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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的研究文章中，贾平凹1984年发表的《腊月·正月》被一致认为是反映乡村改革的代表性作品，与作家同一时期发表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等并置。“如果说《小月前本》和《鸡窝洼人家》集中地表述了人们所具有的新的素质对于改革的重要，那么《腊月·正月》则着重强调了只有破除旧的保守习惯势力，改革才能向前迈进。”①张韧也从改革文学的角度来肯定过这部作品：“超越了前几年写改革矛盾过程的台阶，进入了更深的层次，它们更注意描写改革所引起的灵魂的骚动和各种价值观念的变化。”②这种主题与题材的归类，一方面与小说发表的年代有关，1984年正是改革文学风起云涌的时期，而且之前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等小说的改革书写意图比较明晰，《腊月·正月》自然被归入其类；另一方面，《腊月·正月》确实写到了韩玄子的保守与王才的求新求变发展个体经济，这样的二元对立表述模式暗合改革文学的普遍性特征，而且王才所致力的食品加工是超越农业的商品生产，这更确证了这部小说的改革文学的“属性”。但是从整部作品来看，《腊月·正月》并不是典型的改革小说，或者说它所体现出来的乡村改革书写意图并不明显。
一、王才是改革者吗？
1980年的改革小说致力于塑造改革者形象，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李向南（《新星》）、傅连山（《祸起萧墙》）这样的人物深入人心，在文学画廊里具有经典价值。对于人物的倾心与注重，一方面是时代的呼唤，需要乔光朴那样有能力有奉献精神的改革者来推动社会变革与经济建设；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改革小说受到同时代以改革者为书写中心的报告文学的深刻影响。改革者与保守派、顽固派、个人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与较量，构成了改革小说的叙事张力。即使没有明确表述改革者取得成功，也会有一个预示胜利的结尾，作家要展现出改革不可阻挡的潮流趋势。按照改革文学的一般性特征来看《腊月·正月》，那么王才无疑是改革者，韩玄子代表阻挠破坏改革的势力，王才冲破韩玄子设置的障碍，发展了经济并获得了认可，也是非常符合改革小说的改革与保守力量强弱转化走势的叙事。在这样的情况下，《腊月·正月》被认为是改革文学作品，也就自然而然了。然而，从王才的性格心理与才智能力，以及他所经营的产业等综合来看，他的改革者身份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王才并非能力超群、天赋异禀之人，也不是才能受到压抑的怀才不遇者。王才曾在油坊做雇工，二贝看他身体单薄力气不足，靠出体力谋生不是长久之计，建议他重寻赚钱门路。但是王才却一筹莫展，认为除了干体力活养家糊口别无他路可循，在二贝面前“王才一脸哭相，说地分了，粮够吃了，可一家几口人，没有一个挣钱的，只出不入，他又没本事，只有这么干了”。但凡改革者首先要有信心，即一旦政策宽松，自己有能力把握并改变生存境遇与外在的世界。然而王才却并不具有这一特质，他似乎是被苦难的日子耗尽了信心，但是越是困境就越能检验出改革者的“成色”，王才与其他改革者形象相比显得“底气”不足。王才的发迹，或者说他的第一桶金的获取，完全是在二贝的建议、帮助与扶持下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王才没有眼光没有胆略的特点暴露无遗。二贝建议王才收购特产商芝包装运到城里出售，他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也没有马上同意，而是畏首畏尾非常犹豫，“这商芝是山里人的野菜，谁要这玩意儿？”对于如何发家致富，对于市场的供需，他没有认知也没有判断，王才甚至连一点变革的欲望都没有。
在二贝的劝说与帮助下，王才干起了贩卖商芝的生意，促成了他命运的转折。但是，在韩玄子限制二贝帮助王才之后，这个“改革者”瞬间陷入了困境，此时的王才缺乏冷静思考与积极的应对，而是意气用事，把生意当成了发泄怨气的途径——“一股气憋着，春天收了几麻袋商芝拿到省城去卖。结果，大折其本，可怜的坐在城墙根呜呜地哭。”即使王才找到生财之路，也初步地了解了市场赚到了钱，但是他的应变能力与开拓精神非常缺乏，一旦少了二贝的支持，稍有起色的生意很快便垮掉了。改革者应该具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面对“大折其本”的困境，王才却选择了哭泣，虽然这是符合农民心理的表达，但是过于柔弱的性格使他很难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中自立。
贩卖商芝是王才运命的转折点，在这个过程中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为他从事食品加工的行当铺垫了基础。正是因为经营商芝赔本，王才才有机会进入城市的食品加工厂一边打工赚钱一边学习经验，“在城里一家街道食品加工厂干了两个月临时工，回来就又闹腾着也办食品加工厂”。随着食品加工厂经营规模的扩大，王才在乡村的地位慢慢地确立了起来。对于王才“改革者”身份的确认也完全是因为这个带有商业性质的食品加工厂，这显然是不同于农业生产的经济形式与经营方式，在1980年代初的农村带有创新性特征。但是，贾平凹对于王才迅速转产到加工食品的叙述却语焉不详。王才卖商芝“大折其本”损失惨重后进城里的食品加工厂，虽然两个月可以学会食品加工的流程，但是只靠两个月的工作是无法积攒下办工厂的资金的，而且王才曾经是乡村中经济状况最差的人，那么这笔投资来自于哪里呢？难道王才也像阿Q一样在城里发了财吗？小说中只是一笔带过，这使我们不免对这个食品加工厂顺理成章的出现产生怀疑。同时，从王才的食品加工厂可以想到制作油绳到城里兜售的陈奂生，虽然两者规模有异但性质相同，似乎农民除了贩卖土特产品之外，就只有食品加工销售这惟一的赚钱出路了。所以王才从事食品加工看似带有改革创新性质，其实只不过是任何寻求出路的农民都会想到的经济形式，其技术水平门槛低，原料供应直接，市场需求量大，易于经营。然而食品这种附加值小的低端商品，也反映出了农民在商品经济浪潮中的无力与尴尬。王才的食品加工厂虽然不断扩大规模日益红火，甚至得到了县委书记的认可，但其未必会有一个可预期的前景。人的天性里都有一种赚钱的欲望，既然土地已经没有太大的赚钱希望，那么发展其他行业也就势在必行了。随着城市食品加工行业的兴起，王才的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必然要面临剧烈冲击，后者无论是生产效率、品种花样、口感质量，还是卫生条件都不具备优势。所以，王才的加工厂能够存活并有一定的市场，只能是暂时的现象，没有生命力可言。改革是推陈出新的变革，用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并体现出新的经济形式的强大发展潜力。以此来看，王才的食品加工显然不属于创新，王才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改革者。 王才面对处处为难自己的韩玄子，并没有做出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选择了一味的顺从与忍让。虽然王才的态度有出于维护乡邻关系，以及照顾二贝的情面的考虑，但主要是他把自己放在了低人一等的位置上。这种性格是长期的困窘卑微的生活境况造成的，是中国人奴性心理的典型表现，他们需要靠外在的认可来确认自身价值。王才办食品加工厂富裕起来了，但是物质生活的改变并没有使王才人格得以自立，他的卑怯心理依然严重。王才也觉得要有所改变有所行动，“我王才以前是什么模样，难道让我永远是那个模样吗？”但他还是选择了从外在世界寻找途径拯救自己的卑微，比如花钱包一场电影，花钱请外地的舞狮队，以及花钱赞助四皓镇的社火等。在小说的高潮部分，也就是县委书记来给王才拜年的场景中，王才那种卑怯的、不自立的人格展现无遗，当他听说马书记要来给自己拜年惊喜得发了狂。他对韩玄子的高朋满座异常羡慕，他把与县委书记的合影虔诚地高挂在堂屋以彰显自我，表现出了王才在文化、权力面前的不自信。沿袭历史重负的农民不可能瞬间摆脱旧有的思维观念，王才的自立需要一个过程，然而当一个人无法确认自我价值的时候，他不可能成时代潮流的引领者，不可能成为时代需要的改革者。
