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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们曾把反商业贿赂称为“扒粪运动”。而在中国，也需要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才能使商业社会恢复洁净的环境。
如影随形，水涨船高！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经济发展和商业贿赂似乎如一对“孪生兄弟”般难以分割。
所谓商业贿赂，是指在商业活动中，有关单位或个人为了牟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直接或间接向国内外拥有职务的单位、个人提供、许诺给予、提议给予和实际给予财物及财物之外的一切不正当利益，并侵害他人职务廉洁性；或者拥有职务的有关单位、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害职务廉洁性，索取或收受财物及财物之外的一切不正当利益，意图为他人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
虽然商业贿赂行为只在市场交易双方间进行，但其流毒却影响深远——它的存在扭曲了公平竞争的规则，使诚信经营的企业沦为受害者，导致市场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让交易的天平向行贿者一边倾斜，最终导致“内部贿赂、社会买单”的局面，为诸如假冒伪劣、低质高价等商品大开方便之门，侵害了消费者利益。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但商业贿赂也暗潮涌动，侵蚀着健康的社会肌体。如何遏止中国的商业贿赂潮，成为政府、媒体、公众关注的焦点。
国内企业商业贿赂愈演愈烈
国内企业中，近年来发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商业贿赂案件。
2007年5月，国酒茅台的一则新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新闻称，茅台集团总经理乔洪被调查，原因是销售过程中涉嫌商业贿赂。据查，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烟台华新酒业实际控制人姜国武为茅台优秀经销商以及优秀员工代表团150人赴韩国观看世界杯牵线搭桥，与山东一家旅行社合作。据了解，当时贵州茅台与山东旅行社有两份不同的付费合同，一份是1.7万元/人，另一份是3.7万元/人，两份不同合同费用差距将近300万元。实际按3.7万/人标准出费用的经销商，发现旅行社提供的账面清单与自己支付的费用相差太大，于是纷纷表达了不满，于是姜国武不得不将近300万元归还茅台。后来，由乔洪弟弟乔建华出面，向经销商退款。
因为数年来针对乔洪的举报越来越多，贵州方面决定从姜国武下手。很快，为姜国武协调处理韩日世界杯费用的乔建华也被司法调查。就在这期间，乔洪开始向贵州省委写信，并将矛头指向茅台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5月8日，一直四处为自己辩护的乔洪被贵州纪委“请”走，配合关于韩日世界杯代表团费用问题的调查。直到5月18日，贵州省纪委才正式宣布“双规”乔洪。
2007年8月，正准备在香港上市的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却遭遇了香港廉政公署的“下马威”。据媒体报道，香港廉政公署此前称，近期接到多项关于饮食业的贪污举报，经调查后展开了代号“骏骥”的拘捕行动。在该行动中，27名火锅及酒楼行业的工作人员涉嫌收受食品供应商提供的利益而被拘捕，其中5人为小肥羊香港店面工作人员。根据香港廉政公署发布的消息称，这些被捕的饮食业职员涉嫌收受有关供应商提供的利益，包括现金、银行或电话投注户口存款及夜总会娱乐等，之后他们向供应商批出购订单，并容许供应商夸大发票金额和提供次货，以此作为回报。
此事对小肥羊上市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根据香港法律，所有公司在上市期间不能有诉讼，即“零诉讼”。而即将上市的公司，也必须严格遵守上市规则，小肥羊的香港雇员涉嫌受贿，虽是分店员工行为，却直接影响着总公司的形象，并且可根据涉案性质和程度的不同，对该公司在港上市产生影响。之前在香港曾发生过有公司因诉讼案而暂停上市的个案：2004年在香港发生了“领汇诉讼风波”，当时香港租户卢少兰指控，领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违反了房屋委员会向租户提供生活福利设施的义务，这场诉讼风波终以领汇基金暂时放弃上市计划而告终。
据国务院国资委纪委书记贾福兴称，2006年5月至2007年1月，中央企业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已结案76件，涉案金额1800万元，涉案人员106人，刑事处理66人，纪律处分28人。
外资企业商业贿赂暗潮涌动
一般人认为，相对国内企业而言，在华跨国公司有着较好的正面形象，是遵纪守法的楷模。但在有些业内人士眼里，外企在中国的商业贿赂行为可能更为猖獗。因为我国的法律健全程度和执行力度都容易被找到可钻的空子，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直接由政府出台文件赋予外资企业特权，甚至不惜在法律上对外资企业作出让步，承诺对外资企业的一些違法行为不予追究，比如有些地方的“一年只能进入外企进行一次执法”的“土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违法犯罪被发现的几率非常低，发现后受惩处的几率更低，加之外资企业行贿的调查取证难度较大，导致许多外资企业不惧我国法律的威慑力。
去年11月，西门子爆发了商业贿赂丑闻，德国、瑞士、意大利、希腊、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先后陷入西门子贿金泥潭。而先前被认为是“净土”的中国区，后来却被指责近半业务涉贿。据德国《明镜在线》一篇《列支敦士登的西门子账户——为“外高桥”支出410万欧元》的文章称，这笔钱被怀疑“用于”上海外高桥电厂项目。据称，当时西门子从中方获得了将近5亿马克的订单。
