见到了时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以及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刘少奇、陈毅是吕振羽心仪已久的领导人，这次相见，刘少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沉稳气质和风度以及陈毅作为一个儒将的爽朗豪放，都给吕振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刘少奇、陈毅对吕振羽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询问了他沿途的一些情况，同时向他介绍了盐城的军事、政治以及文化环境。面对刘少奇、陈毅的热情相待，吕振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次日晚，在刘少奇、陈毅的邀请下，吕振羽夫妇出席了军部和当地群众联合召开的“五一”庆祝晚会。晚会气氛热烈，军民团结、同仇敌忾的气氛始终洋溢其间。吕振羽夫妇深受感染。 然而，在战争环境中，形势瞬息万变。不久，华中日伪军纠集重兵，准备对盐城抗日根据地实施战略大扫荡。
6月，正是麦收的季节。当年的麦子，长势喜人，放眼望去，麦浪滚滚，金色灿灿。面对日伪军即将实施的大扫荡，武装保卫夏收成了当时的紧迫任务。部队官兵全部投入，帮助农民抢收。
吕振羽夫妇也投身于这一劳动之中，分享了根据地军民的欢乐。
吕振羽夫人王时真，与吕振羽同为湖南人，是民国大学的高材生。民国大学1937年迁长沙后，她与时在长沙的吕振羽相识。之后，她成为了吕振羽在“塘田战时讲学院”工作的得力助手。从此他们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王时真随吕振羽抵苏北盐城后，化名江明。
作为湖南人，江明对苏北的感受也是全新的。当她投身到根据地武装保卫夏收的战斗后，便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六月·苏北的原野》这首充满感情的长诗，诗云：
六月，
苏北的原野，
风吹过麦草的清香，
太阳照着打麦场。
连枷勤劳地歌唱；
农民，
赤裸着黑黝黝的肩背，
爱抚地吆喝着他的牛儿，
带着碾磙，
旋转在耀眼的麦草上……
一切都在这无边的金浪中
匆忙地流漩，
“帮助老百姓夏收”！
“武装保卫夏收”！
战士们像执行战斗的任务，
踊跃地响应着号召，
投身在无边的金浪里，
雪白的镰刀挥舞，
无边的金浪退却了。
在农人的打麦场上
涌起了金黄色的小山丘……
江明兴奋地将她的即兴之作拿给吕振羽看，两人一起陶醉在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活中。
7月，苏北平原的美好画面被日伪军扫荡的枪炮声破坏了，根据地军民随即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战斗。这场战斗史称盐阜区反扫荡，在整个华中抗战史上留有浓笔重墨。战斗异常地残酷，在“保卫盐城，保卫军部”的口号下，阻击部队、后勤单位甚至如鲁艺华中分院等一些文化单位都有着伤亡牺牲和重大损失。新四军军部被迫放弃盐城而转移至阜宁境内。
吕振羽与江明一道经历了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从当时吕振羽夫妇写下的诗作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这场反扫荡战斗的烽火硝烟：
襟海带江万道河，
鱼盐棉稻鸡豚多。
旧明倭寇窜劫地，
匝地烽烟起战歌。
这是吕振羽题为《苏北平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首诗。
与吕振羽对反扫荡战斗有着同样体会的江明，亦用诗作记下了这种感受：
敌寇，
它垂涎着麦子的清香，
它害怕新生的力量，
要趁我们还没有壮大的时候，
来一次残酷的“扫荡”。
然而，
不中用的诡计，
瞒不过警觉的巨眼。
反“扫荡”的号角震响了！
放下镰刀拿上枪，
战士们英勇地奔赴战场……
铁拳粉碎了敌寇的进攻，
苏北的原野，
这为欢乐所兴奋的原野啊！
新的秧苗在新的希望中生长，
贫瘠的土地穿上了绿色的新装……
经历了这次反扫荡战斗，吕振羽夫妇对坚持敌后斗争的艰巨性、残酷性有了更直接、更清醒的认识。同时，他们亦为根据地军民保家卫国的战斗精神所感染，并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他们心目中，“绿色的新装”所覆盖的面积将越来越延伸，越来越宽广……
张爱萍诗称：“夫子坦荡气轩昂”
阜宁汪朱集是县城西南的一个村庄，面积不大，几十户民舍也较为散落。因以汪、朱两大姓为主，故有其名。盐城反扫荡后，吕振羽即随华中党校转移到汪朱集。
华中党校是在吕振羽抵达盐城前刚刚在盐城成立的。校址最初设在盐城登瀛桥西的一个大仓库里，那里距当时军部所在地泰山庙很近。成立华中党校是刘少奇倡议的，目的是培训军队和地方的党员干部。刘少奇直接指定彭康、温仰春等负责筹办党校。华中党校成立后，学员大部分为部队师、旅、团级干部以及地方县以上干部。刘少奇兼任校长，并多次亲临党校上课。教员中有薛暮桥、孙冶方、陈一诚等著名专家学者。
吕振羽抵盐城后，刘少奇很快就考虑了他的工作，即党校教员。因吕振羽在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是著名的史学家，到党校工作可以发挥其特长。新的岗位也让吕振羽十分欣然，尤其有薛暮桥、孙冶方这样在经济研究领域中很有造诣的一批同事，也让吕振羽颇感快慰。吕振羽想到在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时，有一批知识和文化界的精英，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凝聚成一种群体的力量，形成一种文化氛围。无论工作生活，都显得舒畅惬意。而随着时空的转换，盐城好像有重庆氛围的一种延续和再现，也有着一批知识和文化界的精英相聚敌后，在刘少奇和陈毅的领导下，开展抗战的新文化运动。对吕振羽来说，盐城虽然是新的环境，但那种浓烈的文化氛围却一点都不陌生。