二、二贝的存在价值
二贝在《腊月·正月》中身份非常特殊，他既是韩玄子的儿子，也是王才的朋友与支持者；这个人物的“戏份”不多，但非常重要，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既往的评论往往围绕韩玄子与王才来谈小说，对于二贝很少提及，这个人物的叙事功能与性格心理被忽视了，重新打量二贝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本。
二贝给穷困的王才出主意让他收购商芝到城里贩卖，并说：“你是没力气，可你一肚子精明，这事只能你干，谁也干不了。”然而纵观王才的发迹过程，我们能够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真正有见识、有视野、有能力、有“一肚子精明”的恰恰是二贝，而不是王才。二贝给王才的建议并不凭空而来，而是有着充分的市场调研与分析，“现在的城里人大鱼大肉吃腻了，就想吃一口山货土产的滋味，又都讲究营养”，营养价值极高的商芝自然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二贝考虑问题周密极具商业头脑，“要经营，每袋附两份说明，一份讲清它的营养价值，一份说明食用方法。袋子上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商子山四皓商芝’”。二贝的销售方式已经告别了传统的土特产买卖的老路，分袋包装、附置说明书，以及为商品命名等，都具备了现代商业营销的特色，全面地迎合了消费者心理。二贝支持帮助王才从事商芝买卖并不是作为解决后者经济困顿的权宜之计，而是有着经营品牌追求的长远谋划。如果说《腊月·正月》中有改革者，那么具备改革者素质的人也只能是二贝。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二贝，王才就无法实现命运的转折。二贝不仅给王才出了主意，而且代他到县塑料厂定购包装袋子，又帮助他写商芝的说明书。二贝的重要性在韩玄子阻挠他继续帮助王才做生意之后，更彰显无遗。“二贝的行动受到了限制，王才自然搞不来塑料袋，也写不了说明书”，于是就有了王才按照传统销售方式所带来的“大折其本”的惨败。没有二贝，王才是“玩不转”的，但是二贝为什么选择王才而不是其他人？小说中没有交待二贝与王才的交往与情谊，只用二贝认为王才“一肚子精明”来解释。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二贝不自己去做这桩生意，而且包装袋、说明书，都是二贝一手包办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只有商芝的收购和销售是王才做的。当然，二贝难以抽身自己去经营这一生意，他是有公职的人，即使有发财的机会，他依然不会轻易辞职。这是1980年代初的社会风气使然，个体户的前景不明朗，而且社会的地位并不高，而有“公职”的人即使赚钱不多，也依然被人羡慕受人尊重。但是，按照正常的商业思维来说，二贝完全可以和王才共同经营，利润均分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贾平凹的书写中二贝对王才的生意完全属于帮忙，文中从未提及王才给二贝任何形式的报酬。即使可以认为质朴的乡邻关系还未被商业化所侵蚀，不计报酬的互助风气尚存，那么二贝的出发点，或者说作家对二贝这种行为的表述意图，就需要进一步探究了。
二贝是个孝顺的人，在父亲韩玄子面前很听话，小说中基本没有与父亲发生冲突的场面，而惟一的一次是因为韩玄子觉得二贝在修整照壁的事情拖沓不热心，于是提出了与二贝分家另过。正是这个乖顺听话的儿子，给韩玄子“制造”了一个最为头疼的、几乎耗去他所有精力的问题——帮助王才改变命运富裕了起来。作为小说的高潮，县委书记给王才拜年，进而导致来韩玄子家吃饭的客人迅速散去的事件，究其根本依然可以溯源到二贝这里，是二贝建议并代替王才给县委书记写的信，引起了后者对王才这个专业户的重视，才有了让韩玄子彻底感到灰心丧气的事情发生。父子矛盾是具有普遍性的，两代人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等诸多方面都会存在差异，冲突也就不可避免。我认为《腊月·正月》对父子冲突的表达是通过王才这个中介来实现的。
二贝的见识、视野通过王才的行为得以外化，后者的富裕也直接刺激了韩玄子的神经，现代的商业思维与传统的权威意识在此交锋，构成了小说中最为本质的冲突。我们能够感觉到贾平凹对二贝这个人物情有独钟，文本中但凡出场的乡村人物基本上都会有或是性格上或是行为上的缺陷与不足，韩玄子的狭隘、王才的卑怯、巩德胜的谄媚、秃子的势利等，而唯独在二贝身上找不出任何的缺点。二贝孝顺父母，没有任何忤逆父母的言行；善待乡邻，无偿帮助王才发家致富，他的观念意识已然超越了农民身份的局限，具有了现代视野，且德才兼备。所以只能由王才代替二贝的角色站到韩玄子的“对立面”上，构成父子冲突的表述模式。王才的成功，最终印证了二贝对韩玄子所说的“王才是个能人”的判断，也宣告了新老一代的冲突以韩玄子的失败而告终。
三、韩玄子：狭隘的“庄园主”
贾平凹把大幅笔墨都倾注在了韩玄子身上，他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人物，小说的叙事是随着他的情绪心理变化展开的，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发掘展现韩玄子的精神世界才是作家的目的。已有的研究文章中都对韩玄子给予了特别关注，但往往都是在认定《腊月·正月》为改革文学的前提下，给韩玄子戴上了“落后顽固”的帽子，“他是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的习惯势力的化身”。③韩玄子确实阻碍了王才发家致富，然而他只是阻挠王才的富裕，他并不反对具有整体意义的社会变革。所以简单地把韩玄子定位为改革的反对派，无法认清这个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 退休教师韩玄子自认为是文化人，素以“商山五皓”自居；文化站长虽然算不得什么官位，却与公社干部关系密切，能办一些让乡邻羡慕的事情；家庭和睦，子女孝顺，这一切使韩玄子成为乡村社会有身份地位、受人尊重的人，他完全可以不问世事、心平气和地颐养天年。但是，这个一直处于乡村舞台中心的花甲老人却庸人自扰，将一幅本可以描绘得很悦目的“归园田居”画卷涂抹得乱七八糟，甚至使自己的精神心理陷入崩溃境地。是什么激发了一向以文化教养自居的韩玄子的争强好胜心理，使他置自我利益与乡村伦理于不顾，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王才呢？我认为，致使韩玄子心理近乎变态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他的身份——退休之人，二是他要保持自己在乡村的社会中心地位。