有业内人士称，国际厂商在中国投标做项目，首先要找到那些在政府关系方面广有人脉的“掮客”。投标方会与“掮客”所注册的壳公司签订手续齐全的劳动服务合同，将贿赂资金以咨询费、安装费、服务费等各种名目打给掮客，而掮客再通过现金或物品贿赂、安排亲人出事后结算等方式向相关人员行贿。按照行规，大的项目一般需要拿出2%〜3%的金额行贿。
2007年5月，宝洁公司又被揭露有商业贿赂之嫌。据媒体报道，宝洁公司在1994年至1997年之间曾陆续向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进行捐赠，其中800万元仍在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账户上，其余200万元多用于口腔保健推广工作。这让企业和事关公共利益的机构之间以捐款或赞助等名义进行的金钱交易受到关注。
2007年8月，香港廉政公署掀起零售企业采购环节反腐风暴，知名餐饮企业麦当劳卷入其中。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麦当劳董事总经理刘士成涉嫌收取食物供应商利益向公司引荐他们提供的食物，被廉署拘捕。
不久后，法国零售巨头家乐福中国区又被牵涉其中。与香港廉署先收到匿名举报再拘留的过程不同，这次是由家乐福内部自查引起，并由公司直接将涉案人员送交司法机关。2007年6月25日至8月1日，家乐福对北京CCU(城市采购中心)及7家门店进行调查，最后包括12名供应商在内的22名人员被北京警方传唤，其中8名家乐福经理级员工被正式拘留。
而内地一些零售企业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则称，采购环节收受贿赂已经是非常普遍的“潜规则”，因为数额不大、涉及人多，目前各企业基本没有切实可行的根治这类腐败的办法。
商业贿赂导致官员腐化堕落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企业进行商业贿赂，对应的就是相关官员的腐化和堕落。
2006年9月15日，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因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法院查明：1997年至1998年，被告人徐放鸣利用其主管金融工作的职务便利，为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营活动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冰分4次给予其的贿赂款人民币20万元、美元10.8万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89万余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09万余元；1999年至2000年间，徐放鸣利用职务便利，应行贿人刘敏要求，为刘敏所在企业牟取利益，后分3次收受刘敏给予的贿赂款美元12.8万元（折合人民币105万余元）。
2006年11月3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恩照受贿案一审宣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以受贿罪判处张恩照有期徒刑15年。法院经开庭审理查明，2000年至2004年间，被告人张恩照利用其担任原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400余万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恩照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鉴于张恩照因其他违纪问题被审查后，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不掌握的本案受贿事实，属于自首，且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对张恩照依法可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以受贿罪判处张恩照有期徒刑15年。
而2007年最具轰动效应的，应该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一案。根据法庭公开审理时出示、质证的证据认定：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被告人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8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牟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一些企业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5月29日上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官员因受贿罪被判处极刑，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这也表明了中央对政府官员贪赃枉法的极度痛恨，标志着中国新一轮商业反腐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世界各国如何杜绝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一大“公害”，世界各国政府和人们对此也深恶痛绝，想尽了一切办法。