然而，让吕振羽稍感遗憾的是，他对盐城这座历史城市尚未来得及仔细触摸和感悟，即不得不与它告别了。作为一个史学家，他原本是想身临其境地考察和了解盐城的城市起源和历史，以及它厚重的文化积淀，甚至寻找孙坚、陈琳、宋曹、陆秀夫等一些历史名人的踪迹履痕。但敌后斗争的残酷现实，让一位学者不得不放弃那种纯粹的学术计划。吕振羽没有想到与盐城的告别是那样的匆忙，面对日军的大扫荡，为了避敌锋芒，吕振羽随华中党校一起撤离了盐城。
随着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敌后形势相对缓和。因华中党校的迁驻，远离烽火硝烟的阜宁汪朱集一改往日的平静而颇显热闹。这一时期，刘少奇多次到汪朱集党校作报告。刘少奇的报告如高屋建瓴，学员听后往往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并深为刘少奇的理论修养所折服。作为党校教员，吕振羽亦多次亲耳聆听了刘少奇的报告，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为此，他写下了《听刘少奇同志为华中局党校讲课》诗一首。在诗前序中称：“1941年夏，华中反扫荡战大胜后，少奇同志亲莅华中局党校讲课，讲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共产党员组织和纪律的修养》《人为什么犯错误》等重大问题。干部们异口同声地说：‘真开脑子’，‘解决问题。’”其诗云： 三千俊彦集汪朱，
胜败廿年识真诠。
彻贯行知师马列，
运筹韬略迈前贤。
发扬大政明质实，
心怀人民转乾坤。
千户同欣“开脑子”，
春风荡漾大江天。
吕振羽在党校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此前，吕振羽在中国史研究中已有很高的造诣和影响。1934年，人文出版社即出版了他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他是“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倡者，他的观点同时也得到史学界范文澜、翦伯赞、吴玉章、邓拓等人的支持，吕振羽是从杂芜丛生的荒原里把中国历史推到了远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睿智，一种大勇。他将先前浑沌的史前史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而《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出版后，立刻产生轰动效应，以致供不应求。翦伯赞当时评价说：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吕振羽的这一大胆尝试，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从殷代再提前到无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彻底毁灭“历史怀疑主义者”对中国历史所设定的封锁线。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尽了一个开辟者的任务。
如果说《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论著的问世使吕振羽在史学界名声大振的话，那么1937年，由上海黎明书店出版的40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则奠定了其在史学界无可撼动的地位。学者刘茂林、叶桂生在《吕振羽评传》中对之曾有如此评述：
吕振羽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察与剖析，是十分大胆和独具一家的，他比起封建的和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史著作，无疑更接近真理。这是因为，他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缘故。他的全书重点虽在揭示政治思想的脉络，然而它却为中国整个思想史、哲学史理出了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开创时期第一部系统的著作，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可以说，这是吕振羽著述生涯中又一个丰碑。
正因为吕振羽在史学研究中有着如此的建树，因而，当他走上华中党校的讲坛时，学员们对他都非常尊敬。
曾在华中党校学习的新四军四师秘书长岳夏回忆道：“由于他（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有精湛的研究，学识渊博，并且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所以在授课时能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讲授时，尽管带有浓厚的湖南口音，但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他治学严谨，逻辑性强，循循善诱，十分耐心，从不强加于人。对学员采取共同探讨的态度，启发学员独立思考，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的作风朴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从不夸夸其谈，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我们学员都很喜欢接近他。”“虽然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但我们一直十分尊敬他，认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