小说从介绍韩玄子的心理开始：“去年春天以来，村里、社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使他不能称心如意，情绪很不安静。”并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政策使韩玄子心态失衡，而是因为他退休了。一个没了工作的60岁的老头，恰逢外在世界也在悄然地发生着一些变化，他产生了对于子女、家庭，乃至整个乡村的无力把握的恐惧，由此，人本性中的愤世嫉俗、心胸狭隘等特性猛然地爆发了出来。韩玄子由“商山五皓”回归了“原形”——退休的小老头。在这种心态下，韩玄子异常敏感、喜怒无常，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使他大为光火。他支使二贝整修照壁，后者稍显拖沓就招来了父亲的“疾言厉色”，甚至“当着二贝两口的面，自己打自己耳光”，声称：“好好一个家，全叫你们弄散了！”并决定与二贝分家另过。他越感到自己无从把握，就越是要控制住子女家庭，于是二贝成了他“彰显”权威的对象，他觉得自己提前退休让二贝有了工作，但是二贝却不顺自己的意，愤怒之下“他居然打了二贝一个耳光”。“当他一天天在村里有了不顺心的事”，他觉得家庭可以“安慰”自己，但是家庭并不能如自己所愿。不是儿子、家庭氛围变了，而是韩玄子的要求更为苛刻了，内心的无着落使他拼命地向外在索取，扩大了与家庭成员间的矛盾。退休前的平静生活完全被打乱了，韩玄子的内心世界波涛汹涌，养花植草需要心静；借酒消愁，而且往往大清早就去喝酒，在酒精麻醉中寻找过去的幻象。
在韩玄子的世界中，与退休一起到来的，还有农村经济政策的变革。既往的研究认为韩玄子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然而这一判断显然不符合小说本身，“对于土地承包耕种的政策，韩玄子是直道英明的，他不是那种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再者，土地政策的变革对韩玄子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影响，两个儿子，一个是省城的记者，一个是做教师的，与此基本没有直接关系。韩玄子并不是一个乡村经济改革的反对者，而且他认为：“如果那种大锅饭继续下去，国穷民困，天下大乱，怕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见识与现实利益使他不至于成为改革的阻力。所以，韩玄子只反对王才，不反对改革，既往的解读刻意强调了他反对改革的保守性。虽然韩玄子并不反对向善的改革政策，但是新政策却使他陷入到了一种恐慌。在原有的政策下，个人发家的经济形式是被禁止的，政治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与稀缺性就体现了出来，作为教师、文化站长的韩玄子是乡村绝对的权威，甚至村领导都要惟其马首是瞻，他俨然是一个庄园主般的人物。韩玄子迷恋的是“管”，以及封建家长最喜欢的等级有序、尊卑有别等传统观念。在这样的秩序中，他是最受尊重与关注的人。然而新政策鼓励支持各种形式的发家，任何农民都可以通过合法致富成为为整个乡村所瞩目的人，都可以成为乡村舞台上的主角。习惯了“唱独角戏”的韩玄子，唯恐自己的“戏份”被别人抢去哪怕只是一星半点，所以“新政策的颁发，却使他愈来愈看不惯许多人、许多事”。当然，“许多人、许多事”，真能让韩玄子“在乎”的，归根结底也只有王才这样快速致富的一个人而已。
王才与韩玄子之间素无恩怨，而且他还是韩玄子的学生，对于后者王才像其他村民一样尊重有加；而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韩玄子和王才都并非处在一个等级上，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经济联系。也就是说，王才的致富实际上并不可能对韩玄子构成直接的物质利益的威胁”。④但是韩玄子出于维护自己“庄园主”的权威和地位的狭隘心理，处处为难王才，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整部小说都在围绕着韩玄子对王才的“打击”来铺陈叙事。在王才贩卖商芝阶段，韩玄子就阻挠二贝为其提供帮助，当王才的食品加工厂兴办起来之后，韩玄子的仇视心理也随之高炽。韩玄子仇视的不是作为新兴事物的食品加工厂，他厌恨的是有了钱的王才。他开始感觉到，或者预见到如果王才发展起来，那么自己的“主角”身份将受到威胁。韩玄子极力阻挠这样场景的出现，因为那无疑会动摇自己“唯我独尊”的庄园主地位，于是他就做出了许多有违他身份地位、甚至有违乡村伦理的事情来。
小说中还有一个从事商业经营的人——巩德胜。他的生意也是比较有规模的，韩玄子对这个也可能富裕起来的人，采取了与对待王才截然相反的态度，他处处给巩德胜以关照，甚至巩德胜的代销点的营业执照都是韩玄子帮他办来的。帮助巩德胜这一行为，也能证明韩玄子并不是反对乡村经济发展的顽固派。为什么韩玄子对王才的个体经济全力打击，对于巩德胜的同样行为则提供帮助呢？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因为在韩玄子看来巩德胜构不成对他地位的任何威胁，反而可以衬托出韩玄子急公好义、有能力的高大形象来。巩德胜即使再富有，也依然是一个驼背的残疾、娶了带了个傻儿子的寡妇做媳妇、在脸面上永远都翻不了身的人，永远成不了乡村舞台的“主角”。对于巩德胜，韩玄子虽然多有扶持，而且常与他喝酒聊天，但是从来没有把巩德胜当成一个能与自己分庭抗礼的人物来看待。作家薛宝新说：“中国的热心人，帮助没办法的人是一种享受。可一旦困顿的人突然交了好运，他又不自觉地会产生一点点微妙的忌妒心理。”⑤韩玄子帮助生活无着的巩德胜，虽非享受但也积极主动，而对于曾经困顿的王才忽然发家，韩玄子便生发出了强烈的妒嫉心。
韩玄子对王才的百般为难，除了恐惧富裕的王才威胁自己地位外，再有就是他对王才这种曾经困顿之人发迹的嫉妒。韩玄子一直看不起王才，而且那种蔑视深刻到了骨子里，“从心底来说，王才这人我是看不上眼的”，这种情感态度莫不是因为王才低下的社会地位与曾经赤贫的生活状况。在韩玄子的意识中，这个人应该永远都是那副模样，不配成为一个体面的人，他认定王才必须不如他。然而，一旦王才富裕起来，韩玄子的精神世界随之失衡，韩玄子自己的“显贵”，需要以别人的卑微来映衬与铺垫，如果王才这样生存窘迫的“奴隶”一旦翻身，那么自己将失去“庄园主”的身份地位。狭隘的视野、退休的心态与被“惯坏”了的骄纵，心理病态的韩玄子在乡村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出“为老不尊”的闹剧。 四、嫉妒：小说的叙事动力
对王才的恐惧与轻蔑掺杂在一起，在韩玄子心里形成了强烈的嫉妒感，这种情感使韩玄子的世界再大也无法容下王才的存在。他的眼中外在的世界似乎被简化成了王才一个人，他的喜怒哀乐的各种情绪都与王才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篇小说就可以看成是韩玄子与王才两个人之间的故事，一方出招，一方拆招，但是二者之间的身份、地位与能量在此过程中不停转换。韩玄子像一个老拳师有傲视王才的资本，而王才身处低位，闪转腾挪疲于应付中不断积累气力。虽然是两个人的博弈，但是如果没有韩玄子不断地“挑起争端”，那么这个故事将无以为继。纵观《腊月·正月》，小说波澜起伏层层深入的动力正是韩玄子所施加的，也就是说韩玄子的嫉妒心理与外化的行为才是情节发展的动力。