从美国的市场运作和社会监管方面来看，对商业贿赂的围剿有这样四大主要机制：一是反垄断机制。由于美国几乎没有任何产品和服务是被少数一两家公司把持的，交易双方面对的是公平的市场，因此企图通过商业贿赂来获得非正当利益的行为自然没有什么市场。二是公平竞争机制。在近乎白热化而又很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把成本控制在最合理状态成为决定公司经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机制下，就不太可能出现公司采购和营销人员通过商业贿赂舍弃低价产品和服务转而购买高价商品和服务的情况。三是舆论监督机制。在公开和严格的舆论监督下，任何形式的贿赂都会成为丑闻被公布于世，使行贿和受贿者和公司本身遭到媒体曝光、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四是法律机制。严格的反腐败立法和执法是打击商业贿赂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美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打击商业腐败，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此外，美国制定了《反海外贿赂法》，把反商业贿赂推向海外。
日本的绝招是：老虎苍蝇一起打，企业成为反商业贿赂主体。首先是在法律上筑起反商业贿赂的重要防线，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连微小的商业贿赂事件也决不放过。日本界定的贿赂范围相当广，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贿赂，包括提供性服务以及高规格的宴请和接待等。如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首相的影响力，为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牵线搭桥，向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推销一批大型客机，并接受好处费的“洛克希德”事件中：首相田中角荣被逮捕，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日本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防止和制约商业贿赂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严格的招投标制度。企业的最高领导人不直接参与招标工作，具体的招标工作由具體部门组成的招标小组进行。还有人对招标小组有无违反招标程序进行检查监督,防止个别人在招标中营私舞弊，接受贿赂。
新加坡是亚洲公认的最廉洁的国家，它最重要、最有效的经验就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少腐败的机会。早在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时期的《预防腐败法》，随后进行了几次修改。《预防腐败法》对贪污、贿赂行为做了非常严密和具体的规定。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此作为受贿的证据。法律还给予反贪人员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规定被控方家属和证人有提供实情的义务，否则将受到严重处罚。
如何遏止中国商业贿赂
在国内，如何防止、打击商业贿赂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为了配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使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在法治的轨道内顺利进行，推动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关专家纷纷献计献策。
有专家认为，商业贿赂着重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完善制度建设，形成反商业贿赂的合力。我国已有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制度在内的反商业贿赂的基本法律框架，但现行规定存在协调程度和完备性较差、执法主体混乱、制裁力度不够、执法尺度不一等问题，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使分散的力量得以有效整合；第二，切实提高商业贿赂案件的查处率，遏制大要案的发生；第三，加强对垄断行业和关键部门实权人员的预防、监督机制建设。要从源头上防治商业贿赂的发生和蔓延，必须结合行业和部门的不同性质和特点，以垄断行业和关键部门的实权人员为重点，切实加强内部预防和监督商业贿赂行为的机制建设，有效抑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不当介入，最大限度地减少商业贿赂赖以产生的土壤与空间。
专家认为，治理商业贿赂的重点不宜放在惩办已经发生的违反犯罪活动上，而应当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减少商业贿赂发生的机会：第一，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第二，建立与完善以市场为主体的信用档案体系。这样就可以通过对存在行贿记录等失信行为的市场主体进行严格监管，甚至将一些信用极差的市场主体强制性清退出市场，减少商业贿赂产生的源头；第三，建立健全商业贿赂高发领域的行政监管体系。从已经发生的商业贿赂案件来看，相关领域行政监管的缺失，是商业贿赂得以肆虐的重要原因。建立健全商业贿赂高发领域的行政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治理商业贿赂的当务之急。
