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上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常委的身份后边还有一大串社会兼职，毛大庆这位年仅37岁的新加坡凯德置地攻坚北京的少帅有点另类。谈到海归的经验,他说，一定要融入这个社会。
　　
　　我出身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著名的科技工作者，父亲20世纪50年代曾留学前苏联，是著名的核物理专家；母亲则是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国家选派赴英留学的航空航天工业专家。在1990年代初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我出国实际上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正因为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我对出国留学保留了一份冷静。
　　1991年我在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和其他人出国留学不同，我加盟了香港的一家设计企业。随后我到泰国，在一家泰国的大型上市公司负责中国的工业园项目规划。1994年，刚刚25岁的我进入世界最大建筑设计事务所的东南亚分部——新加坡日建（国际）设计事务所，成为那里当时唯一的中国设计师。
　　1995年年底的上海简直就是一个大工地，到处是高耸的吊车。大家开玩笑说，全世界最少有1/3的吊车都跑到上海来了。那一年，我所在的新加坡日建参与位于上海淮海路丽晶苑高级服务公寓的设计招标。因为我的设计蕴含了东方风格于国际流行趋势当中，受到了招标方的一致认可。最后我的设计胜出。我也因此经常跑到上海参与这个项目的建设。
　　当时，我的一个朋友拉我到淮海路上的一个高楼楼顶，指着林立的吊车对我说，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时代，用不了10年，上海将超越香港，你不想在这些建筑里边留下自己的创作吗？
　　这些话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当时我已经在国外工作生活了5年多。上海这种一日千里的态势让我决定回国。
　　我首先离开建筑设计所，加盟新加坡亮阁控股有限公司（后改为雅诗阁集团）做建筑师。在这期间，我负责了上海盛捷高级服务公寓（原名丽晶苑）及广州至尊高尔夫俱乐部会所与别墅的设计。1999年，我又被雅诗阁集团派往北京，做为雅诗阁北京首席代表，完成了北京高档服务公寓的旗帜性项目-北京雅诗阁项目，其间还完成了北京盛捷福景苑服务公寓项目。2002年我开始担任凯德置地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北京地区常务副总经理。
　　自1991年毕业后，我一直从事建筑和房地产行业，而且都是在亚洲。建筑本身和文化关系密切，我所游历过的地方文化和中国有互相印证之处，这些工作经历既开阔了我的视野，也不至于让我游离中国传统文化之外。
　　当然，自从1996年加盟新加坡凯德置地集团以来，近10年间我和这个亚洲最大的房地产上市公司都经历了艰巨的“本土化”过程。1994年起凯德置地独立在内地运作房地产，但一开始局限于上海。其实从新加坡到上海，这一步迈得已经非常不易，包括产品形态的理念，管理理念的转变，等等。但从上海我们又迈出一步，到北京、广州、宁波的时候，却发现不比当年从新加坡到上海来的容易。
　　作为一家国际化跨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我们正在经历中国房地产从计划体制下低产业化状态向市场经济高度产业化、职业化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市场化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计划的“分房时代”，第二阶段是半市场化的计划时代，集团购买为主，第三阶段是小业主购买成为市场主体，这才是真正市场化。从北京市场来看，进入第三阶段还不足10年，速度相当惊人。当然，惊人的速度也伴随着土地政策、交易透明、法律环境跟不上市场发展的问题，这两年的政策调控可以说是解决这些问题步伐加快的开始。从这一点上看，2005年是一个阶段性的转折点。
　　未来几年凯德置地可能会投入更大的资金在中国。从凯德置地角度来说，我们很希望跟国内的发展商和伙伴进行探讨，通过引入国际资金跟国内企业进行合作。不管怎么说，国际房产商在本土化之后迎来了更多的机会，也一定会给中国房地产市场带来一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