《腊月·正月》的主要线索是出于嫉妒的韩玄子对王才“一招不成，再施以一计”的刁难与压制，“在许多时候，人们的不理智行为，不合逻辑的言行表现，都与嫉妒心理作祟有很大关系。”⑥韩玄子阻挠王才买公房扩大生产规模，即使确认自己买不了公房，也不能让王才如愿以偿：“这公房咱不买了，但咱转让也要转让给别人，万不能让王才得去！”韩玄子偶然听说王才把三亩地租给了别人，他觉得“机会”又来了，不管王才的做法是否符合政策就急不可耐地给后者扣上的“雇佣”“剥削”的大帽子；他拿不存在的土地政策和莫须有的“风声”来吓唬王才；他还试图以行政手段来“收拾”王才，在向公社领导汇报王才转让土地事件时加入个人情感与判断。在“整治”王才方面，确实不尽如人意，所以情绪自然不好。但是韩玄子并不可能就此“认输”，偃旗息鼓，接连的失败反而激起了他嫉妒的火焰。镇上办社火，每家均摊费用，王才提议自己出全部办社火的钱，韩玄子的干涉使王才的计划落空；正月里的社火表演，韩玄子阻止狮子队去王才家。王才包了一场电影，韩玄子就鼓动巩德胜也包一场更好看的以争取观众，给王才难堪。
最能反映韩玄子被嫉妒折磨得心理扭曲的，是他嫁女儿请客这件事。王才在韩玄子面前一直谨慎有礼，无言语得罪，年节时还给韩玄子送了烟酒等礼物，把王才排除在请客范围是没有理由的，而且按照乡村伦理来说，韩玄子的行为也无疑是犯忌的。注重人情和脸面是适合中国人所追求的人际关系稳定与和谐的目标的，敢于不顾人情、撕破脸面需要勇气，毕竟可能面临被乡邻指责、被集体排斥的下场。从这个角度看，韩玄子请客把王才排除在外，绝对是意气用事，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以此能看出韩玄子对王才的“恨之入骨”，一切能难为王才的事情他都不会放过，即使这样做有违身份、有违人情、有违伦理也在所不惜。这个时候的韩玄子像一个输红眼了的赌徒一样，在与王才的“较量”中孤注一掷。韩玄子在最后这个回合中使出了“绝招”，当意识到自己确实无法改变王才的“崛起”之后，他再也无计可施，只能归于沉默，不再制造事端。
韩玄子的情绪变化是小说另一条线索，当然韩玄子的所有喜怒哀乐、得意与懊恼、兴奋与沮丧，都与王才相关，对王才关注的“热切”体现出了韩玄子对其嫉妒情感的强烈。韩玄子可以随意贬损王才，但是家人是不能提起这个名字的，一旦犯禁，韩玄子就会发作。然而，韩玄子不管情绪低落还是愉快，都要提到王才，在受到巩德胜恭维后，他马上把王才拿出来贬低一番，以实现急切的对比，期望自己获得点滴心理上的优势。贬低王才能使韩玄子优越感提升，才能使嫉妒心理得以缓解，只有在与王才的对比中不落下风，那么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是值得的，比如看到王才的烟比自己的好，他会毫不犹豫拿钱去买更贵的。韩玄子拿不存在的土地政策和莫须有的“风声”来吓唬王才，后者的恐惧让他心里感到十分舒服，但却因为妻子说起修照壁“王才家有白灰的事”，而大发雷霆。骂完妻子骂儿子二贝：“你照壁你要修，你就修，你不修就推倒，要诚心败这个家，我也就一把火把这一院子全烧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得意迅速土崩瓦解，转瞬陷入怒不可遏的灰暗情绪之中，这种变换无不是因为自家人有向王才“投降”的倾向。再穷也不能用王才的白灰，即使说说也是禁止的，因为那样无疑会“提高”王才的地位。
“韩玄子在腊月里没有办成一件可心的事，情绪自然沮丧”，没有能够成功地压制王才他自然情绪不好，而这种出于嫉妒的沮丧累加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身体上的不适。当韩玄子得知王才买公房的谋划得逞，立刻就“急了”，甚至“脑子‘嗡’地一下大起来，只觉得眼前的房呀、树呀、狗剩呀、都在旋转，便踉踉跄跄走回家去”。在韩玄子看来，王才的得逞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打击，所以在这一事件的刺激下，他的情绪恶劣到了极点，甚至“急火攻心”危及健康。情绪的极端恶劣以身体健康问题为表征，而韩玄子“在镇街上走几趟就累得厉害，额上直冒虚汗”的状况，体现了王才成功买房对他的巨大“打击”。
“他王才那种人，值得你伤了这身子？你要一口气窝在肚里，让那王才知道了，人家不是越发笑话吗？”大女儿“对症下药”，瞬间就治愈了韩玄子的心病，乡邻对他的热情依旧，这“又使他有些得意”，重新找回优越感。这个时候自然又想到王才，“王才，你要是有能耐，你也出来走走试一试，看有几个人招呼你？”心病还需心药医，处理了巩德胜的杂货店闹事事件后，韩玄子彻底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心情上十分惬意。把韩玄子从极度失意情绪中拯救出来的，还是与嫉妒对象王才对比以获取的心理优势。韩玄子腊月中没办成一件“可心事”的郁闷在正月里一扫而光，春节期间，“最最快活的是韩玄子”。在这个中国社会人际交往最频繁的节日中，韩玄子重新体验到了被包围、处在中心的感觉，他又成了“封建家长”“庄园的主人”。如果能在这种良好的感觉中寻机“收拾”一下王才，那就更“完满”了，而王才也给了韩玄子一个机会。王才到韩玄子家拜年并试图请其代为协商原料供应问题，韩玄子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个申请是违法的，并且进而用认购国库券这样的事情来吓唬王才。看着陷入惶恐不安之中的王才，韩玄子觉得一切都“有滋有味”了。
在县里的社火会上，韩玄子看清了“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大趋势后，他意识到了王才因为富裕起来而被承认社会地位的可怕事实，情绪无比低落所以身体感到了不适。与此相应的是，韩玄子听说县委马书记要去王才家拜年时，“霎时间耳鸣得厉害，视力也模糊起来，好久才清醒过来”。对于韩玄子，如果说意识到王才发家符合政策路线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县委书记给王才拜年则是“致命一击”，这一行为直接宣告了他的“失败”与王才的“胜利”。在与王才的“较量”中，任何失败都会使韩玄子的精神世界崩溃。得知儿媳妇到王才的加工厂打工，韩玄子遭遇到了无以复加的打击。刻苦铭心的嫉妒与无能为力改变的事实，心如枯木却又不甘“失败”的冲突，使韩玄子的情绪心理也会永远处于“破损”状态。
嫉妒不仅改变了韩玄子退休后的人生轨迹，也彻底打乱了他的精神世界，由此也成就了文学史上一个满腹哀怨的小老头形象；嫉妒也是小说叙事的动力，如果抽掉韩玄子的嫉妒心，那么《腊月·正月》的故事情节无疑会重复改革小说的保守与改革的斗争模式，从而失去对人心人性展现的深度。从这个意义上看，贾平凹在《腊月·正月》中以韩玄子为对象透视出来的人难以克服掉的、本能的嫉妒心理，在中国文学史都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
注释：
①唐先田：《充满浓郁诗意和改革精神的农村画卷——评贾平凹的三部中篇小说》，《江淮论坛》1984年第5期。
②张韧：《多样性·历史感·风格化——简评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获奖作品》，《人民日报》1985年5月13日。