在美国，人们曾把反商业贿赂称为“扒粪运动”。中国也需要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才能使商业社会恢复洁净的环境。
如影随形，水涨船高！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经济发展和商业贿赂似乎如一对“孪生兄弟”般难以分割。
所谓商业贿赂，是指在商业活动中，有关单位或个人为了牟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直接或间接向国内外拥有职务的单位、个人提供、许诺给予、提议给予和实际给予财物及财物之外的一切不正当利益，并侵害他人职务廉洁性；或者拥有职务的有关单位、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害职务廉洁性，索取或收受财物及财物之外的一切不正当利益，意图为他人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
虽然商业贿赂行为只在市场交易双方间进行，但其流毒却影响深远——它的存在扭曲了公平竞争的规则，使诚信经营的企业沦为受害者，导致市场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让交易的天平向行贿者一边倾斜，最终导致“内部贿赂、社会买单”的局面，为诸如假冒伪劣、低质高价等商品大开方便之门，侵害了消费者利益。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但商业贿赂也暗潮涌动，侵蚀着健康的社会肌体。如何遏止中国的商业贿赂潮，成为政府、媒体、公众关注的焦点。
国内企业商业贿赂愈演愈烈
国内企业中，近年来发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商业贿赂案件。
2007年5月，国酒茅台的一则新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新闻称，茅台集团总经理乔洪被调查，原因是销售过程中涉嫌商业贿赂。据查，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烟台华新酒业实际控制人姜国武为茅台优秀经销商以及优秀员工代表团150人赴韩国观看世界杯牵线搭桥，与山东一家旅行社合作。据了解，当时贵州茅台与山东旅行社有两份不同的付费合同，一份是1.7万元/人，另一份是3.7万元/人，两份不同合同费用差距将近300万元。实际按3.7万/人标准出费用的经销商，发现旅行社提供的账面清单与自己支付的费用相差太大，于是纷纷表达了不满，于是姜国武不得不将近300万元归还茅台。后来，由乔洪弟弟乔建华出面，向经销商退款。
因为数年来针对乔洪的举报越来越多，贵州方面决定从姜国武下手。很快，为姜国武协调处理韩日世界杯费用的乔建华也被司法调查。就在这期间，乔洪开始向贵州省委写信，并将矛头指向茅台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5月8日，一直四处为自己辩护的乔洪被贵州纪委“请”走，配合关于韩日世界杯代表团费用问题的调查。直到5月18日，贵州省纪委才正式宣布“双规”乔洪。
2007年8月，正准备在香港上市的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却遭遇了香港廉政公署的“下马威”。据媒体报道，香港廉政公署此前称，近期接到多项关于饮食业的贪污举报，经调查后展开了代号“骏骥”的拘捕行动。在该行动中，27名火锅及酒楼行业的工作人员涉嫌收受食品供应商提供的利益而被拘捕，其中5人为小肥羊香港店面工作人员。根据香港廉政公署发布的消息称，这些被捕的饮食业职员涉嫌收受有关供应商提供的利益，包括现金、银行或电话投注户口存款及夜总会娱乐等，之后他们向供应商批出购订单，并容许供应商夸大发票金额和提供次货，以此作为回报。
此事对小肥羊上市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根据香港法律，所有公司在上市期间不能有诉讼，即“零诉讼”。而即将上市的公司，也必须严格遵守上市规则，小肥羊的香港雇员涉嫌受贿，虽是分店员工行为，却直接影响着总公司的形象，并且可根据涉案性质和程度的不同，对该公司在港上市产生影响。之前在香港曾发生过有公司因诉讼案而暂停上市的个案：2004年在香港发生了“领汇诉讼风波”，当时香港租户卢少兰指控，领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违反了房屋委员会向租户提供生活福利设施的义务，这场诉讼风波终以领汇基金暂时放弃上市计划而告终。
据国务院国资委纪委书记贾福兴称，2006年5月至2007年1月，中央企业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已结案76件，涉案金额1800万元，涉案人员106人，刑事处理66人，纪律处分28人。
外资企业商业贿赂暗潮涌动
一般人认为，相对国内企业而言，在华跨国公司有着较好的正面形象，是遵纪守法的楷模。但在有些业内人士眼里，外企在中国的商业贿赂行为可能更为猖獗。因为我国的法律健全程度和执行力度都容易被找到可钻的空子，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直接由政府出台文件赋予外资企业特权，甚至不惜在法律上对外资企业作出让步，承诺对外资企业的一些違法行为不予追究，比如有些地方的“一年只能进入外企进行一次执法”的“土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违法犯罪被发现的几率非常低，发现后受惩处的几率更低，加之外资企业行贿的调查取证难度较大，导致许多外资企业不惧我国法律的威慑力。
去年11月，西门子爆发了商业贿赂丑闻，德国、瑞士、意大利、希腊、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先后陷入西门子贿金泥潭。而先前被认为是“净土”的中国区，后来却被指责近半业务涉贿。据德国《明镜在线》一篇《列支敦士登的西门子账户——为“外高桥”支出410万欧元》的文章称，这笔钱被怀疑“用于”上海外高桥电厂项目。据称，当时西门子从中方获得了将近5亿马克的订单。
