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得志的高志凯第一个工作是给邓小平当翻译，这样的起点加上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精英摇篮的熏陶，注定其身在投资银行领域却始终不忘“公共服务”。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恢复了已经停止10年的高考。我当时只有15岁，正在读高一，经过努力我跳级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之后我又跳级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当我1983年加入外交部时，虽然才21岁，已经是研究生毕业，随后我幸运地担任了最高领导人的翻译工作。
　　我曾陪同李先念主席访问美国，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美国。还陪过杨尚昆主席访问美国，陪胡耀邦总书记去过澳大利亚、新西兰，陪同国务院总理访问英国、联邦德国和荷兰。1980年代中期，我多次陪同小平同志会见外宾，包括尼克松、布什、蒙代尔、基辛格等重量级人物。在我20多岁时，就亲身经历了这么多国家大事，这对我一生的影响深远。
　　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翻译都要做很多后台准备工作，也经常参与很多最高领导人重要讲话第一手的记录和整理，很多国家的战略方针必须熟记于胸，这对我的锻炼非常大。在频繁陪同最高领导人接见、出访时，我注意到很多讲话和文件都特别重视法律方面的准确性，逐渐培养起了法律意识和兴趣，这也是我日后选择留学耶鲁大学这座法律学界明珠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后我曾到联合国担任译员。1989年正式进入耶鲁大学开始留学生涯。我的推荐人包括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我给邓小平当翻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耶鲁法学院更重视培养一种能够洞察法律的缺陷、敏锐发现并客观评价社会进步与法律体系之间的不平衡，从而进一步完善法律的更高层次的能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耶鲁培养的不单是律师，更是一种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耶鲁会“出产”这么多政治领袖，美国前总统福特、老布什、克林顿和现任总统小布什、副总统切尼都出身耶鲁。不过，在美国的时候，我一直保留着中国护照，因此无法像传统耶鲁美国人那样去做法官、秘书这样典型的公共服务工作。
　　我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曾在美国纽约华尔街律师事务所担任证券法律师，之后担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副总裁。1995年，我作为摩根士丹利的代表之一，参与组建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随后担任中金公司的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和收购与兼并事务主管。中金公司有过一段艰难的创业时期，但由于它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准确把握以及高人一等的国际化定位，中金逐渐成为中国最出色的投资银行。虽然离开了中金，我还是为中金感到自豪，我在演讲中经常说：中国有两类证券公司，一种是中金公司，另一种是其他证券公司。中金是独一无二的。
　　1997年10月，中国电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同时上市，我有幸代表中金公司同发行商一起在纽约市场按下当天开市的按钮。此次上市共融得42.5亿美元，创造了中国海外上市的融资纪录。
　　1999年，香港证监会聘请我担任证券及期货监察委员会中国事务顾问，负责协调内地和香港在证券领域的交流和监管合作，这补偿了我在耶鲁大学没有承担公共服务工作的遗憾。2000年从香港证监会卸任后，我曾任香港电讯盈科中国区执行董事，后又到中财国企投资有限公司任执行总裁，参与了德隆金融资产的重组。现在我担任香港恒基投资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这是我在投资银行领域一路走来的一条线，回顾这条路，我在投行、政府监管部门、大型实业投资集团都有任职经历。这些经历加上早年我在外交部和联合国形成的大局观，让我对中国眼下正在进行的重大改革有着自己的判断和见解。
　　最近我特别关注的是股权改革。股改中的“对价”原则，我认为这一做法没有法律依据，相反，在2004年将“保护财产”这一原则写入宪法后，违反了宪法对财产的根本保护。虽然股权分置问题必须要解决，但“对价”的做法违背了宪法规定的大原则，也必然导致坏的结果。现在有些市场参与方到处打探股改消息，利用资金优势操纵股改股的价格走势，将本应该得到保护的小股东挤出，从中牟利。对股票而言，追逐对价将使股市面临空洞化的危险。
　　似乎继承了耶鲁的历史传统，相对这些专业方面而言，我更看重自己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从我个人的发展经历可以看出对外交流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回国后一直没有中断这方面的努力。我现在是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理事，同时还担任美国亚洲协会国际理事会理事、欧美同学会商会理事、美国耶鲁法学院中国协会主席。在我看来，一个海归不仅应注重个人的发展，更应该融入到社会公共服务中去，为社会做出贡献。