③夏刚：《折射的历史之光——<腊月·正月纵横谈》，《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④蔡翔：《行为冲突与观念的演变——读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读书》1985年第4期。
⑤薛宝新：《生活的笑容》，《当代》1985年第 4期。
⑥寒心 编著：《嫉妒心理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社会转型中的改革文学研究（1979-1985）”（项目编号：13CZW07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张韵波
一、王才是改革者吗？
1980年的改革小说致力于塑造改革者形象，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李向南（《新星》）、傅连山（《祸起萧墙》）这样的人物深入人心，在文学画廊里具有经典价值。对于人物的倾心与注重，一方面是时代的呼唤，需要乔光朴那样有能力有奉献精神的改革者来推动社会变革与经济建设；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改革小说受到同时代以改革者为书写中心的报告文学的深刻影响。改革者与保守派、顽固派、个人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与较量，构成了改革小说的叙事张力。即使没有明确表述改革者取得成功，也会有一个预示胜利的结尾，作家要展现出改革不可阻挡的潮流趋势。按照改革文学的一般性特征来看《腊月·正月》，那么王才无疑是改革者，韩玄子代表阻挠破坏改革的势力，王才冲破韩玄子设置的障碍，发展了经济并获得了认可，也是非常符合改革小说的改革与保守力量强弱转化走势的叙事。在这样的情况下，《腊月·正月》被认为是改革文学作品，也就自然而然了。然而，从王才的性格心理与才智能力，以及他所经营的产业等综合来看，他的改革者身份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王才并非能力超群、天赋异禀之人，也不是才能受到压抑的怀才不遇者。王才曾在油坊做雇工，二贝看他身体单薄力气不足，靠出体力谋生不是长久之计，建议他重寻赚钱门路。但是王才却一筹莫展，认为除了干体力活养家糊口别无他路可循，在二贝面前“王才一脸哭相，说地分了，粮够吃了，可一家几口人，没有一个挣钱的，只出不入，他又没本事，只有这么干了”。但凡改革者首先要有信心，即一旦政策宽松，自己有能力把握并改变生存境遇与外在的世界。然而王才却并不具有这一特质，他似乎是被苦难的日子耗尽了信心，但是越是困境就越能检验出改革者的“成色”，王才与其他改革者形象相比显得“底气”不足。王才的发迹，或者说他的第一桶金的获取，完全是在二贝的建议、帮助与扶持下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王才没有眼光没有胆略的特点暴露无遗。二贝建议王才收购特产商芝包装运到城里出售，他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也没有马上同意，而是畏首畏尾非常犹豫，“这商芝是山里人的野菜，谁要这玩意儿？”对于如何发家致富，对于市场的供需，他没有认知也没有判断，王才甚至连一点变革的欲望都没有。
在二贝的劝说与帮助下，王才干起了贩卖商芝的生意，促成了他命运的转折。但是，在韩玄子限制二贝帮助王才之后，这个“改革者”瞬间陷入了困境，此时的王才缺乏冷静思考与积极的应对，而是意气用事，把生意当成了发泄怨气的途径——“一股气憋着，春天收了几麻袋商芝拿到省城去卖。结果，大折其本，可怜的坐在城墙根呜呜地哭。”即使王才找到生财之路，也初步地了解了市场赚到了钱，但是他的应变能力与开拓精神非常缺乏，一旦少了二贝的支持，稍有起色的生意很快便垮掉了。改革者应该具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面对“大折其本”的困境，王才却选择了哭泣，虽然这是符合农民心理的表达，但是过于柔弱的性格使他很难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中自立。
贩卖商芝是王才运命的转折点，在这个过程中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为他从事食品加工的行当铺垫了基础。正是因为经营商芝赔本，王才才有机会进入城市的食品加工厂一边打工赚钱一边学习经验，“在城里一家街道食品加工厂干了两个月临时工，回来就又闹腾着也办食品加工厂”。随着食品加工厂经营规模的扩大，王才在乡村的地位慢慢地确立了起来。对于王才“改革者”身份的确认也完全是因为这个带有商业性质的食品加工厂，这显然是不同于农业生产的经济形式与经营方式，在1980年代初的农村带有创新性特征。但是，贾平凹对于王才迅速转产到加工食品的叙述却语焉不详。王才卖商芝“大折其本”损失惨重后进城里的食品加工厂，虽然两个月可以学会食品加工的流程，但是只靠两个月的工作是无法积攒下办工厂的资金的，而且王才曾经是乡村中经济状况最差的人，那么这笔投资来自于哪里呢？难道王才也像阿Q一样在城里发了财吗？小说中只是一笔带过，这使我们不免对这个食品加工厂顺理成章的出现产生怀疑。同时，从王才的食品加工厂可以想到制作油绳到城里兜售的陈奂生，虽然两者规模有异但性质相同，似乎农民除了贩卖土特产品之外，就只有食品加工销售这惟一的赚钱出路了。所以王才从事食品加工看似带有改革创新性质，其实只不过是任何寻求出路的农民都会想到的经济形式，其技术水平门槛低，原料供应直接，市场需求量大，易于经营。然而食品这种附加值小的低端商品，也反映出了农民在商品经济浪潮中的无力与尴尬。王才的食品加工厂虽然不断扩大规模日益红火，甚至得到了县委书记的认可，但其未必会有一个可预期的前景。人的天性里都有一种赚钱的欲望，既然土地已经没有太大的赚钱希望，那么发展其他行业也就势在必行了。随着城市食品加工行业的兴起，王才的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必然要面临剧烈冲击，后者无论是生产效率、品种花样、口感质量，还是卫生条件都不具备优势。所以，王才的加工厂能够存活并有一定的市场，只能是暂时的现象，没有生命力可言。改革是推陈出新的变革，用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并体现出新的经济形式的强大发展潜力。以此来看，王才的食品加工显然不属于创新，王才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改革者。 王才面对处处为难自己的韩玄子，并没有做出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选择了一味的顺从与忍让。虽然王才的态度有出于维护乡邻关系，以及照顾二贝的情面的考虑，但主要是他把自己放在了低人一等的位置上。这种性格是长期的困窘卑微的生活境况造成的，是中国人奴性心理的典型表现，他们需要靠外在的认可来确认自身价值。王才办食品加工厂富裕起来了，但是物质生活的改变并没有使王才人格得以自立，他的卑怯心理依然严重。王才也觉得要有所改变有所行动，“我王才以前是什么模样，难道让我永远是那个模样吗？”但他还是选择了从外在世界寻找途径拯救自己的卑微，比如花钱包一场电影，花钱请外地的舞狮队，以及花钱赞助四皓镇的社火等。在小说的高潮部分，也就是县委书记来给王才拜年的场景中，王才那种卑怯的、不自立的人格展现无遗，当他听说马书记要来给自己拜年惊喜得发了狂。他对韩玄子的高朋满座异常羡慕，他把与县委书记的合影虔诚地高挂在堂屋以彰显自我，表现出了王才在文化、权力面前的不自信。沿袭历史重负的农民不可能瞬间摆脱旧有的思维观念，王才的自立需要一个过程，然而当一个人无法确认自我价值的时候，他不可能成时代潮流的引领者，不可能成为时代需要的改革者。