吕振羽的学问和人品得到了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和党校学员的一致好评，当时他们都亲切地称吕振羽为“老夫子”。
与吕振羽同时在盐阜区工作、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亦曾有诗赞吕振羽，其中有“华中抗日同疆场”、“夫子坦荡气轩昂”、“争鸣百家富新章”、“立学高风世馨香”之句。
当时三师师长黄克诚听说吕振羽的讲课效果非常好，遂多次邀请其为三师与盐阜区党政军干部作学术报告。
吕振羽在华中党校上课的内容，当时曾被整理成讲义，分发给学员。分别为《中国社会史十讲》和《中国哲学史十讲》，可惜由于战争环境，这些讲义均未能保存下来，成为憾事。
以刘少奇政治秘书的身份前往延安
1942年初，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阜宁单港小学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重要报告，全面总结了华中根据地的发展，部署了今后的工作任务。根据中央决定，会议之后，刘少奇即离开华中回延安工作。吕振羽亦参加了这为期一个多月的会议。却不料这次会议也成为他在新四军根据地工作的一个转折。
会议期间，刘少奇同时也在拟定与他一起返回延安的干部名单。在会议休会期间的一天，刘少奇专门找吕振羽谈话。谈话很直接，刘少奇告诉吕振羽，根据华中局决定，准备抽调100多名干部随他赴延安。这些同志都是经过综合考虑决定的。而接下来的一句话则让吕振羽十分意外和兴奋。刘少奇说：“组织决定，你作为我的政治秘书，随我一同赴延安。现在就可以做些准备，会后很快就会出发。”
以后，吕振羽回忆这段历史时是这样说的：
“跟随刘少奇同志回延安，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不仅因为能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还由于能回到延安，见到毛主席。当时从华中通往延安的路上，要通过日伪和国民党顽军的103道严密的封锁线，要越过冰雪掩盖的晋西北山区，要在爬山涉水的艰苦的夜行军中度过一年的春夏秋冬。出发前，华中局指示我们：这是一个极端严酷而艰险的长途行军，每个同志都要把跟随少奇同志安全到延安，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
初春之夜，繁星满天，轻风拂面，田野间飘溢着花草的清香，令人心旷神怡。3月18日傍晚，在一片银色的月光下，吕振羽夫妇跟随刘少奇从阜宁单家港出发，离开了工作生活达10个月之久的盐阜区。当时他们全部化装成老百姓，开始了夜行晓宿的长途跋涉生活。这一路可谓艰难险阻，荆棘丛生。由于要经过重重封锁线，人多目标太大。队伍到达山东境内时开始了调整，大部分人员由东海转回苏北，只留少数人员与警卫班随行。而作为刘少奇政治秘书的吕振羽依然在这少数人员的名单之列。
当时，刘少奇要求大家每人随身带一盒火柴，万一遇到敌人袭击或中了埋伏，首先赶紧将文件烧掉，无论如何不容许遗落到敌人手中。不要让敌人活捉，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使革命再受到其他损失。此行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从苏北前往延安，吕振羽随同刘少奇一路经历了许多险情，也充分感受到了刘少奇处变不惊的大家风范。吕振羽以后在《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的回忆录中，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这难得的经历和对刘少奇的深刻印象。
从初春到寒冬，经过艰难跋涉，吕振羽抵达延安已是年底了。望着那巍峨矗立的宝塔山以及汩汩流淌的延河水，吕振羽有一种难抑的兴奋之情。从苏北到陕北，从盐城到延安，吕振羽又开始了人生新的重要经历……
（编辑：王 庆）
可见吕振羽的价值
1941年3月，灰褐色的浓雾吞噬着山城重庆。大自然用它神奇的魔幻力量，掩盖了本来十分清晰的事物，制造出一种灰蒙蒙、冷冰冰的气氛。
在城中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巷深处，著名的中共南方局所在地曾家岩50号赫然在目。这是一座临山岩而建的三层楼房，透过楼上的木格窗棂，嘉陵江风光尽收眼底。因为这里是周恩来在重庆市区的办公生活住地，故又被称为周公馆。
这天，吕振羽应周恩来之约准时来到周公馆。此前，吕振羽已数次来过这里，聆听周恩来指示，心殊惬意。然此次情况却迥然相异，因为这是在“皖南事变”形势异常紧张的背景下周恩来特意安排的一次谈话。吕振羽知道，这次谈话将决定他的未来。
其实吕振羽抵重庆，也是周恩来在两年半前电示湖南省委直接点名要来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时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的吕振羽奉命南下。在天津驶往烟台的海轮上，他与邓颖超、王世英不期而遇。当时烟台军警盘查甚严，邓颖超见吕振羽没有行李，容易暴露，便将一只衣箱递给他，装扮成一道旅行的样子，吕振羽始得以顺利下船。在分手时，王世英介绍吕到南京找时任中共谈判代表的叶剑英。不料，吕到南京后未能与叶剑英联系上，于是便写信给在延安的周小舟请示。周小舟此前曾作为中共代表率吕振羽在南京与国民党中央委员、时任南京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接触，希望寻求一条国共谈判的渠道。任务完成后，周小舟返回延安。