有业内人士称，国际厂商在中国投标做项目，首先要找到那些在政府关系方面广有人脉的“掮客”。投标方会与“掮客”所注册的壳公司签订手续齐全的劳动服务合同，将贿赂资金以咨询费、安装费、服务费等各种名目打给掮客，而掮客再通过现金或物品贿赂、安排亲人出事后结算等方式向相关人员行贿。按照行规，大的项目一般需要拿出2%〜3%的金额行贿。
2007年5月，宝洁公司又被揭露有商业贿赂之嫌。据媒体报道，宝洁公司在1994年至1997年之间曾陆续向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进行捐赠，其中800万元仍在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账户上，其余200万元多用于口腔保健推广工作。这让企业和事关公共利益的机构之间以捐款或赞助等名义进行的金钱交易受到关注。
2007年8月，香港廉政公署掀起零售企业采购环节反腐风暴，知名餐饮企业麦当劳卷入其中。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麦当劳董事总经理刘士成涉嫌收取食物供应商利益向公司引荐他们提供的食物，被廉署拘捕。
不久后，法国零售巨头家乐福中国区又被牵涉其中。与香港廉署先收到匿名举报再拘留的过程不同，这次是由家乐福内部自查引起，并由公司直接将涉案人员送交司法机关。2007年6月25日至8月1日，家乐福对北京CCU(城市采购中心)及7家门店进行调查，最后包括12名供应商在内的22名人员被北京警方传唤，其中8名家乐福经理级员工被正式拘留。
而内地一些零售企业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则称，采购环节收受贿赂已经是非常普遍的“潜规则”，因为数额不大、涉及人多，目前各企业基本没有切实可行的根治这类腐败的办法。
商业贿赂导致官员腐化堕落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企业进行商业贿赂，对应的就是相关官员的腐化和堕落。
2006年9月15日，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因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法院查明：1997年至1998年，被告人徐放鸣利用其主管金融工作的职务便利，为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营活动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冰分4次给予其的贿赂款人民币20万元、美元10.8万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89万余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09万余元；1999年至2000年间，徐放鸣利用职务便利，应行贿人刘敏要求，为刘敏所在企业牟取利益，后分3次收受刘敏给予的贿赂款美元12.8万元（折合人民币105万余元）。
2006年11月3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恩照受贿案一审宣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以受贿罪判处张恩照有期徒刑15年。法院经开庭审理查明，2000年至2004年间，被告人张恩照利用其担任原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400余万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恩照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鉴于张恩照因其他违纪问题被审查后，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不掌握的本案受贿事实，属于自首，且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对张恩照依法可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以受贿罪判处张恩照有期徒刑15年。
而2007年最具轰动效应的，应该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一案。根据法庭公开审理时出示、质证的证据认定：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被告人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8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牟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一些企业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5月29日上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官员因受贿罪被判处极刑，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这也表明了中央对政府官员贪赃枉法的极度痛恨，标志着中国新一轮商业反腐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世界各国如何杜绝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一大“公害”，世界各国政府和人们对此也深恶痛绝，想尽了一切办法。