二、二贝的存在价值
二贝在《腊月·正月》中身份非常特殊，他既是韩玄子的儿子，也是王才的朋友与支持者；这个人物的“戏份”不多，但非常重要，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既往的评论往往围绕韩玄子与王才来谈小说，对于二贝很少提及，这个人物的叙事功能与性格心理被忽视了，重新打量二贝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本。
二贝给穷困的王才出主意让他收购商芝到城里贩卖，并说：“你是没力气，可你一肚子精明，这事只能你干，谁也干不了。”然而纵观王才的发迹过程，我们能够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真正有见识、有视野、有能力、有“一肚子精明”的恰恰是二贝，而不是王才。二贝给王才的建议并不凭空而来，而是有着充分的市场调研与分析，“现在的城里人大鱼大肉吃腻了，就想吃一口山货土产的滋味，又都讲究营养”，营养价值极高的商芝自然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二贝考虑问题周密极具商业头脑，“要经营，每袋附两份说明，一份讲清它的营养价值，一份说明食用方法。袋子上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商子山四皓商芝’”。二贝的销售方式已经告别了传统的土特产买卖的老路，分袋包装、附置说明书，以及为商品命名等，都具备了现代商业营销的特色，全面地迎合了消费者心理。二贝支持帮助王才从事商芝买卖并不是作为解决后者经济困顿的权宜之计，而是有着经营品牌追求的长远谋划。如果说《腊月·正月》中有改革者，那么具备改革者素质的人也只能是二贝。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二贝，王才就无法实现命运的转折。二贝不仅给王才出了主意，而且代他到县塑料厂定购包装袋子，又帮助他写商芝的说明书。二贝的重要性在韩玄子阻挠他继续帮助王才做生意之后，更彰显无遗。“二贝的行动受到了限制，王才自然搞不来塑料袋，也写不了说明书”，于是就有了王才按照传统销售方式所带来的“大折其本”的惨败。没有二贝，王才是“玩不转”的，但是二贝为什么选择王才而不是其他人？小说中没有交待二贝与王才的交往与情谊，只用二贝认为王才“一肚子精明”来解释。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二贝不自己去做这桩生意，而且包装袋、说明书，都是二贝一手包办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只有商芝的收购和销售是王才做的。当然，二贝难以抽身自己去经营这一生意，他是有公职的人，即使有发财的机会，他依然不会轻易辞职。这是1980年代初的社会风气使然，个体户的前景不明朗，而且社会的地位并不高，而有“公职”的人即使赚钱不多，也依然被人羡慕受人尊重。但是，按照正常的商业思维来说，二贝完全可以和王才共同经营，利润均分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贾平凹的书写中二贝对王才的生意完全属于帮忙，文中从未提及王才给二贝任何形式的报酬。即使可以认为质朴的乡邻关系还未被商业化所侵蚀，不计报酬的互助风气尚存，那么二贝的出发点，或者说作家对二贝这种行为的表述意图，就需要进一步探究了。
二贝是个孝顺的人，在父亲韩玄子面前很听话，小说中基本没有与父亲发生冲突的场面，而惟一的一次是因为韩玄子觉得二贝在修整照壁的事情拖沓不热心，于是提出了与二贝分家另过。正是这个乖顺听话的儿子，给韩玄子“制造”了一个最为头疼的、几乎耗去他所有精力的问题——帮助王才改变命运富裕了起来。作为小说的高潮，县委书记给王才拜年，进而导致来韩玄子家吃饭的客人迅速散去的事件，究其根本依然可以溯源到二贝这里，是二贝建议并代替王才给县委书记写的信，引起了后者对王才这个专业户的重视，才有了让韩玄子彻底感到灰心丧气的事情发生。父子矛盾是具有普遍性的，两代人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等诸多方面都会存在差异，冲突也就不可避免。我认为《腊月·正月》对父子冲突的表达是通过王才这个中介来实现的。
二贝的见识、视野通过王才的行为得以外化，后者的富裕也直接刺激了韩玄子的神经，现代的商业思维与传统的权威意识在此交锋，构成了小说中最为本质的冲突。我们能够感觉到贾平凹对二贝这个人物情有独钟，文本中但凡出场的乡村人物基本上都会有或是性格上或是行为上的缺陷与不足，韩玄子的狭隘、王才的卑怯、巩德胜的谄媚、秃子的势利等，而唯独在二贝身上找不出任何的缺点。二贝孝顺父母，没有任何忤逆父母的言行；善待乡邻，无偿帮助王才发家致富，他的观念意识已然超越了农民身份的局限，具有了现代视野，且德才兼备。所以只能由王才代替二贝的角色站到韩玄子的“对立面”上，构成父子冲突的表述模式。王才的成功，最终印证了二贝对韩玄子所说的“王才是个能人”的判断，也宣告了新老一代的冲突以韩玄子的失败而告终。
三、韩玄子：狭隘的“庄园主”
贾平凹把大幅笔墨都倾注在了韩玄子身上，他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人物，小说的叙事是随着他的情绪心理变化展开的，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发掘展现韩玄子的精神世界才是作家的目的。已有的研究文章中都对韩玄子给予了特别关注，但往往都是在认定《腊月·正月》为改革文学的前提下，给韩玄子戴上了“落后顽固”的帽子，“他是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的习惯势力的化身”。③韩玄子确实阻碍了王才发家致富，然而他只是阻挠王才的富裕，他并不反对具有整体意义的社会变革。所以简单地把韩玄子定位为改革的反对派，无法认清这个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 退休教师韩玄子自认为是文化人，素以“商山五皓”自居；文化站长虽然算不得什么官位，却与公社干部关系密切，能办一些让乡邻羡慕的事情；家庭和睦，子女孝顺，这一切使韩玄子成为乡村社会有身份地位、受人尊重的人，他完全可以不问世事、心平气和地颐养天年。但是，这个一直处于乡村舞台中心的花甲老人却庸人自扰，将一幅本可以描绘得很悦目的“归园田居”画卷涂抹得乱七八糟，甚至使自己的精神心理陷入崩溃境地。是什么激发了一向以文化教养自居的韩玄子的争强好胜心理，使他置自我利益与乡村伦理于不顾，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王才呢？我认为，致使韩玄子心理近乎变态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他的身份——退休之人，二是他要保持自己在乡村的社会中心地位。