接到吕振羽信后，周小舟立刻复信云：“家父嘱，盼兄速回湘开荒……”吕振羽知道这是党组织要求他回家乡湖南工作，便立刻启程前往长沙。吕振羽在长沙接受了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的直接领导，参与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及“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组织工作。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吕振羽觉得一些工作的开展难免受到国民党的掣肘，于是便向徐特立建议，在湖南以延安“抗大”的模式，办一所共产党人自己的学校，培养抗战干部。经徐特立及中共湖南省委的批准，吕振羽择长沙塘田寺小镇办起了“塘田战时讲学院”，并任副院长兼党代表。对办自己的抗日干部学校，吕振羽充满着激情，亲自写了院歌歌词：“我们是迎着大时代的巨浪！勇敢热烈的青年共聚一堂。加紧学习，奋勇救亡，在这里锻炼得意志成钢，把思想武装。实行抗战建国的主张，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同学们起来，走向光明的路上！”
学院开学后，影响日渐扩大。但却为当局嫉恨与不容。1938年冬，湖南国民党报纸发表文章称“教授吕某，于北平危岌时，贪生怕死，逃回湖南，纠集同类，以文化抗敌为名，进行阴谋活动”，同时称“塘田战时讲学院”是共产党的“西南抗大”。不久，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及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薛岳均电示有关方面，要求查撤“塘田战时讲学院”。面对恶劣的环境，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同意下，学院被迫解散。时在重庆的周恩来闻知情况后，直接电示湖南省委转告吕振羽，要求他立即转道广西桂林来重庆工作。
吕振羽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文学造诣亦深，尤善写诗。在离开湖南时，他特地写下小诗，抒发惜别之情。其诗云：“启明出溪田，朝渡田禾津。艄公恳恳意，不负故山民。红旗遥在望，但听共产吟。”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接到周恩来电报后，精心安排转道而来的吕振羽前往重庆。当时安排吕振羽乘坐的汽车为宋庆龄从国外募捐来的医疗手术专用车，故沿途避免了麻烦。
山城重庆，又有雾都之称。身临其境，吕振羽感触颇深。一是自然气候形成的雾气迷濛，而更主要的则是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在政治上亦给人一种迷离朦胧的感觉。
见到吕振羽，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说：“你来得正好，现在理论战线上的斗争很激烈，调你来重庆，就是让你来参加战斗的。”当时在政治部第三厅，以郭沫若为首，集中了一大批知识界、文化界进步人士，其中有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胡绳、华岗等人，吕振羽很快便融入了这一战斗集体，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吕振羽同时还在搬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任教。由于吕振羽在当时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侯外庐说：“振羽的到来，政治上，我们多了一位知己，学术上，就像添了一支兵马。”
以“一支兵马”喻之，可见吕振羽的价值。
1940年10月，第三厅被国民党当局取消后，吕振羽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又参加了随后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利用合法身份，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吕振羽在重庆，可以说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的外交才华、人格魅力以及亲切和善的态度，均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很庆幸能有机会多次聆听周恩来的教诲。一次，他参加了周恩来召开的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会后异常兴奋，激情喷涌，遂赋五言诗一首：
温泉会群彦，北斗明路碣。
形势析明暗，方针条晰揭。
明彻若朝暾，深秋似春节。
谈笑寓褒贬，同声斥魑魅。
谆谆一席话，愚懦可感格。
归途相与语，黑夜逢明哲。
盛会不可忘，咸愿献一得。