从美国的市场运作和社会监管方面来看，对商业贿赂的围剿有这样四大主要机制：一是反垄断机制。由于美国几乎没有任何产品和服务是被少数一两家公司把持的，交易双方面对的是公平的市场，因此企图通过商业贿赂来获得非正当利益的行为自然没有什么市场。二是公平竞争机制。在近乎白热化而又很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把成本控制在最合理状态成为决定公司经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机制下，就不太可能出现公司采购和营销人员通过商业贿赂舍弃低价产品和服务转而购买高价商品和服务的情况。三是舆论监督机制。在公开和严格的舆论监督下，任何形式的贿赂都会成为丑闻被公布于世，使行贿和受贿者和公司本身遭到媒体曝光、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四是法律机制。严格的反腐败立法和执法是打击商业贿赂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美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打击商业腐败，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此外，美国制定了《反海外贿赂法》，把反商业贿赂推向海外。
日本的绝招是：老虎苍蝇一起打，企业成为反商业贿赂主体。首先是在法律上筑起反商业贿赂的重要防线，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连微小的商业贿赂事件也决不放过。日本界定的贿赂范围相当广，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贿赂，包括提供性服务以及高规格的宴请和接待等。如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首相的影响力，为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牵线搭桥，向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推销一批大型客机，并接受好处费的“洛克希德”事件中：首相田中角荣被逮捕，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日本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防止和制约商业贿赂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严格的招投标制度。企业的最高领导人不直接参与招标工作，具体的招标工作由具體部门组成的招标小组进行。还有人对招标小组有无违反招标程序进行检查监督,防止个别人在招标中营私舞弊，接受贿赂。
新加坡是亚洲公认的最廉洁的国家，它最重要、最有效的经验就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少腐败的机会。早在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时期的《预防腐败法》，随后进行了几次修改。《预防腐败法》对贪污、贿赂行为做了非常严密和具体的规定。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此作为受贿的证据。法律还给予反贪人员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规定被控方家属和证人有提供实情的义务，否则将受到严重处罚。
如何遏止中国商业贿赂
在国内，如何防止、打击商业贿赂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为了配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使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在法治的轨道内顺利进行，推动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关专家纷纷献计献策。
有专家认为，商业贿赂着重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完善制度建设，形成反商业贿赂的合力。我国已有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制度在内的反商业贿赂的基本法律框架，但现行规定存在协调程度和完备性较差、执法主体混乱、制裁力度不够、执法尺度不一等问题，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使分散的力量得以有效整合；第二，切实提高商业贿赂案件的查处率，遏制大要案的发生；第三，加强对垄断行业和关键部门实权人员的预防、监督机制建设。要从源头上防治商业贿赂的发生和蔓延，必须结合行业和部门的不同性质和特点，以垄断行业和关键部门的实权人员为重点，切实加强内部预防和监督商业贿赂行为的机制建设，有效抑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不当介入，最大限度地减少商业贿赂赖以产生的土壤与空间。
专家认为，治理商业贿赂的重点不宜放在惩办已经发生的违反犯罪活动上，而应当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减少商业贿赂发生的机会：第一，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第二，建立与完善以市场为主体的信用档案体系。这样就可以通过对存在行贿记录等失信行为的市场主体进行严格监管，甚至将一些信用极差的市场主体强制性清退出市场，减少商业贿赂产生的源头；第三，建立健全商业贿赂高发领域的行政监管体系。从已经发生的商业贿赂案件来看，相关领域行政监管的缺失，是商业贿赂得以肆虐的重要原因。建立健全商业贿赂高发领域的行政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治理商业贿赂的当务之急。
在美国，人们曾把反商业贿赂称为“扒粪运动”。中国也需要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才能使商业社会恢复洁净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