小说从介绍韩玄子的心理开始：“去年春天以来，村里、社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使他不能称心如意，情绪很不安静。”并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政策使韩玄子心态失衡，而是因为他退休了。一个没了工作的60岁的老头，恰逢外在世界也在悄然地发生着一些变化，他产生了对于子女、家庭，乃至整个乡村的无力把握的恐惧，由此，人本性中的愤世嫉俗、心胸狭隘等特性猛然地爆发了出来。韩玄子由“商山五皓”回归了“原形”——退休的小老头。在这种心态下，韩玄子异常敏感、喜怒无常，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使他大为光火。他支使二贝整修照壁，后者稍显拖沓就招来了父亲的“疾言厉色”，甚至“当着二贝两口的面，自己打自己耳光”，声称：“好好一个家，全叫你们弄散了！”并决定与二贝分家另过。他越感到自己无从把握，就越是要控制住子女家庭，于是二贝成了他“彰显”权威的对象，他觉得自己提前退休让二贝有了工作，但是二贝却不顺自己的意，愤怒之下“他居然打了二贝一个耳光”。“当他一天天在村里有了不顺心的事”，他觉得家庭可以“安慰”自己，但是家庭并不能如自己所愿。不是儿子、家庭氛围变了，而是韩玄子的要求更为苛刻了，内心的无着落使他拼命地向外在索取，扩大了与家庭成员间的矛盾。退休前的平静生活完全被打乱了，韩玄子的内心世界波涛汹涌，养花植草需要心静；借酒消愁，而且往往大清早就去喝酒，在酒精麻醉中寻找过去的幻象。
在韩玄子的世界中，与退休一起到来的，还有农村经济政策的变革。既往的研究认为韩玄子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然而这一判断显然不符合小说本身，“对于土地承包耕种的政策，韩玄子是直道英明的，他不是那种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再者，土地政策的变革对韩玄子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影响，两个儿子，一个是省城的记者，一个是做教师的，与此基本没有直接关系。韩玄子并不是一个乡村经济改革的反对者，而且他认为：“如果那种大锅饭继续下去，国穷民困，天下大乱，怕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见识与现实利益使他不至于成为改革的阻力。所以，韩玄子只反对王才，不反对改革，既往的解读刻意强调了他反对改革的保守性。虽然韩玄子并不反对向善的改革政策，但是新政策却使他陷入到了一种恐慌。在原有的政策下，个人发家的经济形式是被禁止的，政治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与稀缺性就体现了出来，作为教师、文化站长的韩玄子是乡村绝对的权威，甚至村领导都要惟其马首是瞻，他俨然是一个庄园主般的人物。韩玄子迷恋的是“管”，以及封建家长最喜欢的等级有序、尊卑有别等传统观念。在这样的秩序中，他是最受尊重与关注的人。然而新政策鼓励支持各种形式的发家，任何农民都可以通过合法致富成为为整个乡村所瞩目的人，都可以成为乡村舞台上的主角。习惯了“唱独角戏”的韩玄子，唯恐自己的“戏份”被别人抢去哪怕只是一星半点，所以“新政策的颁发，却使他愈来愈看不惯许多人、许多事”。当然，“许多人、许多事”，真能让韩玄子“在乎”的，归根结底也只有王才这样快速致富的一个人而已。
王才与韩玄子之间素无恩怨，而且他还是韩玄子的学生，对于后者王才像其他村民一样尊重有加；而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韩玄子和王才都并非处在一个等级上，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经济联系。也就是说，王才的致富实际上并不可能对韩玄子构成直接的物质利益的威胁”。④但是韩玄子出于维护自己“庄园主”的权威和地位的狭隘心理，处处为难王才，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整部小说都在围绕着韩玄子对王才的“打击”来铺陈叙事。在王才贩卖商芝阶段，韩玄子就阻挠二贝为其提供帮助，当王才的食品加工厂兴办起来之后，韩玄子的仇视心理也随之高炽。韩玄子仇视的不是作为新兴事物的食品加工厂，他厌恨的是有了钱的王才。他开始感觉到，或者预见到如果王才发展起来，那么自己的“主角”身份将受到威胁。韩玄子极力阻挠这样场景的出现，因为那无疑会动摇自己“唯我独尊”的庄园主地位，于是他就做出了许多有违他身份地位、甚至有违乡村伦理的事情来。
小说中还有一个从事商业经营的人——巩德胜。他的生意也是比较有规模的，韩玄子对这个也可能富裕起来的人，采取了与对待王才截然相反的态度，他处处给巩德胜以关照，甚至巩德胜的代销点的营业执照都是韩玄子帮他办来的。帮助巩德胜这一行为，也能证明韩玄子并不是反对乡村经济发展的顽固派。为什么韩玄子对王才的个体经济全力打击，对于巩德胜的同样行为则提供帮助呢？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因为在韩玄子看来巩德胜构不成对他地位的任何威胁，反而可以衬托出韩玄子急公好义、有能力的高大形象来。巩德胜即使再富有，也依然是一个驼背的残疾、娶了带了个傻儿子的寡妇做媳妇、在脸面上永远都翻不了身的人，永远成不了乡村舞台的“主角”。对于巩德胜，韩玄子虽然多有扶持，而且常与他喝酒聊天，但是从来没有把巩德胜当成一个能与自己分庭抗礼的人物来看待。作家薛宝新说：“中国的热心人，帮助没办法的人是一种享受。可一旦困顿的人突然交了好运，他又不自觉地会产生一点点微妙的忌妒心理。”⑤韩玄子帮助生活无着的巩德胜，虽非享受但也积极主动，而对于曾经困顿的王才忽然发家，韩玄子便生发出了强烈的妒嫉心。
韩玄子对王才的百般为难，除了恐惧富裕的王才威胁自己地位外，再有就是他对王才这种曾经困顿之人发迹的嫉妒。韩玄子一直看不起王才，而且那种蔑视深刻到了骨子里，“从心底来说，王才这人我是看不上眼的”，这种情感态度莫不是因为王才低下的社会地位与曾经赤贫的生活状况。在韩玄子的意识中，这个人应该永远都是那副模样，不配成为一个体面的人，他认定王才必须不如他。然而，一旦王才富裕起来，韩玄子的精神世界随之失衡，韩玄子自己的“显贵”，需要以别人的卑微来映衬与铺垫，如果王才这样生存窘迫的“奴隶”一旦翻身，那么自己将失去“庄园主”的身份地位。狭隘的视野、退休的心态与被“惯坏”了的骄纵，心理病态的韩玄子在乡村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出“为老不尊”的闹剧。 四、嫉妒：小说的叙事动力
对王才的恐惧与轻蔑掺杂在一起，在韩玄子心里形成了强烈的嫉妒感，这种情感使韩玄子的世界再大也无法容下王才的存在。他的眼中外在的世界似乎被简化成了王才一个人，他的喜怒哀乐的各种情绪都与王才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篇小说就可以看成是韩玄子与王才两个人之间的故事，一方出招，一方拆招，但是二者之间的身份、地位与能量在此过程中不停转换。韩玄子像一个老拳师有傲视王才的资本，而王才身处低位，闪转腾挪疲于应付中不断积累气力。虽然是两个人的博弈，但是如果没有韩玄子不断地“挑起争端”，那么这个故事将无以为继。纵观《腊月·正月》，小说波澜起伏层层深入的动力正是韩玄子所施加的，也就是说韩玄子的嫉妒心理与外化的行为才是情节发展的动力。