然而，吕振羽没有料到，时间不长，他就不得不离开一向敬重的周恩来。原因是“皖南事变”后重庆形势的日趋紧张。为了保护部分革命力量和文化骨干，周恩来决定将一批目标较大的同志撤出重庆，名单上即有吕振羽。当时文化人的撤离选择地主要有两处：一是香港，因为在那里可以摆脱国民党的迫害。当时茅盾等人已去香港，在那里还可以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地域环境，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二是苏北盐城，那里是新四军新军部所在地，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十多天前，周恩来送走了与吕振羽同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胡风。胡风既是作家，又是文艺理论家，与吕振羽虽不同行，但相同的政治观点、相同的爱国热诚以及率真坦诚的性格，使他们相处得十分投契。当时周恩来决定胡风到香港是有特殊考虑的。此前，周恩来从日本东京报纸上获悉日共中央遭到了破坏。为此，他希望早年在日本学习时即与日共有联系的胡风，能够在香港、南洋一带通过日本侨民寻找日共关系。于是胡风成为继欧阳山、艾青等人后又一位撤离重庆的文化人。 胡风离开重庆后，周恩来便考虑到吕振羽，于是约请他前来一谈。
当吕振羽疾步来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办公室时，只见周恩来正临窗眺望。顺着他的视线，吕振羽看到那一排排伸向前方的屋顶以及远方的峭壁，看到嘉陵江那浑浊的江水正奔腾不息，倾泄而下。
见吕振羽到来，周恩来紧锁的眉头略有舒展。他对吕说：“重庆的形势你也知道了，我们估计国民党当局在日甚一日的反共气焰中，会迫害一些进步的左翼文化人士。为了保存力量，决定让一些有影响的文化人撤出重庆，你亦在其列。”继之，周恩来仿佛有些抱歉地接着说：“此前请你来重庆，是想我们在一起多做些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的工作。但现在情况变化了，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应对，以防不测。想必你能理解。”
眼见身边的一些朋友已经撤离，吕振羽也早有思想准备。但当神情严肃的周恩来正式通知他后，他还是觉得有些突然和茫然。
周恩来对吕振羽说，组织上已决定他前往苏北根据地。随后，周恩来便详细介绍了苏北的情况。他告诉吕振羽，新四军新军部已在苏北盐城重建，刘少奇、陈毅正在那里统率华中军民坚持抗战。作为新建根据地，那里急需大批人才。因此，周恩来要求吕振羽先去那儿工作，以后再伺机考虑前往延安。
周恩来一锤定音，决定了吕振羽的去向。吕振羽当即表示接受组织安排。之后，周恩来又与吕振羽一起研究了一些转移的细节，并告诉他路费已准备好，到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处直接领取即可。当夜，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吕振羽留宿曾家岩。
吕振羽即将远行。当时的情景，其挚友侯外庐后来有详细回忆：
“他告诉我，他要去新四军，我极表赞成，也没有掩饰自己的钦羡。‘皖变’之后而愿往新四军者，谁能不敬佩他的大勇。告别时，振羽神情庄严，嘱托我照顾他的年青的弟弟持平。他把那次辞行当作最后作别，表示他此去前线，抱着不赶走敌寇誓不回头的决心。吕振羽去新四军踏上征程前的行状，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就在那一次告别之后，对振羽的一种新的认识从我脑际掠过。我觉得，振羽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超科学界朋友之上。那是一种英雄气概。”
吕振羽正是带着这种英雄气概踏上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之路的。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时真。
为盐城扑面而来的抗战文化气息所感染
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苏北大地染绿点翠，生机盎然，到处弥漫着暖融融的春的气息。吕振羽夫妇月底辗转抵达盐城时，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久违了的春意。
早在重庆时，吕振羽对这海隅城市已有所闻。作为历史学家，他知道盐城是一个因盐而兴的城市，是诞生过民族英雄陆秀夫的一方热土，尤其是刘少奇、陈毅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高擎抗战大旗，盐城亦由此成为整个华中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然而真正了解盐城，还是在吕振羽身临其境之后。
踏上盐城的土地，吕振羽不仅为这里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小桥流水的独特地域特征所吸引，更为扑面而来的抗战文化气息所感染。
在吕振羽之前，盐城已云集了大批文化人，可谓集一时之甚。他们分别来自重庆、香港、上海等地。热心诗歌文学者有丘东平、陈岛、戈茅、许幸之、林山、辛劳等；美术工作者有莫朴、刘汝醴、铁璎、鲁莽、赖少奇等；从事音乐者有何士德、孟波、章枚等；戏剧创作者有刘保罗、许晴、吴蔷、黄其明等；新闻出版者有王阑西、黄源、刘述周、李恩求等，另外还有著名文人学者彭康、钱俊瑞、李一氓、孙冶方、艾寒松、薛暮桥、蒋天佐、骆耕漠、夏征农……这是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正是他们汇组成一支庞大的文化大军，擂起抗日的战鼓，形成敌后抗战的“第二战线”。盐城缘此又被誉为“敌后文化城”。
此前，吕振羽没有料到在这偏僻的苏北地区，竟有这样厚重的文化氛围，他来不及抖落一路的风尘，便迫不及待地融入其间。一首题为《进入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七绝由心而出：
行到栟茶心便宽，
盐城夜半斗星光。
鸡声催晓号声响，
曙色徇徇满早窗。
这首诗很能体现他当时的心境。一种根据地的全新环境所给予他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栟（栟，读bēn）茶是盐城之南的一处地名，与盐城相邻。从敌占区和国统区那种沉闷、压抑的气氛中解脱出来，吕振羽顿时感到气舒意畅，心旷神怡。
在吕振羽抵达盐城的数天前，盐城刚刚召开了一次被陈毅称之为“破天荒”的文化盛会，即“苏北文协”成立大会。正是由于苏北文化人云集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苏北文协”被期许“为苏北未来的新文化事业创造一个崭新光大的时代”。作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专程到会，并作《苏北文协任务》的报告。这是刘少奇一生中专门针对文化工作所作的为数不多的报告之一。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全文刊载，影响广布。可以说，苏北文协的成立，不独对苏北文化，对整个华中根据地抗战文化的开展无疑也是一个福音。
标志着苏北文化大军空前大汇合的苏北文化大会刚刚闭幕，吕振羽即赶来了。他仿佛还能感受到会议的余热，并通过弥漫四周的文化气息，领悟到这个城市的魅力所在。
在盐城西南，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泰山庙，内有飞檐重甍、雕梁画栋的三进大堂以及若干间东西厢房。整个寺庙气势恢宏，庄严肃穆。当时，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新军部就驻在泰山庙。
正是在泰山庙，吕振羽见到了时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以及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刘少奇、陈毅是吕振羽心仪已久的领导人，这次相见，刘少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沉稳气质和风度以及陈毅作为一个儒将的爽朗豪放，都给吕振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刘少奇、陈毅对吕振羽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询问了他沿途的一些情况，同时向他介绍了盐城的军事、政治以及文化环境。面对刘少奇、陈毅的热情相待，吕振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次日晚，在刘少奇、陈毅的邀请下，吕振羽夫妇出席了军部和当地群众联合召开的“五一”庆祝晚会。晚会气氛热烈，军民团结、同仇敌忾的气氛始终洋溢其间。吕振羽夫妇深受感染。 然而，在战争环境中，形势瞬息万变。不久，华中日伪军纠集重兵，准备对盐城抗日根据地实施战略大扫荡。
6月，正是麦收的季节。当年的麦子，长势喜人，放眼望去，麦浪滚滚，金色灿灿。面对日伪军即将实施的大扫荡，武装保卫夏收成了当时的紧迫任务。部队官兵全部投入，帮助农民抢收。
吕振羽夫妇也投身于这一劳动之中，分享了根据地军民的欢乐。
吕振羽夫人王时真，与吕振羽同为湖南人，是民国大学的高材生。民国大学1937年迁长沙后，她与时在长沙的吕振羽相识。之后，她成为了吕振羽在“塘田战时讲学院”工作的得力助手。从此他们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王时真随吕振羽抵苏北盐城后，化名江明。
作为湖南人，江明对苏北的感受也是全新的。当她投身到根据地武装保卫夏收的战斗后，便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六月·苏北的原野》这首充满感情的长诗，诗云：
六月，
苏北的原野，
风吹过麦草的清香，
太阳照着打麦场。
连枷勤劳地歌唱；
农民，
赤裸着黑黝黝的肩背，
爱抚地吆喝着他的牛儿，
带着碾磙，
旋转在耀眼的麦草上……
一切都在这无边的金浪中
匆忙地流漩，
“帮助老百姓夏收”！
“武装保卫夏收”！
战士们像执行战斗的任务，
踊跃地响应着号召，
投身在无边的金浪里，
雪白的镰刀挥舞，
无边的金浪退却了。
在农人的打麦场上
涌起了金黄色的小山丘……
江明兴奋地将她的即兴之作拿给吕振羽看，两人一起陶醉在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活中。
7月，苏北平原的美好画面被日伪军扫荡的枪炮声破坏了，根据地军民随即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战斗。这场战斗史称盐阜区反扫荡，在整个华中抗战史上留有浓笔重墨。战斗异常地残酷，在“保卫盐城，保卫军部”的口号下，阻击部队、后勤单位甚至如鲁艺华中分院等一些文化单位都有着伤亡牺牲和重大损失。新四军军部被迫放弃盐城而转移至阜宁境内。
吕振羽与江明一道经历了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从当时吕振羽夫妇写下的诗作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这场反扫荡战斗的烽火硝烟：
襟海带江万道河，
鱼盐棉稻鸡豚多。
旧明倭寇窜劫地，
匝地烽烟起战歌。
这是吕振羽题为《苏北平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首诗。
与吕振羽对反扫荡战斗有着同样体会的江明，亦用诗作记下了这种感受：
敌寇，
它垂涎着麦子的清香，
它害怕新生的力量，
要趁我们还没有壮大的时候，
来一次残酷的“扫荡”。
然而，
不中用的诡计，
瞒不过警觉的巨眼。
反“扫荡”的号角震响了！
放下镰刀拿上枪，
战士们英勇地奔赴战场……
铁拳粉碎了敌寇的进攻，
苏北的原野，
这为欢乐所兴奋的原野啊！
新的秧苗在新的希望中生长，
贫瘠的土地穿上了绿色的新装……
经历了这次反扫荡战斗，吕振羽夫妇对坚持敌后斗争的艰巨性、残酷性有了更直接、更清醒的认识。同时，他们亦为根据地军民保家卫国的战斗精神所感染，并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他们心目中，“绿色的新装”所覆盖的面积将越来越延伸，越来越宽广……