《腊月·正月》的主要线索是出于嫉妒的韩玄子对王才“一招不成，再施以一计”的刁难与压制，“在许多时候，人们的不理智行为，不合逻辑的言行表现，都与嫉妒心理作祟有很大关系。”⑥韩玄子阻挠王才买公房扩大生产规模，即使确认自己买不了公房，也不能让王才如愿以偿：“这公房咱不买了，但咱转让也要转让给别人，万不能让王才得去！”韩玄子偶然听说王才把三亩地租给了别人，他觉得“机会”又来了，不管王才的做法是否符合政策就急不可耐地给后者扣上的“雇佣”“剥削”的大帽子；他拿不存在的土地政策和莫须有的“风声”来吓唬王才；他还试图以行政手段来“收拾”王才，在向公社领导汇报王才转让土地事件时加入个人情感与判断。在“整治”王才方面，确实不尽如人意，所以情绪自然不好。但是韩玄子并不可能就此“认输”，偃旗息鼓，接连的失败反而激起了他嫉妒的火焰。镇上办社火，每家均摊费用，王才提议自己出全部办社火的钱，韩玄子的干涉使王才的计划落空；正月里的社火表演，韩玄子阻止狮子队去王才家。王才包了一场电影，韩玄子就鼓动巩德胜也包一场更好看的以争取观众，给王才难堪。
最能反映韩玄子被嫉妒折磨得心理扭曲的，是他嫁女儿请客这件事。王才在韩玄子面前一直谨慎有礼，无言语得罪，年节时还给韩玄子送了烟酒等礼物，把王才排除在请客范围是没有理由的，而且按照乡村伦理来说，韩玄子的行为也无疑是犯忌的。注重人情和脸面是适合中国人所追求的人际关系稳定与和谐的目标的，敢于不顾人情、撕破脸面需要勇气，毕竟可能面临被乡邻指责、被集体排斥的下场。从这个角度看，韩玄子请客把王才排除在外，绝对是意气用事，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以此能看出韩玄子对王才的“恨之入骨”，一切能难为王才的事情他都不会放过，即使这样做有违身份、有违人情、有违伦理也在所不惜。这个时候的韩玄子像一个输红眼了的赌徒一样，在与王才的“较量”中孤注一掷。韩玄子在最后这个回合中使出了“绝招”，当意识到自己确实无法改变王才的“崛起”之后，他再也无计可施，只能归于沉默，不再制造事端。
韩玄子的情绪变化是小说另一条线索，当然韩玄子的所有喜怒哀乐、得意与懊恼、兴奋与沮丧，都与王才相关，对王才关注的“热切”体现出了韩玄子对其嫉妒情感的强烈。韩玄子可以随意贬损王才，但是家人是不能提起这个名字的，一旦犯禁，韩玄子就会发作。然而，韩玄子不管情绪低落还是愉快，都要提到王才，在受到巩德胜恭维后，他马上把王才拿出来贬低一番，以实现急切的对比，期望自己获得点滴心理上的优势。贬低王才能使韩玄子优越感提升，才能使嫉妒心理得以缓解，只有在与王才的对比中不落下风，那么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是值得的，比如看到王才的烟比自己的好，他会毫不犹豫拿钱去买更贵的。韩玄子拿不存在的土地政策和莫须有的“风声”来吓唬王才，后者的恐惧让他心里感到十分舒服，但却因为妻子说起修照壁“王才家有白灰的事”，而大发雷霆。骂完妻子骂儿子二贝：“你照壁你要修，你就修，你不修就推倒，要诚心败这个家，我也就一把火把这一院子全烧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得意迅速土崩瓦解，转瞬陷入怒不可遏的灰暗情绪之中，这种变换无不是因为自家人有向王才“投降”的倾向。再穷也不能用王才的白灰，即使说说也是禁止的，因为那样无疑会“提高”王才的地位。
“韩玄子在腊月里没有办成一件可心的事，情绪自然沮丧”，没有能够成功地压制王才他自然情绪不好，而这种出于嫉妒的沮丧累加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身体上的不适。当韩玄子得知王才买公房的谋划得逞，立刻就“急了”，甚至“脑子‘嗡’地一下大起来，只觉得眼前的房呀、树呀、狗剩呀、都在旋转，便踉踉跄跄走回家去”。在韩玄子看来，王才的得逞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打击，所以在这一事件的刺激下，他的情绪恶劣到了极点，甚至“急火攻心”危及健康。情绪的极端恶劣以身体健康问题为表征，而韩玄子“在镇街上走几趟就累得厉害，额上直冒虚汗”的状况，体现了王才成功买房对他的巨大“打击”。
“他王才那种人，值得你伤了这身子？你要一口气窝在肚里，让那王才知道了，人家不是越发笑话吗？”大女儿“对症下药”，瞬间就治愈了韩玄子的心病，乡邻对他的热情依旧，这“又使他有些得意”，重新找回优越感。这个时候自然又想到王才，“王才，你要是有能耐，你也出来走走试一试，看有几个人招呼你？”心病还需心药医，处理了巩德胜的杂货店闹事事件后，韩玄子彻底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心情上十分惬意。把韩玄子从极度失意情绪中拯救出来的，还是与嫉妒对象王才对比以获取的心理优势。韩玄子腊月中没办成一件“可心事”的郁闷在正月里一扫而光，春节期间，“最最快活的是韩玄子”。在这个中国社会人际交往最频繁的节日中，韩玄子重新体验到了被包围、处在中心的感觉，他又成了“封建家长”“庄园的主人”。如果能在这种良好的感觉中寻机“收拾”一下王才，那就更“完满”了，而王才也给了韩玄子一个机会。王才到韩玄子家拜年并试图请其代为协商原料供应问题，韩玄子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个申请是违法的，并且进而用认购国库券这样的事情来吓唬王才。看着陷入惶恐不安之中的王才，韩玄子觉得一切都“有滋有味”了。
在县里的社火会上，韩玄子看清了“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大趋势后，他意识到了王才因为富裕起来而被承认社会地位的可怕事实，情绪无比低落所以身体感到了不适。与此相应的是，韩玄子听说县委马书记要去王才家拜年时，“霎时间耳鸣得厉害，视力也模糊起来，好久才清醒过来”。对于韩玄子，如果说意识到王才发家符合政策路线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县委书记给王才拜年则是“致命一击”，这一行为直接宣告了他的“失败”与王才的“胜利”。在与王才的“较量”中，任何失败都会使韩玄子的精神世界崩溃。得知儿媳妇到王才的加工厂打工，韩玄子遭遇到了无以复加的打击。刻苦铭心的嫉妒与无能为力改变的事实，心如枯木却又不甘“失败”的冲突，使韩玄子的情绪心理也会永远处于“破损”状态。
嫉妒不仅改变了韩玄子退休后的人生轨迹，也彻底打乱了他的精神世界，由此也成就了文学史上一个满腹哀怨的小老头形象；嫉妒也是小说叙事的动力，如果抽掉韩玄子的嫉妒心，那么《腊月·正月》的故事情节无疑会重复改革小说的保守与改革的斗争模式，从而失去对人心人性展现的深度。从这个意义上看，贾平凹在《腊月·正月》中以韩玄子为对象透视出来的人难以克服掉的、本能的嫉妒心理，在中国文学史都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
注释：
①唐先田：《充满浓郁诗意和改革精神的农村画卷——评贾平凹的三部中篇小说》，《江淮论坛》1984年第5期。
②张韧：《多样性·历史感·风格化——简评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获奖作品》，《人民日报》1985年5月13日。
③夏刚：《折射的历史之光——<腊月·正月纵横谈》，《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④蔡翔：《行为冲突与观念的演变——读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读书》1985年第4期。
⑤薛宝新：《生活的笑容》，《当代》1985年第 4期。
⑥寒心 编著：《嫉妒心理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社会转型中的改革文学研究（1979-1985）”（项目编号：13CZW07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