张爱萍诗称：“夫子坦荡气轩昂”
阜宁汪朱集是县城西南的一个村庄，面积不大，几十户民舍也较为散落。因以汪、朱两大姓为主，故有其名。盐城反扫荡后，吕振羽即随华中党校转移到汪朱集。
华中党校是在吕振羽抵达盐城前刚刚在盐城成立的。校址最初设在盐城登瀛桥西的一个大仓库里，那里距当时军部所在地泰山庙很近。成立华中党校是刘少奇倡议的，目的是培训军队和地方的党员干部。刘少奇直接指定彭康、温仰春等负责筹办党校。华中党校成立后，学员大部分为部队师、旅、团级干部以及地方县以上干部。刘少奇兼任校长，并多次亲临党校上课。教员中有薛暮桥、孙冶方、陈一诚等著名专家学者。
吕振羽抵盐城后，刘少奇很快就考虑了他的工作，即党校教员。因吕振羽在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是著名的史学家，到党校工作可以发挥其特长。新的岗位也让吕振羽十分欣然，尤其有薛暮桥、孙冶方这样在经济研究领域中很有造诣的一批同事，也让吕振羽颇感快慰。吕振羽想到在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时，有一批知识和文化界的精英，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凝聚成一种群体的力量，形成一种文化氛围。无论工作生活，都显得舒畅惬意。而随着时空的转换，盐城好像有重庆氛围的一种延续和再现，也有着一批知识和文化界的精英相聚敌后，在刘少奇和陈毅的领导下，开展抗战的新文化运动。对吕振羽来说，盐城虽然是新的环境，但那种浓烈的文化氛围却一点都不陌生。
然而，让吕振羽稍感遗憾的是，他对盐城这座历史城市尚未来得及仔细触摸和感悟，即不得不与它告别了。作为一个史学家，他原本是想身临其境地考察和了解盐城的城市起源和历史，以及它厚重的文化积淀，甚至寻找孙坚、陈琳、宋曹、陆秀夫等一些历史名人的踪迹履痕。但敌后斗争的残酷现实，让一位学者不得不放弃那种纯粹的学术计划。吕振羽没有想到与盐城的告别是那样的匆忙，面对日军的大扫荡，为了避敌锋芒，吕振羽随华中党校一起撤离了盐城。
随着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敌后形势相对缓和。因华中党校的迁驻，远离烽火硝烟的阜宁汪朱集一改往日的平静而颇显热闹。这一时期，刘少奇多次到汪朱集党校作报告。刘少奇的报告如高屋建瓴，学员听后往往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并深为刘少奇的理论修养所折服。作为党校教员，吕振羽亦多次亲耳聆听了刘少奇的报告，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为此，他写下了《听刘少奇同志为华中局党校讲课》诗一首。在诗前序中称：“1941年夏，华中反扫荡战大胜后，少奇同志亲莅华中局党校讲课，讲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共产党员组织和纪律的修养》《人为什么犯错误》等重大问题。干部们异口同声地说：‘真开脑子’，‘解决问题。’”其诗云： 三千俊彦集汪朱，
胜败廿年识真诠。
彻贯行知师马列，
运筹韬略迈前贤。
发扬大政明质实，
心怀人民转乾坤。
千户同欣“开脑子”，
春风荡漾大江天。
吕振羽在党校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此前，吕振羽在中国史研究中已有很高的造诣和影响。1934年，人文出版社即出版了他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他是“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倡者，他的观点同时也得到史学界范文澜、翦伯赞、吴玉章、邓拓等人的支持，吕振羽是从杂芜丛生的荒原里把中国历史推到了远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睿智，一种大勇。他将先前浑沌的史前史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而《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出版后，立刻产生轰动效应，以致供不应求。翦伯赞当时评价说：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吕振羽的这一大胆尝试，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从殷代再提前到无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彻底毁灭“历史怀疑主义者”对中国历史所设定的封锁线。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尽了一个开辟者的任务。
如果说《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论著的问世使吕振羽在史学界名声大振的话，那么1937年，由上海黎明书店出版的40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则奠定了其在史学界无可撼动的地位。学者刘茂林、叶桂生在《吕振羽评传》中对之曾有如此评述：
吕振羽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察与剖析，是十分大胆和独具一家的，他比起封建的和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史著作，无疑更接近真理。这是因为，他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缘故。他的全书重点虽在揭示政治思想的脉络，然而它却为中国整个思想史、哲学史理出了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开创时期第一部系统的著作，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可以说，这是吕振羽著述生涯中又一个丰碑。
正因为吕振羽在史学研究中有着如此的建树，因而，当他走上华中党校的讲坛时，学员们对他都非常尊敬。
曾在华中党校学习的新四军四师秘书长岳夏回忆道：“由于他（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有精湛的研究，学识渊博，并且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所以在授课时能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讲授时，尽管带有浓厚的湖南口音，但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他治学严谨，逻辑性强，循循善诱，十分耐心，从不强加于人。对学员采取共同探讨的态度，启发学员独立思考，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的作风朴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从不夸夸其谈，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我们学员都很喜欢接近他。”“虽然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但我们一直十分尊敬他，认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
吕振羽的学问和人品得到了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和党校学员的一致好评，当时他们都亲切地称吕振羽为“老夫子”。
与吕振羽同时在盐阜区工作、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亦曾有诗赞吕振羽，其中有“华中抗日同疆场”、“夫子坦荡气轩昂”、“争鸣百家富新章”、“立学高风世馨香”之句。
当时三师师长黄克诚听说吕振羽的讲课效果非常好，遂多次邀请其为三师与盐阜区党政军干部作学术报告。
吕振羽在华中党校上课的内容，当时曾被整理成讲义，分发给学员。分别为《中国社会史十讲》和《中国哲学史十讲》，可惜由于战争环境，这些讲义均未能保存下来，成为憾事。
以刘少奇政治秘书的身份前往延安
1942年初，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阜宁单港小学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重要报告，全面总结了华中根据地的发展，部署了今后的工作任务。根据中央决定，会议之后，刘少奇即离开华中回延安工作。吕振羽亦参加了这为期一个多月的会议。却不料这次会议也成为他在新四军根据地工作的一个转折。
会议期间，刘少奇同时也在拟定与他一起返回延安的干部名单。在会议休会期间的一天，刘少奇专门找吕振羽谈话。谈话很直接，刘少奇告诉吕振羽，根据华中局决定，准备抽调100多名干部随他赴延安。这些同志都是经过综合考虑决定的。而接下来的一句话则让吕振羽十分意外和兴奋。刘少奇说：“组织决定，你作为我的政治秘书，随我一同赴延安。现在就可以做些准备，会后很快就会出发。”
以后，吕振羽回忆这段历史时是这样说的：
“跟随刘少奇同志回延安，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不仅因为能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还由于能回到延安，见到毛主席。当时从华中通往延安的路上，要通过日伪和国民党顽军的103道严密的封锁线，要越过冰雪掩盖的晋西北山区，要在爬山涉水的艰苦的夜行军中度过一年的春夏秋冬。出发前，华中局指示我们：这是一个极端严酷而艰险的长途行军，每个同志都要把跟随少奇同志安全到延安，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
初春之夜，繁星满天，轻风拂面，田野间飘溢着花草的清香，令人心旷神怡。3月18日傍晚，在一片银色的月光下，吕振羽夫妇跟随刘少奇从阜宁单家港出发，离开了工作生活达10个月之久的盐阜区。当时他们全部化装成老百姓，开始了夜行晓宿的长途跋涉生活。这一路可谓艰难险阻，荆棘丛生。由于要经过重重封锁线，人多目标太大。队伍到达山东境内时开始了调整，大部分人员由东海转回苏北，只留少数人员与警卫班随行。而作为刘少奇政治秘书的吕振羽依然在这少数人员的名单之列。
当时，刘少奇要求大家每人随身带一盒火柴，万一遇到敌人袭击或中了埋伏，首先赶紧将文件烧掉，无论如何不容许遗落到敌人手中。不要让敌人活捉，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使革命再受到其他损失。此行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从苏北前往延安，吕振羽随同刘少奇一路经历了许多险情，也充分感受到了刘少奇处变不惊的大家风范。吕振羽以后在《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的回忆录中，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这难得的经历和对刘少奇的深刻印象。
从初春到寒冬，经过艰难跋涉，吕振羽抵达延安已是年底了。望着那巍峨矗立的宝塔山以及汩汩流淌的延河水，吕振羽有一种难抑的兴奋之情。从苏北到陕北，从盐城到延安，吕振羽又开始了人生新的重要经历……
（编辑：王 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